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怀沙 名?，以字行，斋名燕堂，号燕叟。1910年生于北京，祖籍湖南。曾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美术学院等国内多所大学任教，担任教授、客座教授、顾问等。现为上海大学文学院名誉院长、西北大学“唐文化国际研究中心”名誉主席等。治学以研究楚辞称世，创立宝学、东方美声学，对经史百家、历代诗词歌赋、佛学、医学、红学、音乐、戏剧、金石书画等也广有涉猎。
忆在五十年代之顷，馀嘉锡先生（故友周祖谟教授之岳丈）一夕以病残之身垂顾荒居，谈及《四库全书》之汇书、纂书、毁书、禁书；并许我为并世之“有识之士”，还说所谓“识”指“见识”、“学识”和“知识”，“知”之高明者曰“智”。馀翁说：“文先生，你是我心目中罕见的‘智识分子’。”这位老辈使后生文某既惶恐又感激。正是这位老纯儒（他不是名流）不可磨灭的感召力，助我渡一切苦厄，乃至老来也不敢懈怠，遂立志修纂《四部文明》。
壹
“四部”之名，起于晋初，荀勖、张华等，编列晋室所藏书籍，分为四部。及晋移江左，藏书淆乱，李充删除繁冗，虽仍分四部，而内容稍异于前。于是甲部为经部之属，乙部为史部之属，丙部为子部之属，丁部为集部之属。降及李唐，玄宗于两京各聚书四库，以甲乙丙丁为次，列为经史子集四库，四部之名遂沿用至今。此乃从文献内容分类，《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四部备要》等皆据此分类而纂集。兹者与以往所称“四部”不同，《四部文明》之“四部”乃因历史时序，将中国历史前半期之文明成就以时代划分，归并为《商周文明》、《秦汉文明》、《魏晋南北朝文明》、《隋唐文明》四部丛书，是为《四部文明》。
贰
古埃及、两河流域、古印度及中国，为举世公认之人类文明发源地。中华文明，不惟发祥至早，而且亘古及今，递相祖述，四大文明渊源中，绵延不绝传承如一者，仅我中华文明。在我国五千年文明史之发展历程中，自上古以迄隋唐，是中华文明由奠基、发展、渐趋壮大乃至鼎盛之阶段，尤以汉、唐两个统一的大朝代，将中华文明推向发展繁荣之巅峰。“汉”、“唐”遂成为东方悠久文明中备受世界瞩目者。
公元前二十一世纪，黄河中下游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夏朝，“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左传?哀公七年》），世袭制度由此建立。公元前十六世纪，黄河下游的商部落逐渐强盛，成汤伐夏，放桀于南巢，遂灭夏，建立商朝。公元前十一世纪，周人起于渭水流域，文王之子武王，渡盟津伐纣，战于牧野，纣亡，遂陷商都，奴隶制之周朝建立，都镐京。夏商周三朝，史称三代。三代是我国宗教思想发生、确立之时期，文化物质文明大抵围绕国家宗教思想之发展而演进。
春秋时代（公元前770―公元前476年），以生产力之发展，封建生产关系逐渐孕育和萌生。人本思想首次突破奴隶制之枷锁而萌动，春秋末叶，首先产生开派儒家之孔子，随即产生由墨翟开创、反对儒家之墨家，而后又产生以老子为代表、融会儒墨又批评儒墨之道家，中国社会遂进入思想解放之前夜。
战国时代（公元前475―公元前221年），土地私有制浸渐确立，分化于贵族及出身于平民之士族，逐渐形成有影响力之阶层，由此带来了思想领域之巨大创新。思想家辈出，学派纷呈，史称“诸子百家”。“九流十家”、“诸子争鸣”，促成先秦思想文化繁荣之鼎盛时代。
