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上有个太阳，水中有个月亮……”每每哼起《雪城》中这支知青歌，我就想起三十年前“广阔天地炼红心，上山下乡干革命”的日子。蹉跎岁月让我失去许多，却也叫我记取许多。
四大爷和蒋阿姨
我当年扎根在桃园生产队王小庄，我们队有任老庄、任小庄、乔大庄和王小庄几个村庄，百十户人家。因任老庄人居家最久，故辈分最高。王小庄是后来讨饭过来的移民，所以辈分就低。王小庄的见了任老庄的，不是叫爷，就是称叔，见了三岁的小女孩也得叫姑。
四大爷是任老庄的人，辈分自然高。四大爷个头不高，最多一米六，很精瘦。但当过兵，到过朝鲜，见过世面，所以生产队上上下下都很敬佩他。
四大爷有块女士手表，天好的时候就戴着，衣袖卷得老高，金光灿灿。手表有些年头了，所以常常罢工，有次队长问“可到6点了”，他说“才5点”，于是队长让大家再干了一会儿，可没等大伙到家，村头的喇叭已高奏着国际歌了(7点了)。从那之后，四大爷要回答时间，总要参考一下太阳的位置。后来，队长干脆买了个闹钟，走到哪，拎到哪。
四大爷还有段佳奇，50年代上级曾让他带一个营的兵去新疆开荒，他轰轰烈烈干了两年就只身跑回来，干部身份，党员关系，商品粮户口统统不要了。四大爷擅自逃离部队不为别的，只为一位女人――蒋阿姨，因为蒋阿姨死活不愿去新疆，哪怕是当营长夫人。蒋阿姨小四大爷十几岁，人长得白白净净，说话也斯斯文文，丝毫没有农村妇女的慵散土气。蒋阿姨当年是县城的初中生，因响应党号召写信慰问“最可爱的人”，一来二去，就认识了四大爷，后来她不顾家人反对，断绝了家人的联系，嫁给了四大爷，成了四大爷生活中的女皇。
因四大爷是擅自脱离部队，公社武装部也就不过问他，每年春节给退伍军人的信也没有他的份。为此，四大爷极为不满，每当这时，他便忿忿骂娘“算个x！老子在新疆带兵时，洗脸水都有勤务兵打好了送来……”四大爷一骂，就是半天，周围的人不敢多话只是恭敬地听着，往往替他不平。
四大爷天不怕，地不怕，大队书记喊声“老营长”，他也爱理不理的，四大爷天底下就怕蒋阿姨。蒋阿姨自下嫁给了四大爷并生了个女儿，就得了“月子病”，天热不出门，天冷不出门，下雨不出门，是生产队惟一不赤脚走路的女人。十几年过去了，蒋阿姨一直保持城里人的一些习惯。因我是城里来的知青，她就爱和我拉呱。她不让我像王小庄人一样管她叫“四奶”，而让我像城里人一样叫她“阿姨”。蒋阿姨平生最恨的就是四大爷，因为是他实实地骗了自己，毁了自己，“不然话，我孬好也能当个营业员，我原来是商品粮户口啊!”蒋阿姨只要一发火，再神再横的四大爷立马像泄了气的皮球，半天回不了神。蒋阿姨床前确有一块木制红漆榻板，传言那是四大爷每每思过的去处。蒋阿姨坚决只给四大爷生了一个女儿，在当时这是罕见的，这令四大爷很失望，一直耿耿于怀，但敢怒不敢言。
改革开放后，七十好几的四大爷跑新疆好几趟，托战友，走后门，终于从当地开了张证明，现在民政部门也依此给落实了政策，于是他每月有了百十元的伤残补助。
四大爷后来还是和蒋阿姨分了手，蒋阿姨跟着女儿女婿外孙在集镇上买了间门面做生意，四大爷仍独居在任老庄旧宅里。
憨人永祥
永祥如还活着，应该是孙辈绕膝的人了。
永祥是我们大队农科队的专职炊事员。我们农科队两个下放知青，三个回乡知青，还有两个队长，就他一人没文化，凡要签名，永祥就盖个章按个拇指印，永祥的拇指比正常人大一倍。永祥虽是伙夫，但闲不住，大到盖房子，修屋漏；小到编草鞋，织蓑衣，缝裤头，样样精通。永祥的草鞋、麻鞋、裤头都是自己做的。永祥不好、不馋、不骂人。开饭，他先分开八碗菜，八碗饭，八块锅巴，他最后拿；他一有空还帮我们干活，农科队上上下下没有不说他好的。
永祥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农科队每月两元津贴一分钱不花攒着预备娶媳妇。永祥三十好几未娶到媳妇，不是因为有双对眼、家穷，而是因为成分高。其实，他也是有一半贫农血统的。永祥的娘原先在地主家当丫头，不知怎的跟少爷生下了永祥。解放后，他的生父死了，母亲改嫁了贫协组长，并有了四个弟妹。后来弟妹都成了家，分了户，只有永祥依然是寡汉条子。我们那儿姑娘本来就少，小伙子们娶媳妇常常需要到江苏泗洪湖北英山“去进口”，在那种火红年代谁愿意嫁给“地主羔子”呢?兄弟分家后，永祥没处去，就来到咱农科队。
