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六”是这样挖出来的 我班班长孙一珍回忆说：当大堤筑到两米半以上，需要飞车上坝倒土的时节，我班分到两辆小车，从坝下装满一车土，必须憋足力气，一口气拉上去，若是不会运气，稍一松劲，小车就会滑下来，后果将不堪设想。推车的人兼挑担子，因为两辆车只能轮换着推，换下来的人就担土，一口气担上两米多高，两腿发软。打夯也玩命，沈季平说从远处看见阎纲站在高处往下打夯的姿势很像英雄就义。干这种活劳动强度大，饿得也最快，不到10点肚子就咕咕地叫了。那天，赶巧连里改善生活，送到工地的是热腾腾的大馅包子。吃饭的时候涂光群悄悄记数，刚吃完，他便大声宣告我吃了11个。我说，阎纲“胃亏面”，又推车、又打夯，才吃了10个!干校的大包子至少有一两，这还得了!连长李季跑过来说：“我说连里的粮食怎么月月不够吃呢，原来有你们这样一些大肚皮呀!”就是在这天筑堤饭罢刚要喘气的时刻，紧急集合点名，排长葛洛喊完“向右看齐!――向前看!”后，突然袭击：“阎纲，站出来!”阎纲被揪出来了。
萧德生文章中说：某天，晚饭后，一声哨响，又开会深挖“五一六”。人们还未坐定，忽听一声大吼：“阎纲站出来，老实交代!”我以为这次的会跟以前一样，由军宣队出来公布，某某已坦白承认是“五一六”，或是让某某站出来当众承认是“五一六”，并且不指名地说某某是他的介绍人，然后，军宣队便当众宣布他们表现好，可以回到群众中间，不隔离审查了，接着便是一通旁敲侧击、敲山震虎式的威胁和恐吓，警告沉在水底下的“五一六”们不要心存侥幸、蒙混过关。今天对阎纲却是搞围攻，看来是有计划地要一举攻下他。在一阵又一阵的威逼声中，站在地当央的阎纲开口了：“军宣队进驻以前，我坚信不疑我不是‘五一六’，军宣队进驻以后，我坚信不疑我是‘五一六’。”阎纲对逼供进行了十分巧妙的防守反击。军宣队的计划落空了，被激怒了，可他们除了威胁恐吓外，毫无办法。我对阎纲的机智、勇敢深为叹服，我也受益匪浅。从此以后，我对连部的“深挖”，不那么认真看待了。
早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丁宁的文章里说：“阶级斗争”又激烈化了，不知何时出来个“五一六”，神乎其神，有些熟悉的面孔怎么不见了?有时，深更半夜传来叫骂和啼哭声，令人心惊肉跳。大小两个周明、吴泰昌、阎纲也成了“五一六”。我一向认为他们是一批正直的具有才华的知识青年，有的是老编辑，如两个周明；有的已写过不少文章，如阎纲；吴泰昌曾帮助过不少老同志，他们怎么会一个早晨都变成了“反党反军”的“五一六”，实难令人置信!那些日子，我偶尔与他们碰面，总低声说几句，要坚持实事求是。我已获第二次解放，事不过三，相信不会再被专政，便找了个机会向军宣队的领导婉言提出意见，夜半逼供信的声音，影响不好。他听了满面怒色：“这是阶级斗争，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又碰了一鼻子灰，自觉太天真了。
若干天后，军宣队领导又呼我去，怎么也想不到这次并非训话，而是“封官”。他说，有一个“五一六”分子，反动透顶，还有重大罪行不肯交代，为攻破这个“顽固堡垒”，成立敦促小组，组长由我担任。我一听吓了一跳，连说不行!我一向觉悟很低，不会敦促。那人厉声说，这是决定，不能更改。自知逃不过如来佛的掌心，便问敦促什么人，什么罪行?他说“是阎纲!”敦促小组只管敦促，为了防止扩散，详情不必知道。我说，不知他犯的什么罪如何敦促?他不耐烦地回答：就看你的本事啦，你们不是学过《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吗?就按那精神办嘛!又说，若交代重大问题即报军宣队，敦促期限为5天。我又细读《敦促杜聿明投降书》文，觉得文章内容与敦促阎纲实在风马牛不相及，便与组内同志商讨，谁也拿不出办法，只有一个主张，赶快把阎纲弄来，先交代政策。
阎纲站在那里，面容消瘦，一副无奈的表情，我满心怜悯，要他坐下，大家反复地念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又按组内同志的意见，只读《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前后两句，前一句：“你们现在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后一句：“总归你们是要被解决的。”大约阎纲的耳朵已长了厚茧，听不进那“精神”。
一天、两天过去了，到了第四天，期限将到，“堡垒”仍然纹丝不动，组里虽有“高手”，也拿不出高招。就在那天傍晚，军宣队又把我叫去，声色俱厉，说我对“反革命”没有恨，敦促不力，“回田里去吧!”
我如释重负，一溜烟跑回菜地，哪知我的菜地组长也被撤了。
吴泰昌著文回忆说：我被隔离之后，对连里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能听到的只是早上集体出工，下午集体收工整齐而又凌乱的脚步声，晚上偶尔听到从食堂会场飘来的口号声。有天上午，突然两个人押送阎纲来到大仓库。阎纲平日面容镇定，那天神色却沮丧。我有点惊奇，难道他也……?阎纲和我都是《文艺报》的人。他比我来报社早8年。在我来单位之前，他已是一位活跃的文学评论家。记得我初次与他见面是在1964年初夏。我已到《文艺报》上班，因事回母校，在海淀镇街上他叫住我，他当时在海淀区一个农村参加四清工作组。我们在一家回民小吃店喝了羊肉汤。仓库里只剩下我们两人，阎纲呆呆地坐在另一个角落的木板床上。我向他走去，他委屈地说：我没填过表，怎么会是“五一六”呢?他们说我隐藏得更深，和你们是一丘之貉。他开始平静下来，然后对我说，郭小川早就提醒过他，这场深挖是假戏真做。其实连里一些老同志在我被揪出来以后，在我上厕所路上或在厕所里单独相遇时，也提醒过我不要乱说，要相信党。光年、克家、天翼、白尘、冯牧、张僖、丁宁等同志如往常一样，见到我就点头微笑。小川要我沉住气，文井同志更是直接了当地说，他在延安时也被说成是反革命。我和阎纲开始有了这点明白，便彼此交谈，渐渐随意起来。他关心我，见我未挂蚊帐，问我南方人是否不怕蚊子咬，我说我不会挂，他细心地帮我挂起来。后来，每到夏天，都是他替我撑起蚊帐。
孙一珍根据干校记录追忆：在大会小会上军宣队针对群众的思想动态，不断地进行宣传动员，反复号召深挖“五一六”是头等大事，人人有责；除专案组外，大家都要积极参加。并强调“五一六”分子就在你身边!
