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通过对商周至秦汉时期军事活动的分析，并结合当时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的思维方式，试探文化思想对军事活动的行为方式的影响，分析商周贵族战争方式的变化，得出两种军事指导思维的模式，并分析其不同。通过中华民族的文化对军事行为的渗透。说明先秦儒家与法家的军事思想影响中国以后历代的军事思维。试析中华文明中儒家本位对中国大国和平崛起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其不足。通过全文的内容揭示的中国历代战争与和平的艺术，为现实中国的国际关系提供一管之见。
关键词：儒家思想与军事思维 法家思想与军事思维 文武分治和平兴国
作者简介：冯刚，贵州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
一、战争的起源及性质
自人类有史以来，战争如影随形。欲?兵消斗，求之难得。黄帝阪泉三战之后，战争与和平，交替主刀中国史牍。
克劳塞维茨把一切战争都看作是政治行为。他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论》克劳塞维茨著商务印书馆）由此可知克劳塞维茨更强调斗争的最高形式，即战争。纵观人类的斗争史，不难发现有两种异质斗争方式，一种是动态社会下的军事思维模式。属于社会有机体青少年型，发展型。另一种是一种静态下的军事思维模式。属于社会有机体中年型，成熟型。
从上古到秦亡，中国大盖处于一个贵族时代，而这个贵族时代又可以解析为军事贵族到文化贵族，又从文化贵族又回到军事贵族。并形成二种不同的军事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分别成为法家与儒家的二种军事指导思想指导来源，并对中国以后的历史产生较大的影响。
二、两种文化的军事思维模式
（一）军事贵族时代
由于国家兴起之初，国家往往狭小，甚至是一个部落或一个部落联盟。因此有较大的对外扩展空间。而扩张需要强有力的武装，在这个时代，公民的生活充满一种军事气息，而文化，政治生活寡有。
崇尚军事斗争是人类童年，少年的一种情节。如人之童年，少年。血气方刚，在性力的支配下，本能的充满了嗜斗情绪。这种极端的军事对立，造成进攻与防御的紧张与持续状态，也在人们的心里笼罩了一成死亡情节，并使人焦虑，享受不到空间的宽裕，却敏感于时间的流失。部落之争的时代被历史学家称为“英雄时代”。在英雄时代，人类并没有感受到自己的残忍。因为他们并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受理智支配少，受感情操纵多。成吉思汗之残忍，如同儿童踩死蚂蚁取乐，他不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无形中充当了上帝之鞭。希特勒之嗜血，也只是一个没有长大孩子，他在非理性中盲动，并不知道罗斯福与丘吉尔以为他安排了命运。
而中华民族的童年，少年应在夏商时期。三皇五帝及夏代幽渺难求，文献之不足，征之无稽。然而殷商有甲骨文佐证，文物之挖掘，器皿之渐现亦可勾勒出少年时代之旧事。盖成汤灭夏之初，殷商国土囿于河南安阳一带，其领土不足现代中国一省。然经六百年之拓疆。“其势力东达河北山东一带，其政治势力和文化影响越过江汉地区，深入到今日鄂赣与湘皖广大地区。商代的政治势力可能已经到达汉中地区，其影响还可能及于四川的某些地方。并影响辽西地区。”
由此可见终商一代，商朝断续的处于扩张之中，甲骨文卜辞和占卜可以看出国家大事，一是祭祀，一是战争。武丁伐鬼方，长达三年：‘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力（《周易既济》，“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周易未济》）。“当各族并兴之时，吾民先祖，崛起而特强，侵掠四方，渐成大族，于是表异于众，自绘其形，具有头、目、手、足；而彼四方之众，悉等于犬豸虫羊，此可望文而知义者也。”
