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维东：我注意到，最近有一些学者提出了“民国文学史”研究的问题，例如张福贵先生、丁帆先生、汤溢泽先生等等。而在这些“文学史”重新书写的呼声中，您似乎更专注于一个新的概念的阐述和运用，这就是文学的“民国机制”。您能否说明一下，究竟什么是文学的“民国机制”呢?
李怡：“民国机制”是近年来我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逐渐感受到并努力提炼出来的一个概念。形成这一概念大约是在2009年，为了参加北京大学召开的纪念五四新文化运动90周年研讨会，我重新考察了“五四文化圈”的问题，我感到，“五四文化圈”之所以有力量，有创造性，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形成了一个砥砺切磋、在差异中相互包容又彼此促进的场域，而这样的场域所以能够形成，又与“民国”的出现关系甚大，中国现代文学之所以有后来的发展壮大，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当时能够形成这个场域。在那时，我尝试着用“民国机制”来概括这一场域所表现出来的影响文学发展的特点。我将五四时期视作文学的“民国机制”的初步形成期，因为，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推动中国现代文化与文学健康稳定发展的基本因素已经出现并构成了较为稳定的“结构”。
2010年，在进一步的研究中，我对文学的“民国机制”作出了初步的总结。我提出：“民国机制”就是从清王朝覆灭开始在新的社会体制下逐步形成的推动社会文化与文学发展的诸种社会力量的综合，这里有社会政治的结构性因素，有民国经济方式的保证与限制，也有民国社会的文化环境的围合，甚至还包括与民国社会所形成的独特的精神导向，它们共同作用，彼此配合，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特征，包括它的优长，也牵连着它的局限和问题。为什么叫做“民国机制”呢?就是因为形成这些生长因素的力量酝酿于民国时期，后来又随着1949年的政权更迭而告改变或者结束。新中国成立以后，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政治制度、经济形态及社会文化氛围及人的精神风貌都发生了重大改变，“民国”作为一个被终结的历史从大陆消失了。以“民国”为资源的机制自然也就不复存在了，新中国文学在新的“机制”中转换发展，虽然我们不能断言这些新“机制”完全与旧机制无关，或许其中依然包含着数十年新文化新文学发展无法割断的因素，但是从总体上看，这些因素即便存在，也无法形成固有的“结构”，对于文化和文学的发展而言，往往就是这些不同的“结构”在发生着关键性的作用，所以我主张将所谓的‘百年中国文学”、“20世纪中国文学”分段处理，不要笼统观察和描述，它们实在大不相同，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文学应该在新的“机制”中加以认识。
周维东：“民国机制”与同时期出现的“民国文学史”、“民国史视角”有什么差别?
李怡：“民国文学史”提出来自当代学人对诸多“现代文学”概念的不满，据我的统计，最早提出以“民国文学史”取代“现代文学史”设想的是上海的陈福康先生。陈福康先生长期致力于现代文献史料的发掘勘定工作，他所接触和处理的历史如此具体，实在与抽象的“现代”有距离，所以更愿意认同“民国”这一称谓。其实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真正投入历史的现场，你就很容易发现文学的历史更多的是一些具体的“故事”，抽象的“现代”之辨并不都那么激动人心，所以在近现代史学界，以“民国史”定位自己工作者先前就存在，远比我们观念性强的“文学史”界为早。继陈福康先生之后，又先后有张福贵、魏朝勇、赵步阳、汤溢泽、丁帆等人继续阐述和运用了“民国文学史”的概念，尤其是张福贵和丁帆先生，更以“国务院学位委员”特有的学科视野为我们论述和规划了这一新概念的重要意义与现实可能。我觉得他们的论述十分重要，需要引起国内现代文学同行的高度重视和认真讨论。在一开始，我也乐意在“民国文学史”的框架中讨论现代文学的问题，因为这一框架显然能够把我们带入更为具体更为宽阔的历史场景，而不必陷入纠缠不清的概念圈套之中，例如借助“民国文学史”的框架，我们就能够更好地解释“大后方文学”的复杂格局，包括它与延安文学的互动关系。
不过，“民国文学史”主要还是一个历史叙述的框架，而不是具体的认知视角和研究范式，或者说他更像是一个宏阔的学科命名，而不是“进入”问题的角度。我们也不仅仅为了“写史”，在书写整体的历史进程之外，我们大量的工作还在对一个一个具体文学现象的理解和阐释，而这就需要有更具体的解读历史的角度和方法。我们不仅要告诉人们这一段历史“叫做”什么，而且要回答它“为什么”是这样，其中都有哪些值得注意的东西，对后者的深入挖掘可以为我们的文学研究打开新的空间，“机制”的问题提出就来源于此。
周维东：我也意识到这一问题。“民国文学史”提出的学理依据和理论价值，在于它一时间化解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框架中许多难以解决的难题，譬如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的“包容度”问题，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的价值立场问题等等。但“化解”并不等同于“解决”，当我们以“民国”的历史来界分中国现代文学时，我们依旧需要追问“现代”的起源问题；当我们不再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包容度而争议时，如何将民国文学错综复杂的文学现象统摄在同一个学术平台上，又成了新的问题；我们可以不为“现代”的本质而烦扰，但一代代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追求还是会引发我们思考：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而不是那样?