不料“五一六”分子果然就在身边，第一个被揪出来的就是我们班的胡德培。胡突然从班上被揪走了，据说还是骨干。怕他和其他“五一六”分子串供，宣布要对他进行隔离审查。从此我们班少了一个壮劳力。紧接着就在陈家湾大棚子里批斗大周明。这次会人数不多，以专案组、一排部分人为主，二、三排的班长也参加，所以我也被通知去批斗。据说这次会具有造声势的意义。会上四面八方的口号声连天响，呐喊追问声不绝于耳，再加上吼叫声、拍桌子打板凳之声搅在一起，响彻大棚，气氛之火爆不亚于t955年斗争“反革命分子”。这个中型的批斗会对我震动很大，我感到不光是专案组要深挖，即将开展的是一场新的“肃反运动”，每 个人的立场态度、思想感情都要受到“严峻”的考验。
被揪出的“五一六”越来越多，我们班有李基凯、阎纲、许敏岐，我们排有八班长吴松亭、九班长石化金，还有杨匡满、杨五铭、王文迎、吴泰昌、沈承宽、尹一之……等等。揪的方式也多种多样：有的是深夜突然袭击，当“五一六”嫌疑人犹在梦乡，专案组闯进来打着手电从床上将其拉走审问；有的是在列队出工时点名出列。譬如有一次，我们刚排好队准备出工，只见军宣队领导一副异常威严、庄重的架势站在队前，突然一字一顿地大喝一声：“杨――匡――满!”在众目睽睽之下，杨顿时脸色煞白，灰溜溜地走出队列……于是大家都明白杨匡满也被揪出来了，从此杨匡满就成了“五一六”。揪王文迎则是另一种形式，专案组的人来到谭家湾三排女宿舍，召开现场会，三排的女同志都参加。大家坐在床上，一边追逼王文迎交代问题，一边喊着“打倒王文迎”的口号。对阎纲又不一样，专案组从来没在任何群众场合宣布过阎纲是“五一六”，阎在班上照常劳动、活动，实际上却紧紧加以控制，连回京探亲都不允许。按连里的规定，每半年要班长排一次探亲的名单，我们班三次都排了阎纲，可即便在连里探亲名额不足的情况下阎纲也得不到批准。我挺纳闷，就去问连领导，答复是：“他爱人也是‘五一六’，免得回京串供。”
李基凯是全连“深挖”的重点人物。奇怪的是对他从不宣布隔离审查，而是一直放在群众中批斗，当然由专案组负责审查。连领导李季给我布置任务时说：“李基凯的问题很严重，是个‘五一六’的骨干，不只是五连的重点，也是全干校的重点。把他放到群众中批斗，专案和群众相结合，要靠群众给他施加压力。你们必须做到，白天斗得他吃不下饭，晚上斗得他睡不着觉!”我们吃不好，睡不好，开会要组织，发言要准备，经常饭凉了还端着饭盒批斗，而批斗对象却早早吃完了，然后就以沉默相对。
有一天，李基凯忽然找我单独谈话，他满脸沮丧，态度诚恳。他郑重其事地对我说：“孙一珍同志，你要相信我，我真的不是‘五一六’，我真的不知道‘五一六’是怎么回事!”我听了非常惊愕，考虑了一下对他说：“你既然不是‘五一六’怎么不对组织上讲清楚呢?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向党交心嘛!”这时，我抬头仔细看了一下他，才发现他的两鬓已早生华发。
李基凯的这份“翻案材料”，经我之手帮他交给军宣队领导。谁能料到，军宣队的老×看了，马上把我叫去。他冲着我大发雷霆，说什么“你立场动摇，轻信狡猾的敌人，和李基凯划不清界线，居然帮他翻案!”两只大眼睛瞪得滚圆，脸胀得通红。“材料给你拿回去，组织你们班的人，集中火力，打他的态度，紧紧抓住他妄图翻案这个要害来批。”又加强语调说：“这是我们连刮起的一股歪风，一定要把它打下去!”听话听音，老×的意思是说“五一六”在纷纷翻案。果然以斗李基凯为契机，连里掀起一个反击翻案风的高潮，从此，李基凯再也不向我吐露真情了。
尽管声势很大，批来批去，究竟李基凯有什么“罪行”，我确实不知道，连里的多数人也闷在鼓里，也就难免对这场运动产生种种疑团，不敢讲出来。
然而，1970年初夏的一天，在新食堂前的大树荫下，连部召开了有关布置进一步“深挖”的工作会议。与会者有军宣队、专案组，还有各班班长。这是在全连深挖“五一六”取得“硕大成果”后召开的一次具有总结性的会。会上有人具体介绍了“深挖”以来的累累战果，附带说了一下已挖出的“五一六”嫌疑名单，居然有三四十名之多。郭小川作为专案组成员，第一个发言。他讲的三个问题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其一，他明确表示作协不可能有这么多“五一六”。历次运动中坏人总是一小撮，据现在的名单，作协的“五一六”却占了三分之一多，这恐怕不实。而且年轻人居多，从自己平时和这些年轻人接触，感到他们很可爱，不一定有意反党。其二，搞运动不要靠逼供信，这样搞出来的水份太多，弄得自己被动，不好收场。其三，不要搞神秘化，要重视材料，并把材料交给群众，以免人们不明就里，只跟着造声势打态度，长久会挫伤大伙的积极性。
听了他的发言，更加令我肃然起敬。然而结果却是郭小川遭到驳斥和批判。听说，第二天郭小川就被清除出专案组。