永祥死在新婚的当月。那年十一月，永祥动用了全部积蓄，还借了我们每人五元，终于从湖北英山买了个傻媳妇。湖北英山或许近亲结婚的缘故，傻子特多，这种傻子就是现在说的智障，能吃能喝能生产，只是不会做事。“是女人，能给我生儿子就行。”永祥一答应，事也就办了。我们去闹新房时，见过新娘，模样倒也不疤不麻讲得过去，但人确是根木头，任你怎样去喊去叫去闹，那新娘就只管呆呆站在哪儿没有一丝情绪的反应。三十好几终于娶上个媳妇，永祥好不喜欢。醉酒后，从不多话的永祥竟然把新婚当夜的若干内容，全盘透了出来，扎扎实实给我们上了一堂人生第一课。
永祥婚后三天，新娘嫂子来接人回娘家，嫂子领着新娘在前急急走，永祥挑着彩礼跟在后面，不料慢了一步没跟紧，三道坡一转，新娘与嫂子不见了人影，待他追到英山某地，居然查无此人，原来新娘与嫂子本是一对鸽子。回到新房的永祥气恨交加，一根绳索把自己吊在了大梁上。
出事后那天，待我们过去，永祥已一身新装静静躺在棺材里，除脖子上有一道紫红色很深的绳沟，既没瞪白眼，也没伸长舌头，显得很平静。永祥留在农科队的所有衣物，我们都给他带上了，那按着鲜红手印的欠条也让我们烧了。
永祥一辈子是个憨人，虽然他就埋在离农科队不远的山坡上，但从未从梦中惊扰过我们。至今我仍忘不了他：见人就笑，一笑就对着眼，嘴巴随即咧到一边，还露出双玉米牙。
英 子
桃园生产队叫英子的姑娘共有六个，任小庄、乔大庄、王小庄各两个。我说的英子是乔大庄二老乔的女儿，是我们生产队最漂亮的姑娘。英子不胖不瘦，眼大嘴甜辫子长，说话还带着一种黄梅戏的花腔，见人总给人俩酒窝，很像电影《英雄儿女》中的王芳。英子不仅品相好，心地也好。打猪草时，不管看到谁家牲畜下了田，她都不忘吆喝一声；我在桃园看桃子时，只有她一不偷、二不抢、三不缠，羞涩地站在一旁看别人疯吃，你不给她桃子，绝不主动去拿。和她在一起劳作，她从不因我成分高，像别人那样歧视我，捉弄我，而常常有心无心地帮助我。我手脚慢，在栽秧时常常被人捉弄关笼子(两旁的人忽然发力飞快栽走了，把秧把也带走，只留下空空的秧行和孤零零的你)。一次在生产队最大的二石田里，我不幸又被关了笼子，远望着别人纷纷上了埂回家去了，田中央只剩 下孤零零的我一个，秧把也还要到远处埂上去捡，又饥又累又渴的我急得要哭。英子回头见后，左右手各拎满了秧苗，“刷刷刷”地投了过来，然后从田那头“蹭蹭”就栽过来接应，三下五除二就解放了我。我22岁那年，因成分社会关系问题在大队团支部审批入团时再次受阻，多亏了英子左一个“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右一个“重在看表现”，替我据理力争，否则我恐怕一辈子也人不了团。英子的正直和善良让我至今感激不已。
英子挑挑子就像江水英走台步，轻盈如燕，优美可人。和她换挑子简直是享受，她那圆滚小巧的肩膀稍稍往你肩头一斜，百十斤的担子轻轻就上了你早已经红肿的肩，不像别人硬把担子往你肩上撂。英子干活尽管也是满头大汗，但身上没有汗味，没有腋臭，真是奇怪。在我们队，英子是老人们的宠儿，姑娘们的核心，小伙子们朝思暮想的偶像。有英子在场，全队人干活都不累；英子不在，全队人都寂寞。据我所知，光我们队暗恋英子的小伙子起码有四五个，有人曾亲口对我说：“我要娶了她，就决不让她下田干活了，天天把她放在供桌上供着”；还有人甚至说“你们不相信?她敢撒泡尿在我饭碗里，我立身当茶喝”!爱屋及乌，苍天明鉴。有个双抢之夜，我们果然遇到“神稻(半天割不完，也割不走)”，指导员看大伙东倒西歪的就说，“英子，你带几个基干民兵坚持在这儿干，明天准你们半天假，工分照记，其他人回家歇了”。结果呢，英子一点头，全队的小伙子都留下来，大伙一个笑话，一段山歌，刚过了后半夜，神稻就割完了，英子比神稻还神呢。
