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我们应该向日本人学习什么
我们应该向日本人学习什么？
小小岛国，资源匮乏，却能掀起两次世界大战，战败之后却能迅速崛起，至今傲然屹立于世界强国之列，必有过人之处。通过这几周对日本的了解，简单总结出我们应该向日本人学习要点有三：
一、 崇强精神
“崇强”的意思就是尊重强者，崇拜强者，学习能力强 是一个非常崇拜强者的民族。
尊重强者，崇拜强者，应该是地球人民共同的心理习惯。但真正将这种心态转变为实际的行动，并且演绎得淋漓尽致的应该是日本人。
日本人对强者的膜拜已经到了一种非常强烈的地步，甚至不论对方是否自己的敌对一方。
李氏唐朝强盛，日本人学习，美国大兵强悍，日本人学习……
日本人对来自中国的孙中山，李小龙也持有很强烈的崇强心理。丝毫不理会李小龙在全球银幕上将日本人揍得死去活来，李小龙的大徒弟就是一个日本人木村武之。
日本人的这种崇强精神完全抛开彼此立场，只要对方是强者，就表示尊重和学习。
某种程度看来，在日本人的心里，没有真正的对错成败，只有强弱之分！只要是强者，都崇拜，尊重，并且学习！
在这种强大的崇强精神感召之下，日本人会不断向强者看齐，学习，使得自身不断进步。崇强心理的背后，还带有很明显的要么不学，要学，就向最强者看齐的潜在意识。 日本人就是在这种强烈的崇强精神驱动之下，不断的学习领先知识和技能，使得自身实力不断增强，从而屹立世界强国之林的。
二、 团队精神
任何组织，任何形式的竞争，从长远角度而言，都是团队
的竞争。
最坚固的城堡，最高明的攻击是从内部开始的。 群体竞争的道理亦是如此。
一个组织，无论强弱，如果内部保持高度的一致性，就会使得个体力量处于高度集结的局面，从而爆发出最强的竞争力量。
日本人的团队精神是颇为突出的。
一句比较知名而颇具戏弄色彩的话语是：一个中国人，一条龙；三个中国人，三条虫。我并不完全认同此观点，但国人喜好窝里斗的习性，却是甚为显著的。
就我所见，很多中国企业在内耗方面消耗不少竞争潜能，颇为可惜。
如果一个组织团队，能真正做到团队一致，朝着目标，劲往一处使，爆发出来的竞争力是很强的，但是实践中，往往并非如此，值得我们深思，学习，进取，引以为鉴。
三、 专业精神
日本人的专业精神非常突出，值得我们学习。
日本著名的住友财团，即使对于招聘一名普通的电工人员，要求也非常专业。首先需要具备三年电工的从业资质，然后经筛选，进入住友，进行为期一年的专业电工知识学习，经考试及格之后，方才正式上岗，担任电工工作。 在住友，即使对于拧保险丝这样细致的工作也有非常专业的规定。保险丝的长度必须为八厘米，中间对接光源，先向左边拧三次，然后向右边拧三次。如此，八厘米长的保险丝刚好拧完，不多不少。
这，就是专业。
反思我们日常管理和接触的中国企业，与这种专业精神相差极大。
当我们对事物的专业性高度强调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对事物本身的细节会进行深入的把握和研究，从而使得事物更加专业，更加优秀。
专业精神的背后，是一种强大的钻研精神，用心态度。
强悍的钻研精神和用心态度，则是成就伟大事业，将事物推高到淋漓尽致的唯一态度。
按此，不难解析，为何日本的工业科技如此发达和领先。 我们应该相信专业。
写下上面的文字，并非强调所有的日本企业都是绝对优秀的。树大有枯枝，日本一定也有非常糟糕的企业，但他们绝对不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对象。
上述文字也可能存在相当的片面性，仅能作为一家之言，以作交流。但如果一味因为部分原因，拒绝学习优秀的世界文化，民族文化，则是我不能认同的。
我想说的是：师夷长技以自强。
篇二：我们要向日本人学什么
中国要向日本学习什么？
地理距离上，我们离日本很近，但在内心，却无限遥远
我记得我1996年第一次从香港飞美国的纽约，在洛杉矶转机，到达纽约时人已经筋疲力尽，感觉美国很遥远，在地球的另外一边。
今年6月29日，我们一行9人从广州新白云机场起飞，3个小时，就降落在大阪的关西国际机场，就好像坐国内航班似的。如果从上海起飞，更短，只要一个半小时。如果从辽东半岛的大连去日本，就更近，一个小时就到了。
从地理距离上看，我们的确离日本很近。
从文化上看，你到日本，到处能看到汉字，它的标识系统，你能看懂个7－8成，上洗手间、找楼层，你基本没有太大问题。
你再去日本的寺庙，比如清水寺，基本和中国的差不多，抽签、打卦，基本都有，日本光在古都京都，大大小小的寺庙有8000座。
再看日本人，和中国人差不到，所以很多欧美外国人是把日本人和中国人混淆，常问的一个问题：Are you Japanese?