文化大革命中对“走资派”、“牛鬼蛇神”和“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一拨接一拨的轮番揪斗，搅得周天寒彻，“洪洞县里没好人”，浪费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汤浩在化名写的《湖畔?秋歌》的原稿中写道：到了干校以后，斗天，斗地，同时也没有停止与人斗，不过斗争的矛头不再指向“走资派”，而是指向“五一六”了。
“五一六”是什么，谁也不清楚。军宣队在全体大会上宣称“五一六”是暗藏的反革命组织，妄图颠覆无产阶级政权。于是一个又一个被怀疑为“五一六”者被揪出来，勒令他们交待罪行。被怀疑为“五一六”者一天比一天多起来。奇怪的是：那几个被称为“骨干分子”的，无论怎样大会斗，小会批，坚决否认自己是“五一六”，坚决不承认发展某某某某参加了“五一六”，而那些“自愿加人”“五一六”的，则揭发批判，赌咒发誓，痛哭流涕，表示悔悟。全体人员每天在沙场挖沙筛沙，在基地打坯盖房，在沼泽地里围湖垦荒、叠埂犁地、插秧锄草之余，就是开大会斗争“五一六”。一方坚持说“没有”，另一方坚持说“有”，于是每天的例行公事就是打态度、打立场。重大嫌疑分子被关在牛棚里，深更半夜被打得死去活来，不时传来阵阵悲惨的叫声，令人不忍卒听。孰是孰非?孰真孰假?茫然不知。一种奇怪的现象引入深思：为什么一个个被揪出来的“五一六”，全是文化革命初期的造反派?事隔30年之后，我才明白：文化革命初期四人帮利用造反派揪走资派，他们的目的达到了，为了灭口，就把他们打成反革命。
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我在山坡上放羊，举首遥望，但见一只雄鹰正展翅翱翔在蓝天白云间，突然，“砰”的一声枪响，那只雄鹰一头栽下来，掉到对面一座小山的树丛间。眼前的这一幕，使我不由得陷入往事的回忆：
在静海干校时，郭小川看见对面右派劳改队的点点灯火时忧郁地说：“谁知道那儿有多少冤魂啊!”又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咸宁干校所谓深挖‘五一六’运动，纯粹是无中生有。军宣队曾经让我参加‘五一六’专案组，我一看材料就是假的，哪有这么一个‘五一六’呀?有的人政治上幼稚，没有辨别是非的能力；可是，有的人是延安的老干部，整风、抢救，审干、反右，几十年的工作经验，难道看不出来吗?明知是假，却昧着良心跟着跑，伤害无辜，这是不能原谅的!”
《人民文学》周明回忆说：我们被下放到湖北或宁“五七”干校后，有相当一批同志的孩子也跟着下来了，大家叫这批孩子是“五七路上的向阳花”。阎纲也带了刚满12岁的儿子阎力下到连队。小阎力聪明、懂事，长得可爱，可谓英俊少年，因此大家都喜欢。我和阎纲是陕西同乡、大学同窗，又 是多年同事和好朋友，在干校，先后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而且说是一个集团的，分别被关起来。后来，专案组从我们身上“深挖”不出名堂来，几个月后，便宣布将我们“放回到革命群众中去，在群众监督下继续老实交待问题”。
恢复一点自由后的一个休息天，我和阎纲秘密约好在一个山坳里见面，为了防止万一被人发现，我们叫上小阎力在远处树丛中放哨。这孩子真懂事，在我和阎纲见面的几小时内，他始终警惕，坚守岗位。这样，我们俩才得以相互倾心交谈，吐出了一肚子的委屈，也明白了专案组逼供信的鬼花招。我们更加清醒地明白自己不是什么反革命，一定要设法摘掉这顶强加在我们头上的帽子!
不巧，我们这次的会面，仍然没有躲过专案组的严密监视，当天晚上班里开会，我俩又被狠狠批了一通!
《文艺报》周明回忆说：在两派斗争中，我、甘棠惠、阎纲成了黑帮被揪出来，郭小川心里有数，什么也不在乎，称我们为“‘三家村’周、甘、阎”，后来说不叫你们“三家村”，叫“‘四家村’周、甘、阎、郭”。
作家协会的干校5连，大抓“五一六”，一个夜晚，我听到郭小川和新任的连指导员严文井对话，郭小川气愤地说：“这些人被打得这么厉害，经常被搞‘喷气式’!什么是老干部?老干部能这样做吗?在党的培养下我们不能让他们破坏党的声誉，我们得干预。”于是写了《声援书》递上去，从此被管制起来，在湖里劳动。
郭小川写了歌颂毛主席的诗，被说成歌颂林彪的。我有病，他身体也不好，他的诗是在我屋里写的。我们在屋外下棋，我问他：“我是‘五一六’现行反革命，你这个历史反革命敢和我下棋吗?”他说：“不怕!”别人下地回来了，他不避嫌，继续下棋。
到了干校后期，郭小川最关心的三件事之一就是：这么一大批干部将来怎么办啊!“哪有什么表啊，你千万别捅出去!”
思绪又飘忽成宁向阳湖。
从“清理阶级队伍”到再度横扫，从全面内战到万家墨面，五七干校成了对文化人实行军事管制的改造农场，腥风血雨!