李恰：还有一个概念也很有意思，这就是秦弓先生提出的“民国史视角”，“视角”的思路与我们对其中“机制”的关注和考察有彼此沟通之处，我们都倾向于通过对特定历史文化的具体分析为文学现象的解释找到根据。在我们的研究中，有时也使用“视角”一词，只是，我更愿意用“机制”，因为，它指涉的历史意义可能更丰富。研究文学现象不仅需要“观察点”，需要“角度”，更需要有对文化和文学的内在“结构性”因素的总结，最终，让20世纪中国文学上下半叶各自区分的也不是“角度”，而是一系列实在内涵。
周维东：“民国机制”的研究许多都涉及社会文化的制度问题，这与前些年出现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制度研究”有什么差别呢?
李怡：最近一些年出现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制度研究”为中国文学的发生发展寻找到了丰富的社会体制的解释，这对过去机械唯物主义的“社会反映论”研究具有根本的差异。我们今天对“民国机制”的思考，当然也包含着对这些成果的肯定，不过，我认为，在两个大的方面上，我们的“机制”论与之有着不同。首先，这些“制度研究”的理论资源依然主要来自西方学术界，这固然不必指责，但显然他们更愿意将现代中国的各种“制度现象”纳入到更普遍的“制度理论”中予以认识，“民国”历史的特殊性和诸多细节还没有成为更主动的和主要的关注对象，“民国视角”也不够清晰和明确，而这恰恰是我们所要格外强调的；其次，我们所谓的“机制”并不仅是外在的社会体制，它同时也包括现代知识分子对各种体制 包围下的生存选择与精神状态。例如民国时期知识分子所具有的某种推动文学创造的个性、气质与精神追求，这些人的精神特征与国家社会的特定环境相关。与社会氛围相关，但也不是来自后者的简单“决定”与“反映”，有时它恰恰表现出对当时国家政治、社会制度、生存习俗的突破与抗击，只是突破与抗击本身也是源于这个国家社会文化的另外一些因素。特别是较之于后来极左年代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较之于“知识分子灵魂改造”后的精神扭曲，或者较之于中国式市场经济时代的信仰沦丧与虚无主义，作为传统文化式微、新兴文明待建过程中的民国知识分子，的确是相对稳健地行走在这条历史的过渡年代，其中的姿态值得我们认真总结。
周维东：经过您的阐述，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民国机制”包含了一种全新的文学理解方式，“民国”是静态的历史时空，而“机制”则是文化参与者与历史时空动态互动中形成的秩序，两者结合在一起，强调的是在文学活动中“人”与“历史时空”的丰富的联系，这种联系可以形成一种类似“扬域”的空间，它既是外在的又是内在的。通过对“文学机制”的发现，文学研究可以获得更大的弹性空间，从而减少了因为理论机械性而造成的文学阻隔。单纯使用“民国”或“制度”等概念，往往会将文学置于“被决定”的地位，它值得警惕的地方在于，我们既无法穷尽对“民国”或“制度”全部内容的描述，也无法确定在一定的历史时空下就必然出现一定的文学现象。
李怡：可以这样理解。
为什么是“民国机制”
周维东：应该说，目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已经相当成熟了，各种研究模式、方法、框架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在这个时候，为什么还要提出这个新的阐述方式呢?