商代的对外开拓须有强大的武装力量，卜辞有“王作三师：左，中，右”的记载。战车已成为作战主力。这说明商朝当时是具有强大的国防力量的。“武丁朝诸侯，有天下，犹运之掌也。”《孟子?公孙丑》。然而以军事斗争，穷兵黩武而兴的王朝，其成也萧何，其败也萧何。“纣克东夷，而陨其身”《左传昭公十一年》。
看来中国的商朝时期就是一个军事贵族统治的时代。
（二）文化贵族时代
当国家疆域到达一定限度，受内因，外因的限制，或者是山川，河流，等地理之限，或者是内忧大于外患之绊，侵伐将会难以为续。而国家就趋于温和，和平。至此，其内在的激励机制消失，或外部有强大的限制力量，扩张的步伐将会停滞。没有扩张，财富和的奴隶的源泉就断绝。这时贵族或公民将不能竭泽而渔，所谓斧斤以时入山林，牧民亦需有养。这时的战争斗争手段是以政治为主，军事为辅。运用经济，文化，外交，并辅以军事威慑。以和平手段解决冲突。崇尚政治，外交，斗争为是人类的成熟期，如人之中年，所持在稳。在此时期，务在守成，战争胜利的一方，维持原来的势均，而失败的一方，往往被迫接受和平共处，这种非极端的军事对立，造成进攻与防御的势均和次序的重建。在人们的心里造成了一种不忙不紧的境界，并使人松顿，享受空间的宽裕，却麻木于时间的流失。对于战争的残忍感到厌恶，因为他们受理智支配多，受感情操纵少。
武王伐商，其战争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战争针对暴政，非针对整个商王朝的民众。其性质属于解放战争。昭公四年说：‘纣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陨，周是以兴。”《左传》周师所到，百姓如盼甘露，提壶携浆，夹道以迎。毛泽东同志称武王领导的这场战争为“人民解放战争”是有道理的。
武王伐纣虽以武力代商，但运用的政治手段较多，战争以建立和平次序为目的。《说文解字》云：“武，夫武定功戢兵，故止戈?武”。《左?，宣十二年》楚子日：“止戈?武。”到了春秋时期，战争的政治性加强了，止戈?武即是以武力维持和平。
三、法儒对军事思维的影响
（一）法家的源头及其对军事思想的影响
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是韩非。然而法家源商，管。春秋纷争，战国兼并，武力成为最终的解释权。商，管乃是以军事为治的新军国管理体系。其源头何在？本人认为其源于殷商。中国文化有两大体系，一是商文化体系，一是周文化体系。商朝为了军事斗争的需要，具有具有严厉的刑法，其源于军国的管理制度。其可能是法家思想的源头。
“乃有不吉不迪，颠越不恭，暂遇奸宄，我乃劓殄灭之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新邑。‘往哉生生，今予将试以汝迁，永建乃家’。”
尚书中多出说到商朝法律的严厉。这种严刑峻法具有军管，武装移民的特点。
“刑名?商。”?S荀子意识到严刑源于商朝。而商鞅好刑名之学。
商朝时的学校叫“序”序者，射也。可见商朝把习武作为学校的重要训练科目。由此看来，法家思想源于殷商，兴于战国。秦国虎狼，蚕食东方，未有法家精神，焉能统一天下。在法家军国思想的指导下，秦国训练出真正的斗士，并技术性的创造出良好的武器。秦国之弓弩，秦国之长剑。对于东方都是可怕的利器，最可怕的还是秦人的战斗精神。然而这种军国之精神必须在有外敌对抗的情况下才能健康国家的机体。一旦外侵遇碍，则可能自陨其身。或者外力消失，则军力的力比多无法宣泄，必自乱自毁。所谓“国无敌则恒亡”。
（二）儒家的源头及其对军事思想的影响
儒家历来以宣扬大一统而著称，实际上大一统是儒学的物质基础。孔子从周尚文，周乃泱泱大国。虽然当时北方“?狁孔炽，我是用急”。?T但在当时文化和技术能力的视野范围内，周域无疆，已有天下的概念了。虽然孔子始创儒学，儒学的雏形已成于周。所以儒家以后的《十三经》中就有“三礼”。章炳麟谓“儒有三科。”“达名为儒。儒者术士也。”“类名为儒。儒者知礼、乐、射、御、书、数。”“私名为儒”、“宗师仲尼”，，故儒名不自孔立，其道至孔始大。”?U
