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文创交由学术机构来发展，很容易发生与市场现实存在落差的情形。这些问题多数人都有所意识，但僵局很难被打破。主要原因在于，学术研究和现实经营在基本功能上原属互异，而艺术与商业学问间亦是不同领域，艺术和商业间存在鸿沟的状况由来已久，重点在如何发展一套可行策略将它们有效融合。
一、文化困境与商品化质变
“文化”是人类对于生活方式与价值观的表征；而人们则指称那些依循着时间的脉络延续与传承下来的东西为“传统”。虽然学术界已有诸多对“文化”定义的说法，但仍有必要在此阐述笔者对于文化定义的看法：文化是一群人经由行动所产生并共同拥有的生活方式与互动合作模式，并以此经验为依据所开展出来的各种价值观念和有形与无形的符号系统，也就是说“文化观念”就代表了一个族群的“价值观念”。
文化的存在必须与时代的演变与需求起到互动作用，所以传统必然会因此而有所改变，此现象可称之为“演变中的传统”。现代社会生产方式、生活要求的变化脚步太快，而具有传统生态的文化社群消化这些新东西的速度太慢，甚至根本来不及消化，所以文化出现了断层。全面的现代性与现代化所揭示的是一种持续变迁的精神，并与过去决裂及对于传统的疏离，传统文化因此失去了现实价值的有用性，缺乏需求性，因此无法与当前的世界强势文化、流行文化相抗衡。尤其是那些曾经属于民俗的、非主流的文化随着生活形态的改变而改变。
文化产业被美国政府认为是娱乐传媒产业的一部分，而所谓的文化产业包含电影、广播、电视、出版和音像制品。将文化或文化遗产作为产品的两个根本矛盾的观点是：一方面，在商业上，文化产品被视为和其他产品相类似的娱乐产品。另一方面，文化产品被视为一种传递价值观、想法和涵义的财富，是一种社会传播的工具，它有利于维持、推广特定社群的文化身份。以上的看法，显然窄化了文化内涵。
姑且不论新文化被如何界定，不容讳言的是，在现代化进程中，人类物质发展与各种思想、行为等多方面“价值观”趋向“全球化”的同时，新的地域文化也不断相应产生。区域性文化的生成、延续与发展不仅与自然条件关系密切，更与人文环境紧密配合。
二、群集形态的文化产业发展现象
基于重新获得重视、创造文化新价值的需求，在全球各地兴起一股文化产业群集化的园区或发展基地形态经营的趋势，试图透过群集的整合力量发扬文化、创造市场，以获取新的文化经济力量。此构想固然美好，却仍存在疑问：群集是否就必然能创造足够力量？文化真能透过群集扩大影响力吗？文化产业如何界定？群集的操作和效益有没有一套准确的事前评估方法？事实上，群集具有创作和商业两种类型功能，就创作而言，群集可发挥彼此砥砺、刺激创作的效果，其作用是相对缓慢的；商业功能则是现今大多数政府和企业的期待，希望透过丰富文化创意内涵来创造经济机会，这个目标讲求的是速效。过往对群集式创作的讨论已经很多，而商业功能文创群集的落实仍众说纷耘、尚在摸索，我们对文化商品化质变和其群集趋势所产生的商业价值应当先予深入探讨。
从商业价值做评估的主要理由在于，商业和文化创意在行为上有极大的不同。如前所述，文化的产生相对缓慢，商业却是快速的；文化创意本身可能是适合独享、不受周遭影响的，商业的成功却需要倚靠市场的聚集才能提升经济机会。因此，以商业目标为主要考虑之一的文创群集基地，必须经过一套和传统文化研究领域不同的商业性评估后，才能导出文化商业价值的评估。到此时，文创群集基地内涵的选择，不再纯粹以文化意义本身的重要性来决定，还须加入其对市场是否具有吸引力，或必须创造产生吸引力的方法，甚至不得不有所取舍。换言之，在流行的文创群集基地设立风潮下，文化将产生快速且数量庞大的新创与舍弃。因此，在发展策略上，应以创造新的科技文创特色为主要策略，打造一个崭新但包含既有传统的全新文化。其孕育素材，正是基地所在处的传统精神、文化、产业和观光或科技实力。