一次，我问严文井和郭小川：“干校现在围湖造田，比起当年你们南泥湾垦荒来怎么样?”他们不约而同回答说：“当然苦多了!”闻之大惊。“五七路，长又长，五七战士永向阳”，这里只管洗脑、不管打粮。
两次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经历过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重击之后，我渐渐学会反推法，让忠奸易位、善恶颠倒，以致“坏人”越看越像好人，作家协会的“修正主义”和“五一六匪帮”越看越不是那么回事。陈白尘创作的《太平天国?金田村》和《石达开的末路》抗战前已经上演，民族危难时张光年的《黄河大合唱》排山倒海，严文井在延安的窑洞里培养作家并被毛泽东所邀谈，“战斗诗人”郭小川经受过南泥湾的磨练，侯金镜忧患深重、刚正不阿，冰心、臧克家、张天翼更是现代文学史的骄傲，心想，这些人倒了，中国还有什么文学?
1974年7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正式为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三人平反，“五一六”案终成笑柄。而我，苦苦等到的结论却是这样一句话：“没有发现阎纲同志‘五一六’问题。”连当时宣读这一结论的(后任)支部书记严文井也耸了耸肩，表示无可奈何。我到哪里去找结论?
干校抓“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事，成为伟大领袖统治下一场伟大的荒谬，也给历史留下一个大大的疑团。到底什么是历史的真相?及至我30多年后从同在作家协会5连、同被打成“五一六”的难友汪莹的日记中得知铁的事实届，才终于找到真相的答案，汪莹根据日记记述如下：
“学习班”分明是戒备森严的审讯室。房子不大，窗户也小，但被一块深色的布蒙得严严实实(后来我发现无论白天或黑夜都如此)，桌上那盏油灯鬼火似地闪动着。桌对面的几位审讯者虽是平日熟悉的同志，此时十分威严。
“汪莹，你听着，我劝你还是竹筒倒豆子的好，不要执迷不悟或存什么侥幸心理，以为自己出身如何如何，张会武不比你出身更好?结果怎样?不是全都交代了?你自己不交代，也不揭发别人，以为别人像你一样铁板一块，也不揭发你，那你可就错了!我们这里有你填的表。”
参加“五一六”的时间：某年某月我到爱人那里探亲期间。
参加地点：山东，我爱人任教的学校。
联系人：阎纲的爱人刘茵。
联系方式：刘茵把那张表寄给我，我填好再寄回北京给她。
“这不可能!我探亲没几天，所以我的地址没有告诉其他人，事实上我也没收到过任何人的信，我爱人可以作证!”我火冒三丈。
“汪莹，你听着，我提醒你：我们在审讯你，不是你审讯我们，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我……我站不住了。”我要求坐下。像以往每次受审时一样，我手里仍然紧紧地握着毛主席的红宝书，仿佛一个即将溺死的人紧紧地揪着一根稻草。
“我想坐下，我站不住了……”我呻吟着。
没想到我来例假了，血!顺着双腿像小蛇般地往下窜。真是雪上加霜。
一次，我和人高马大的张会武相遇，正好打了个照面。“怎么样，你的胃还出血吗?”他停下来站在我面前，嘴巴动了动，什么也没说，苦笑了一下，就走开了。
1973年，“五一六”的案子越来越明朗化，军宣队陆续地撤离，赵政委走了，张政委也将离去。临行前，张政委找我谈过一次话。
“我们很快就要走了，我知道你对我们，尤其对我，是有很多意见的。”
“您是有功之臣，您和赵政委不是都上北京请功领赏、高升一级吗?你们不是要和‘五一六’分子奉陪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现在怎么，要走啦?赵政委为什么不辞而别?他在干校的风流韵事谁不知道?”
“老实说，对你比对他们还是客气得多……”
可不是?他们对有些“五一六分子”简直就是残酷斗争、人身摧残，连老乡们都关切地问：“你们那个‘大老黑’犯了什么法，打成那样?”听说这个人高马大的汉子被整得胃出血，连大便都成黑的了。“大老黑”就是张会武。
“您认为对我算客气的，不客气又怎么着?满门抄斩不成?查三代?像对待阎纲他们那样?你们不是掌握那份‘表’吗?”
“唉，”这时他才叹了口气，说道：“根本没什么‘五一六’，哪有什么表啊!”他重复地说了两遍。
“太离奇了。草菅人命!谁给你们这么大的权力?”我怒不可遏。
“唉，开始哪知道?后来知道了。已经收不住了。”他小声地说。
“这是上头正式下来的……”
“‘上头’是北京还是武汉?”
“当然是北京?!不光是我们作家协会连收不住，其他连也一样……这件事你千万别捅出去!”
我的热血上涌，恨不得往他脸上啐上几口，然后狠狠地扇他几个耳光。
我还读到进入新世纪后出版的吴德《关于抓“五一六”的起源与终结》一文，他这时说了真话：
1970年3月27日，中央又发出了《关于清查 “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指出根本不存在“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认识是完全错误的，要求进行清查和重点揭露它的骨干分子幕后操纵者。周总理找我谈话，说毛主席指定我任抓“五一六”的办公小组组长，公安部的李震任副组长。
我们开了若干次小会，也没发现有什么登记表和组织情况等线索。
侯金镜之死
侯金镜铁骨铮铮，痛恨虚假，憎恶浮夸，向以正派、忧愤的实干家而著称。三年困难快要过去，阶级斗争又来了，而且一抓就灵，他喟然长叹：“吃饱了，又瞎折腾了!”“大连会议”受批判，他不胜感叹，说：“像邵荃麟这样一个宽厚善良的人，他得罪了谁?”“从年轻时起，邵荃麟就献身革命，一生执著地忠于党的事业，仅仅说了几句关于写作方面的话，受尽折磨和迫害他得罪了谁?”后来又说：“我把家庭、孩子什么都不顾，忘我地工作、工作，可是你怎么去做都是错，我到底应该怎么做?《文艺报》我干不了了，喂喂鸡总该可以吧?到农场喂鸡，自食其力!”
