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昏，夕阳如血。 在胶东半岛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山村里，一个泥土堆起的露天戏台上，站立着一溜低头接受群众批判的“黑五类”，最左边是一个白净脸、留分头、罗锅腰的年轻人。那时我正在上小学，只知道村里的人都管他叫“罗锅仁子”。至于他的大号到底叫什么?至今我也不清楚。听村里的人讲，罗锅仁子家几代都是读书人，罗锅仁子是文革前考上大学的，毕业后在城里捧的是让全村人都羡慕的公家饭碗。然而他似乎并不懂得珍惜，偏偏迷上了诗歌。终于有一天，他因为一首叫《黎明时分》的短诗被打成右派，下放回村管制劳动。
那天的批判会开得很激烈。发言的人不时地挥舞着双臂，声嘶力竭地叫喊着，倒是那些被批判的人，好像习以为常了，尤其是罗锅仁子的一双眼睛不时地扫射着台下群情激昂的人们。有一回儿，他的目光正巧与我的目光撞在一起，一种莫明其妙的颤栗迅速攫住了我的全身。那是怎样的一双眼睛啊!充满了迷离、困惑和痛苦，猫一样透着幽蓝、深邃的光。我当时就有了一种冲动，想写一首诗，甚至想好了题目――《眼睛》。这就是我最早萌生写诗的念头。
好多年过去了，罗锅仁子恐怕早就忘记了当年批判会场上那个衣衫褴褛、满脸鼻涕的小男孩了。可是，那个小男孩一辈子也忘不了那双充满了忧郁悲伤的眼睛。即使长大以后，在诗歌创作的道路上艰难跋涉，也能时刻感觉到在背后默默地注视着自己的那双眼睛。
《眼睛》作为一首诗发表是以后的事了。我的第一篇作品是一首朗诵诗，叫《家乡颂》，发表在县文化馆主办的刊物《群众文艺》上。那时我正在初中读书，放学的时候，老师把那本散发着油墨香的《群众文艺》递到我手上。晚上，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失眠了。那本薄薄的、油印的《群众文艺》，成了我的宝贝。我用画报纸精心为它做了书皮，并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在我的床头底下，闭一会儿眼睛，就忍不住从枕头底下抽出来瞧瞧，再放回枕头底下，再抽出来，反复折腾了十几遍。
从此，我笔耕不辍，几乎大部分业余时间都耗在了写诗上。那时候确实不知天高地厚，总相信有一天能够在诗坛一炮炸响。因此，我壮志凌云，豪情万丈，写作格外勤奋。从初中写到大学，从农村写到工厂，从工厂写到机关。十几年来，各种体裁的作品也陆续见诸报端。每一次拿到样书或样报，虽然再没有了首次发表作品那份强烈的感受，但是每次依然是一样的欣慰，一样的陶醉，一样的爱不释手。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回头看看，没有几首作品是自己真正满意的。为此，我常常陷入一种困惑、失望、矛盾的境地，甚至好几次发誓再也 不写诗了。可过不了多久，那份寂寞的冲动，那双无法摆脱的眼睛，又一次把我引进那个曾给予我无数次欢乐与痛苦的天地。这些年，我的工作环境不断变化，我的业余爱好却丝毫没有改变。这时候，我知道我真正热爱的还是诗。我常对我爱人开玩笑说，我的人生有两个伴侣，一个是你，我的妻子；另一个是诗歌，我的情人。
我欣赏“诗生活”这个词。没有生活的诗是苍白的，没有诗的生活也是苍白的。因此，高高兴兴地活着，快快乐乐地写诗，是我为自己提前撰写的墓志铭。
人生苦短，岁月无情。尽管当年的豪情万丈，随着两鬓霜染早巳化作一江春水。期待着炸响文坛的壮举，业已成为不着边际的遥远梦幻。但我还是会为了那双眼睛写下去。我不在乎结果，我只在乎过程。写诗，只要能让我生活得更快乐更充实就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