虽然你在日本的大街上可以看懂很多汉字，但你根本听不懂日本人在讲什么，他也听不懂你讲什么，所以我们交流还得用英文，一个中国人和一个日本人在日本土地上讲英文，就像鸡同鸭讲，很滑稽的一个场面。
为什么中日民众的心理具体比美国还要遥远？因为他们在心理上已经脱亚入欧，而我们在和日本人交往时，因为两国的特殊的历史和恩怨，交往比和美国人交往还要有障碍。
你看日本著名私立大学庆应大学的创始人福泽谕吉的《脱亚论》，他同时也是日本明治维新的思想家，他的头像就印在日本的钞票上，你就明白日本人已经是香蕉人：黄皮白心。我们中国人，也就是他们所称的支那人，在他们眼里已经是落后的民族。
看看福泽谕吉《脱亚论》所写：
“我日本国土地处亚洲之东陲??然不幸之有邻国，一曰支那，一曰朝鲜??此两国者，不知改进之道，其恋古风旧俗，千百年无异。在此文明日进之活舞台上，论教育则云儒教主义，论教旨则曰仁义礼智，由一至于十，仅以虚饰为其事。其于实际，则不唯无视真理原则，且极不廉耻，傲然而不自省。以吾辈视此二国，在今文明东渐之风潮中，此非维护独立之道。若不思改革，于今不出数年，必亡其国，其国土必为世界文明诸国分割无疑。”
1894年甲午一战，开始印证福泽谕吉关于中国的预言。
真是一声叹息！
干净背后的力量
1996年第一次去美国，心理上很震撼，也很难受，一个5000年历史的民族，怎么和一个建国200多年的国家相差那么远，我们5000年不白活了？我们唐朝的GDP在哪里？我们宋朝的GDP在哪里？我们明朝的GDP在哪里？我们清朝的GDP在哪里？怎么都不见了？甚至，我们70年代的GDP在哪里？全部毁灭在我们自己人手里。
为什么我们勤劳不致富？为什么我们学习不进步？我一直在反省：我们的苦难，主要是内源性的，外患是次要的。
去日本最大的感受就是两个字：干净！比美国还要干净！花儿朵朵软件的马总去过基本所有的欧美的唐人街，发现日本的唐人街最干净。
日本不仅仅是大城市的主干道干净，连小街小巷都特别干净。日本一家学术出版社的老板晚餐后带我们去他的出版社和书店，在东京大学大门的正对面，要穿过一条小巷，当时还是晚上9点半，里面也是特别精致和干净，更让人吃惊的是小巷里的安静，更准确应该叫寂静。里面的路很窄，只能通行一辆车，但绝对没有乱停放。
我们去箱根的农村地区，住在当地的日式酒店，应该有国内4星的标准，酒店门口就是菜地和一条小溪，道路也是特别齐整，溪流很干净，连道路的标识系统都很齐全。在日本感觉不到中国的地区发展不均
衡：城市像欧洲，乡村像非洲。
日本的干净绝对是全面的干净，全国的干净，不像我们仅仅是中心区、面子区的干净。
在日本，你看不到有人砍树，他们国内的树是绝对不能砍的。我在日本就没有看见裸露的土地，全部要么是柏油路，要么是草地。
你在大城市最大的感受就是，空气中没有灰尘，连他们的墙面和玻璃都是特别干净，汽车也很多，但是没有尾气，更见不到冒黑烟的车。
在东京三天，我们基本没有遇到塞车，我问导游为什么？导游说：在日本周一到周五，一般的人甚至是老板，都不开私家车上班，全部坐铁路和地铁上班，因为时间绝对有保证。在街上跑的基本都是营业用车。
日本的公共交通极其发达，日本的第一条新干线建成于1964年东京奥运会，到今天都运行得非常好，今天日本全国建成了覆盖全国的铁路新干线系统，效率非常高，他们的铁路像公交一样运行，和地铁、公交接剥得非常好，转车很方便。
所以像中国这么一个国家发展私家车是非常坏的国策，你看像香港、新加坡都限制私家车，而中国却对私家车没有任何限制，为了一点眼前的GDP，牺牲中国的长期发展潜力。
我见到北京一群高三毕业的学生游学访问团，他们到日本7天了，我问他们有什么感受，他们回答：就是比较干净，其他好像没有什么！
难道日本仅仅就是比较干净吗？这干净背后难道真就那么容易吗？为什么我们做不到？因为我们没有公德心，所以我们乱扔垃圾。为什么我们乱扔垃圾？因为我们的眼睛里能容忍脏，为什么我们的眼睛能容忍脏，因为我们的灵魂能容忍脏。
一个人能容忍办公桌上的灰尘，他就能容忍工作的不完美。
干净和贫富没有必然关系，和追求完美有关。一个人可以穿一件打补丁的衣服，但可以干干净净。我和你举个我们乡下老家的例子。我小时候，应该是30年前，中国应该是很贫穷吧，我们村就有几家人比较干净。为什么这几家人干净？因为他们的女主人爱干净。结果，我们村，也就这几家人有出息，孩子都考上大学，都成了才。