文革开始，红色恐怖，他在牛棚和冯牧一起打扫卫生，墙上挂着林彪的像，侯金镜指着林彪的像大骂“政治小丑”!后来被红卫兵告发，五雷轰顶!差点没被红卫兵打死，当晚回家，喝了敌敌畏，幸被抢救。
1969年9月，我们全被下放到干校，侯金镜全家连窝端。侯金镜最爱是书，家有书橱十多架，被认作“封资修”，多次被搜查。要下干校，这些书只好送的送、卖的卖，唯有鲁迅的著作以及研究鲁迅的书籍一本没动、一页不丢，同他认为最经典的马列著作一起，全部打包装箱，运往干校。
在干校，侯金镜属罪大恶极的重犯，风里爬、雨里滚，白天当苦力，夜晚啃马列，烈日下挑重担、炼红心，苦不堪言。
他买了一只马灯和一个小马札，出工之前或收工之后，坐在马札上，深度的眼镜对着马灯，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冬夜，屋外北风怒吼，床头的灯光闪动。张光年在《侯金镜文艺评论选集?序》里沉痛地写道：“多少个风雨之夜，我们从远处稻田摸黑回村，泥深苔滑，一路上跌跌碰碰，相扶而行。金镜是高度近视眼，穿大堤、过小桥、越沟坎的时候，往往要爬着走一段。我当时也常闹笑话。回到宿舍，我是疲劳不堪了。金镜洗脸更衣后，照例把小马灯拨亮，坐在小马扎上，俯身床边细读《列宁全集》，直到深夜。”
侯金镜被调去与陈白尘一起放鸭，在烈日下放鸭时突然摔倒。但有人批评说陈白尘、侯金镜两人月工资都在200元以上，每天只拣100多个鸭蛋，一个鸭蛋竟然三块钱!
1971年夏天，侯金镜又调到蔬菜班，夏天天旱，一天不浇，菜就蔫了。湖区的气温高达40几度，侯金镜的血压也是居高不下，连续20天挑水，又黑又瘦的身子，快被烤成焦炭。傍晚收工了，他坐在宿舍门口的小凳上，地上放一碗粥，连喝粥的力气也没有了。
侯金镜担着两个大桶，一晃一晃地，临到大坝，放下担子，大口大口地直喘，我们同情，说：“你怎么能干这活儿!粪在桶里晃动最难挑了。”他说：“锻炼锻炼嘛!平路担着还凑合，只是过大坝比较困难，有时得一桶一桶提过去。”
那天，天闷得像蒸笼一般，他去大田干了一天活，晚上又被迫在菜地挑水挖地，收工后，累到了极点，累瘦了，不及洗漱，便放倒像干柴般已经佝偻的身躯。大约11点多钟，侯金镜的头从枕上滑下来，歪在一边，发出很响的鼾声。干校医院的女医生来了，除带来一只氧气瓶外，任何抢救的手段都没有。
军宣队一直没有露面，但好多人都起来了，静静地围在小屋的外面。侯金镜的夫人胡海珠和岳母胡姥姥，坐在对面的床上，默不作声。连长李季叫起食堂的大师傅老宋，老宋捅开火，煮了十来碗挂面，端给胡海珠，端给胡姥姥，端给医生，面凉了，谁也没动筷子。
第二天金灿灿的阳光满屋都是，侯金镜的小屋静悄悄，蚊帐撩起来了，几件洗过的背心和短裤整整齐齐地放在枕边。草帽挂在壁上。马灯放在床头。人都下大湖去了，宋师傅说：“候金镜，去武汉――火葬场了。”
侯金镜脑溢血发作，凌晨去世。时在1971年8月8日，卒年50岁。
侯金镜顶着“现行反革命”的帽子走了。
在全连大会上，侯金镜被宣布为“自然死亡”。
侯金镜要是多活35天，就能看见他指认的“政治小丑”如何被历史所粉碎。奇怪的是，侯金镜去世两个多月后，1971年10月14日，全连大会才宣布解放侯金镜，结论是：在“文革”中犯了“严重政治错误”。
侯金镜的爱人胡海珠的眼睛要哭出血来。她说：永远不能忘怀1971年8月7日夜晚到8月8日凌晨所发生的一切，“一张苇席卷起他的躯体，再用三根草绳分段捆着三道箍，像扔一根木头一样，往卡车上一扔，汽车就开走了。那是我的亲人啊!”