周一统天下，僵旗息武。然而，武力一弃，人将文弱。和平精神日著。侵暴之力日削。对于周边蛮族，以文曲武，用文化的武器，征服异域。中国大一统产生的天下观念，不仅有一种无外的“自在”地域感。而却还有一种“内自足感”。
中国的儒家文化，源于一种和平主义。本人认为其渊源于西周，其礼义与等级秩序都在周公时制定。而和平需要“仁爱”的思想。和平又需要秩序，即“礼”。和平尚需要妥协，不走极端。这也“中庸之道”提供了市场。纯儒家学者提倡王道，对战争是非常厌恶。其学说把军事斗争的最高境界看成是政治斗争。这与西方克劳塞维茨的观点相反。如果说霸道更多的需要军事手段的话，王道则更多的需要政治手段。“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
儒家思想强调政治治国，反对战争，杀伐，穷兵黩武。由此看来，秦以后，中国希以军事为攻伐，而以文化为基础，政治为核心，外交为手段。以文化帝国主义，儒家本位，和平演变其潜在的威胁。
四、法家军事思想主导时代的形成，发展与衰落
（一）从射不主皮到复尚贯革
春秋时期，诸侯纷争，礼乐崩坏，到春秋中后期，战争的规模开始扩大，孔子见争斗而忧道之不行。“子曰‘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W然文王之时，剪商之绩，岂有无实战之师而可有牧野之功；周公东征，不籍孔武，岂能有二度克商之绩。
周统一中原，国泰民安，遂疆旗息鼓。“武王克商，散军郊射，而贯革之射息。”?X周初贵族能文善武，其弟子修于痒序，诗书礼射御六艺皆通，然和平既久。数百年矣，贵族则偏于文教，而忽略于武略，礼道日隆，武道日衰，“武只是演变成一种形式。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Y不过君子之为，行于春秋，射不主皮亦行不通了。宋襄公守旧而北，是其实证。周开国之初，武盛于文，续之则修文，文胜于武，文质彬彬而后武衰。贵族只能用繁文缛节来维持其身份及心理上的优越感。以高雅，礼貌，言谈举止，仁爱来泾渭野人君子之畛域。并视其发家的“武”为粗野，渐渐的偏文而弃武，文盛而武衰。
到了战国时期，兼并战代替了争霸战。战乱愈演愈烈，又岂能不尚贯革。孔子主张射不主皮乃理想之治世，而复尚贯革不能不说是药乱世之良方。若射不主皮，军队只是摆设而已，羊质虎皮，岂能捍卫国土，巩固政权，或替天行道耶？春秋时代杀戮不重，而战国时在于兼并对方，各国奖励屠杀，赵卒被坑，丹阳斩首。一场以消灭有生力量的灭国之战拉开序幕，复尚贯革的精神焕然而生。在韩非看来，功利的追求被提到了第一位。它给整个社会注入了一种不可遏抑的活力，打破了古代种种狭隘的社会关系，使人们直接面对异常复杂，广大，充满毫不留情的竞争现实，并投入种种激烈的斗争中去。
（二）总体战与大一统
战国各家变法，春秋之世，晋已有任法之风，李悝，吴起任法宏道。注入青春气息于社会肌体，回归了贵族的青年时代的冲动嗜武情绪。而秦国僻远，尚不开化，本处在社会机体的青少年时代，故商鞅入秦，秦土骚动。而下层文士的和平主张仅仅是战争间歇的一个弱音符。所有孔子周游列国，不能申志。孟子有波涛之辨，尤不见听。这时的贵族衰微，平贵不分，下降为中产阶级的贵族，虽然看不惯下层社会的轻薄，但面临社会有机体的衰老，无力返归童年，在无可奈何中，他们只能接受现实，与平民合流，作为寻找一种补偿，他们放弃对下层的蔑视，而转怨于国外。通过对外战争来发泄其仇怨，同时找回童年贵族的身份感――这就是军功贵族。尽管下层平民流行和平主义，但在功利的招感下，他们也成为扩张主义的跟随者。如：苏秦，张义等下层文士，虽不淑于武事，然掉三寸之舌，亦可以在战乱中谋卿相之位。但是，苏张得志，非籍武魂而受勋，仅靠外交政谋而逮功。这种手法成为后来中国军事上常用的抚夷政策，即以夷制夷，嗾某族以制某族。
由此看来，商韩主义，乱世流行。其鼓吹的是全民皆兵的总体战，总体战在法家思想的指导下，战争愈演愈烈，终于导致天下一统于君主专制。
五、儒家军事思想主导时代的形成与发展
（一）布衣将相之局与儒文化的本位确立