公元前二百二十一年，秦灭六国，建立起空前统一之多民族中央集权封建帝国。秦帝国之建立，结束了三代以来旷日持久之割据纷争，标志着古代中国贵族政治之终结和君主政治之确立。在国家制度与文化传统上，“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奠定未来历史发展之走向，其深远意义，二千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它的伟力。
像秦帝国所向披靡的突起一样，它的灭亡竟也如此的迅速。它的维持虽然短暂，但强秦终以它划时代的气魄建造了统一的充满霸气之国家形制与基础。就在秦王朝区区十五年间仓促建立之基础上，迎来了延续三百九十六年持久文明的大朝代，汉朝。
班固《汉书?百官公卿表》：“秦兼天下，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汉因循而不革，明简易随时宜也，其后颇有所改。”汉承秦制，是在国家制度之建设方面。在文化上，汉王朝借鉴秦帝国灭亡之教训，深知文化具有维系国家稳定、民族团结之纽带作用。因此汉初在政治经济上实行“无为而治”、“与民休养生息”；在文化上，则广兼容纳楚文化、儒家思想之精华，尊崇黄老之学，使文化得到极大的发展，形成汉文化雍容博大、自由闳放之风貌。汉朝文化之极大丰富与发展，在我国文明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继往开来、融合多元文化为一体之大汉文化。
秦汉和隋唐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两个高峰，也都是统一的大时代，在这两个统一的大时代之前，又分别存在着两个政治上分崩离析，但思想文化异常活跃的时代――春秋战国时代和魏晋南北朝时代，此一演变轨迹，显示出历史发展轮回之迹象。
自东汉土崩瓦解，魏、蜀、吴三国之鼎立，中国社会进入长达三百六十余年的朝代更迭、地方割据、战乱频仍和政治黑暗之时期。三国而后，历西晋、东晋、十六国（前赵、成汉、前凉、后赵、前燕、前秦、后秦、后燕、西秦、后凉、南凉、南燕、西凉、夏、北燕、北凉），南朝刘宋、萧齐、萧梁、北梁、陈，北朝后魏、东魏、西魏、高齐、后周，中国社会经历了如此政治沉浮、时局变幻之三百余年。
由于政治上的分裂与动荡，带来了社会南北融合和多元化之发展，汉代“独尊儒术”之思想桎梏被打破，汉代经学趋于没落，魏晋玄学应时而生。更由于佛教之传入，以及佛教和本土道教之迅速融合，相依相生，魏晋玄学乃获极大之发展。
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间，持续着儒、释、道三教之离合纷争，形成战国而后又一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思想的解放，促成文化之空前发展，文学、绘画、书法、雕塑、音乐、舞蹈等各个艺术门类，都充满生机，成绩卓著。可以说，魏晋六朝既是秦汉大时代文明过后夕阳下绚烂的一抹，更重要的它还是迎接另一个大时代文明――隋唐文明的一线曙光。
隋唐文明是我国古代文明史上最辉煌之篇章，它是以高度发展和高度发达的文化文明为基础的大国文明。隋唐文明在人类文明史的发展进程中显示了极强的历史穿透力，它的文明更传播四邻，在地域文化发展史上亦具有很强的辐射性，产生了广泛而深远之影响，其感召力是空前的。隋唐文明曾以长安为起点，通过丝绸之路将中土的文明传播到西方，同时引进了西方的文明成就；隋唐王朝以长安为中心，将它自身高度发达的文化和具有大国风范的风土人情播散到它周边的国度；同时，隋唐王朝还成为向东方各国传播西方文明的桥梁。由此所产生的历史的影响，使隋唐文明不仅曾经影响了许多国家的历史，至今还影响着许多国家的社会文化。
叁