侯金镜的骨灰到京，骨灰安放仪式办得匆忙，简陋得连一张遗像也没有，我们这些受惠于他的、目睹了他的苦难的学生们，没有被通知到，没有机会向他满身疮痍的遗体告别。1979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在京为侯金镜补开了追悼会(与韩北屏一起)，周扬、林默涵、夏衍、刘白羽、张光年、严文井、丁玲、谢冰心、阳翰生、冯牧、周巍峙、胡可、杜烽、方杰、贺敬之都来了，隆重，然而悲凉。侯金镜被害，孤魂怨鬼离世，他走了，但是，他埋在了人们的心里，他还活着。在《文艺报》的报史上，他将永存；在中国当代文学评论史上，他将永存。在个人文艺崇拜、偶语弃市的年代，在作为“文艺红旗”的《文艺报》上出现像侯金镜这样有胆有识、刚直不阿的批评家，是艺术良心的胜利。
37年了。2008年元旦一过，侯金镜的遗孀胡海珠在病中打来电话，说：阎纲，你和永旺编的《中国作家协会在干校》我收到了，非常动人，勾起我对那段生活的回忆，阎纲啊，你给金镜编个集子吧!我不行了，80多了，眼睛不能看东西，肿瘤要确诊，你给金镜编一本书留个纪念吧，不然我难以瞑目。你再写篇序言。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
我说，海珠同志，你放心，我再忙也得帮你做这件事。你再给谢永旺说一声，我们两个一块商量着编，整个包下来，你最后通读一遍就行。她说，我的眼睛看不了了……我说，我们二校，我们通读，后记我写，序言最好请胡可，他们是老战友了。她很满意，说，我这就给永旺和胡可打电话。
编辑侯金镜纪念文集，心情十分沉重。
侯金镜的死，是人民的损失，文艺的损失，国家的耻辱。人们不能忘记他。
受胡海珠的委托，我和谢永旺编辑这本书稿，也就是《文艺报》时期侯金镜的两个学生担当此任。当书稿递到我们手里的那刻，我们的双眼一片模糊。
收入本书文章的作者，有侯金镜当年的老战友；有建国后特别是《文艺报》时期的同事和朋友；有诗人、作家、评论家；有他患难与共的、亲爱的夫人胡海珠等。
老战友秦兆阳写道：“可惜啊，已当盛年!如果他还活着，我们必定不再是‘无言的醺醺然’，必定有很多过去应该说而未说的话、后来有很多应该 说而可以说的话要说啊!历史，从来是无字之处的文字比有字之处的文字要多得多。多少事，多少话，被活着的人忽略了，被复杂的矛盾抵消了，被死去的人带走了。”
亲密的同事张光年说，当时文艺界一方面要同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作斗争，另方面必须努力克服教条主义的、简单化的粗暴批评，二者严重地束缚着创作的发展，正是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侯金镜以“热情而细致的园丁”为己任，喜形于色地推荐新人，嫉恶如仇地迎击粗暴。
我们当时就在张光年为主编的《文艺报》做编辑，感同身受。
侯金镜是1971年8月8日凌晨逝世的，书中有的文章时间有误。陈白尘说“侯金镜是1957年以右以后从部队调来充实《文艺报》领导骨干的。”其实，他是1954年底调到中国作协的。孙犁说听到林彪死后侯金镜如何如何。其实，侯金镜是在林彪摔死的35天前去世的。有的说侯金镜是“山东济南人”，有的说是北京人，胡海珠说侯金镜自小就在天津上小学和初中。有文章说，侯金镜指着林彪挂像说：“你看他像不像个小丑?”有的说他说“是个野心家，小丑”。还有的说是“政治小丑”。
但是，侯金镜骂“小丑”的事是如何暴露的，需要加以说明。杨匡满回忆：侯金镜指着墙上毛主席像旁的林彪像对冯牧说：这家伙真像个小丑!侯金镜还引用历史典故，讲“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教训，其含沙射影自不待言。要命的是这些谈论星星点点地被他们未成年的孩子听到了，这些小孩子被抓去严刑拷打，说了实话，于是侯金镜、冯牧，还有著名的电影剧作家海默、画家刘迅，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集团”。海默拒绝招供，被活活打死，刘迅被投入牢房。作协的“革命群众”也立刻批斗侯金镜和冯牧，有人还上去煽了耳光，更有外面大专院校的学生进机关来，对他们拳脚交加。侯、冯只好承认“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行。是晚，侯金镜回到家中，喝了一瓶放在厕所里的敌敌畏自杀。第二天一早被抬往医院，奄奄一息，翻着白眼，大小便失禁。
又有人说，是隔壁一个小孩听见后告密的，有的则说是红卫兵报告的，有的说是棍棒之下侯金镜一个人承担的。
专就此事，我向《文艺报》的同事、当时专案组的召明询问就里。召明说：“这事我清楚。”她介绍了事件的来龙去脉：侯金镜在牛棚和冯牧一起打扫卫生，室内挂着林彪的挂像，冯牧一边扫地一边愤愤地说：“排除异己，小人得志，斯文扫地!”正在一旁擦桌的侯金镜便直指林彪的挂像鄙夷地骂道：“政治小丑!”我问：事情到底是怎么暴露出去的呢?召明说，后来，对“黑帮”的管理有些松动，冯牧被王昆、周巍峙夫妇邀去聊天，他们的孩子用自行车把冯牧驮到南城中国歌舞团家里，冯牧不谨慎，把那天如何大骂林彪的事和盘托出，抒发郁结的怒气，孩子听见了，回到学校传播开来，被学校的红卫兵告发，然后兵临作协，提审冯牧，狠狠地打他和侯金镜，差点没被打死，当晚回家，侯金镜喝了敌敌畏，后被抢救。
对于这件事，胡海珠是这样说的：“金镜咒骂林彪为‘小丑’那件事，原发生在文革初期，是对着冯牧同志说的，冯牧不小心竟说出去了。被揭发出来时已经过了一年多，这时已到了1968年春天，为此，他在单位挨了斗挨了打，回来却对我说：‘冯牧不是故意说出来的。”“绝不是故意说出来的。’因为在他看来，这件事说出去与不说出去，反正反映的都是自己的真实思想，怨不得别人。而且，他那样嫉恶如仇的性格，迟早有一天也会爆发。”“他和冯牧原是很好的朋友，后来并没有因为这件事两人之间有什么隔阂，他也没有因为这件事在我面前说过一句怨言。相反，他总是对我说：‘人家不是故意说的。’两人关系一如既往。他这种博大胸怀，对朋友之间的友情看得如此深重，也深深地触动了我，我感到我的心灵也进一步净化了，升华了。”
这些充满血泪至情和人道精神的铁的史实，震撼着人的心灵，让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更加清醒地面对过去，面对现实，面向未来!
胡海珠委托我们编结侯金镜的纪念集时，还要我同时办理出版事宜。我说，现在出书难，不少老作家自费出书，连作协自己的老作家出书也得自己出钱，你出不起。她说，出版社要价不低，我根本不考虑，我想托人找一家印刷厂，少花些钱，印百把本赠送亲友就可以了。
我心里很不是个滋味。受四人帮的迫害，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国将不国、家徒四壁的艰难时刻，竟把扣发的1200元工资一个子儿不留地上交党费，胡海珠也上缴了补发的克扣的工资800元!而《纪念侯金镜》一本小书，还得自己掏腰包!找谁去?中国作协的作家出版社吗?我很想打个报告上去，但一想到《中国作家协会在干校》出版前后的艰难困苦，最后还是忍了。
两个月后，《侯金镜纪念集》自费出版，印200本，提供了不少珍贵的资讯，胡可的《序》也很快在《文艺报》上发表，胡海珠电话里唏嘘着说：“我已经知足了!我现在可以住院了!”