然而自古英雄爱美女，美女向英雄，英子早被老红讲给了指导员的弟弟，英子的对象在天津当兵。英子对象确实不赖，高大结实聪明，初中毕业后没有和大家在一起扒田沟，而是学了一手木匠活。当兵时，他带上一套木匠家伙去了部队，给连长指导员打了一对床头柜，就留在连部；给营长教导员打了一个衣橱，就在营部当公务员；后来他又给团首长们分别打了一套家具，就提了干，当了事务长。英子的对象自当了事务长，也隔三岔五给英子寄些部队的东西：小到肥皂、毛巾、袜子，大到黄军裤、棉大衣。小伙子们只要看到她身上的军用品就生闷气。
那一年秋冬，英子对象打电报来，说自己要退伍了，第三天中午到家，让家人去十里外车站接人，英子自然花枝招展地跟了去。可等到天黑不见踪影，第二第三天仍旧如此。第四天，他来了份电报，说首长又让他留部队了，从此很久不见音信。事后才听说，英子的对象临行前去首长家告别时，被首长夫人和女儿相中了，首长一个电话就变成一道命令，将英子的对象调到师部后勤部当了仓库主任……英子的对象最终成了首长的女婿。
英子被甩，在全队上下引起了公愤，碍着指导员的面子，大家当面都不说，但背后人人操了他家的祖宗八代。男方毁约后，英子三天未吃未喝，七天未出门。尽管当地风俗，男方毁约，女方可以不退彩礼，但英子还是让媒人一一退还了彩礼。英子不久就离开了令她伤心的桃园，嫁给邻近公社一回乡知青，并为他生了三女一男。
近几年，英子在城里跑短途，贩鸡蛋。英子的鸡蛋个大新鲜，价钱也公道，并实行三包，所以生意一直很好。如今她不仅早早建起了楼房，还顺利解决了儿女们的婚事。每当我从英子那儿买鸡蛋回家，总有一种说不出的伤感：英子当年如不被甩，如今应该是天津某部团长夫人啦。说不定，成箱成箱的鸡蛋还有人往她家送呢!
我的大妈
在桃园，大妈是我最依恋最牵挂的人。从她那儿，我不仅得到了许多母爱，而且学到了许多生活的知识。我不仅学会了养鸡、喂鸭、种菜，还学会了用牛粪巴巴熬稀饭，用菱角秧做小菜。“一早三光”“一迟三慌”“吃饭三扒两咽”“屙屎三蹲三欠”“尿尿定要遛边”等许多生活谚语都是大妈教我的。
我的大妈自称邵行余(或许邵新玉)，三岁那年就来到大伯家当童养媳。因童养媳出身，大妈练就了一身本事，一生好性情，勤劳善良，忍辱负重，先人后己。在外，只有人欺负她，不见她欺负人；在家，每天在大伯的呵斥声中埋头劳作。大妈在家中地位很低，以前是听公公婆婆的，后来是听大伯的，再后来是听儿子媳妇们的。大妈做好了饭菜，就夹一点点孬菜去灶边吃，从不上桌。大妈曾到我们家做客，她吃饭从来不盛第二碗，后来我们发现了就给她换了个特大碗。我在那儿时，鸡蛋卖几个，卖几斤米，称多少盐，甚至换个铜线顶都是大伯说了算。大妈有些耳背，在生产队人家说三道四，她听不清也不计仇；大伯去世后，她跟着儿子媳妇过，媳妇看不顺眼，骂骂咧咧，她也不在意，差前差后，逆来顺受。
那时我在队里干活累得精疲力竭，回到茅屋也不想烧饭做菜，就一顿烧三顿吃，自个糊弄自己。大妈知道后就常过来串门，顺便帮我热一把火，夹一箸菜。后来我到小学教书，不时常回来，她也不忘让学生带一把炒蚕豆、盐黄豆或烤山芋，因担心我的同事抢了吃，她总是让学生偷偷放在我的枕头下。所以每隔三五天，我总能在枕头底下发现大妈带来的小吃，她待我像待她亲儿子一样。我后来上大学读了艾青的《大堰河》才明白什么叫人性，什么叫母爱，大妈就是我心中的大堰河。
大伯死后，两个儿子开始嫌弃她，开头轮着月过，后是轮着天过，最后独自一人过，七十几岁的老人只身住在六十年代盖的草屋里，凄苦得很，可惜的是那几年我在外地为生计奔波，爱莫能助。大妈在世时，每年的春节，我都要去看望她，暗地塞给一二百元，但是大妈一辈子没花过钱，也分不出五十与一百的，好几次，我人还未离开，那钱就到了儿媳的手中，后来我把钱全换成了十元的，但村里人听说，我前脚走，这钱就亦成她几个孙子们的零花钱。大妈一辈子未住过瓦房，一辈子未到省城，一辈子未过上好日子，她似乎注定是个苦命的人。
大妈去世三年了，是偷偷土葬的，她的儿孙也未通知我，对此我很有感觉，大妈走了，我对桃园的牵挂也就此断了。我再也未去桃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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