以我国台湾地区在2010年参加上海世博会的台湾馆为例，它目前已经落户台湾新竹，将以“产创园区”形式重新运营。世博台湾馆本身就是一个结合多样地方文化和科技的创新型主题文化展馆。在整个产创园区中，同时规划了突显新竹及台湾的文化创意，并与台湾馆既有意象相呼应的精品文创展示商场、特色文创主题餐饮、互动科技展示和体验式文创孵化基地。这个新文创群集基地的设计面临很多挑战，既结合多个专业领域，又包含传统文化创意的转型变革，以达到促成文化培养、地方产业发展和经济效益目的，是经过有系统的市场分析、效益主题发掘、商场规划和文化主题确定，及营销筹资方法研究而成的，与传统文化缓步发生截然不同，更非一般文化和经济专属科目所能独力做到。
从以上文化产业困境、需求和案例反映出几个未来发展机会：
1.地方特色及文创产业势必需要与具有强大吸引力的观光资源结合，尤其是在一些具备打造国际观光景点条件的地方，可以吸引消费采购力高的国际观光客来扩大所在地文创产业的经营绩效，并协助相关业者走向国际市场。
2.透过文创与科技产业彼此间的交流，有机会在科技文创方面做进一步整合与应用，开发兼具文化与科技特质的新型文创商品，甚至跳脱传统工艺品范畴，成为流行时尚产业。将文化创意经济价值有效发挥，成为传统文化产业与科技产业蜕变的契机。
3.对于较难以创新商品化的文化传统产业，如地方美食、食材等，可以透过文化氛围环境营造、科技应用导入等方式，创造出独特的文创美食风格，吸引国内外游客消费，成为文化群集基地另一个创新文化形态。
4.经由导入专业化的管理及精品化行销，加上国际观光客集中采购所创造的消费氛围，文化群集基地有机会协助地方传统文创与科技经济发展。
5.由于多数文化创意业者并不具备经营专长，或缺乏商业化资源，透过前述具有商业化市场分析、运营单位的辅导和管理，将能够协助这些文化创意业者弥补其不足，并且经由文化感受、传播与消费享受的综合价值，达成互相带动效果。
6.对一些希望导入文化或创意作为其产品或销售元素的非文化创意企业而言，文创群集基地中有足够的商品与文化创意可供选择，部分商业也可以此类型具消费功能的基地为验证场，测试大量商业化可行性。
三、在商业化过程中的文化内涵维持
从现实角度而言，世界上没有不质变的文化。所差者在于在一定的时间段里的质变程度替代了多少传统文化的价值观，或者说有多少新文化进入了主文化圈并融合于其中。文化既已往商品化、商业化和群集经营形态发生质变，如何维持其中文化内涵将是长期运营必须注重的核心问题；虽然世界价值体系笼罩在消费文化的宰制下，然而，在当前全球化之下所产生的各种各样新的地域文化，仍是由传统的“人文”为基石建构起来的。
传统中各种有形、无形的媒介文化被现代化进程一点一滴地淘汰，但我们仍可以将“传统”与“文化”通过现代世界能够接受的文法展现出来。可行的方法之一就是以“重塑形象”“创造价值” 与“文化精神扩展”作为策略。文化的起源基于生活条件的限制与适应方式，因此评估生活环境并改变与调整生活方式，就成为文化取向的第一选择，所以我们不应该存有哪一种文化比哪一种文化更优秀的观念。更关键的是，文化的传承与延续发展不应该只以维持中国文化的民族主义或意识形态为主导，所谓的文化多元必须建立在尊重“选择”的自主权上；没有人有权力决定某一类人应该怎么样过生活，而应该以世界为前提，寻找对世界有帮助的传统文化精髓并予以发扬。这样的思维模式与从前的如何复兴与保存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是站在世界的高度来发现世界的缺陷并以传统文化来填补，这样文化的价值才有发挥的空间，并且跳脱由自身维持自身文化的局限。
对于文化的变革议题，必须认识到所谓“变革”，不论是自愿的或是被迫的，在一定意义上来说首先意味着“传统”的接受或容忍。因为“变革”是基于某种定义上的“外来文化符号”，并以符合其生存需要为前提，最终达到“适应”目的，因此所有的改变都必须符合当前我们所身处的商业化、市场化和技术化的大环境之下。许多地方文创基地发展时，相当排斥这类“变革”或“外来文化的侵略”。事实上，倘若外来文化不符合生存需求，那么也不会出现“变革”，也就不会有“文化侵略”的说法，更不会有复兴传统文化的必要。若是以“文化观念”是“价值观念”这样的命题来看待“变革”，文化的改变就是因为需要、由于交流成长而发生，它或许和传统不同，但却是新元素带来的新生命，是文化精神的延续，在商业化过程中亦是如此。