女主人为什么爱干净？因为她们眼睛里无法忍受脏，她们也无法忍受不完美的事务，他们总想把事情做完美一些，他们就把这个习惯传给了她们的孩子，她们的孩子也就比同龄人、比同村的孩子更追求完美、追求完善，所以他们有出息。
干净代表一个习惯，一种追求。广岛亚运会，开幕式结束时，全世界的人发现，几十万人日本人退场后，在体育场里，居然没有发现一张丢掉的废纸！是不是可怕的日本人？
再给你们讲一个朋友的故事，他在日本三菱重工工作，卖印刷机给大陆的印刷厂，他有一次带一个国内一个印刷做的比较大的老板去日本参观，这个老板也做得比较大，发展得很快，有点志得意满。参观时，日本人让这个老板进印刷厂前把鞋脱了，当他从印刷厂出来，发现白色得袜子居然还是白色的，整个印刷厂全部是自动化生产，就没有几个工人。这和国内印刷厂环境是天壤之别。当这个老板回国后，到处都在讲这个故事，这件事给他极大的震撼。
我带队参观了东京的一所初中，他们的学校也特别干净，我们一进去需要换鞋，每个人有一个鞋柜，上面居然预先写好了每个参观团团员的名字。
出来后，我就在想：为什么干净这么简单的事我们都做不好？
后来我终于明白了：
我们的幼儿园不干净，小学肯定干净不了，小学不干净，中学干净不了，中学不干净，大学干净不了。我记得我1978年考上中大，当年的升学率很低，我们这些人也算是所谓“青年精英”，但当时男生宿舍之脏、之臭，实在是让人至今难忘，我就明白：我们这些人走上社会，社会也干净不了。
地铁里可怕的皮鞋声
我们住在东京厅附近的京王酒店，附近就有一个很大的地铁交换站，你早上来到这个地铁站，你看见洪水般的但有序的人流，但是基本没有人讲话，更没有人大声讲手机，你只能听见可怕的皮鞋声。
日本人做事是以不给别人添麻烦、不影响别人为原则，这已经成为他们灵魂深处的东西，已经完全内化了。
我们的孔子所讲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仅仅是在嘴上讲讲而已，我们的五讲四美三热爱，也不过是写在墙上而已。我们都是一群只会说，不会做的人，或者做也是做不到位的人，或做事打折扣的人，或者“说”是专门用来骗人的。
你看党章写得多好，宪法写得多好，我们的政治科作业写得多好，全部是说说而已，很多是不当真的。后来有人说：为什么中国普通民众都不遵守红绿灯？因为这个国家的社会上层把宪法都不当回事时，你怎么指望这个国家的下层遵守红绿灯？新加坡最成功的地方就是李光耀自己制定的规矩自己首先遵守。 日本的教育和我们有什么区别？
我弟弟媳妇的姐姐晏青一家在日本已经7年，他们的孩子也在日本上幼儿园，我们晚上在一起聚会，我就特意问他们：日本的教育和国内的教育有什么不同？
晏青告诉我：日本人特别重视幼儿期的教育，所以很多母亲生了孩子之后辞掉工作全职带孩子，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孩子三岁前是幼苗期，特别重要（中国也有一句古话：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一旦孩子的成长出现问题，特别难修正。而且日本人认为：让男人工作更勤勉一些，强度更大一些，收入更高一些，让母亲回归家庭，等孩子3岁后再上班，对社会效率没有任何影响，但对下一代的成长特别有利。另外他们对孩子培养的一个原则就是：七分饱、七分暖。他们基本不让孩子吃得太饱，也不怕孩子穿得太少，秋天孩子穿个单衣在外面玩水他们也不怕孩子受凉，所以你在日本基本看不到胖子。
另外，孩子生病一般不像中国一样动不动打吊针，他们认为孩子有很强的自愈能力。
日本人均寿命是全世界第一，这也说明日本人卫生条件、医疗条件、生态环境、饮食习惯、体育运动都做的很好。
日本的幼儿园特别干净，孩子一到幼儿园就要换鞋，不让鞋子上的尘土带进学校。
另外，我感觉日本的学校特别重视校服，他们的校服也特别漂亮，式样很多，做工很好，我问他们为什么这么重视校服？他们的回答让你耳目一新：
