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阅浩瀚中国文学的历史长卷，后世的人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将审美目光投射到自己喜欢的文学大师身上。探寻文学大师的生命轨迹，关注中国文人的命运遭遇，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古代文人的非正常死亡是一个较普遍的现象。中国文学始终贯穿着强烈的生命意识，这与文人命运的不可把握似乎构成了生命与反生命的悖论。
文人在古代被称为“士”，即知识分子，受“学而优则仕”思想的影响，绝大多数的中国知识分子对权力场有着异常的向往。在中国古代“文人”一旦变为“士大夫”，其自我意识的内涵就会发生明显的变化：文人角色赋予他们更多的是文人意识，是自由、独立的个性和文学艺术的丰沛创造力；士大夫角色则规定了他们更多的是君君臣臣的等级观念、忠君观念和兼济天下的使命感。文人身份向士大夫角色的屈从，意味着中国文人自由、独立人格的丧失：曹植所抒发的“愿为中林草，秋随野火燔，糜灭岂不痛，愿与株?连”无可奈何的丧失人格的乞求、杜甫“葵霍倾太阳，物性固莫夺”的自白、辛弃疾“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的念念不忘的哀怨、岳飞“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的壮怀激烈等无不是有力的证明。这注定了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悲哀，能够彻底醒悟者，也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秦相李斯辅佐秦皇，功勋卓著，杀了一辈子人，却落得个“腰斩咸阳”“夷三族”的下场。他被腰斩前，对一齐奔赴黄泉的儿子所说的“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被后来的文人墨客缩成“东门犬”三字，表示了恨不如初，对自己一生追求权力的彻底否定。511年以后，陆机被砍头前“华亭鹤唳，可复得乎”的人生感叹表达了与李斯相同的透彻之悟。知识分子在古代从来就不是一个稳固的独立的社会阶层，这一阶层往往与统治权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文人的弱点就在于大多过高地估计自己，总想在皇宫的盛宴中占有一席之位。而在统治者眼里，根本就没把文人知识分子当成一回事。中国自汉代始，出现职业文人，但他们的地位一直不高，尤其在西汉，作为“言语侍从之臣”，追随皇帝左右，以皇帝感兴趣的材料制作辞赋以取悦人，缺乏独立人格。如枚皋“不通经术，诙笑类俳偶”；东方朔也自知“应似俳优”；扬雄晚年悔其少作，曰“雕虫篆刻”“壮夫不为”；建安之杰曹植对文章之事颇有微词，并称之为“辞赋小道”；杨炯更有“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感慨。在中国文学史上给予文学绝无仅有的至高无上地位的当属曹丕(187－226年)，他的“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一主张与儒家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价值观截然不同，这一评价很有配合其父“唯才是举”这一政治举措之嫌。20世纪初梁启超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的主张，似乎可以看做其久远的历史回响。然而，这一文学思想却总是作为一种文学的理想状态，飘浮于现实生活的遥远的高空中。
中国文人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有人将之比喻为“毛”与“皮”的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一朝天子一朝臣”“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树倒猢狲散”“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等似乎都是这一经典比喻的一系列注脚。既如此，文人追求、依附、左右权力必然成为中国文学中一道风景，而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则成为风景中的风景。三闾大夫屈原忠信不被重用，在长期流放中忧心国事，没有一刻忘回故国，在希望最终破灭的公元前278年农历五月初五投汨罗江自杀。西汉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和文学家贾谊因受到保守派的诋毁，被贬为长沙王太傅。在贬谪中他仍不忘国事，因梁怀王落马而死，他自责郁闷而死，年仅33岁。李煜先做诗人，后当皇帝，他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等经典诗句，成为诗词王国中的一颗璀璨耀眼的明星。但作为皇帝，他实在是失败得可以，在42岁生日那天，这位亡国之君，因宋太宗所御赐的一壶鸩酒而毙命。宋徽宗(赵佶)作为诗人、画家、书法家是一流的，然而作为皇帝却是末流中的末流，1127年完颜氏政权攻进开封，将其与子(钦宗)掳走，此后大部分时间被关押在黑龙江的依兰，死亡的等待与折磨长达八年之久，最终死无葬身之地。
