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兆濂（1867―1937)，字梦周，陕西省蓝田县（新街镇）人。由于先后讲学于蓝田芸阁书院、三原清麓书院，被后人尊称为蓝川先生。少年时，博闻强记，过目成诵，人称“神童”；青年时善文工诗，学识渊粹，“牛才子”之名不胫而走。平生淡泊名利，无意仕进，以讲学为生，弟子如云，颇负盛名。为学师承关学后起之秀、三原县著名程朱理学家贺瑞麟。他生于关学先贤“蓝田吕氏”之乡，宋代著名的理学家吕大防、吕大临即为关学宗师张载的门生，因而牛兆濂从小就深受关学的影响，颇有承前启后之志。乃父牛文博，早年有志于儒学，因家贫而学业未竟，为维持生计，走上了小商贩的道路，但却心存缺憾，于奔波营商的过程中，仍念念不忘诗书传家，留意儒统。于是便把深藏内心的那种“富不言商”的自卑，转化为对未来儿子的厚望。据传说，当牛兆濂出生之际，其父因思成梦，依稀梦见宋代理学的一代宗师、二程的老师、号濂溪先生的周敦颐（1017―1073）飘然光临门庭。梦醒时分牛兆濂降生，所以便给儿子取名“兆濂”，字“梦周”。如此隔代感梦，听起来不免有些邪乎，可为父决心要改变自己为时人不屑的“小商贩”命运的期望，倒是表露无遗。冥冥之中，拟或是父辈的教诲和引导，最终界定了牛兆濂后来的人生追求。细味之很有些传奇色彩，但其父醉心儒学，也为后来牛兆濂潜心笃学作了注脚。
清光绪元年（1875），牛兆濂九岁时，入私塾读书学习。他天资聪颖，悟性过人，然而乃父并未任其发展，而是满含殷殷望子成学之情，有如“孟母三迁”般，择师而教之，选书使读之，引导其明义理，悟道统，谋立身，似乎要在儿子身上寻找回自己昔日的失落！
牛兆濂没有辜负为父的期望，学业精进，令同侪望其项背。光绪八年（1882），十六岁时应县考，即拔头筹，而后又以品学兼优补西安府学生员。二十岁时又补廪膳生员。光绪十四年（1888），二十二岁时，参加西安科举考试，金榜题名，是为举人，名声大噪。但当牛兆濂日夜苦读，赴京参加进士科试之际，其父突然不幸病逝，老母又失明衰病。为守孝奉母计，牛兆濂不顾乡邻、亲友乃至县令等的赞助和劝告，毅然决然地放弃赴京参试之机。这在当时引起不少的震动。一则为牛才子的命运不济而抱憾；一则包括县令、省衙在内，不忍牛才子放弃科场一搏，使其稀世才情被埋没。于是，逐级将牛兆濂舍功名而守孝廉方正的情形禀报清廷。光绪皇帝御批：“孝行可风，著赏加内阁中书衔”（掌撰拟、记载、翻译、缮写。官阶为从七品）。在庸常人看来，牛兆濂虽命运不济，未及赴“公车”之命，可皇恩浩荡，却获得意外殊荣，并恩赐京官，诚是天大的好事。然而牛兆濂却等闲视之，一纸 《辞加内阁中书衔禀》，将这到手的荣华和美差拒之门外。如此宁静淡泊之学养和持身立命之气节，几令时人唏嘘叹息！从此声誉日高，驰名全国。
光绪十九年（1893），牛兆濂二十七岁时，北赴三原县，投师晚清著名程朱理学家贺瑞麟，就学于清麓书院。在贺瑞麟老先生的指点下，研阅程朱理学，昼课夜赋凡数年之久。从而克己内省工夫日深，理学思想不断丰富，学术造诣笃淳，人格修养几近“功名富贵如浮云”般超脱，处事达观自然，静若处子。光绪二十九年（1903），牛兆濂由三原返回蓝田，于宋代著名理学家“蓝田诸吕”创建的芸阁书院旧址基础上，修复扩建，增广学舍，聚徒讲学。时任陕西巡抚升允慧眼识才，又以其“志虑忠纯，规模宏远，学问淹通，洞达时务”为由，举荐朝廷。清廷命其应“经济特科”，即日赴京应考。牛兆濂又一次以 《辞经济特科书》，拒绝应命。如此独立特行，贫贱不移，富贵不淫，威武不屈，与诸多关学先贤如出一辙。其价值追求使凡夫俗子之辈莫解的原因，就在于他躬身践行儒家的所谓克己内省，努力去达到“内圣”的境界，甘愿做一名“精神巨人”，从而“君临天下”，睥睨一切。什么功名、富贵、权利、地位等等，都在通往“内圣”的内省过程中被蒸发掉了。在世俗生活层面令凡俗费解的是，牛才子辈到底在追求什么呢？这倒暗合了道家的所谓“不求是求”的哲理。当他们将唾手可得的功名富贵挥手一去的时候，却声名日隆，获得了精神领袖的美名。况且，这不只是独领风骚，它对于整个社会的整合、消解人们在追逐功名利禄过程中所产生的内在紧张、思想问题、社会矛盾，维护大一统的封建秩序，有着难能可贵的促进作用。这种理想期盼、精神愉悦的价值追求，正是历代“真儒”、关学先贤、精神领袖人生的最高境界，也是牛兆濂的人生指向。
