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潇然 公务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入选多种散文年选和高考语文训练，其历史文化系列散文作品深受读者好评，著有《望未央》一书，现居西安。 十月里的一场风
秦国的历史从始皇晏驾的时候就算结束了，帝国的统治框架从河北的沙丘开始一路走向了瓦解。尽管秦国最终没能逃得过覆灭的噩运，但是它建立起来的统一格局却注定要保留了下来。八年之后，一个新兴的王朝又重新蓬勃兴起，并一直延续了四百多年。秦国的短命与汉朝的长寿，是同一种政治制度在两种国家学说的指导下交出的不同的成绩单。
秦亡汉立的整个过程，看似好像只有短短的四五年时间，其实从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的时候，它与各国存在于意识形态上面的对立和较量就已经开始了。秦国采用急功近利的主张，走了一条快速扩张的实用主义路子，但是因为在道德教化上的缺失而造成的心灵崩塌，却轻而易举地断送了它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统一基业。这个刚刚站立起来的巨人瞬即夭折的事实，清楚地说明了文化建设对于治国安邦的不可或缺。
公元前206年秋冬之交的十月，就是始皇帝焚书坑儒七年后的同一个季节，咸阳迎来了入冬的第一场北风，漫天的黄尘淹没了渭北塬上的枯草残叶，那个曾经纵横八荒的帝国就这样成为了最后的幻影。
尽管子婴杀了赵高，算是为他的亲族报了血仇，但是秦国的暴政与全天下人结成的仇恨却都只能落到了他一个人的身上，于是，他又成为了各地的暴动寻仇的对象。空有一腔中兴夙愿的子婴，没有了任何可以回旋的时间，不得不咽下了上一代人给他酿制的苦酒。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已无心恋战，接连的败仗使他已经明白了狂澜于即倒的不可违逆，任何抵抗都将是一次无谓的牺牲。既然他已不能挽救垂死的帝国，索性还不如拯救几个一直与帝国不离不弃的百姓，用自己的尊严换取屠刀的悲悯，用一人的屈辱偿还世代的冤孽，用咸阳的毁灭平息激荡的战火，用最后一场黄尘带走一世的仇恨。
当秦人、秦国与秦朝被当做书页一样翻过去的时候，它曾经建立起来的宽阔而又均匀的基层组织却成为了汉人与汉朝继承的宝贵遗产。这个由一帮平民通过不断征战取得的政权，它不仅没有一点可资倚仗的功德资本，甚至也没有任何贵族宗亲血缘的感召力量，他们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走进了公元前的二世纪。
成也萧何
汉朝的开创者们都来自社会的底层，对于秦朝的得失自然有着最为真切的感受，他们痛恨残暴的极端统治，渴望能组建起来一个既有管治又不缺少自治，充满了和谐和仁爱的国家。管理的框架是现成的。郡县制是大国实现一体化的最佳选择，严刑峻法也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注重农桑贬斥商业更是农耕经济的根本。这些政治的和经济的政策已经无需再去研讨论证重新试验，只要照搬过来再继续坚持下去就足够完美了，而唯一存在的问题只有一个，就是要马上补上文化建设的缺口，这样一来就可以从法制和教化两个方面同时入手，构建一个有着内在的自发调节机能的社会环境，使其全面发展，达到均衡和健康。
教化最为核心的要素无非就两个，一是教师，二是课本。对于教师来说，当时从事这一职业的主要就是儒生。虽说秦国坑儒以及禁止私学，对教育的破坏不小，但是大量的儒生还仍然健在，有些依然以博士的身份担当着朝政的谋臣，只需给上一点关怀和体恤，稍加调动一下热情，他们就会马不扬鞭自奋蹄了。倒是课本成了最为头痛的问题。在查禁私藏的时候，民间收藏的儒学经典几乎被缴销一空，焚书时又烧毁了秦律以外的所有与秦朝统治无关的书籍，更为要命的是项羽屠烧咸阳时，将集中收藏书籍的御史府也一同烧毁了。没有了先秦诸子的百家典籍，要想立马重新编订新的思想学说，这可不是说办就能办到的事情。但是值得庆幸的是，他们有一个未卜先知的萧何，萧何可是一位治国的良相，众卿之首开国第一侯的美誉绝非浪得虚名。