李怡：很简单，就是因为目前的种种既有研究框架存在一些明显的问题，对进一步的研究形成了相当的阻力。我们最早是有“新文学”的概念，这源于晚清“新学”，“新文学”也是“新”之一种，显然这一术语感性色彩过强，我们必须追问：“新”旗帜如何永远打下去而内涵不变?“现代”一词从移入中国之日起就内涵驳杂，有欧洲文明的“现代观”，也有前苏联的十月革命“现代观”，后者影响了中国，而中国又独出心裁地划出“当代”一词，与前苏联有所区别，到了新时期，所谓“与世界接轨”也就是与欧美学术看齐，但是我们的“现代”概念却与人家接不了轨!到1990年代，“现代性”知识登陆中国，一阵恍然大悟之后，我们“奋起直追”，“现代性”概念漫天飞舞，但是新的问题也来了：如何证明中国文学的“现代”就是欧美的“现代”?如果证明不了，那么这个概念就是有问题的，如果真的证明了，那么中国文学的独立性与独创性还有没有?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真的很尴尬!提出“民国机制”其实就是努力返回到我们自己的历史语境之中，发现中国人在特定历史中的自主选择，这才是中国文学在现代最值得阐述的内容，也是中国文学之所以成为中国文学的理由，或者说是中国自己的真正的“现代”。
周维东：我在想一个问题，“民国机制”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来面对目前“现代”概念的质疑和反思，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从此就确立了与“现代”无关的概念，或者说应该把“现代”之说驱除出去呢?
李怡：当然不是。“现代”概念既然可以从其知识的来源上加以追问，借助“知识考古”的手段厘清其中的欧美意义，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先带”从日本移入中国语汇的那一天起，就已经自然构成了中国人想象、调遣和自我感性表达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就是说，中国人已经逐步习惯于在自己理解的“现代”概念中完成自己和发展自己。今天，我们依然需要对这方面的经验加以梳理和追踪，我们需要重新摸索中国自己的“现代经验”与“现代思想”，而这一切并不是1990年代以后自西方输入的“现代性知识体系”能够解释的。怎么解释呢?我觉得还是需要我们的民国框架，在我们“民国机制”的格局中加以分析。
周维东：也就是说，只有在“民国机制”中，我们才可以真正发现什么是自己的“现代”。
李怡：就是这个意思。“现代”并不是已经被我们阐述清楚了，恰恰相反，我觉得很多东西才刚刚开始。
周维东：“民国”一词是中性的，这是不是更方便纳入那些丰富的文学现象呢?例如旧体诗词、通俗小说等等。提出“民国机制”是否更有利于现代文学史的“扩军”?也就是说将民国时期的一切文化文学现象统统包括进去?
李怡：从字面上看似乎有这样的可能，实际上已经有学者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是，对于这个问题，我却有些不同的看法，实际上，一部文学史绝对不会不断“扩容”的，不然，数千年历史的中国古典文学今天就无法阅读了，不断“减缩”是文学史写作的常态，文学经典化的过程就在减缩中完成。这就为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一种新的文学阐释模式的出现从根本上讲是为了“照亮”他人所遮蔽的部分而不是简单地范围扩大，“民国”概念的强调是为了突出这一特定历史情景下被人遗忘或扭曲的文学现象，旧体诗词、通俗小说等等直到今天也依然存在，不能说是民国文学的独有现象，而且能够进入文学史研究的一定是那些在历史上产生了独立作用和创造性贡献的现象，旧体诗词与通俗小说等等能不能成为这样的现象大可质疑：与唐诗宋词比较，我们现代的旧体诗词成就几何?与新文学对现代人生的揭示和追求比较，通俗小说的深度怎样?这都是可以探讨的。实际上，一直都有学者提出旧体诗词与通俗小说进入“现代文学史”，与新文学并驾齐驱的问题，呼吁了很多年，文学史著作也越出越多，但仍然没有发现有这么一种新旧杂糅、并驾齐驱的著作问世。什么呢?因为两者实在很难放在同一个平台上讨论，基础不一样，判断标准不一样。我认为，提出文学的“民国机制”还是为了更好地解释那些富有独创性的文学现象，而不是为了扩大我们的叙述范围。
周维东：文学史研究从根本上讲，就不可能是“中性”的。
李怡：当然，任何一种阐述本身就包含了判断。
“民国机制”何为
周维东：在文学的“民国机制”论述中，有哪些内容可以加以考察?或者说，我们可以为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开拓哪些新空间呢?
