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金秋10月，中共广东省委接到中央办公厅关于准备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时任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的习仲勋对参加这次会议非常重视，先后四次主持召开常委会议，讨论起草关于广东工作问题的汇报材料，直到11月8日，汇报提纲才最后定稿。11月9日，习仲勋和广东省委分管工交工作的省委书记王全国以及分管农业的省委常委薛光军，乘飞机赴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隆重举行。这次会议为随后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根本的指导思想。习仲勋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就广东省的发展情况向中央作了具体汇报，建议中央给予广东更多的优惠条件，让广东省能够优先发展，在对外开放中起到龙头作用，同时发言全力支持中央解决“文革”中的历史遗留问题，并同意了中央有关人事安排的意见。
就广东发展农业举措进行了汇报，请求中央给广东更大的支持
11月14日开始，习仲勋参加了中南组讨论关于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习仲勋在发言中回顾了本年6月中共广东省委带头整风的情况。他说，省委把整风作为抓纲治粤、拨乱反正的重大举措。这次整风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动员全党力量集中解决广东农业落后的问题。林彪、“四人帮” 破坏以农业为基础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使得广东粮食产量的年增长率低于全国水平，在祖国的南大门，群众却吃不饱肚子。习仲勋认为，中心问题是要坚决把农业搞上去。他沉重地说，近10年来，广东农业发展缓慢，农民吃不饱肚子，城市副食品供应紧张，可以说是到了怨声载道的地步。然后，习仲勋谈了关于广东省发展的一些想法。第一，要重新认识农业问题。为什么这些年来我们花了很大力气，吃饭问题还是解决得不好，工作越来越被动？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对农业问题理解得比较片面，生产布局不当。他指出要吸取教训，一定要按照农、林、牧、副、渔五业同时并举，农业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适当集中的原则，争取尽快做出成效，以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和增加国家的出口。第二，在生产布局上，要大胆发挥广东的特点，广辟生产门路，把经济工作做活做好。在保证粮食自给的前提之下，让广东放手发展经济作物和外贸出口工业，加强与港澳、华侨的各种经济合作。动员全省人民，为国家作出更大贡献。第三，要维护政策的严肃性。坚持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这也是一个大政策，要用各种办法，保证实施。当务之急是适当减少生产队负担，中央对此已有专门指示，我们坚决执行。总之，凡是行之有效的各项经济政策，都必须维护其严肃性，取信于民，长期坚持下去，不要轻易改变。第四是经济管理体制，要按照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果断而又迅速地作出相应的改变，在中央的统一计划下，要发挥各级企业的积极性。
习仲勋在会议上提出，希望中央能给广东更大的支持，同时多给地方处理问题的机动余地。比如农业机械化，如果中央允许我们吸收港澳、华侨资金，从香港引进一批先进设备和技术，购买电力，进口部分饲料，就可以一方面先把一些国营农场等搞起来，作为示范，培养人才，取得经验；另一方面在临近香港的地方搞拆船业，解决农具制造所需的钢材，建立强有力的支农工业。习仲勋还谈到如何发展畜牧业、经济作物、海水养殖业和海洋捕渔业，开发海南岛以及副食品供应等问题。
根据华国锋在第二次会议上的意见，农业问题只讨论了6天，也就是到11月19日结束了这项议题。但在讨论中，与会者提出了很多意见，要求修改和重写两个农业文件。
就广东加强和港澳经济联系及调动华侨积极建设祖国发表意见
习仲勋介绍说，根据中央的指示，广东从港澳引进技术、设备、资金等搞加工装配业务，现正初步展开。到9月底，签订协议合同近100种，共计金额3350万美元。不仅有利于开辟劳动力的出路，而且对提高技术，促进外贸，发展工业，也大有好处。习仲勋建议中央考虑：鉴于广东与港澳来往密切，希望能允许广东在香港设立一个办事处，加强调查研究，与港澳厂商建立直接的联系；凡是来料加工，补偿贸易等方面的经济业务，授权广东决断处理，以便减少不必要的层次和手续。
习仲勋指出，调动华侨建设侨乡的积极性，也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今年以来，除华侨商人要求搞加工装配外，有些人还提出在广东建设高级宾馆，协助开展旅游和华侨回国观光业务；有的人提出捐款兴办学校等社会福利事业以及修建快速公路等。习仲勋说，为了适应华侨建设祖国的需要，我们将采取以下措施：一是恢复华侨投资公司，资金统一筹措，单独核算，计划安排，合理使用；二是请求国家优先安排，帮助广州的建筑行业尽快实现现代化。
习仲勋关于广东实施对外开放的发言，切实可行，与会代表都赞成他的观点和所提做法。习仲勋等与会者的意见，使中央工作会议关于改革开放方针的酝酿，进一步具体化了，正式作出改革开放决策的条件已经成熟。
支持中央“拨乱反正”，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观点
