一 弓箭，曾经一直牵系着清军的梦境。 站在广袤无垠的草原上，不管是谁，准会越来越深地感受到马背上的民族、马背上的军队，为什么对弓箭有着那种永恒的诱惑力。不仅如此，还会自觉不自觉地沉溺于从未有过的对箭文化的揣想冥思之中。
这不难理解。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生存方式，满人依赖狩猎得以生生不息，与弓箭有着解不开的情缘。对弓箭崇拜之致的清军。曾经在这个世界上独树一帜，尽领风骚。弓箭是清军的魂、清军的根、清军心中的图腾和夺取天下的利器。难以想象，在那完全靠马匹作为机动工具的年代，如果没有弓箭，清军能越过长城，驰骋中原吗?
这种雄风和习俗，在内蒙古草原上的木兰围场里，还能真切地看到它的遗存。去年冬天来到这里。抬眼远眺，眼前是一片林海雪原，莽莽苍苍、气象万千；雪凇玉树，无限情趣。但最能吸引人眼球的还是骑射表演，无数国内外游客和艺术家前来观光、摄影、写生，可见这种尚箭惯性的历史悠远和根深蒂固。
我痴痴地伫立在积雪上，看到那些五花八门、造型各异的弓箭，重新感受到了历史的寒冽和忧伤，也体会到了这个冷兵器之王曾给这块大地带来的辉煌与狼狈。
遥想当年，天地有大悲而不言。
1840年，那个令国人刻心铭骨又对后世有着重要影响的年份。为了维护倾销鸦片而得来的暴利。英军不远万里，来到中国。那时，这些黄毛士兵已经熟练地操作起前装燧发滑膛枪了，而清军呢，只有一半的士兵使用火器，另一半仍然手执弓箭。
读到这段历史，我经常托着腮帮坐在灯影下苦想，并发出这样的叩问：为什么不是全部使用火器?是大清国没有这个财力来制造吗?翻阅了有关资料，我才敢肯定地回答：否也!史籍有载：在这场战争爆发之前20年，即道光登基的1820年，大清帝国的总产出，用现在的专业名词应该叫GDP，还占世界总份额的32.9％，超过西欧的英、法、德、意、奥、比、荷、瑞士、瑞典、挪威、丹麦、芬兰等核心十二国总产出的12％，更遥遥领先于只占世界总份额1.8％的美国和3％的日本。
那又是为什么呢?原来，清军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看家本领和夺取天下的法宝――弓箭。
清军入关前素以骑射见长，善用马队在无火炮掩护下进行宽大正面的高速冲击。这套战术体系可以在野外攻防作战中，十分方便地大量使用骑兵、鸟枪兵和大刀队，镇压“揭竿而起”的国内农民起义军相当有效，但与武器装备和战术水平已从冷兵器文化中脱胎出来的英军作战时，其弱点或者说是短板就显得有些致命了。
按照一般常识，一个民族、一个武装集团，强项的东西总是具有先进性，也是自己的立身之本。而弱项的东西，不用说，那自然要么落后，要么过时，要么迂腐。但历史本身不一定非要依照逻辑来运行，更不一定与我们的常识相吻合，这个“老人”有时所干出的勾当常令人匪夷所思，无法说清。时过境迁，强项有时成为短板，在很多情况下，成功往往沦为失败之母。魂幡尚飘，旧调新弹，有时候胜利来得太快，江山易色也是很快，强项的两重性是每个王朝的奠基者始料不及的。
对于清军的弓箭，很长时间，我一直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开始揭起祖宗的这个“伤疤”。不过，对这个难言之隐，无论怎么说，我都有一种感觉。它胜过一部逻辑巨著。
二
对于满清王朝，现在人们还有着几分复杂的情感。记得上中学高中的时候，听老师反复讲起满清的事儿，什么割地赔银、垂帘听政、勾结洋人……几乎让我们那群屠上刚刚长出髭毛的中学生气愤得直捶课桌，内心充满着彻入骨髓的幽怨与悲愤。从此，“腐败无能”四个字，几乎成了满清王朝的专用词了。后来，史实告诉我们，满清并不是一开始就这么窝囊的，当年努尔哈赤带领八旗子弟便是弯弓驰骋于白山黑水之间，统一了女真各部。后来，这支马背上的军队也是执着弩弓，攻城略地，横扫六合，建立了大清王朝，开拓了疆域，现在我们引以为豪的版图，不就是从那个时候定型的吗?