李怡：大体上可以区分为两大类：一是对“民国”各种社会文化制度、生存方式之于文学的“结构性力量”的考察、分析，二是对现代作家之于种种社会格局的精神互动现象的挖掘。前者可以展开的论题相当丰富，例如民国经济形态所造就的文学机制。从1913年张謇担任农商务部总长起，在大多数情形下，鼓励民营经济的发展已经成了民国的基本国策，中国近现代的出版传播业就是在这样的格局中发展起来的，这赋予了文学发展较大的空间；至少在法制的表面形态上，民国政府表现出了一系列“法治”的努力。以“三民主义”和西方法治思想为基础，民国法律同样也建构着保障民权的最后一道防线，虽然它本身充满动摇和脆弱。这表层的“法制”形式无疑给了知识分子莫大的鼓励，鼓励他们以法律为武器，对抗 独裁、捍卫言论自由；多种形态的教育模式营造了较大的精神空间，对国民党试图推进的“党化”教育形成抵制。后者则可以深入挖掘现代知识分子如何通过自己的努力、抗争，调整社会文化格局，使之有利于自己的精神创造。
周维东：这些研究表面上看属于社会体制的考察，其实却是“体制考察与人的精神剖析”相互结合，最终是为了阐发现代文学的创造机能而展开的研究。
李怡：对，寻找外在的社会文化体制与人的内部精神追求的历史作用，就是我所谓的“机制”的研究。
周维东：这样看来，“民国机制”的研究也就带有鲜明的立场：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创造力寻求解释，深入展示我们文学曾经有过的历史贡献，当然，也为未来中国文学的发展挖掘出某些启示。所以说，“民国机制”不是重新划范围的研究，不是“标签”与“牌照”的更迭，更不是貌似客观中性的研究，它无比明确地承担着解答现代文学创造性奥秘的使命。
李怡：这样的研究一开始就建立在“提问”的基础上，是为了回答现代文学的诸多问题，我们才引入了“民国机制”这样的概念，因为“提问”，我想我们的研究无论是在文学思潮运动还是在具体的作家作品现象方面都会有一系列新的思维、新的结论。例如一般认为1930年代左翼作家的现实揭弊都来源于他们生活的困窘，其实认真的民国生活史考察可以告诉我们，但凡在上海等地略有名气的作家(包括左翼作家)都逐步走上了较为稳定的生活，他们之所以坚持抗争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来自理想与信念。再如目前的文学史认为茅盾的《子夜》揭示了民族资产阶级在现代中国没有前途，但问题是民国的制度设计并非如此，其实民营经济是有自己的生存空间的，尤其是1927年至1937年被称作民国经济的黄金时代，这怎么理解?显然，在这个时候，茅盾作为左翼作家的批判性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引导他如此写作的也不是什么“按照生活本来面目加以反映”的19世纪欧洲的“现实主义”原则，而是新近引入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念。民国体制与作家实际追求的两相对照，我们看到的恰恰是民国文学的独特景象：这里不是什么遵循现实主义原则的问题，而是作家努力寻找精神资源，完成对社会的反抗和拒斥的问题，在这里，文学创作本身的“思潮属性”是次要的，构建更大的精神反抗的要求是第一位的。在这方面，是不是存在一种“民国气质”呢?