中国文人在失去了权力的依附和支持，活到不能再活的时候，往往采取两种人生态度：自杀；不自杀。后者又包括着被杀和忍辱负重苟活于世等多种情形。中国文人自杀者少，被杀者多。秦始皇以焚书坑儒的方式迫害文人，扼杀中国文明；曹操在中国帝王中间堪称真正的文人，他的诗句“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等成为千古绝唱，著名的《短歌行》《观沧海》等诗篇深得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和诗人毛泽东的赞叹与欣赏，毛泽东在《浪淘沙?北戴河》一词中写下的“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的名句，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曹操的雄才大略和文采飞扬的钦羡。虽然从秦始皇开始杀知识分子的帝王都背上千秋万代的骂名，但当文人曹操让位于政治家曹操时，他一样照杀不误。“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曹操先后从自己身边除掉孔融、崔琰，临死前一年，到底把他始终不甚放心的杨修送上断头台。中国统治者整肃文人的手段之多之巧妙，乃世界之最。其中文字狱是一项投入少、产出大的统治行为。远在周代统治者就总结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统治经验，历来统治者从来没有放松对知识分子的敏感、在意、防范。明清两代所兴起的文字狱，是统治者神经病态过度的反应。谈起文字狱当首推明代和尚出身、当过流氓的皇帝朱元璋，他兴起的文字狱，令人防不胜防。凡是与“僧”“贼”同音同声可以附会的文字，如“生”“则”，本来风马牛不相及，但朱元璋却一听到这样的字会马上暴跳如雷，一拍御案，推出午门就斩。在身处封建专制王朝被杀的文人当中，嵇康之死，不但在中国文学史，即使在世界文学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他“非汤武而薄周礼”“刚肠疾恶，遇事便发”，甚至对今天作家们的为人为文，也有其可贵的借鉴之处。
不采取自杀而能忍辱负重者，在中国文学史上应首推司马迁。公元99年司马迁因替李陵败降匈奴辩解，触怒汉武帝下狱，受“宫刑”。宫刑，为五刑之一。在医疗条件极差的年代身受宫刑，司马迁所受的肉体痛苦可想而知；但司马迁所受的精神打击我们却难以估量，这一奇耻大辱对司马迁来说可谓“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对于司马迁而言，创口之难以愈合，长期淌血流脓，腐臭不堪的苦难，也许能够忍受；那种“祸莫懵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的凄惶状态，“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抑郁，而谁与语”的羞耻和被隔绝的孤独，才是他的最大痛苦。然而，他没有死，宁可含诟忍辱活下去，也不追求那死亡的霎时壮烈，为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所效仿。
中国文化中有着极强的生命意识，这可体现在儒、道、禅等的思想中。儒家思想历来被统 治阶级所标榜，孔子也被尊为文化偶像，但统治者似乎从来就没有很好地贯彻儒家的民本思想，一旦知识分子发表一点对时政的观点，威胁统治秩序的时候，统治者将毫不手软地加以惩治。鲁迅将中国社会概括为：“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中国人的顺民思想，对于暴政压迫下的承受能力，达到了惊人的麻木不仁的程度。正是在这样的国度，以死来抗争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就显得更为可贵，知识分子的自杀是需要胆识和魄力的。屈原首开中国文人自杀的先河，他的忠心爱国之情、对理想的积极追求和对反动统治势力毫不妥协的斗争精神，以及积极浪漫主义文风对后世文人产生了深刻影响。他的“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人生状态，成为后世知识分子自觉不自觉的人生追求；他的“惊才风逸，壮志烟高”创作文风“衣被词人，非一代也”；他的“发愤以抒情”的创作主张在后世产生广泛的影响与共鸣，这一创作规律被司马迁的“发愤著书”、韩愈的“不平则鸣”等不断阐发和丰富。孔子在将智者和仁者对比时指出“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屈原深情地写道“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而汨罗江无疑是横亘在屈原流亡人生旅途中无法逾越的生存空间。屈原投水这一壮举成为历代中国文人无法释怀的死亡情结。据不完全统计，王勃于676年死于海水；李白于762年死于江水；洪升1704年于浙江吴兴落水而死；王国维于1927年农历五月初三效慕屈原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年仅51岁；1966年8月人民艺术家老舍怀着对祖国人民的深深眷恋在北京太平湖自沉。当代天才诗人海子于1989年3月26日黄昏时分，在山海关至龙家营之间一段火车慢行道上卧轨，时年25岁。在《亚洲铜》一诗中，我们不难看出海子对以屈原为代表的传统知识分子敬仰与尊重。屈原是华夏知识分子的楷模，他的“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精神品格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因此，我怀疑海子原本打算投水而死。