中国文化带着“早熟”与“营养不良”的缺憾，呈现出繁荣与忧?之风貌。因为在其衍生与发展的封建历程中，在以君权制为先导的复杂的社会背景下，所构成的中国文化长期以来在中国社会中从尊崇与被阉割、扶植与受打击、伪善与良知、放纵与禁锢的狭缝中生长起来。由是之故，中国文化在总结与批判、表现与认知等各方面始终存在着带有反抗精神的“奴隶文化”与御用的“奴才文化”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纷争。最典型的代表人物便是“文章西汉两司马”，一方面是“述往事，思来者”以“人民性”来批判历史的一代史炳司马迁，另一方面则是被汉武“倡优蓄之”，以“歌功颂德”为能事的司马相如。这一传统一直延续下来，到爱新觉罗王朝更用其极。秉承着满清王朝为维护统治需要而修纂《四库全书》的纪晓岚，堪称清三百年“奴才文化”的代表人物。他们在纂修《四库全书》的整个过程中，对中国古籍进行了最大规模的毁灭、阉割、篡改和歪曲，留下的就是那部充满统治者灭裂中国文化阴谋的《四库全书》。至今还让“现在中西的学者们，几乎一听到《钦定四库全书》这名目就魂不附体，膝弯总要软下来似的。”（鲁迅语）
肆
清代乾隆帝武功煊赫，他晚年为夸耀他在位六十年来的十次武功，自诩为“十全老人”。除了武功，他还要显示其文治。他循安徽学政朱筠之议，拟在全国范围内网罗历代遗书，并计划据之编成一部旷世?典。乾隆帝选派学者在北京翰林院着手，并令于办成时名为“四库全书”，设馆经办全书事宜。
乾隆三十七年正月“谕内阁着直省督抚学政购访遗书”：
朕稽古右文，聿资治理，几余典学，日有孜孜。……今内府藏书，插架不为不富，然古今来著作之手，无虑数千百家，或逸在名山，未登柱史，正宜及时采集，?送京师，以彰稽古右文之盛。其令直省督抚会同学政等，通饬所属，加意购访。……历代流传旧书，有阐明性学治法，关系世道人心者，自当首先购觅。至若发挥传注，考核典章，旁暨九流百家之言，有裨实用者，亦应备为甄择。又如历代名人，洎本朝士林宿望，向有诗文专集，及近时沈潜经史，原本风雅，……亦各有成编，并非剿说、?言可比，均应概行查明。在坊肆者，或量为给价；家藏者，或官为装印。其有未经?刊，祗系钞本存留，不妨缮录副本，原书给还。并严饬所属，一切善为经理，毋任吏胥藉端滋扰。
这是诱使全国献书之始。其上谕虽“辞恳意切”，但各省执政等，大多心有余悸，因此时过大半年，全国各省对乾隆帝此一号召，并无响应，故乾隆三十七年十月“寄谕各省督抚学政速行购访遗书并先行将购访情形奏覆”：
前已降旨直省督抚会同各学政通行购访（遗书）……迄今几及匝岁，曾未见一人将书名录奏，饬办殊为延缓。我国家重熙累洽一百二十余年，于今文治光昭，远暨山陬海?，径?书库，藏?甚多，采掇本非难事。其间既属家传善本，珍秘有加，然一闻稽古右文之诏，且令有司传钞副本，善为经理，当无不踊跃争先。……各督抚等其既恪遵前旨，饬催所属，速行设法访求，无论刊本、钞本，一一?收备采。
为了进一步地诱使各地献书，还同时对于采进与献书者订立了三种奖励之办法：
一、进书五百种以上者，赏“钦定古今图书集成”一部，一百种以上者赏“钦定佩文韵府”一部；
二、进书中有精醇之本者，由乾隆帝题诗录副发还；
三、私人进书在百种以上者，载其名于“四库提要”之末；各省采进在百种以下者，经手采进官员亦载附“提要”。
这些手段仍难奏效，故而乾隆三十八年三月“谕内阁传令各督抚予限半年迅速购访遗书”：
各省奏到书单寥寥无几，且不过近人解经、论学、诗文私集数种，聊以塞白。……当此文治光昭之日，名山藏?，何可使之隐而弗彰！…揆之事理人情，……何观望不前，一至于此！必系督抚等因遗编著述，非出一人，疑其中或有违背忌讳字面，恐涉手干碍，预存宁略毋滥之见，藏书家因而窥其意指，一切秘而不宣，甚无谓也！文人着书立说，各抒所长，或传闻异辞，或纪载失实，固所不免。果其略有可观，原不妨兼收并蓄。……朕办事光明正大，可以共信于天下，岂有下诏访求遗籍，顾于书中寻摘瑕疵，罪及收藏之人乎？若此番明切宣谕后，仍似从前疑畏，不肯将所藏书名开报，听地方官购借，将来或别有破露违碍之书，则是其人有意隐匿收存，其取戾转不小矣！……予以半年之限，……速为妥办……若再似从前之因循搪塞，惟该督抚是问。