一个人穿上制服，就是要告诉它：永远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任何一个人穿制服干坏事内心总有一种不安。
另外，日本人让人吃惊得就是，每个家庭都有家庭记账本，家庭主妇不记账是不可想象的事。我记得在超市买东西，收银员一定问的一个问题是：是打印一张单吗？因为日本家庭主妇很多时候在超市买东西是分单打印的，以方便记账。比如文具归文具、书籍归书籍、食品归食品，这样她们每个月就能做统计，家庭理财的概念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就在培养。
另外，日本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女人回归家庭，但是男人的钱袋却归女人掌控。每个月，女人给男人一些零花钱，但男人还有一些加班费可以做私房钱。
我问晏青为什么会这样？晏青的回答也是让我吃惊：女人回归家庭，如果再不掌控财政大权，这样女人就没有任何安全感，这样的家庭也不稳定，也不利于孩子的成长。
我带队参观了东京的一家中学，和他们的校长、教务长、心理辅导老师座谈。
日本的中学特别重视动手能力，家政、缝纫、空手道、体育、兴趣班全部开设，心理辅导老师的导入学生的日常学习，因为他们发现很多孩子很早就有心理问题，所以每一个学校都有一个专职的心理辅导老师，我参观的那所学校的心理辅导老师正好是一个华人，我就问了她无数的问题。
日本中学特别重视武士道课，他们每个学校都有专门的武士道馆，也经常有相关的比赛，他们认为，武士道课能培养孩子坚强的品格，永不服输的精神。
所以，我建议中国教育部能把中国的武术列为中学的必修课。我中学时就特别迷恋武术，少年的我渴望用暴力能改变世界，后来发现行不通。
任何伟大的理想都需要坚强的肉身能支撑，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总是没有主动性、进攻性、侵略性的。中国几千年的教育和科举制度就是培养了太多这种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光会坐而论道，不会起而行。
当时我问了校长一个问题：你们是怎么培养日本学生的对规则的遵守的？你们是怎么培养日本人视敬业为天职的？你们是怎么培养日本人服从精神的？
大而不当的故事
正当我在问校长以上问题时，马董事长给我递了一个纸条：
正心、诚意、平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后来我出来后，问他什么意思，他说，你问题的答案就在这几句话里。结果我就和马总辩论起来：中国人就喜欢讲这些大而不当的大话，就好像向天空射箭，一定命中目标，但是无用。
讲大道理很容易，但要明白大道理后面的小道理，小道理后面更小道理的，并能实行的人，才是真的深刻和伟大。
王阳明有一句话我特别喜欢：知就是行，行就是知，知而未行，其实未知。很多道理我们好像是知道了，其实并没有真正懂得，因为我们没有起而行。
没有比敬业更好的爱国主义
在日本接受日本人最多的就是日本人的鞠躬，据统计，一个日本百货公司的电梯口的迎宾员，一天要鞠2500个躬。
我作为一个企业的管理者，就非常明白，要天天这么鞠躬多么不容易，支撑他们这么常年累月做的是他们视敬业为天职的理念。
比如我明天下一个命令，公司的保安明天开始给上班的客户鞠躬，明天他们可能能做到100％，后天他们可能就打95折，大后天他们打90折，最后不了了之。
我有一句口头禅：没有比敬业更好的爱国主义。
一个老师，爱你的学生，这就是爱国，
一个编辑，出没有校对差错的书籍，这就是爱国。
一个警察，保一方平安，把本职工作做好，这就是爱国。我最反对的一句口号就是：有困难找警察。这其实是一句很不负责任、也做不到的话，这话是一些政客做宣传用，给一线的警察添了无数的和本职工作无关的麻烦。
一个清洁工，把它负责的地方搞得干干净净，就是爱国。
在网上做一个爱国主义者，不用付出成本和代价，太容易了。我要问他一句：你本职工作怎么样？这是分辨一个真正爱国主义者的放大镜。
我们离日本有多远？