萧何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文官，他的功绩主要有三个：一是慧眼识才举荐了韩信，使刘邦在与项羽的较量中加重了决胜的砝码，所谓“萧何月下追韩信”讲得就是这个事情。二是卓有成效的根据地建设，为楚汉之争提供了充足的后勤保障。开始时汉军也常打败仗，但是有了后方源源不断的粮草援兵，每一次的失败又总会转变成新的一次战役的开始，保证了对于敌对势力的持续打击。三是制定了较为合适的施政方针，实现了秦汉交替的平稳过渡。萧何制定的《九章律》，保留了商鞅变法中颁行的盗、贼、囚、捕、杂、具等基本刑事法律制度，同时去除了过于严苛的内容，又增加了户、兴、厩三篇，对于户籍管理、赋税征收、婚姻家庭和徭役、城防、畜牧与驿传等都做出了明确的要求，使社会管理实现了全面、规范和有序。其实，他还有一项功绩，与上面三项相比一点也不逊色，并且这一功绩影响还更为长远，甚至对汉朝能够实现大治都起到了最为关键的重要作用，那就是对于文化的保护与重视。
中国历史上被农民起义军攻陷京城的事例并不少见，一般都是土包子进城急于先开开洋荤，干得大多都是见钱眼开、见色起意、偷鸡摸狗的事情，李自成兵败北京城就是极好的例子。但是萧何却不一样，在战火的锤炼中，他早已由起初的一个低级狱吏成长为了一位胸怀韬略、深谋远虑的成熟政治家了。进入咸阳后，他一不贪恋金银财宝，二不迷恋美女华屋，在别人都忙着发横财抢女人的时候，他却心急火燎地往丞相御史府里赶。他先是派士兵把那里包围起来不准任何人出入，然后专心致志地将秦朝有关国家户籍、地形、法令等方面的图书档案一一清查整理，分门别类登记造册，统统收藏了起来。丞相和御史大夫几乎总揽了一切的行政事务，那里档案齐备、资料完整、书籍众多，而这些都是萧何最为看重的财宝。那些档案资料涉及了全国所有的关塞险要、户籍分布、经济地理、人文风俗等，都是最好的军事情报，为刘邦赢取楚汉战争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些经典书籍，又是“挟书律”后留存下来的唯一一库馆藏文献，如果萧何没有及时转运出去，将肯定难逃项羽点燃的那把大火，遭遇灭绝的噩运。
上行下效，有了萧何的身体力行，虽然还没有开禁百家之言，但是已经明显释放出了积极的信号，大家顿时就提高了保护和搜集典籍史册的认识。从这个时候开始，这项文化抢救一直持续了数代，坚持了几十年的时间，使得秦代几乎断绝的学术源流慢慢地又恢复了起来。
惠帝时曾专门颁行了“除挟书律”，吕后也发布过“除妖言令”，这些对于从秦火的灰烬中搜寻短简残篇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而景帝末年“孔壁”的意外发现，更是使儒家的主要经典重见天日。
书归天禄阁
汉武帝是在休养生息的和平时期成长起来的第七位国君，自小他就接受了很好的教育，当他即位的时候，国家已经完全修复了秦末战争中的创伤，度过了最为困难的初创阶段。这时黄老学说中的消极“无为”已经很难适应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了，而那种修身、齐家、治国的入世观又恰好正是当时最为对症的治国良方，因此汉武帝从开始就十分热衷儒家的学说。但是书简不足的困惑一直困扰着儒学的推行，社会礼教在秦代的破坏下也已经濒于礼崩乐坏的边沿，重建就成为迫在眉睫不得不做的大事。