其用心手段，已露端倪。在这样的威逼利诱之下，各省采进工作，有了很大进展。果然一年有余，全国采进的书籍即达万种以上，基本上已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这时乾隆露出了他的政治目的。凡是：
一、有种族思想妨害满清统治之著述；
二、所记历史事实于满清不利之著述；
三、思想立场与满清对立者之著述；
四、被认为有伤风化之著述；
一律要搜查、禁行，将刻板及其印本全部或局部加以销毁或挖改，不准流传。
乾隆三十九年八月“寄谕各督抚查办违碍书籍既行具奏”：
各省进到书籍，不下万余种，并不见奏及稍有忌讳之书。岂有裒集如许遗书，竟无一违碍字迹之理？
况明季末造野史者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词，必有诋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断不宜置之不办。……至各省已经进到之书，现交四库全书处检查，如有关碍者，即行撤出销毁。
同年十一月初九、初十日又迭下上谕，查禁违碍各书：“寄谕各督抚再行晓谕如有违碍书不缴后经发觉以隐匿治罪”、“谕各督抚再行晓谕如有悖谬书不缴日后发觉不复轻宥”。
至此，全国范围的访书已经大体结束，而全国范围内的查禁销毁违碍各书郄贯穿了“四库全书”的整个修纂过程，仅全国范围内查禁书籍的上谕就连年不断的下发。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谕令各省督抚查明如有应禁书版片即解京销毁”：
违碍书籍，不但印就书本，应行查禁，其版片自应一并销毁。但恐各省自行办理，尚未能切实周到。着传谕……各省督抚，遇有查出应禁书籍，一面将原书封固进呈，一面查明如有版片，即行附便解京，交军机处奏闻削毁。
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寄谕两江总督高晋等严饬所属加意搜查违禁书籍”：
令该督抚再行严饬所属，加意搜查，务使应毁之书，尽行缴出，勿敢稍有隐匿。
乾隆四十二年八月“寄谕各省督抚派教官赴原籍清检违碍各书”。
乾隆四十三年闰六月“寄谕各省巡抚务须实力查办违碍书籍”：
屡经降旨各省督抚，查缴违碍书籍，送京销毁。各该省陆续查出应毁之书，虽纷纷呈缴，但恐此等违碍书籍外间尚有存留，而僻壤穷乡未必能家喻户晓。……着再传谕各省督抚，务须实力查办，不可稍有?漏。
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谕内阁着通谕各督抚予限二年实力查缴违碍书籍”：
着通谕各督抚，以接奉此旨之日为始，予限二年，实力查缴。并再明白宣谕，凡收藏违碍悖逆之书，俱各及早呈缴，仍免治罪。至二年限满，即毋庸再查。如限满后，仍有隐匿存留违碍悖逆之书，一经发觉，必将收藏者从重治罪，不能复邀宽典。
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寄谕各省督抚查缴天文占验妄言祸福书籍版片解京销毁”。
乾隆五十四年五月“寄谕江南等督抚严饬所属留心查访违碍书籍”：
地方官祗须将应毁之书查销净尽，原可毋庸定以限期。……务宜严饬所属，随处留心查访，如有应行查禁各书即迅速饬缴销毁，不使稍有留遗，断不可稍存懈怠，拘泥期限。
乾隆帝对于毁书禁书，真是处心积虑，而且持之以恒。到这时全国查缴的各类禁书的分量，比不禁的书多十数或数十倍。因为不禁的书，祗要缴进一部，并且中央已有或别省已缴的就不必再缴，而于禁书则须根本芟除，不遗其余，搜得民间有多少部，就要缴多少部，连同刻板一律缴毁，因而数量更为庞大。民间流行的剧本、小说等，也在搜查之列。于是在《四库全书》修书期间发生的文字狱即有四十多次，作者、刻书、卖书、藏书者，遭受灭门之惨者不乏其例。