很多没有去过日本的朋友问我：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到底离日本有多远？
我就反问他：中国足球队离欧美强队有多远？
他就说：就单个队员技战术水平、体能来讲，好像水平很近，但整个队一旦上场打起来又好像差很远，因为：你根本就没有赢的机会。
我说：你这就讲对了，中国和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差距，就好像中国足球队和欧美强队的距离，感觉差不远，但实际差很远。因为人家已经霸住位了，你要接近还容易，你要超越很难。 我们的生活水平上去了，生活品质没有上去，我们的生活品质上去了，生活品位没有上去。
我当时就讲了一个例子：中国很多老板也能买奔驰车当座驾，但是永远不要忘了，坐奔驰的民族和造奔驰的民族绝对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民族。你有100多万人民币你就能买一架奔驰S320，但你要造出同样价格性能比的奔驰车来，投资100亿下去，却未必能。
我这次也特意参观松下研究院，发现中国制造的一些幻觉。
很多商品背后印有Made in china,但其实是很多是组装在中国，设计不在中国，品牌不在中国、核心元器件不在中国、制造工具、机床不在中国，市场渠道不控制在中国，还有，很多精密制造也不在中国，更不控制在中国人手上
我参观了日本出版业最大的一家中盘，东贩的物流中心，他们的配货差错率居然控制在万分之二以内，这个差错率相当于：你在一本新华字典里找到一个错字。日本真正强大不在于我们前台所看到的东西，而在于他们的后台，以及这些能设计这些后台的高素质的人才！
日本明治维新的一个小细节
我记得邓小平搞改革开放前，出了三次国。
第一次是去美国，卡特总统接待他，我想邓小平心情一定是不平静的：毛主席讲得不对，美国鬼子不是纸老虎
第二次是访问日本，坐了日本的新干线，他也一定感慨万千：小日本不可小看。
第三次是去新加坡访问，李光耀对他说：新加坡原来是一个渔村，新加坡人都是渔民，很落后，我们经过20多年的学习西方，也能搞成这样，中国有很多人才，如果改革开放，一定会比我们进步得更快。 邓小平回国后下定决心改革开放。
但这次我在日本发现，日本人当年明治维新，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
1871年，日本派出以财政大臣大保利通，工商大臣伊藤博文（后来成为日本首相）为首的100余人访问团，对欧美进行了长达22个月的超长期考察，对政府制度、司法机构、教育体系进行详尽的调查研究。当时的美国总统格兰特、英国的女王维多利亚、法国总统齐鲁、普鲁士皇帝威廉二世、俄国皇帝亚历山大二世都会见了日本使团。
注意：日本的政治精英是花了22个月对西方的政府制度、司法机构、教育体系、包括宪法做了详尽的考察后，经过认真思考后才真正启动明治维新的，包括他们采用德国的宪法。
而我们的邓小平却是三次访问，每次几天走马观花式的访问后回国启动改革开放，（这当然有他在文革中对旧体制的深刻反省），他后来讲的“摸着石头过河”是他内心的大实话。
所以，我们的改革开放，是没有经过对西方认真研究后而实施的，就好像要拆一栋旧楼建新楼，旧楼还没有拆，就在旁边盖新楼，新楼的图纸还没有设计完毕，就开工了。结果旧楼和新楼交叉在一起，怎么拆旧楼也是一个难题。
心态决定未来
我们一行9人，一路参观一路辩论，在车上要抢话筒，也讲了很多关于日本的笑话，包括网上流行的武大郎和日本的故事，全部表达了阿Q精神和精神胜利法。
在中国演讲，要全面阐述日本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反而满足中国人的虚荣心，是一件皆大欢喜的事。
我们这些年是言必GDP，GDP都成我们的图腾了，其实像防盗网、防盗门、桶装水这个产业的GDP整个就是负的。
上海这些年进步很大，上海人很自豪，但看看下面的数字，我想上海人、中国人紧迫感会更强：2003年的统计，一个东京的GDP，相当于20个上海，10个汉城，7个香港，5个巴黎，3.5个伦敦。同样是2003年统计，中国的GDP是1.4万亿美元，日本是4.3万亿美金，日本是中国的三倍。你要知道，日本的人口是1.28亿，中国是13亿，中国是日本的10倍，而国土面积，中国是日本的26倍。但是中国的国土有40％是不可用国土，而日本就没有沙漠，而且海岸线很长，海洋经济区域大，海产品极其丰富。所以从人均占有资源上来讲，我们并不比日本有优势。