大凡在人类历史演进的长河中，特殊的地理位置总会孕育出所在民族生存发展的特殊文化。从白山黑水间走出来的清朝统治者，是率领军队在马背上打下天下的，莫看弓箭其貌不扬，却是他们的杀手锏，是草原子民的战场图腾，更是清军尚武进取精神的象征。
既然如此神威，不妨追溯一下它的历史与读者共享。
弓箭，是冷兵器时期的战场上古人远距离打击敌人的有利武器，也浓缩了先人的智慧。作为射箭用的器械，起源于原始社会，起初将树枝弩曲，用绳索绷紧即成，以后在制作技术上不断发展，选材、配料、制作程序和规格逐步充实、精良。战国时期就有使用弩做战争工具的记载，到了秦汉时期，弩的使用达到了顶峰，从秦陵的出土文物中可以看出弩的出现对秦军的统一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人类从远古的掷石相击到近代枪炮的大量登场为止，弓箭在战争中的作用是任何武器无法替代的。我国古代曾流传下来了许多美好动人的有关弓箭的故事，像发生在1千3百多年前的“薛仁贵‘三箭定天山”’等等。
大清立国之初，为了使子孙不忘本，皇室和八旗子弟仍自幼学习骑射，崇尚武功，并且对皇子皇孙的骑射本领要求颇高。所以，清初几代皇帝都精于骑射，均有御驾亲征、率兵打仗的经历，并喜爱参与狩猎。在木兰围场，我看到了康熙皇帝这样一组数字：一生来此狩猎48次，猎虎多达153只，曾有过一天射兔318只的记录。可见其骑射功夫了得，扳指作为拉弓射箭之器具，自然难离其手。即便是平时，清帝也常戴扳指，表示不忘祖宗和武功。直到现在，我依然惊叹那本来没有呼吸没有知觉没有推力的弓箭，一经人们组合，竟变得那般威力无比，直穿云幕，绘影绘神。
一个民族的智慧，一个国家的实力，往往需要一些标志性的证明，而弓箭对满清王朝来说，则是能够起到这种作用的兵器领域之一。难怪乎，一代伟人毛泽东评价成吉思汗时，用了“弯弓”两字，而没有用策马、挥刀等什么的。
弓箭是伟大的，因为它使披坚执锐的士兵所向披靡；草原是伟大的，因为它以包容的胸怀养育了一支支悍勇的军队；游牧人的性情是伟大的，因为他们的秉性与农耕文明形成了极强的互补。但是，所有的伟大，都不能成为子孙后代不思进取的老本，否则这种伟大就很有可能成为悲剧的影幕。
三
这个世界上只要人类还存在竞争，那些安排社会秩序的政治组织和武装集团的历史选择，就往往是由自己的敌人来决定的，这是一个说起来荒唐可笑，行起来却难以超脱的悖谬。许多执政治国的重大战略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这种悖谬的支配。
公元14世纪，随着黑火药应用于欧洲战争，在人类军事史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奇迹。将硝酸钾、硫黄和木炭的混合物装在密闭容器内，利用点燃后产生急剧膨胀燃烧气体的爆炸力，使兵器和兵器系统具备了比以往任何兵器大得多的杀伤力。世界近代第一次军事革命发生在16至17世纪的 欧洲，滑膛枪炮取代了弓箭刀剑，宣告了热兵器时代的到来。这是冷、热兵器的分水岭，战争武器的革命性变化也是从这里开始的。我对兵器没有过系统的研究。但直观地理解，冷兵器，最大特点就是一对一厮杀，一次最多杀一个，说白了，完全凭兵士自身的气力杀人，一个万里长城就阻隔过强大的匈奴和北方腥臊；而热兵器，最大特点是人借助了火药的燃烧动力，使得一个人能杀好多人，一把手枪一次能杀十个人，一把机枪一次能杀几百个人，一辆坦克一次能杀几千人，一颗原子弹，一次能杀几十万人，杀伤距离从几百米可以到几千公里以远，杀敌的效率极大提高。到了19世纪下半期至20世纪初，欧洲、北美和东亚等，后装枪炮取代前装枪炮，无烟火药取代黑色火药，蒸气舰船取代木制帆船。
此时，祖先以武力征服了中原的大清帝王们仍相信：弓箭和腰刀才是武力之本，朝野上下还为清军的弓箭沾沾自喜，跌进了自我欣慰的虚假光环之中，同时正津津乐道于八股文章和汉学考据。清军里的那些兵痞兼政客们，正把权力当作美酒疯狂地啜饮，在一片后庭花与淫歌之中谑浪笑遨。