汉初“狡兔死，良犬烹”。而法家思想遂式微。统一中国的法家思想终被过河撤桥，而最终是与其对立的儒家思想代替它的主流地位。这时的学术界多来自下层平民，和平主义已占社会的主导地位。至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终于被确立为中国的正统思想。从此，儒家思想长期统治中国的学术界，虽然有一些波折，但以儒家为本位的中国文化铁铸而成，东亚文明自成一体，与世界几大文明并列映辉。
儒家文化是一种和平主义，提倡以和为贵，这既是农业民族的特点，亦是贵族消亡以后的人文精神。贵族衰微，文化界出现一遍真空。至武帝五经之设，博士之教，崇文之盛，孔子日隆。儒家即对国内人民要求和平，和谐相处。其对心，对自然，对外夷亦以和谐为金盾，柔以化锐，有容乃大。在对人的内心，强调节制以达到和谐。强调和谐，这种“和谐”思维扩大到国际关系上，则发展成为一种和平主义。虽然秦以后，战争并未歇止，然而和平，发展，文化演变，成为中华民族对外政策的主流。
（二）儒家止戈为武与大国的崛起
秦汉以后，平民身份的人可跻身社会上层。汉有孝廉之举，可擢寒素。唐设科举，可升平民。然而下流社会之士，继承了贵族之文的方面，却不能续其尚武的精神。故秦汉以后，面对国际争端，外族挑衅，儒家精神指导下的军事原则是尽量避免兵锋相加。主要的策略是以夷制夷，表现在于嗾某族以制某族，或洞烛某敌对族之内部矛盾，贿赂分化，使其内部裂变，酿成其讧，不战而可收兵锋之效。此以外交的手腕御敌，若外交手腕不力，则辅之军事，军事往往以守为主，厚城固守，虽有战，然不以战为目的，只是示敌不可犯，犯必有大的代价。环中国之异族大多是游牧民族，其内侵有其经济之目的，又有其民族童年之少年冲动。如何御之，儒家成功之外交在于：其一，仰我中华地大物博，自割膏腴以餍敌，即以不平等的贸易倾斜利益于敌，则敌必权贸易之利与战争之得孰多。中国善于外交者，往往操利之秉，与一族而不与另一族，或与一派而不与另一派。其敌内部纷?，不能固一。结果敌可自破，何须流血浮杵。此善之善战者也。
其二，文化御敌，华夏民族当时有很高的文化内蓄，从周孔一脉相承的中原文化到了魏晋蔚为大观。而世界的划分可以按国家来划分，种族来划分，利益来划分，意识来划分，文化来划分。除了文化划分外，其它的划分及冲突都将是暂时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撰文指出：“新世界的冲突根源将不再侧重意识形态或经济，而文化将是截然分隔人类和引起冲突的主要根源。在世界事务中，民族国家仍会举足轻重，但全球政治的主要冲击将发生在不同文化的族群之间。文明的冲突将左右全球政治，文明之间的断层线将成为未来的战斗”。尽管亨廷顿所言是现代社会，但大汉帝国，唐帝国，或宋元明清时代与周边胡，夷亦构成了一个广阔的世界图景，复杂的民族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文化关系最终是维系民族兴衰的血脉。而胡夷之族，文化根底浅薄，其维系之集团；一是靠原始单纯人类幼年情节为类，二是靠纯粹的利害相党。就其利害说，利同则死士，利分则群讧。故蛮夷分也速，合也速，其盛衰周期较快。中国只要御敌有方，持久消耗，则可立于不败。先秦犬戎，俨狁；秦汉匈奴，南?。魏晋五胡乱华，皆浸扰而不能入主。就其幼年情节冲动来说，暴掠一作，患难解钮，其腐败也速。“初，回纥风俗朴厚，君臣之等不甚异，故众志专一，劲健无敌。及有功于唐，唐赐造甚厚。登里可汗始自尊大，筑官殿以居，妇人有粉黛文绣之饰，中国为之虚耗，而虏俗亦坏。”
由此看来儒家以外交，文化至胜，比单纯用武力曲敌，自有其高明之处。秦汉以后以民族尚武精神已不足，强用武力开拓已不合时宜，不战而屈人之兵，为最高明之举，故孙子之语有千年之誉。
唐太宗云：“汉武穷兵十余年，疲弊中国，所就无几”其又云：“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旧唐书太宗本纪》汉武帝北击匈奴，解除了边患，有利于北方边疆地区的开拓，汉武帝以战争征服为主；唐太宗以安抚（收服民心）为主。然而唐初军队大不如隋，太宗岂有力以效汉武。汉武以一己之力败匈奴，太宗只能依靠外交手段以周旋。嗷某族以攻某族，借夷以制夷。如陈寅恪之论：“又唐代武功可??吾民族空前盛?，然?究其所以舆某甲外族?争，卒致?利之原因，实不?由于吾民族自具之精神及物力，亦某甲外族本身之腐朽衰弱有以招致中?武力攻取之道，而?之先?者也。”