我这篇文章写得特别艰难，因为你要写日本民族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要说很多我们民族的很多劣根性，而且这些劣根性存在我们任何一个人包括我自己的灵魂深处和下意识的思维中。我曾在我公司内部就这个题目作过一次演讲，已经引起抗日青年的激动，而后又在一家教育出版社做过一次，他们脸上好像没有什么反应（你这不是长敌人的威风灭自己的志气？）让我不敢深入讲下去而转向企业敬业精神，结果让我这次演讲有些逻辑混乱，主题不突出。一个人要否定自己而后自新自强都很难，何况一个有着5000年历史一直以大中华自居的民族。强者永远是霸道的，你为了超越他们，你就不得不忍受他们的霸道，就像韩信要受胯下之辱一样。
强者又因为他们的强大而是我们的师傅，徒弟要超越师傅，除了放下架子全心全意向他们学习之外
我们一定要虚心，我们曾经是日本的老师，但今天他们是我们的老师，所以我们的心态要归零，一定要把大中华、小日本两个概念先去掉，这样才学得快，超越得快。
我们在说别人长处和我们短处的时候，并不表示我们自卑，而是表达我们的自新和自强。
祖上的光荣不讲或少讲一些也并不表示它不存在，而且一个民族的自信也不能建立在祖上的光荣上。我们不自卑，也不自负，我们脚踏实地，虚心学习，勇于创新。
我们今天的心态决定我们的未来。
(编者按：本文节选自凤凰网站的一篇博文，再联系上一篇《素养是什么》，希望公司全员能够一起探讨什么是公司的文化、什么是企业的素质、管理真正的核心在哪里，怎么在企业里面展开全员的教育训练。同
篇三：日本是如何向中国学习的？
汉代以前，日本向中国学习主要采取“请进来”的方式，通过从赴日中国人那里得到先进的技术文明。汉代以后，日本开始派人到中国主动学习先进文化。中国后汉时期，日本进入奴隶社会，并建立第一个奴隶制国家——邪马台国（“邪马台”为日语“大和”的音译）。根据《魏志·倭人传》记载，邪马台国“本以男子为王，住七八十年，我国打乱，相攻伐历年，乃共立一女子为王，名曰卑弥呼，事鬼道，能惑众，年已长大无夫婿，有男弟，佐治国”。后汉末年，中国在魏蜀吴三国鼎立之时，卑弥呼多次派使节前往魏国风险“生口”（奴隶）、倭锦等供品。对此，魏明帝下诏书予以嘉勉称“汝所在逾远，乃前世贡献，是汝之忠孝，我甚哀汝”。还封卑弥呼为“亲魏倭王”，赐予金印紫绶。以卑弥呼为起点，中日两国从此开始出现官方往来。
到了唐朝日本学习中国的热潮逐渐高涨，当时的中国拥有辽阔的疆土，国力鼎盛，在科学技术、文化等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成为古代国际关系的中心，呈现出万邦来朝的局面。出于对中国大唐先进文化的仰慕和渴求，为了求的推动本民族发展的科学技术和治国经验，日本曾在唐朝时期一次次派遣使节和留学生及僧人被通称为遣唐使。其实，早在隋朝时日本就开始派遣遣隋使，但是次数和人员不多。到了唐朝，日本来华使节和留学生急剧增加，其数量和频繁程度可谓空前绝后，达到历史顶峰。究其原因不仅是唐超开过之后国力空前鼎盛，威名远播，更重要的是日本的历史发展恰处于奴隶社会区趋于解体的社会变革时期，当权者急需学习引入中国当时还很先进的封建社会体制，以加速本国的建设，建立和强化中央集权。
公元623年即唐建立后不久，访华归来的日本药师惠日等上奏天皇说：“大唐国者，法事备定，珍国也，长须达”。惠日的上奏促使日本天皇下定决心派出遣唐使，并把派遣唐使一事视为事关国家兴衰的战略举措予以高度重视。派遣的使团成员一般都是上层贵族和有学问造诣的人，使团经费以及乘坐的船只都由朝廷拨付经费、专门督造。经
过几年精心准备，公元630年日本第一个遣唐使团出访中国。此后绵绵不绝先后达18次之多。到唐朝后期，日本已尽得唐文化的精髓，逐渐失去了越海求学的热情，同时出示中国所需要的巨额费用也使日本朝廷财政吃紧，这样遣唐使的派出便无疾而终。