历史总是制造一种荒唐，荒诞，既给人提供不断思考的兴趣，又令人不可思议。那些名为上实唯己的狗盗者、那些只会在百步内窝里斗的卑劣者，那些“见人话人话，见鬼说鬼话”的狡猾者，有时也胸佩着英雄勋章、挥着指挥刀，煌煌地走进缀满花环的凯旋门。这莫不是我们同族人悲剧的渊薮吗?
是的。当年也许早就有人这样认为了，但不能阻止这一切的发生，因为这个舞台的背后是整整一个王朝制度。
看来，体制的弓箭比兵器的弓箭更可怕，它才是清军不思进取，被动挨打的真正源头之一。曾经再强大过的军队，也难于抵御这种落后腐朽体制的侵蚀。
四
对过去成功经验和胜利“法宝”执拗般的坚信，最终抵挡不住岁月的磨砺。历史的经纬里，常常缝合着这样神秘的丝线。
19世纪下半叶，清军放下了心爱的弓箭。不过，这完全是无奈的、被迫的，因为鸦片战争中已吃尽了死抱弓箭的苦头。当年成于弓箭，而今毁在弓箭，辩证法有时就是那样无情。
历史不停地在血雨腥风中摇摆着前行。
19世纪50年代以前，中国的火器技术还停留在冷兵器与火器并用的阶段，60年代以后，清政府才先后设立了包括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福建船政总局、金陵机器制造局等在内的数十家近代兵工厂局。但是，清朝是背负着很沉重的传统包袱来迎接近代军事改革挑战的。由西方人首先发展起来的军事体系代表着战争暴力的空前发展，它与中国人素来具有的军事文化观念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大清王朝无法短时间顺利调整自己的军事文化心态，这不仅给他们的内心带来巨大的痛苦，更重要的是，使他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便能够怀着饱满的激情，积极主动投身到近代军事改革的大潮中，而是经历了一个相对漫长的过渡阶段。
弓箭文化对满清的影响，可以说渗透到骨子里了。可那时，弓箭文化开始掉头走向其自身的反面，成为大清文化的一大肿瘤。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这样一则令人思绪绵长的故事，也许是对清军弓箭文化最好的诠释。有一群猴子住在山脚下的树林里，聪明的猴子阿三就是其中的一员。有一天，阿三就和几只猴子一起爬到了半山腰，发现来这里采野果的动物比山脚的树林里要少得多，便很快找到了足够的野果，美美地吃了一顿。过了一段时间，半山腰的果子也不够吃了，阿三习惯地向山的更高处攀登。随着高度的增加，天气越发寒冷。当它来到了山顶时一看，这里覆盖着皑皑白雪，四周根本没有果树，只有零零星星的几棵雪松。此时，阿三因精疲力竭而倒下了，很快饿死于山巅的积雪里。
这个故事虽然扯了远些，但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初次的成功往往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也隐藏着潜在的危险。得到第一桶金者要善于发现和总结成功的根本原因，并在制定新计划时必须着眼新的实际、实现新的发展。如果一根筋地生生跌撞，像猴子阿三那样的失败是很难避免的。
善用弓箭，清军一种与生俱来的品质，那种天才的光辉在特定的条件下会愈发亮丽，但他们太相信自己的感觉，太相信过去成功的经验了，然而社会一直在发生着巨变，唯一不变的就是变。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弓箭逐渐黯淡。
但是，等到变的那一天，让人实在太痛苦了，这比天灾还要恐怖。因为天灾的周期短，一年两年，有的至多三四年也就过去了，而这样的人祸的周期，有时较长时间内的事情，必须等到那灾难制造者一命呜呼了才告终止。
原来。从弓箭到火枪，的确有个技术问题，但首先是一个利益分配的问题啊!