看来汉民族以儒家文化为本位，与外族军事对抗时，最高明的办法不能完全排斥接触，亦不能完全对抗。武帝尚武，世人谓之穷兵黩武，国力虚耗，汉运亦衰。而太宗是采用与其对话，接触，以先进的文化对之改造，逐渐和平演变其威胁，遂大国崛起，泱泱盛鼎，雄踞东亚。
两种文明相冲突，则各宜以其文化为依据，各施其长。何以言之，胡人强悍尚武，为其生存之路，汉文化强忍坚毅。为其生存之道。“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宽柔以教，不抱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胡与汉，南与北矣。
胡人以其强悍为矛，略地扩张，汉民族以坚毅为盾，阻当侵入。故矛坚则贯盾，盾厚则矛折。矛盾之较量是文化之较量。
辽，金乃蛮夷，吸收汉文化，食之不化，其故有文化（游牧文明）与儒文化（农耕文明）之结合，只是一种混合物而不是一种化合物。故无文化之凝聚胶着，反丧失其本真之强悍。汉化深的腐化更速。故其入主北方，精进渐衰，蒙古铁蹄一过，遂为齑粉。
儒家以文化对抗武力，遂以止戈为武。表现了中国文化特有的“武道”。这不同于西方世界，以武力扩张而至成大国文明。也不同于北方胡族兵哥铁马而谋生存。汉唐之盛，宋明之久，亦仰民族文化之精神而大国崛起。
（三）文武分治与无兵之国
汉朝是天地之一大变革，文武分治，致使知识分子向文人转化，士向兵转化。知识分子乃是有独立人格，能独立思考，是贵族时代的产物，商代的巫，祝，史等是最早知识分子，至西周则文质彬彬。屈原之死，知识分子亦终结，代之的是文人。文人更充满对民生疾苦的关怀，但却少了一份独立，傲岸，荣誉，耻辱感。尤其是尚武精神。
及其周武革命后，科举制兴起，天地间又一大变革也。科举与?士出身代替了原来的贵族虚位，高宗、武后以?君主所提拔的新??治??。无?族的?法??，如同西汉平民文化之回归。但其子弟?脱不了逞才放浪的习气。此文化之完善，将到宋朝定型。
宋朝立国，以文抑武，文人得意，自我轻薄，谈玄说道，全无国家之观念。而宋文人俸禄之高，其他朝代难以相匹。然终日饱食，方巾缓步。宋之科举造就了浅薄，窘狭的文人集团。直到朱熹出来，发现文化界问题所在，欲假以时日以理纠弊，但蒙古的铁蹄已急促不容，无奈只留下历史的哀叹。这与管韩束军，判然黑白，看来法家精神之全丧，人心将何以堪。宋朝人心败坏，上至文人，武将，下至民众，市井，莫不匪人。人性的精神丧失，所以纯儒不治，无兵之国必有其哀。秦汉以后，武事之不谙，则常寄武于异族，这无异于把财货付与盗贼保管。大唐托兵于胡，终至渔阳鼙鼓动地而来。戍边皆胡人，唐朝泱泱，已无国防矣。安史之祸逮之，不宜义乎。
看来，钱穆乐道和平主义，殊不知和平有不可能之时。寄托利器于无社会责任感之人，寄托利器于外族。一旦祸起，唯有延颈待毙。
（四）停滞的帝国与法家幽灵的再现
至明代，帝国发展趋于停滞，明朝从建国起边患伴随其始终。蒙古为害于北，倭寇构患于东，后期东北满族兴起，长城危卵。明朝建立，其防御战略以积极防御为主的战略。
朱元璋治国，有治吏不治民的特点。大有踵始皇辙迹之嫌。秦始皇以苛严亡国，而明代法律之酷不让始皇，但未袭始皇故事。究其因，太祖以酷待吏，以宽缓待民。阳儒而阴法。故明纠宋纯儒至清无鱼之弊，杂以王霸之学。虽太祖倡儒学，严科举，法家思想虽然未见提倡，但其幽灵以再现于明代。法家思维影响到明朝文人，使明代之士自有不同的特点，法儒本不容，在明代却互为固护。法儒互补又浸透到军事领域。明朝奉持儒家本位是无疑的，在军事上仍表现求和平的原则。
但法家的影子存在于其军事思想体系中，武备不懈成为其推行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石。太祖云：“治兵然后可以息兵，讲武而后可言偃武”，“当天下无虞之时，而常慎不虞之戒”。