谁曾想到这样如此冠冕且又堂皇之文化工程，其另一目的便是毁灭文化。《四库全书》之所在机构竟是使人下狱、被戮和焚书、抄家之大本营，这便是民间学术工作与政府学术工作之最大分野。因为统治者为维持其专制，无论对于任何赋有高尚意义之工作，势必不会放弃它绝对专制之态度。
试看以下有关《四库全书》之统计数据：
四库全书着录书总计：三四七一部，七九六一八卷。不符合满清政府的标准，采进而不收录，仅作存目的书：六八一九部，一七三二五二卷。
为了编纂《四库全书》的三千四百七十一部，七万九千二百十八卷，约九亿七千七百万字的书籍，访书的时间仅约两至三年，其后就是长达十九年旷日持久，全国范围内的查缴“违碍”、“悖逆”之书的活动。仅文化尚属落后的江西一省，早在乾隆四十一年，查得应“销毁”的“违碍”书籍即有八千多部。在编修四库全书的整个过程中准确的数字无法估算，但据不同的文献统计数据来看，至少约有三千一百多种，十五万部以上的书籍被销毁，随之亦创造了有清一代文字狱的高峰期，其惨烈倍蓰于秦始皇之“焚书坑儒”。
各省销毁的书籍，据不完全统计，其中：
苏州三四五九○部江宁二八五七一部江西二七四八五部浙江一四六三○部
安徽一四三○一部湖北一○五二一部河南 五三七四部 湖南 五一六二部
云南二七二八部福建 一七八六部直隶 一五三七部 四川 一一五一部
山西八三五部 贵州七○二部山东 六七九部广西 四四五部
陕西三一○部甘肃 三○四部
伍
对于清修《四库全书》的手段和实绩，鲁迅先生早有中肯的评价：
乾隆时代的一些办法，是凡以文字获罪者，一面拿办，一面就查抄，这并非看重他的家产，乃在查看藏书和另外的文字，如果别有“狂吠”，便可以一并治罪。因为乾隆的意见，是以为既敢“狂吠”，必不止于一两声，非彻底根究不可的。但是，清的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个，尤其是后两个皇帝，对于“文艺政策”或说得较大一点的“文化统治”，却真尽了很大的努力的。文字狱不过是消极的一方面。
积极的一面，则如“钦定四库全书”，于汉人的著作，无不加以取舍，所取的书，凡有涉及金元之处者，又大抵加以修改，作为定本。此外，对于七经，二十四史，通鉴，文士的诗文，和尚的语录，也都不肯放过，不是鉴定，便是评选，文苑中实在没有不被蹂躏的处所了。而且他们是深通汉文的异族的君主，以胜者的看法，来批评被征服的汉族的文化和人情，也鄙夷，但也恐惧，有苛论，但也有确评，文字狱祗是由此而来的辣手的一种，那成果，由满洲这方面言，是的确不能说它没有效的。
――《且介亭杂文?买“小学大全”记》
鲁迅先生的见解和批判，都值得我们认真的领会和理解。
张元济先生曾以《四部丛刊》影印旧钞本与文津阁《四库全书》本宋人晁说之《嵩山文集》之《负薪对》一篇对勘，即可见《四库全书》滋伪增误之甚，令人惊悚。至于“贼”、“虏”、“犬羊”、“夷狄”诸字之改窜，竟至比比皆是；而抄写之伪夺，更是在在而有。仅从此《嵩山文集》之一篇，改易已面目全非，足见当日改窜之烈，实出吾人意料。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四库全书》虽云浩如烟海，所收古籍至三千四百七十一部，七万九千二百十八卷，但没有一种是可以称为善本的，数十年来古籍整理之实践，正说明了这一点；即便是那些辑自《永乐大典》等的佚书，虽无别本可资对勘，但是《四库》本仍然难以称善，如《元和姓纂》是四库馆臣辑自《永乐大典》的佚书，直到岑仲勉先生作《元和姓纂四校记》，才算大体恢复了该书的本来面貌。