公元前126年，就是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回来的那一年，前一年曾大败过匈奴，而对汉朝威胁最大的大单于竟然悄悄地在这个时候死了，匈奴再也没有了与汉朝抗衡的能力，如今又取得了与大月氏的联系，所有棘手的难题一夜之间全没了，而先帝的阳陵历时二十七年后也终于建成竣工，还事有凑巧，刘彻的生母王太后也就偏偏正是在这一年里下了世，刚好与孝景皇帝合葬在一起入土为安了。一个一个的大事料理完后，汉武帝长舒了一口气，开始重新考虑国家的发展问题。国运兴旺，祥和安宁，又少了一份太皇太后时期的掣肘，他等待了已久的时机终于来到了。于是他开始果断的掉头转向，变稳妥的“无为”为积极的尊儒，正式下诏“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第一步就是在全国开始征集散佚的百家典籍。在重金的悬赏之下，一时间各地敬献的书籍一车一车运到了长安，长安城的八街九陌上都是一队一队驮运竹简的牛车。天禄阁和石渠阁是分藏书籍、档案的，原来存量很少，多处闲置着一直未用，这下可好，一下子就“积若丘山”一般了。人说盛世存古董，乱世藏金银，而汉武时期却全然不同，那时最时髦的就是藏书。
司马相如病重时，汉武帝唯恐他的著书遗失，曾专门派人前去索取，但是早已被热衷的粉丝拿完了，一本都没剩下。在经历过了长期的文化专制之后，随着思想禁锢的逐步解冻，人们对于知识的探求一下子变成了对于书籍的渴求。北海的方士王和平前往京师时，不幸途中病逝。弥留之际，他没有“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遗憾，也没有“客行悲故乡”“故乡不可见”的伤悲，甚至都没顾得上想这些问题，而他最割舍不下的却是随行携带的百余卷书籍。他一再叮嘱自己的学生一定要让他与爱书同生共死，他的学生就在他死后把书全部都随葬在了他的墓中。像他这样随葬图书的事情还有很多，在汉代墓葬中就多有发现。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帛书，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竹简，还有河北定州、阜阳双古堆、武威磨咀子、江陵张家山等汉墓都出土了大量的古籍。随葬品应该都是墓主人生前的最爱，这说明那个时候确实是开创了一个爱书、藏书的风习。
在曾经严苛的查禁中，仍有这么多重要的留存，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文化信守的力量起了作用，它让人们拥有了一种自发的文化远见和文化勇气。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力量，才保存和延续了我们这个民族以“文献”为记录形式的文化生命，从而为后来的文化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信息储备和建设基础。经过汉初几代的努力，终于接续上了几乎断绝的文化血脉，完成了一次心灵缺损的现实救赎。
玉帝发薪水的地方
天禄阁和石渠阁都是未央宫的配属建筑，主要用于藏书，可以说是我们国家最早的图书馆和档案库了，遗址至今还在。我曾经在未央区工作过多年，以前经常路过，但是一直都没有去过。一是因为两处遗址与未央宫相距不远，而未央宫基址的高大土堆又更容易吸引观赏的视线，成为关注的兴趣点。二是因为他们的名字，让我始终都不敢贸然造访。“天禄阁”让人一看就会认为是一处享受玉帝俸禄的地方，门槛太高，如果不请自到的话，唯恐会是对圣贤的冒犯。未央宫的遗址倒是去过多次，每次登上保留下来的殿基高台，我都会特意向北面眺望一阵，企图从高处窥探一下天禄阁的影子，就像小的时候爬上城墙寻找西北大学一样，有一种景仰和敬畏。但是目光总是被遗憾地留在了层层农舍的屋檐上，始终没有找到那个文人们都很心仪的院墙。
石渠阁几乎没有留下什么遗迹。作为两千年前的学术交流中心，曾经承担过一个王朝国家思想的策源地，从“源头活水”的角度来看，与它的名称倒是十分贴近。天禄阁所在的地方听说有后来人修的一座刘向祠，原先的房屋馆舍也是早就没有了。可惜了这儿不是安居世外的孤岛，而是两千多年皇权争逐的中心，在频仍的战火光顾下，作为挑战者进犯的最终目标，再怎么经久耐用的建筑也很难挺过一次次的侵扰，当哪一天遍体鳞伤的旧都再也无法担当号令四方的重任而被废弃的时候，这里就更是很难再保存住一点什么了，能拿走转做他用的一切都会被人拿走，一代一代，残破的砖瓦门窗、梁柱檩椽都被搜寻的干干净净，最后还能够剩下的就只能是一堆泥土夯成的基座了，生着草，长着树，凄凄惨惨的呆着。就算是这样，也还能有一个坐标，大体的结构影影绰绰的已可以想见。问题是大多遗址废墟都会成为新的生活环境的羁绊，在城市的扩张中免不了还要被不断地侵蚀而萎缩，最后直至踪影全无。在人口飞涨人居矛盾不断加剧的今天，这里尚能保留下来一间供奉刘向的纪念祠，倒是真的非常不易。