遣唐使的经历如一首万行史诗，反映了大和民族强烈的求知欲和不畏艰险的冒险精神。中日两国素有一衣带水之说，以现代眼光来看不过四、五百海里的距离，一两天的路程，算不得遥远，等谈不上艰险。但是，当时的日本虽为海洋国家，造船航海技术却非常简陋。据史料记载，日本的使唐船舶不过是把大树锯成方木之后，用铁片连在一起，木缝之间塞上一种细草。整个船舶既无铁钉固定，更无桶油等物密封，而且船底也不像是现代海船那样成V字形。这种船舶防漏性能很差，不能劈波斩浪，一遇大风大浪很容易解体或倾覆。不仅如此，由于不了解海洋潮流和信风的规律还常常遭遇顶峰逆流，导致迷航、翻船，而且长期在海上漂泊，还要忍受严酷的生存条件，许多人由于饮食失调、酷热冷雨而换上疾病不治身亡。所以，每一次处世唐朝都是生死难料，一入大海，就像走向战场，要于惊涛骇浪搏斗，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在18次使者中，有6次遣唐使全军覆没葬身于大海，有2次遭遇船难，只有部分人侥幸回国。航程之艰险，可举日本古籍《续日本纪》关于第10次遣唐使遇难经过为证：公元777年，日本第10次遣唐使团在完成出使任务后，从中国长江口入海踏上回国的旅程，搭乘使船的还有唐超派出的使节。惹人注目的是船上还有一位名叫喜娘的少女——客死中国的第9次遣唐使藤原清河和唐女所生。在船航行到东海将近日本时，突然遇到疾风大浪，使团的三艘船舶沉没两艘。包括中国使节在内的20多人葬身鱼腹，喜娘及其余人员只得将船上物资全部抛入海中，在海上漂流6天6夜，粒米未进，侥幸回到日本。作为中日友好的结晶喜娘九死一生方回到亡父的故土，收到包括日本天
皇在内的隆重欢迎，写就中日关系史上的一段佳话，但遣唐使旅途之艰辛由此可见一斑。绝大多数遣唐使都有勇往直前、不怕牺牲的精神，往往能前赴后继不绝于途。因此，当时日本人往往把遣唐使出行视为英雄所为、悲壮之旅。每当任命遣唐使时，天皇都要率文武大臣举行召见、赐节刀等仪式，然后赐宴赋诗践行。例如日本孝谦女天皇时期给遣唐使践行时，上至女皇下至大臣都赋诗话别，其中一首写到“此行唐国去，事毕自归来。威武英雄业，平安奉酒杯”，遣唐事业之伟溢于言表。这些遣唐使回国之后，带回大量唐朝的文化典籍、科学技术，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一些遣唐使还得到日本朝廷的重用，进入权利中枢，极大地推动了日本的封建改革。其中遣唐使吉备真备作为遣唐使中的翘楚，回国后不久被孝谦女皇所赏识，受命教育皇族《礼记》、《汉书》，成为女皇的宠臣，对儒教文化在日本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 对于不避艰险到中国的日本使者和留学生，唐帝国基本上持欢迎态度，对日本使节和留学生都赏赐甚厚。个别日本人来华后还长期旅居，甚至归化了中国。比如名载史册的日本留学生阿倍仲麻吕（中国名叫晁衡）学成后就不愿回国，留在大唐。因才华卓著，身为唐玄宗所器重，得以随侍唐太子左右，最后竟官至二品。由于唐帝国对待异族能想太宗所言“爱之如一”，由于日本遣唐使的艰苦努力，使这一时期的中日关系一度达到“我无尔诈，尔无我虞”，“彼以好来，废关驰禁”的境界。但是，客观地说，日本派遣遣唐使并非完全是为了学习，还抱有重要的外交目的，想通过使唐，为处于中国的良好关系，提高日本在亚洲特别是在东北亚的国际地位。因此，在出使过程中日本对其外交地位非常重视。公元753年唐玄宗在大明宫接见各个藩国使臣时，司礼官在安排座次时一度把新罗使节排在日本之上。结果，日本遣唐副使大伴古麻吕提出严重抗议，称“自古至今，新罗之朝贡日本国已久。而今列东畔上，我反在其下，义不合得”。直到司礼官接受日本的要求与新罗对调座次之后，方才罢休。不仅如此，日本
还企图通过出使唐帝国，采用外交手段，扩大其在朝鲜半岛的势力和影响。比如日本在派遣第四次遣唐使时，正积极支持朝鲜半岛的百济和高句丽侵略与唐结好的新罗，并企图通过使唐离间唐帝国与新罗的关系，实现其控制朝鲜半岛的企图，不料被唐朝政府看清了底细。这次遣唐使团不仅例外地没得到款待，反而收到警告：“国家来年必有海东之政，汝等倭客，不得东归”，结果被羁留在长安两年。知道唐超出兵消灭百济，控制了朝鲜半岛局势以后，才被释放回国。