诚然，牛兆濂在追求“内圣”境界的时候，并未步入道家的无为或高蹈远隐一途，只求“独善其身”，而是把关学的实学精神，外化为儒家一以贯之的“兼济天下”之志，化作对世俗生活层面黎民百姓的悲悯、关切和“为民请命”的实际行动。光绪二十六年（1900），关中因旱灾出现大饥荒，牛兆濂义不容辞地担负起蓝田县的赈恤工作。他走村串乡，查看灾情；淌河攀崖，涉足偏僻村寨，了解百姓疾苦，及时协力发放赈灾粮饷。光绪三十三年（1907），他众望所归，被本县推选为陕西省咨议局议员。当时，种植和吸食鸦片已成荼毒人民的一害，不少人因此而家破人亡。宣统二年（1910），牛兆濂以省咨议局常驻咨议员的身份，陈言利害，反映民情，竭力主张采取惩处措施，严禁鸦片。他身体力行，奉命深入关中西部边远村落，查毁烟苗，为说服村民，从源头上禁止吸食鸦片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爆发，结束了满清王朝二百六十余年的封建统治。然正如孙中山先生所告诫的那样：“革命尚未成功。”局势动荡不已，北京先后上演了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黎元洪登基等一系列闹剧，革命形势扑朔迷离。牛兆濂囿于陕西一隅，在不明其真相的情况下，曾一度携家隐遁山林。但当得知原被废的陕甘总督升允，挟军力而自重，点燃战火，由陇东反扑西安，行复辟之实时，牛兆濂深明大义，不忍生民涂炭。他受时任陕西军政府大都督之托，协同窗好友张晓山，冒着生命危险，前往乾陵军营面见升允，说服其议和罢兵，并一举成功。在牛兆濂的斡旋下，挽救了数万人的生命，使古城西安免遭战火灾难，广受官民称颂。民国二十年（ 1931），日本侵占我东北黑、吉、辽三省。牛兆濂得悉后，义愤填膺，对日本侵略军血腥屠杀庶民百姓的刽子手行径口诛笔伐，予以强烈谴责。民国二十二年（ 1933），得知日寇得寸进尺，先后攻占我山海关、热河省会承德等地时，不顾年迈体衰，六十七岁高龄，竟挺身而出，联合同学张果斋，急募集义勇军500余人，并通电全国，宣言出师前线抗日。虽说义勇军方抵达西安便被人劝回，但牛兆濂赤热的爱国之心、救国之志却日月可鉴，大有东晋田园诗人陶渊明“刑天武干戚，猛志固常在”（ 《读（山海经）十三首》之十）之致。它清晰地折射出牛兆濂人生的另一面，他虽潜心于 《六经》、程朱理学之中，但并未淡忘生民病、爱国情，甚或表现得壮怀激烈，不能自已。
总而言之，牛兆濂说到底毕竟是一介儒生，我们不能苛求他“壮岁旌旗拥万夫”（辛弃疾），去带兵打仗定乾坤。儒生只能干儒生的事情。牛兆濂的后半生纵使身处动荡不已的社会现实中，但他主要还是学者生涯、教书先生。1913年至1918年，亦即“五四”运动的前夜。当陈独秀、李大钊等在 《新青年》上向传统道德和价值观公开宣战的时候，当鲁迅先生发表 《 狂人日记》，矫枉过正地呼吁孔孟之道为“吃人哲学”时，牛兆濂囿于识见，执教于他老师贺瑞麟创办的三原清麓书院，醉心于琅琅夜半读书声，不遗余力地向莘莘学子传授儒家经典，并自酬资金刊刻了包括 《 十三经》、宋代濂、洛、关、闽诸学和元、明、清理学家的著作达69种，从事着一项在今天看来也堪称思想文化建设的浩大工程，极大地促进了儒统和宋明理学的传播。而后牛兆濂立足蓝田芸阁书院讲学，陕、甘、晋、鲁诸省学子纷纷慕名而至，生徒之众愈数百人。与此同时，牛兆濂还涉足三原清麓书院、兴平爱日堂、西安城内的关中书院、关洛书舍、鲁斋书院以及山西的守慊学舍等处讲学。至于定期在省、县孔庙、乡贤祠、眉县、风翔张载祠会祭、会讲，更成为儒雅云集、弘扬理学，影响风气于一时的盛事。