刘禹锡在《陋室铭》里写过一句名言，叫“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搁到这儿来看，就是无论它们的废墟在还是不在，它为后世做出的贡献就在那里。无论它们的遗迹有还是没有，曾经实现的文化功业都记载在历史里。在我看来，一座建筑之所以会不朽，并不在于它的年龄有多么长寿，而在于它的屋檐下歇息过伟大的身躯；一处遗址之所以会被视为圣地，并不是因为它真的有什么神性，而在于它的庭院里曾经驻足过超凡的智慧。在天禄阁与石渠阁里现身又隐身的杰出人物，在灵魂塑造上创建的功业又何止只适用于一个汉朝。我们应该记住他们的名字，司马迁和刘向，另外还有刘歆和杨雄。
在这里有这样一位学者，用他残缺的生命，书写了国家完整的历史，用自己屈辱的身躯，塑造了一个民族的自尊。这个人就是司马迁。他可以说是天禄阁馆藏图书的受益者，而历史也一样，又是他的受益者。
刘向、刘歆和杨雄是曾在这里校过书的几位重要人物。刘向是汉代著名的目录学家和散文大家，他把汉代立国以来一百多年里征集起来的书籍分门别类整理校刊，编订了我国第一部目录学专著《别录》。刘歆是刘向的儿子，他又以《别录》为基础，编撰出《七略》，建立了中国的系统目录，使目录学走向了成熟和完整。有了系统的目录，书籍才有了统纪，它清楚地反映了当时学术流派和文化成就的状况。值得一提的还有杨雄，他在天禄阁工作的时候潜心精思，专门研究了《周易》的“易”和《老子》的“道”，形成了一个独特的辩证法思想，在哲学史上开辟了一块新的天地。
天禄阁和石渠阁不仅仅只是一个普通的图书馆和档案库，它同时也是一个学术中心。《汉书》中记载了许多官员、学者在石渠阁参考档案材料，研究历史，讨论学术的事情。韦玄成就在这里与萧望之还有五经诸儒一起专门辩论过各家学说的所长所短。有了书也有了专门的研究，各种文化成果便次第呈现了出来。司马迁开创的纪传体《史记》、刘向表达儒学观点的《说苑》、杨雄阐述知行论哲学思想的《太玄》和《法言》，都是在这里诞生的杰作。在这里，代表国家的学术研究成果不断产生，各地同样也异彩纷呈，出现了 “匡伏之学”“梁丘之学”“徐氏之学”“伏氏之学”等丰富的学术流派。文化成果的繁荣必然会带来思想学说的多样，而国家意识又需要有一个明确系统的体系，稍有摇摆不定的犹豫都可能会是又一次动荡的开始。从多样的思想学说中，确立一种符合时代特点适应发展需要的指导思想，就成了一项最为紧要的任务。不过他们汲取了秦亡的教训，没有走极端化的路子，只是选择了国家倡导的主旋律基调，就是儒术。
汉武帝的务虚会
儒术跟一个人的名字密不可分，这个人就是董仲舒，这是汉代无法回避的名字。董仲舒的出现源于公元前140年召开的一次务虚会。那次会议与会的代表都是一些为人贤良方正、处事敢于直言极谏的学者。会议只有一项议程，就是由汉武帝亲自策问古今的治道。董仲舒就是那次会议受邀的代表之一，会上他围绕大一统是“天地之经常，古今之通谊”的基本观点，提出要实现大一统，就必须弃绝“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的“邪辟之说”“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简而言之，就是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儒术就是儒家治理国家的方法，主要的精髓是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中庸”，主张“德治”与“仁政”，并且重视伦理关系。董仲舒以此为基础，又引入了阴阳五行理论，从天人关系出发，根据“阳尊阴卑”思想，创立了一套全新的“三纲五常”伦理学体系。同时，他还提出了维护大一统统治秩序所必需的统一学术、统一思想、同一文化、统一规范的政治主张。