在此，我们可以看到，文化内涵存在的形式就像一张蜘蛛网，彼此间相互制衡也相互影响，在创意与商业化过程中，必然同样面临矛盾、冲突和反复地消长。例如中国文字经过几次改为拼音文字的争论，甚至当计算机普及时，对于汉字不利于数据输入的论调使汉字面临“落后的文字”的说法，然而积极创造、研究、开发与运用汉字的优势，探索汉字在结构上、思维逻辑上与新科技的内在关联，并以此得到汉字在数据处理、思考学习、大脑开发及有助于智力均衡方面有优于拼音文字之处，自然增强汉字持续存在的条件与优势。这是一个合乎理性且印证文化内容优秀的成功案例，我们不能将某个文化的丧失归结为商业化所致，更应该思考的是如何创造自身文化的存在价值与合理性并提升自身文化的优越性，使它不因为商业化等目的性扩展而丧失其价值。
四、新文化创意时代学术单位的角色
为了延续文化精神，文化创意单位在某种程度上必须要深入了解文化精神及其创意演化过程，否则就只是一般的商业创意。然而，一般企业并不具备此类研究能量，学术单位以其充足且全面的学术研究能力、丰富的研发人力，在无获利压力、时间弹性较佳之下，可累积更多文创知识和技术，成为企业投入文化创意的人才与技术后盾；另一方面，不可否认，学术单位的确缺乏实务化及商业化能力与经验，使得部分研究与开发和社会发展方向脱节而被弃置，成果未必能付诸实施。
求取学术研究价值最大化，在相当比例层面上可导入企业合作关系。以台湾的做法为例，很多学术研究单位成立产学合作中心，或在设计中心具备产学合作功能；而合作内容依其性质原则上分为“产学计划”“服务性检测与调查”“人员训练与讲习”“专业咨询或诊断”“技术移转”等五种方式。
这五种合作方式中，“产学计划”是指接受民营事业机构与政府机构委托研究开发之项目研究计划，也是深入进行共同或委托具体文创开发的合作，这是教育单位吸收企业经验、企业利用学术力量量身订做所需项目的最佳方式。“产学计划”和“人员训练与讲习”在产学合作方面是扎根型的项目，其进行时间通常也较长，许多时候企业已然具有部分成果或成见，或希望速成，此时学术单位所拥有并累积的庞大文化创意资源，就成为企业可依赖并调整其既有成果的必要支持。
透过这些共同产出和资源支持，学术与企业均得以在文化创意发展上，进一步掌握以文化艺术语言、艺术社会学等观点诠释不同文化与商业新趋势的融合能力，扎实并快速反映文化和时代变迁与价值延伸上的新表征。
结语
关于文化的延续与发展，可以从认识文化本身的价值和把文化当作一种资源这两种概念综合起来进行：
1.认识文化自身的价值，理解它在历史进程中所以持续传承的理由、意义与价值。
2.把文化视为一种资源，积极开发与创造符合现代的有用性并认识。文化资源价值的潜在性、认识文化资源价值的滞后性与认识文化资源价值的整体性。
笔者认为，当前世界各国政策均强调关注文化软实力的建设，文化创意产业正受到大力的培植。从文化战略的高度来看，文化创意与人才的建设，不是依靠引进新的技术或是简单的跟风就能成功，而是依靠培养、推广具备人文关怀与深层次的文化传统应用、重塑的整合性人才。在文化延续跟发展这一部分与商业化情境下，文化符号的挪用与其原生价值及本质上有着极大的矛盾冲突，我们应该怎么把这些现象合理化或采取适当心态看待这种现象，是亟待厘清的课题；学术研究单位与企业间则应研发恰当的密切合作模式，将文化创意转化为具商业价值的产品、服务，或开发兼具文化宣教能力并符合市场接受取向的运营方法。如此，才能在时代的不断进步下认清文化价值并理清自身文明发展的脉络，在文化与商业经济需要中寻求一个适当的定位。
作者系南开大学文学院艺术设计系、台湾新竹市世博台湾馆暨风城文创馆营运管理顾问、案―文化创意发展顾问
（责任编辑：曹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