五
清军从依靠弓箭起家，到很不情愿地换上枪支与火炮，绝对不是一堆偶然的事件堆积，其背后有着思想、理念、习惯的因素，也显然隐藏着某种规律性的东西。
借用现在的理论来说，保持传统能够使一个国家不会在急速发展中丧失自我，而传统又经常表现为一种历史的惰性力量，对改革创新形成重大制约。当然，这种创新并不意味着全盘否定原来的一切，而是一种大规模的扬弃运动。任何瞻前顾后、患得患失，是不会创新的。
那时，清军也嚷嚷着“革新”，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从19世纪六十年代平定捻军起，基于中国传统军制而发展起来的勇营，建立了以练军、防军形式的兵制，引进了一些先进装备，但仍然避免不了甲午海战失败的命运。只改技术而不改政制、只关注自身利益而漠视国家命运，是笼罩在清王朝官场上空的彩色云层。在这样的氛围中进行的那些“革新”，像是在腰带上伸缩了两个孔而已，只是为了进一步适应自己的肚腩。只要有太多的既得利益集团存在，创新就永远是一个解不开的死结。可以试想，如果晚清统治者有剜去体制弊疾的勇气，再在这个思想精神的家园里，移植上一棵民主的树苗，让它与游牧民族原本的血性、强悍基因结合起来，重铸治国理念，重梳建军思路，重择战略抓手，也许就有希望了。
遗憾的是，晚清统治者在军队建设方面不求创新，但求无过，修修补补，得过且过。可是，历史的辩证法恰恰在于，他们越是想得过且过，就越来越难过，且终于有一天再也过不下去了。
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深层次上讲，一个从来没有民生意识而只有“家天下”观念的统治集团，是绝对不会答应自己拉起的队伍摒弃过时的自己的强项；一个一向以维护王权且唯上不唯下的军队，是很不习惯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作为革新的动力。只对上、对个别掌握自己升迁的权势负责，而无须对下、对民族国家负责的人所带领的军队，一旦打起仗来，如何不怕呢?
艺术大师毕加索指出：“创造之前必须先破坏。”破坏什么，过时的传统观念和传统规则。如果把传统视为绝对完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不敢越雷池半步，那就永远不会有创新。传统有两类：一类是合时宜的、有益的传统；另一类是不合时宜的、有害的传统。对于统治者来说，既要乐于接受和继承有益的传统，也要敢于否定过时的桎梏。
浩翰的林海，广阔的草原，清澈的河流，幽静的湖泊，遍野的鲜花。置身在这样的环境里，我追逐起那曾为中华民族“雄起”过的不朽的箭魂；我在历史和现实的垛口上，眺读那段如同弓箭一样飞梭而过的遗憾瞬间!
岁月乃人类自行划定的假想的刻痕。当时间揭下了贴在自然形态上的近一百六十个春夏秋冬的标签时，我把当年那些摧心扼腕、痛断肝肠的事儿抖露出来，我不知道这些文字会不会惊动曾手执弓箭但被英军作为活靶子的长眠于地下的冤魂。
但是，我对这样的写作当成一种承担、一种责任!况且，将“成功沦为失败之母”作为标题，更是一种巨大而遥远的历史回音。这个似乎余声还在的历史回音，曾给人留下多少心头的牵念和灵魂的沉思，那悲婉的旋律，那凄楚的诀别，怎能不使后人回肠荡气，热泪潸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