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定俗成，我被划在“写工业题材”的行列内。《农民帝国》一出来，很是让一些人不适应。在一个有着十亿农民、几乎无处不农民的国家，“农村题材”竟然还这般神秘、高深，给人一种非“农村题材”作家不能碰的感觉。别忘了当下流行反串，说相声的当主持人，主持人唱戏，唱戏的唱歌，唱歌的演电影……为什么“工业题材”就不能反串一下“农村题材”呢？或许我写“工业题材”倒是反串，因为我总觉得自己骨子里更像个农民。
我的童年是在农村度过的，那是一种天堂般美好的生活，在生命中永久地留下了一片生机勃发的翠绿。富有神奇的诱惑力和征服性，为我的一生打上底色，培育了命运的根基。我一向认为，是童年养育了一个人的性情和性格，童年生活对人的一生有着重大影响。我离开农村半个多世纪了，对农村的情感却依然很深，平时关心所有关于农村的消息，经常要回农村看看，隔三差五地必须吃家乡饭，睡觉凡做美梦定是家乡的场景……有着这样的农村情结，不写一部关于农民的小说，岂不太亏了？不敢说对不起农村，至少是对不起自己、以及这份浓重的农村情结。何况我的文学视角一直关注现实，要反映中国现实，很适合选择农民。
因为怀有“农民情结”的不光是我，还有我们这个国家。历史上的每一次大的变革都与土地有关，如商鞅、王安石的“变法”，张居正的“新政”等，而每一次农村的变革，又都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同样还应该承认，是农民革命造就了共和国，至今农民仍是社会的主体，像以往一样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原动力。如果能写一部关于农村的小说，描写蕴涵着农业文明形态下的乡村和农民，在面对几十年纷繁变幻的现代化进程时，他们都作出了哪些反应？对我来说这是一种情结，对我的小说园地来说也是一种责任。
写这样一部书，我必须得有最起码的自信，觉得自己的故事和人物不同于别人，自己对农村的感觉也是别人所没有的，将这个“农民帝国”的故事写出来得是一件有意思、也有意义的事。但在写作中还是碰到了几次“鬼打墙”，写写停停，磨磨蹭蹭，不是因为题材，是受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境界的诱惑，对自己的写作不满意。常常觉得驾驭不了人物的命运，搞不清他们的灵魂该有怎样的色彩？
十多年前刚立意时就想写一部“农民帝国”，后来觉得这个书名太大、太重，遂改为《欢喜树》。过了一段时间，又觉得此名太过清雅、轻飘，最后还是决定再改回去。一旦将心定在了农民的“帝国”上，小说的进展就顺畅了。这个“帝国”更像是一个自我膨胀的梦幻，看似庞然大物，称王称霸，有君王般的权势和奢华，骨子里却虚弱得很，被钱烧得五急六受。而农民式的“帝国”，也不只是在郭家店才有，更不是只有农村才有“土皇上”，城里有些很“洋”的人，骨子里或许比农民更农民。比如媒体曾公开报道，某大城市里一个只有90人的单位，却占据着一座20多层高的豪华大楼，平均四、五个人享用一层，头头脑脑们则一人独享一层，他们竟不怕闹鬼。这样的“烧包”，是很“洋气”呢，还是很“农民”？越是瞧不起农民的人，也越容易闹出“农民帝国”式的悲剧。
其实，我以为在意识形态上，或者从文学意义上讲，目前中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倒有类似城市的大农村。农村在害城市病，城市在害农村病，这才给我虚构《农民帝国》提供了方便。虚构不是“瞎编”，“虚”不是假，是一种作者尽可能做到的提炼和升华，体现了一种境界，是比现实更真切的“现实”。只有这样的“虚”，才能“构”出让人动点心的故事和人物。因此在虚构之前，必须要有大量的“实”，越多越好，越多越不嫌多。小说不能没有血肉，好的细节对一部小说的成败至关紧要。而细节是“虚”不出来的，都是些实实在在的东西。写这部小说之所以耗费了这么长时间，工夫都下在“实”处了。我对这部小说的期待也是这样，无论写得好坏，能让人觉得是个实实在在的东西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