周维东：根据您的阐述，我理解到“民国机制”所要研究的问题。过去我们研究文学史，也注重了历史语境的问题，但从某个单一视角出发，就可能出现“臆断”和“失度”的现象，这也就是俗话中的“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民国机制”研究民国“社会文化制度、生存方式之于文学的‘结构性力量’”，实际还强调了历史现场的全景考察。其次，“现代作家之于种种社会格局的精神互动现象”在过去常常被认为是作家的个体想象，您在这里特别强调这种互动的集体性和有序性，并试图将之作为结构文学史的重要基础。
李怡：是这样的。过去我们都习惯用阶级对抗来解释民国时代的“左”、“中”、“右”，好像现代文学就是在不同阶级的作家的属性冲突中发展起来的。其实，就这些作家本身而言，分歧和冲突是一方面，而彼此的包容和配合也是不容忽视的一面，更重要的是，他们意见和趣味的分歧往往又在对抗国家专制统治方面统一了，在面对独裁压制的时候，都能够同仇敌忾，共同捍卫自己的利益。当整个知识分子阶层形成共同精神的对抗之时，即便是专制统治者也不得不有所忌惮，例如担任国民党中宣部部长的张道藩就在1940年代的“文学政策”论争中无法施展压制之术。民国文学创作的自由空间就是不同思想取向的知识分子共同造成的。
周维东：这样看来，“民国机制”还有很多课题值得挖掘。譬如民国时期知识分子与大众传媒关系问题，过去我们基本上是从“稿费”和“经济”的角度理解这一现象，不过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一时期的“零稿费”现象、“亏本经营”现象，以及稿件类型与稿酬水平的关系问题等等，就可以从单纯的经济问题扩展到民国文人、民国传媒的趣味和风尚问题，进而还能扩展到民国知识分子生存空间的细枝末节。这样研究文学史，真可谓“别有洞天”呀!
作为方法的“民国机制”
周维东：我觉得，提出文学的“民国机制”不仅可以为我们的学术研究开辟空间，同时它也具有方法论的价值。
李怡：我以为这种方法论的意义至少有三个方面：一是倡导我们的现代文学学术研究应该进一步回到民国历史的现场，而不是抽象空洞的“现代”，即便是中国作家的“现代”理念，也有必要在我们自己的历史语境中获得具体的内容。二是史料考证与思想研究相互深入结合，近年来，对现代文学史料的重视渐成共识，不过，究竟如何认识“史料”却已然存在不同的思路，有人认为提倡史料价值，就是从根本上排除思想研究，努力做到“客观”和“中性”，其实，没有一种研究可以是“客观”的，从来也不存在绝对的“中性”，最有意义的研究还是能够回答问题，是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的研究。如何将史料的考证和辨析与解答民国时期文学创造的奥秘相互结合，这在当前还亟待大家努力；第三。正如前面我们所强调的那样，我们也努力将外部研究(体制考察)与内部研究(精神阐释)结合起来，以“机制”的框架深入把握推动文学发展的“综合性力量”，这对过去“内外分裂”的研究模式也是一种突破。
周维东：最近几年，中国出现了“民国热”，谈论民国，想象民国，出版民国读物，蔚为大观。有人担心是否过于美化了那一段历史?