胡海珠，原《人民文学》编辑部主任，革命老干部，文革中备受折磨，年老多病，双目无异于失明，拖着一只文革中致残的双腿艰苦度日。
臧克家与《忆向阳》
臧克家刚到干校时，和冯牧同住在农民的家里，连队的伙食很差，冯牧偷偷到当地的小铺里买些罐头来，等到天黑，二人悄悄分享。不料，东窗事发，冯牧成了“反面教员”，小会批、大会斗。
后来，老弱病残者得到一些照顾，分配臧克家与冰心、张光年等看菜地、值夜班。他说：“那是一段最值得回忆的日子。这不光是因为看菜地时，一人独坐，面对壮阔的大自然，可以浅唱微吟，一解胸中块垒；值夜班时，万籁俱寂，自由自在，主要的是可以和与我交接班的光年同志对坐聊天，这在当时真是一大快事。”
再后来，成立“学习室”，连部让他代为管理，他高兴得不得了，像小孩儿一样地乐，常常把笑挂在脸上。我是他这个领地的常客，也愿意拉他到屋外的坡沿上交谈，他也总是兴致勃勃地播放他那速率极高的山东腔。粉碎四人帮后，他的文章里写道：“阎纲常常是头一个进学习室来，末一个离学习室去。”
臧克家虽然有“叛徒”的嫌疑，但在我们的心目中，他是个大诗人，他也以诗人自居，何况他给毛主席改过诗。
臧克家够胆大的，敢给毛主席诗词提意见，而且提意见最早，也最多，甚至帮毛主席改诗!这一举动不但震动文坛而且蜚声全国、全世界。
臧克家建议将《沁园春?雪》的“腊”改为“蜡”；将《词六首》中的“于某某年”的“年”字勾去；将《七律?登庐山》的“热肤挥汗”改为“热风吹雨”等等，凡23条，13条被采纳。毛视臧为诗友，回信给他说：“你细心给我修改的几处，改得好，我完全同意。还有什么可改之处没有，请费心斟酌，赐教为盼。”臧克家受宠若惊。
毛主席诗词的修改，《毛主席诗词》的出版，臧克家的功莫大焉，臧克家诗人的身价大为提升，同时随毛诗的发表而名扬天下，所以，他对毛怀有特 殊爱戴的感情，不但服膺毛指引的道路和方向，而且不辱“诗言志”、歌功颂德的崇高使命，故而，变成阶下囚以后，仍念念不忘赞美“五七道路”多么宽广，思想改造如何有效，且诗意盎然，足见其情分之深。
他很高兴同年轻人接近，我们的墙报出诗专号，他出奇的积极，视我们如诗友，热情鼓励并帮助修改。我曾向他请教过多次，特别是韵律方面。他一方面要我讲求声韵的优美和起伏，一面要我自由挥洒不受平仄的束缚，旧瓶装新酒，像绝句又不像绝句，像律诗又不是律诗，只要二四六押平声韵，也可以超过六句，写得长些，中途换韵，总而言之，还是早先的观点：“我是一个两面派，旧诗新诗我都爱。”取旧诗之精炼，取新诗之自由。
我在干校写的诗，都送给他看。
他回北京后，常常想念大家，书信往来，互致问候。只要我们一回到北京，他总是热诚相邀，热情招待。他喜用明信片，投递很勤。他寄我的书信明信片多达十余件。周恩来总理去世，我调仿“满江红”，写了一首《魂去也》，激起他不禁的感念。
海啸山崩，星移斗转，何处英灵?望烈士碑玉，热泪洗遍；水封时节，白花满城。长波呜咽，松涛抽泣，大地无处不悲声。悼别逝，穷天下笔墨，诗祭难成。
相业自古难撑，谁似他这般亲躬。忆潇洒谈笑，四座风起；横枪跃马，文采武功。大义凛然，浩气荡荡，顾盼人民总是情。魂去也，见导师马列。月色清明。
他让我无论如何争取发表，以寄托哀思，代表大家也代表他。
他不论什么时候，都不忘自己是个诗人，不忘同领袖的诗交，不忘诗人的责任，他的本意出自纯真。
臧克家对干校有情，不论是干校的难友还是向阳湖这块地方。他其所以在向阳湖畔感受到快乐，盖缘于他一生化不开的“乡村情结”。
长期的城市生活怎么也改变不了他的农民意识和乡村习俗，如影随行的乡野情结和田园记忆时刻萦绕在他的心头。我见他常常是粗茶淡饭，穿的衣服比村干部强不了多少。臧克家身居城市、向往乡村，向阳湖恰恰从另一个层面给他打开一方天地，让他回归到梦寐以求的大自然，他不失眠了，饭量也增加了，他感谢生活，即便离开向阳湖，依然对那段生活抱有深深的怀念。
大自然的美和劳动中的战友情，触动诗人的神经，激起他的创作冲动，终于在1972年10月因严重的心脏病获准提前返京后，“人，回到了北京，而心，还在咸宁”，“身离心不离，生死不相忘”，便诗兴大发，一发而不可收止，陆续写下《向阳湖》、《离别干校》、《老黄牛》等诗篇，难友传阅，颇感精美，也觉新鲜。受到欢迎后，他继续苦吟，四个多月共写出57首赞美干校劳动生活的小诗，有意以五十七首暗合五七干校，总名《忆向阳》，一色的格律诗，大多五绝和七绝，是回忆，是情景的写照，情景交融，也是寄托。
臧诗不老，好功力!