汉朝初期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带来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社会相对安定，实现了“文景之治”的繁荣。能有一个持续稳定的社会环境，相对于几百年的战乱而言，理所当然地可以称得上是盛世。但是，也应该清楚地看到，文景盛世还远没达到真正意义上“善治”的高度。不可否认，那时确实是解决了基本的温饱问题，但是人们的精神追求和社会信仰还没有完成确立。在满足了最低层次的需要之后，自然还会产生较高层次的需要，因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谊而黜愧辱”。如何实现这种社会心理，如何满足人们的欲望，急需从理论上来回答。此时如果再谈什么“无为自化”“清静自正”，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人们已经生活在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下了，和在战乱中，在饥寒交迫中渴望清静、温饱时不完全一样，在“人给家足”之后，还要另有所为才好。一般平民百姓，在起早贪黑劳动，解决起码的温饱之后，首先是希望家庭的和睦、幸福，这就要讲孝悌。然后还要注意邻里、乡人的关系，这就要讲仁义忠信之类了。要满足这些心理要求，就需要教化，而所有这些，又恰恰是儒家所能回答的问题，因为这本来就是儒家思想的根本内容。
汉武帝有胆识又不缺乏运气，想什么就来什么，董仲舒的观点就像一场及时雨，让他的进取意愿获得了很好的理论支持，务虚会因此也就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长安很长
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思想，在全国确立了推行仁教和礼制等方面文化建设的基本方针，但是却并没有极端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他采用了一种更为中庸的方式，避免了新的文化专制的出现。在施行的过程中，实际上只是提高了儒学的地位，将它奉为官方的指导思想，并服务于汉朝的专制统治和等级秩序，而对于其他思想学派并没有采取绝对的方式完全禁止。当然，这个时期的儒学也已经不再是纯粹的孔孟之道了，它吸收了法家、道家、阴阳家等各种学派的有益成分，其中既有孔子的自身约束、待人宽厚、利益周到、人本主义精神、家人亲族团结，孟子的人民生计与国本攸关，又有法家的注重农桑贬斥商业、盐铁官营、严刑峻法等，还将源于《易经》的迷信宇宙观与政治学结合在一起，尤其是把刑名法术相柔和，形成了“霸王道杂之”的一种新的思想体系，带有了很多术的成分。但是不管怎么样，董仲舒在新的历史机遇到来的时候，还是复兴了被扼杀长达百余年之久的儒家文化，使之终于上升成为汉朝的国家意识，而这一由他贴附上去的国家意识标签又一直延续了整个封建时代，直至现在还一样影响着我们的处世观念。就这样，长安城为他充当了一次舞台，而他就把整个封建时代都变成了他的作品。
在西安的城墙根下有一处下马陵的地方，那是长安城专门为他留出的安歇地。如今从南马道巷里走过时，穿过关中书院和孔庙，就会找到这个地方。这种布局显然不应该是巧合，明显有着后人的精密心思。每走至此，看到这个地名就会让人涌起许多的敬意。“文官落轿，武官下马”。这是我们对先贤应有的礼敬。
董仲舒为长安树立了一种长寿的生命形态，长安也就把他长久地留在了它的城里。在长安一千多年的经历中，不知道是城墙庇护了他的遗迹？还是他的思想支撑了王朝的城墙？无论到底怎样，这里都已经确定无疑地成了一座最为长盛的国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