李怡：这个问题也要分两重意义来说。首先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热”?显然是我们的历史存在某种需要反省的东西，或者将那个时候的一切统统斥为“万恶的旧社会”，从来没有正视过历史的应有经验，或者是对我们今天――市场经济下虚无主义盛行，知识分子丧失理想和信仰的某种比照。在这样两种背景下开掘“民国资源”，我觉得都有明显的积极意义，因为它主要代表了我们的不满足，求反思，重批判，至于是否“美化”那要具体分析。不过，在“民国”永远不会“复辟”的前提下，某些美好的想象和夸张也无需过分担忧，因为，“民国”资源本身包含“多元”性，左翼批判精神也是民国精神之一。换句话说，真正进入和理解“民国”，就会引发对民国的批判，何况今天分明还具有太多的从新体制出发抨击民国的思想资源，学术思想的整体健康来自不同思想的相互抵消，而不是每一种思想倾向都四平八稳。
周维东：的确是这样。所谓“美化”的背后其实是缺失和批判。学术史上有太多类似的“美化”，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等文化名人形成的光辉形象，不正是研究者“美化”的结果吗?鲁迅也曾经“美化”过魏晋。在研究者“美化”历史人物和历史时期时，我想他不是谄媚也不是褒贬，而是在更大的文化空间上，揭示我们还缺少什么，我们如何可以过得更好。
李怡：还有，也是更主要的一点，我们的“民国机制”研究与目前的“民国热”在本质上没有关系。我 们要回答的是民国时期现代文学的创造秘密，这与是否“美化”民国政治完全是两回事，我们从来严重关切民国历史的黑暗面，无意为它涂脂抹粉，恰恰相反，我们是要在正视这些黑暗的基础上解答一个问题：现代知识分子如何通过自己的抗争和奋斗突破了思想的牢笼，赢得了民国时期的文学辉煌?我们把其中的创生力量归结为“民国机制”，但是显而易见，“民国机制”并不属于那些专制独裁者，而是根植于近代以来成长起来的现代知识分子群体，根植于这一群体对共和国文化环境与国家体制的种种开创和建设，根植于孙中山等民主革命先贤的现代理想。
周维东：“民国机制”不是民国统治者的慈善，不是政治家的恩赐，而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社会力量主动争取和奋斗的结果，在这里，需要自我反省的是知识分子自己。
李怡：“民国机制”的提出归根结底是现代文学学术长期发展的结果，绝非当前的“风潮”鼓动(中国是一个充满“风潮”的社会，实在值得警惕)，近30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一直在寻找一种更恰当的自我表达方式，从1980年代“20世纪中国文学”在“走向世界”中抵消政治意识形态的干预到1990年代“现代性”旗帜的先废后存，尴尴尬尬，我们的文学研究框架始终依靠外来文化赐予，那么，我们研究的主体性何在?思想的主体性何在?我曾经倡导过文学研究的“生命体验”，又集中梳理过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术语演变，这一切的努力都不断将我们牵引回中国历史的本身，我们越来越真切地感受到更完整地返回我们的历史情境才有可能对文学的发展作进一步的追问。对于现代的中国文学而言，这一历史情境就是“民国”，一个无所谓“美化”也无所谓“丑化”的实实在在的民国，回到民国，才是回到了现代中国作家的栖息之地，也才回到了中国文学自身。
周维东：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研究民国时期的文学，是否也应该考虑当时历史状况的复杂性，比如是不是民国时代的所有文学都从属于“民国机制”?比如解放区文学、沦陷区文学?除了“民国机制”，当时还存在另外的文学机制没有?
李怡：这样的提问就将我们的问题引向深入了!我一向反对以本质主义的思维来概括历史，社会文化的内在结构不会是一个而是多个，当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肯定有主导性的也有非主导性的，有全局性的也有非全局性的。在“民国”的大框架中，也在特定条件下发展起了一些新的“机制”，但是民国没有瓦解，这些“机制”的作用也还是局部的。延安文学机制是在苏区文学机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军事性、斗争性和一元性是其主要特征，但这一机制全面发挥作用是在“民国”瓦解之后，在民国当时，延安文学能够在大的国家文化体系中存在，也与民国政治的特殊架构有关，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民国机制在特殊的局部滋生了新的延安机制，并最终为发展后的延安机制所取代。至于沦陷区则还应该仔细区分完全殖民地化的台湾以及置身中国本土的东北沦陷区、华北沦陷区和上海孤岛等，对于完全殖民地化的尚未光复的台湾，可能基本置于“民国机制”之外，而对其他几个地区，则可能是多种机制的掺杂，虽然掺杂的程度各不相同。但是，从总体上看，我并不主张抽象地笼统地议论这些“机制”比例问题，我们提出“民国机制”最终还是为了解决现代中国文学发生发展的若干具体问题，只有回到具体的文学现象当中，在分析解决具体的文学问题之时，“民国机制”才更能发挥“方法论”的作用，启发我们如何在“体制与人”的交互联系中发掘创造的秘密。我们无需完成一部抽象的“民国机制发展史”，可能也完成不了，更迫切的任务是针对文学具体现象作出新的符合中国历史情境的阐述和分析。
周维东：对，我们的任务是进入具体的文学问题，将关注“民国机制”作为内在的思想方法，引导对实际现象的感受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