民族英雄必须首先忠于自己的民族，正好比为人子者，不容忘怀亲娘的养育之恩。这就是中华历史文明的伦理基础。一个民族可以建立不止一个国家，一个国家也可以融合若干个民族。汉民族英雄岳飞所留给我们的四个字：“精忠报国”是有着永久生命力的。这个“国”字的内涵既是民族的，又随着历史演进不断变化，不断壮大。我们清醒地看到《四库全书》对于汉民族的民族英雄，是抱着抹杀和消灭的态度的；以爱国赤诚感染和熏陶了无数代中华儿女的民族英雄岳飞，《四库全书》对他的事迹只字不提，《四库提要》只说：“事迹具宋史本传”。经四库馆臣查出的一百八十一种“抽毁”书籍中，涉及岳飞的就占近二十种，连后人凭吊岳坟，瞻仰岳庙的诗文，也都一概芟除，其水平远不如元世祖忽必烈在杀了汉民族英雄文天祥以后，又大大赞扬文天祥为“好男儿”。在《钦定四库全书》中，像岳飞这样的民族英雄，其事迹，其民族气节，是一定要消灭殆尽的。仅举一斑，便足窥全豹矣。
《四库全书》是在乾隆的亲自指挥下，由以纪晓岚为首的那些“帮忙”或“帮闲”的“奴才”们，秉承爱新觉罗王朝的“党性”，对中国古籍进行的一次全面的“清剿”。今天我们站在人民的立场，就是要拨乱反正，以最广大的“人民性”去反对爱新觉罗王朝的“党性”，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陆
《四部文明》总计二百册，其中《商周文明卷》三十册、《秦汉文明卷》四十册、《魏晋南北朝文明卷》三十册、《隋唐文明卷》一百册。
在编纂整理过程中，主要遵循以下原则：
一、收录的范围上，尽可能体现一个时代的文明的整体面貌，最大程度地保存一代文献。对所有文献又据其内容进行分门别类，既突出各时代最有成就的方面，又不忽视整个文献的完整性。
二、古籍整理以“据善本”为要务，因此我们在对各种古籍版本流传的情况作细致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以“罕见”与“实用”为选择的条件，确定底本的使用。对流传稀少的珍善本，和对历来经过学者认真整理日臻完善的整理本，都给以足够的重视。
三、在内容的编纂上，既考虑到所收文献的完整性，又照顾到学术体系的延续性。在编排上尽量使从事某一领域学术研究工作的学者能够更方便的利用材料参证研究。
四、所收古籍因其具体内容和学术研究的惯例与需求，或补缺、或辑佚、或作校勘、或作汇证、或考核文献渊源、或辑录参考资料，分不同情况作了适当的整理工作，但绝不更动原书。既保存古籍的原貌，又在此基础上作出提高。
此外，应该特别说明的是，在收录的著作中，有极少量的底本就是《四库全书》。大体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底本灭失的，如四库馆臣辑自《永乐大典》的诸书，随着《永乐大典》的散佚，已无善本可据的，只能使用《四库全书》；二是今传各本晚出，而《四库全书》尚属早期传本，可备一格；三是清人著述进呈内府而收入《四库全书》的，以较接近原始面貌，因此加以收录。但我们仍然需要提请读者在阅读和使用这些材料时，应给以极大的审慎。
在本书的整个编纂过程中，得到学术界同仁的广泛支持和帮助，得到国家图书馆和部分省市图书馆以及一些高等院校图书馆的大力协助。正是这些慷慨而无私的支持与帮助，才使本书得以编纂完成和顺利出版。这些是特别要提出来表示感谢的。
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虽然竭尽了我们十余年的努力编纂本书，但限于水平，肯定还会留下许多有待高明加以匡正的地方。但编者同仁区区用心，共此书规模、旨归必将会被至亲至爱的后贤以及我们不认识的子孙们所理解。设想及此，编者同仁感到无比欣慰，至于千秋功罪则非敢端详也，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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