一颗赤子之心难免有些天真，然而，都是从心底里流出来的，直朴而且真诚。
夜间哨急鸣，
秋收早出工。
摩肩不识面，
但闻报数声。
――《早出工》
归来天地尽混茫，
带雪冲风入草房。
近火潮衣蒸白雾，
沾身热汗化冰凉。
声声火爆交心响，
阵阵喧呼快意扬。
一日辛苦成大乐，
战友围炉话棉粮。
――《大风雪，收工暮归》
横行如线竖行匀，
巧手争先试腰身。
袅娜翠苗塘中满，
斜风细雨助精神。
――《微雨插秧》
块块荒田水和泥，
深翻细作走东西。
老牛已解韶光贵。
不待扬鞭自奋蹄。
――《老黄牛》
好一个“老牛已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
《忆向阳》问世后，臧克家的挚友姚雪垠等作家提出异议，或认为反映毛主席改造知识分子的主题尚欠深刻；或认为美化干校生活，甚至说：“干校生活那么美，你为什么离开干校往城里跑?”或认为作者“歌功颂德”，美化错误路线，回避四人帮对作家的迫害。朋友间大伤感情，为臧克家始料所不及，纠纷竟闹到周扬那里。然而，《忆向阳》广为流传，吟诵者夥矣!《老黄牛》等名篇，不胫而走，请题者驱之若骛，纷纷装裱，挂在室内。特别是“不待扬鞭自奋蹄”一句，倒背如流者大有人在，几乎成为劳动与运动时代人所共知的名人名言。
一位写过《有的人――纪念鲁迅有感》的作者，一位被诬为“革命叛徒”的老诗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烈火中锻了又炼，贫病交加，形销骨立，竟然从中体味出诗意，给作家们不堪的干校生活留下堪可回忆的素描……这也是诗!像鲁迅说的：也是生活!
然，原罪的身份和争相脱胎换骨的虔诚，决定了臧克家和他的反对者姚雪垠等老一辈作家(也包括我等那时的小字辈在内)，终究摆脱不了绝对正确的羁绊――导师崇拜。时耶乎?命耶乎?
1985年10月，臧克家80岁生日，张光年将其戏作《采芝行》中的两旬写成一个条幅送他：“与君共守向阳山，谨防狐鼠伸黑爪。最是夜阑人静后，踏雪巡山直到晓。”说的就是当年干校日寸他们共同值夜班的情景。这条幅在臧克家的客厅中挂了很久。
1989年，臧克家85岁生日，他当场答谢小诗一首：
同志众朋友 鞭我向前走
愿作老黄牛 拉车到尽头
他给我的一封信中坦言，他最喜欢老黄牛，他最喜欢的诗作也是《老黄牛》。
诗可以怨
我在干校写了将近廿首诗，有歌颂五七道路宽又长的，有歌颂劳动的艰苦与喜悦的，有观后、读后抒情的，有思念妻子儿女的，也有忧国忧民的，但不少是歌颂错了的，为鸣鞭者歌，且无诗味。 干校每年一次探亲，“五一六分子”也不例外，但我不行，让小儿阎力一个人回京探亲也不行。后来申请，仍不准，原因是孩子妈也成了“五一六”。刘茵受我的牵连，完全失去自由，家里还有个上小学二年级的女儿阎荷。孩子拉练磨透了鞋底，可是妈妈在哪里?
黄河草?兰州大学(1970年来完成稿)
那年节庆喜夜长，新春辉煌昆仑堂；阵阵锣鼓声声唱，潇洒粉墨漫登场。
掌声四起笑语喧，异口同赞小姑贤；更堪叹啊谁导演?目光重重寻板弦。
红颊垂发青身柳，眯笑含羞踏云走；心纯似水底可见，情切似火总消愁。
曾记否，强开口，院墙下，紧拉手；转身走，猛回首，繁星点点月如钩。
通霄夜，心难收，趁好梦，巡天游：天安门前立大志，北海镜面荡轻舟。
静观园深百花艳，暗自掩面带笑看；故意避开含羞草，此刻专寻红牡丹。
烈士亭。眷来早，个中事，知多少；先问当年秋夜月，再问黄河桥边草。
后来批准回京，因为刘茵已经“自由”。
三字谣?喜相逢71年12月3日
红日升，喜讯惊，廿月整。喜相逢，要从容，莫忘形。
入夜醒，计行程，梦不成。绕堤埂，心飞动，更难平。
衣带松，担不轻，谁歇停。行匆匆，离成宁，驾长风。
怨车重，催时钟，寒露凝。长江送，黄河迎，到北京。
到北京，风雪猛，辉煌景。四楼顶，果有灯，血沸腾。
敲门声，无动静，人未等。相依命，新婚兴，甘苦共。
受我连累，妻儿遭殃，我想死，自杀拉倒，但不能。女儿阎荷8岁，无人照管；儿子阎力早已是“反革命狗崽子”，随我下到干校。刘茵一再来信劝我，全是同样的意思：不论在任何情况下，哪怕实在活不下去，也不可轻生……只要人在，必大白于天下。
事情过去40年了，不堪回首。不要说孙子辈儿了，就是儿子、女儿他们，早已将个人迷信当成发神经，将写真实当作编故事，将苦难化为一笑，笑当时朝野上下，笑你们活该倒霉!20世纪初，《文艺争鸣》朱竞曾让我回答她的提问：“20世纪，您最耻辱的体验是什么?”我说：“是高喊‘专政万岁’，却被‘万岁’不容分说地专了政。专案组恐吓我：‘不承认，苏修来了首先枪毙你阎纲!’幸亏没被枪毙。枪毙时再喊‘万岁’，岂不无耻万岁了!”
下放五七干校长达6年的时间内，深感孙中山先生早就痛加追责的“集会有禁，文字成狱，偶语弃市”的那套统治术难以为继，国家前途渺茫，个人生存无望，瞻望未来，不寒而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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