长期远足跋涉，兢兢于讲学，为传播儒家所倡导的“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伦理价值观，为忧心国事，奔走呼号，以至积劳成疾，1935年牛兆濂六十九岁时，罹患半身不遂。尽管病魔缠身，行动有诸多不便，但大脑尚还清醒，牛兆濂仍然以乐天知命的达观态度，没有惴惴于生死，不甘虚掷时日，念念不忘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加紧续修县志。他以惊人的毅力和不惜为文化建设献身的精神，通过口授和由他人代笔的方式，顺利完成了 《续修蓝田县志》二十二卷本的工作，并于同年出版刊行，从而为蓝田人民留下了一部史料详实、内容完备、以利后人资政借鉴的史志。孰料这项工作成了牛兆濂的绝命之作。1937年，牛兆濂闻讯北平、天津沦陷，忧愤交加，病情恶化，于7月27日，含恨辞世，享年七十一岁。其平生为学周谨，致思绵密，笔耕甚勤，诗文并秀。现存有 《蓝川文钞》十二卷， 《蓝川文钞续》五卷及 《蓝川逸文》五卷等。
总括牛兆濂的理学思想，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在社会政治观上，他推崇儒家的仁政和王道，厚古而薄今，寄希望于封建明君贤臣，致力于实现封建伦理政治统御和维系下的清明社会理想。他认为国势日衰，外侮内乱的根本原因在于儒学不兴，儒道不昌；学绝道丧，义理不明；纲常不立，礼崩乐坏。所以牛兆濂开出的治国药方是以孔孟之道来正本清源，主张排抑佛佗等“异言喧?”，认为时下延续孔孟之道的正学即是程朱理学。正是出于这样的政治见解，牛兆濂便义无返顾地尽自己继绝学、刊布孔孟之道，倡扬程朱理学的历史使命，把为未来培养匡时济世、力挽狂澜、靖国治乱之才，作为自己人生的最高价值追求。二是在思想归宗上或曰思想体系上，强调和维护孔孟之道及程朱理学的绝对权威。牛兆濂甚至有些绝对化地说：三代以上有孔子，三代以下有程朱。“故言道而不衷诸孔子，乱道也。言孔子之道而求异于朱子，妄言也。”（ 《文钞续》卷五） “孔孟程朱学道，如日月经天，江海行地。凡有血气，莫不尊亲。”（同上，卷六）要求所有儒生将孔孟、程朱之学溶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其出发点是想治乱救国，力挽狂澜，无可厚非。但在思想方法上把孔孟之道与程朱理学凝固化、绝对化，在清末民初新旧思想激荡，东西文化激烈冲突，民族危亡、国内外形势瞬息万变的社会现实面前，牛兆濂如此思想主张，不惟是迂腐、愚执，而有些开历史倒车之嫌了。三是在人生价值观上，牛兆濂充满着儒家虔诚的殉道情怀。他强调讷于言而敏于行，言行相顾；要旨在于明理淑身，诚心正意、修德，不慕虚荣，淡泊名利；注重意志气节的培养，远利绝俗，有爱国爱民之心，无为官取仕之意。所以牛兆濂曾多次抗命拒官不做，以教书为学，终老一生。其志节操守，一归于儒家道统、深谙内圣外王之机理。其济世报国之思想，舒之弥广，敛之弥高，为人器识，清廉笃诚，于清末民初的学人士子中，罕有甚匹，是为志士仁人者流，因而人民不会忘记，必也永载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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