看来明朝以武力驱鞑虏，以军备竟群雄。然终能以戈止武，遵循儒家和平为贵的思想。故未续亡秦，重演隋殃。明朝能知兵者利器，慎而用之，实为可贵。但又善用之更可贵。故明朝严于军纪，退兵败将，严于追究。将领偶有不济，则被降职。其严格军纪非宋朝可比。
明朝以儒家为正统，又实行法家的刑治，但此刑治不类于以往峻急于全民，只用之于治史与治军。所以法家幽灵之再现，明朝周遭，凶夷环绕，但固守延年，亦续三百年之久。明代政治特点之一即为注意于民族之观念，上复先秦古学，下开近世风气。然而这也是文化气韵不足，文化的世界主义向民族主义萎缩。明代外儒内法，科举之囿，思想划一。然有明一代，理学极盛。
平心论之，明儒风气，亦自成为一派。固与汉、唐不同，亦与宋、元有别，盖合唐、宋以来，禅学、理学而别开一种心性之学，分茅设绝与国相终。”
明代王学孕娩，实是秀才带刀，使纯儒精神带上一股法家之气。极大的提高了主观能动性，增强了人的自信心，给人注入了精神的活力。故明代虽以文人监军，文人自有一股武气。“知行合一”的实践，使明儒能以儒家的精神积极入世，求人生之“三不朽”。故明儒将辈出。
戚继光是儒将之典型。顾祖禹虽未有军功加身，所撰《读史方舆纪要》亦充满了军事的关怀之情。
中国自秦汉，文官集团的形成，皆长于和平的艺术而短于战争的艺术，即是兵家辈出，也是以和为贵，政治与军事部分离。
“守文化”看来是中国人的一种精神，在军事上表现为止戈为武的和平思维。当文化内持力不足时，守亦显得力不从心。
六、结语
政治与军事虽然有巨微之别，然也不能只见其量的差别，而无视其质的差别。首先政治斗争是非暴力的，而军事斗争是流血的。其次，政治斗争是在一种势的规范下竞争，（这种势包括力量对比，分化组合，伦理道德等）有妥协与合作。而军事斗争是在纯暴力下赌博。难于妥协，非此即彼。当然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亦非不相容，往往交相用。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观现今之世界，西方霸权兵戈不断，中东烽火常年不息。欧美籍以人权，狡谲施暴，每每得逞。而中国韬光养晦，亦陷被动。
和平这一种艺术的发展同时牺牲了?多战争的艺术；正如战争的艺术的发展同时牺牲了许多和平的艺术。西方长于战争艺术而短于和平艺术。汉尼拔穷兵而尽，罗马黩武而竭，拿破仑征战无休，自陨其身。皆因知战而不知和。儒家本位的中国善于和平的艺术而短于战争的艺术。故有不知战而一味求和，故战争与和平为东西方各自所长，射不主皮与复尚贯革，相互借鉴，不亦宜乎。
注释：
1.朱绍候主编．中国古代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8页．
2.16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中国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52页，第798页．
3.[清]?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庚中．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37页．
4.《荀子?正名》．
5.诗经 六月．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52页．
6.萧公权卷 中国政治思想史．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7页．
7.8.9.10.14.朱熹语．四书集注 孟子 梁惠王上（下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1页，第40页，第41页，第126页．
11.文明的冲突及世界次序的重建．1993（19）．
12.《资治通鉴》（226卷）．
13.?寅恪．唐代政治史述?稿．1943年版．第126页．
15.《明太祖实录》（卷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