在自杀的中国文人谱系中，李卓吾是必须大书特书的。1602年北京的春天，75岁高龄的李卓吾趁着剃头师傅转身时，拿起剃刀，顺手从自己颈项间一抹而过。翻开中国文化史，如李贽般逆潮流者，简直寥若晨星，如李贽般唱反调者，更是空谷足音。在这个众人都不敢说“不”的国度里，他敢于对那些“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东西说“不”；对“言不顾行，行不顾言”的“鄙儒”“迂儒”“腐儒”“俗儒”说“不”；对“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的绝对真理说“不”；对《六经》《论语》《孟子》等著作说“不”；对体制内一切认为正常的游戏规则说“不”。李贽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西方资本主义正处于人文主义兴起时期。李贽的思想中充分体现了市民意识，他的一些美好主张与托玛斯?莫尔《乌托邦》有许多契合之处。大明王朝如果多一些李贽一样的思想文化先驱，尚走在世界之前列的大明王朝，若换一种生活方式于世，大明不至于灭亡。这可能就是李贽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中国文人的命运遭际及非正常死亡现象，固然与统治者的残酷统治有关，但绝不能忽视对文人自身所具有的劣根性的分析。中国文人在情感方面易冲动、沮丧、泄气、情绪不稳定，正常人的痛苦在文人那里可能是呼天抢地，正常人的快乐在文人那里可能演变为一种疯狂。这表现在对权力的欲望方面，常表现为得到统治者重用、提拔，欣喜若狂，如范进中举一般，李白曾有“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欲望流露；政治地位下降，失去权力依托则失魂落魄，屈原被楚怀王疏远郁闷不乐，终日不知所往。贾谊评屈原希望他能独善其身，然而他自己也未能免俗。中国文人大都高估自己，从而显得轻薄，希望现世立功，为来世立言。曹植主张“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司马迁发愤著《史记》，希望能藏之名山，遗于后世。在出世和人世、朝和野关系问题的处理上文人常常患得患失、首鼠两端，从而使统治者不放心，最终遭到迫害，乃至杀头。
也许是上述诸多劣根性导致了“文人相轻”这一带有普遍性质的文化现象。历次文化灾难无不是始于文学史上的跳蚤、文学史上的小人的发难。小文人热衷于搞政治，被政治搞的都是大文人。屈原被排挤、流放是因为楚怀王被小人遮蔽了眼睛，堵塞了耳朵；贾谊被流放远离政治中心，也缘于小人的进谗；嵇康被杀固然与他政治上排错了队有关，但得罪了小人终遭杀身之祸；苏轼的一再被贬，这都是文坛小人兴风作浪的结果，但苏轼却愈挫愈勇，终年65岁仍属非正常死亡。小人的力量从来不可低估，而中国是文坛小人最多的国度。孔子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常以坦荡的胸怀和善意的目光对待周围的一切，而小人则时时在意、处处留心，随时随地伺机准备进行偷袭，以达到他们时时计划而不可告人的目的。小人在中国颇有市场，两千年的封建社会。王朝更替不断，无论人们拥戴的还是反对的皇帝，他们或忙于国事或沉迷酒色，日理万机不可开交，想来未必会对文人的言行感兴趣，也不一定会发现文人有“反动”“大不敬”的意图和举动。宫廷把皇帝和外面世界分隔开来，这为那些工于心计的小人和太监们提供了邀功请赏、如鱼得水的广阔天地。据《颍川语小》一书考证：“君子小人之目，始于大禹誓师之词，曰‘君子在野，小人在位’，盖谓废仁哲，任奸佞也。”由此看来，小人在我国有着悠远的文化渊源。
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现象所体现出来的文化精神与中国古代社会结构密切相关，对这一文学现象的考察必须考虑到与中国文化传统、观念、伦理道德等因素的联系，更为重要的是要把这种文化现象置放于这一文化现象得以繁衍的独特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之中。当我们对中国古代自然环境、生产方式及社会组织三个层面进行分析时，不难发现中国古代文化具有大陆民族型、农业社会型和宗法制度型等特点。大陆民族文化是一种封闭隔离文化：中国大陆东I临大海，西北横亘漫漫戈壁，西南耸立着世界上最险峻的青藏高原，而黄河、扬子江滋润着的土地又极其广阔，从而形成一种半封闭的大陆性地理环境条件下的完备的“隔绝机制”，这一点可以从“中华”“中国”“华夏”等词汇的原初含义中透露出来，而这正是一个独立的古代文化系统得以延续的先决条件。与大陆民族文化相连，中国古代文化是社会农业文化。中国先民较早进入以种植经济为基本方式的农业社会。农业社会的政治观念其特点是：高度集权制，剥夺人民的一切权利，将国家的军、政、财、文化大权全部集中到朝廷乃至皇帝个人手中；农业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是农业劳动力――农民的安居乐业，农民在王权的统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故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民本息想，屈原的“哀民生之多艰”，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无不是这一民本思想的艺术反映。
大陆民族文化、农业社会文化决定了中国古代的社会制度和组织的基本形式是以家长为中心的宗法制，自然经济的长期延续，给宗法制度、宗法思想的延续、流衍提供了丰富的土壤。中国的奴隶制国家和封建制国家始终是父家长制政治政体，父亲在家庭“君临一切”，君主则是全国的严父，宗法关系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最深层。宗法制下的文化表现为对血缘关系的高度重视；对祖先的顶礼膜拜；对传统的极端尊重：政治上讲“正统”，思想学术上讲“道统”，文学上讲“文统”。从而使中国文化归于以“求善”为目标的“道德型”文化和以“求治”为目标的政治型文化，体现在文学方面，是“文以载道”思想贯穿古今，强调文学为政治服务。
总之，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所体现的生命意识、民本思想、国土观念、忠君不二等人格品质，只有置放在中国古代的大陆民族、农业社会和宗法制文化的考察中才能得到充分的揭示，连同中国文人的劣根性及封建帝王的专制残暴都可以在其中找到民族文化的原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