中国在唐朝之后，国家出现“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先朝建立的册封体制逐渐趋于松散，日本在对华交往方面态度比较消极，很少再向中国派出官方使节。公元960年大宋王朝建立，中国逐渐实现统一稳定，开始积极整饬修复与周边小国的册封体制。1072年宋神宗接见日本民间访华僧人赖缘，并托其向日本天皇捎去书信表达欲与日本通好之意。对于宋神宗的亲笔书信，日本朝野颇为震动，争论犹豫一番之后才回应中国方面的善意，重开两国的正式交往。但是，这种交往的规模已不能和盛唐时期相提并论，不仅人数少（整个宋朝期间只有20多人），而且来华的都是僧人，所以才有“入宋僧”直说。和唐朝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时期主要是中国采取主动。由于航海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指南针的广泛应用，大大降低了出航日本的冒险性，缩短了航行时间（仅需一个星期就可到达日本）。因此，虽然两国官方往来较少，但中国民间商人为利所驱，不断漂洋过海来往中日之间开展贸易。宋朝达官贵人在使用欣赏日货之余，对日本的风土人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宋代诗人梅尧臣、欧阳修等都有关于日本的诗词传世。比如欧阳修在《日本刀歌》中曾咏到：“百工五种与之居住，至今器玩皆精巧。前朝贡献屡往来，士人往往工辞藻。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令严不许传中国，举世无人识古文。”不仅夸奖了日本的产品精美，而且赞叹其人民文化水平高，还保存了不少在中国已失传的古籍。公元983年，宋太宗赵光义在召见日
本入宋僧时，听说日本天皇乃“万世一系”，便大为赞叹，觉得日本真好不像中国隔不了几代就不知皇权又落谁家。从这一时期以遣宋使为渠道的中日官方交往可以看出，两国关系已发生微妙变化，作为文明宗师的中国以基本完成“传道、授业”的任务；日本对华夏虽然仍抱有敬慕之心，但学习热情大减。在民间交往中，对于来日经商的中国商人，日本官方起初还给予接待，到后来就不再过问；更有甚者这些商人有时还要受到日方的欺诈，以至于有人因日本政府长期拖欠货款竟饿死在异国。纵观中日之间的古代交流，具有明显的师徒关系特征。日本学习中国、了解中国甚多，而中国却一直扮演老师的角色，很少向日本学习什么，对这个东瀛邻国的了解长期限于“海上三仙山”。甚至到了清代中期，中国有的学者竟然还以为日本只是位于台湾以南附近的几个岛屿，其认识之荒谬令人慨叹。因此，在漫长的中日古代交流史中，日本文化反哺中华的例子是在少得可怜。为弥补某种缺憾，作者特举出折扇的来历以慰读者。 折扇直到今天还是中国人盛夏纳凉的工具，其优点不仅在于可以开合、方便携带，扇面上还可以随人所好饰以字画，使人在纳凉的同时添以儒雅之风。因此，在古代只有文人、士绅有闲阶层才使用折扇以与市井相区别。我国古代很多文人画家都曾吸收日本的画扇技巧，在扇面作画方面下过工夫，使得题扇成为中国书画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详察历史就会发现，中国人使用折扇确实宋代以后的事情。此前，中国只有蒲扇、羽扇、团扇，这些扇子都不能开合。到了宋朝，日本入宋僧出使中国时层作为礼物送给宋太宗，时称蝙蝠扇又叫聚头扇、倭扇。但是，折扇并没有在中国很快传开，偶尔有人在手还会因使用倭人之物遭到耻笑。到了明代，中日官方交流渠道开通后，日本使节出使中国时再度以供品向明朝仿制。这样上行下效，折扇终于在中国流行起来。明朝一位大臣还曾赋诗夸奖折扇的好处，称赞其“随时舒卷足称意，一寸机关哪可量”,“香山写入画图中，金鳌腾空怒涛卷”，“无穷变化不可量，俯仰神仙知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