中央工作会议开始讨论工作重点转移时，谭震林等与会者提出了一些急需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11月12日，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指出，发展安定团结是我们党的工作重点顺利转移的关键。为此，要解决“文革”中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要为薄一波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案件、为在“文革”中被定为“叛徒的人”平反，要肯定彭德怀对党和革命的贡献，要肯定天安门事件是“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要批判康生的严重错误等等。对陈云的这一发言，会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他提出，希望大会将他的发言发个简报，得到了与会小组成员的一致同意。当天，会议秘书组就印发了登载陈云发言的简报。
习仲勋看了这一简报，觉得陈云代表了大多数与会者的意愿，说出了自己想说而没有说出的心里话。彭德怀功勋卓著，举世公认，把他打成“反党集团”头子，实属冤案。而习仲勋随后也被打成“彭、高、习反党集团”头目之一，更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这次会议彻底清算了康生的罪行。在这次会议上，大家发扬延安整风的精神，解放思想，畅所欲言，总结经验教训，分清大是大非。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在会议上宣布为“文革”中受错误批判的同志平反，恢复名誉，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实事求是地为地方性重大案件加以处理，有错必纠。
在华国锋代表中央对一些重大事件表明态度，也就是说基本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之后，围绕指导思想和思想路线又一次展开了交锋，对于真理标准问题和坚持“两个凡是”问题顿时成为会议讨论的重大问题。中南组的代表对真理标准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在全国地方领导者中，习仲勋是第三个明确表明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观点的。
根据与会代表们的要求，中央主要领导人就“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讨论的问题做了检讨和说明。为此，打破僵化、解放思想已经成为势不可当的潮流。
同意并支持中央人事安排意见，被提名增选为中央委员
在第三次全体会议后，许多与会者感到今后的工作需要中央有一个更好的领导班子，他们在发言中提出了包括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在内的人事调整问题。12月1日，邓小平、李先念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南组、东北组代表谈话，对中央的人事安排只加人、不减人的问题作了指示。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提议增加陈云、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政治局委员，提议增补陈云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提议补选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为中央委员。其中习仲勋、宋任穷、韩光、胡乔木早在1956年就是中共八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他们之中，大都由于“左”倾错误思想和“文革”而受到严重迫害。
会上，习仲勋与大家热烈讨论了中央人事安排问题，他完全同意中央对政治局几位犯错误的同志可揭发批判，但政治局成员只增不减的办法，认为采取这个办法有利于稳定大局，比较好。习仲勋和中南组全体代表，一致推荐胡耀邦出任党中央秘书长。12月11日，各组一致同意中央政治局的人事安排意见。
12月13日下午4时，中央工作会议举行闭幕会议，首先由邓小平做了重要讲话，他肯定了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在党的历史上有着重要意义。他主要讲了一个问题，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指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目前处理遗留问题是为了向前看，必须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邓小平讲话之后，叶剑英和华国锋也分别对这次会议作了评价和总结。
习仲勋和其他与会者认为邓小平等人的讲话非常重要，于是提议会议延长两天来进行学习和讨论。12月14日至15日，各组讨论了邓小平、叶剑英、华国锋在闭幕会上的讲话，以及汪东兴的书面发言。习仲勋和中南组的其他代表踊跃发言，表示拥护邓小平、叶剑英、华国锋的讲话，高度评价了这次会议的民主风气和所解决的问题，对今后的工作也提出了不少的建议。
12月15日，为期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习仲勋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的发言，都得到了中央的鼎力支持。1978年12月，习仲勋接替韦国清升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1979年7月，中央批准在深圳、珠海划出部分地区搞出口特区试点。1980年5月16日，中央决定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各划出一定区域试办经济特区。至此，广东省真正成为对外改革开放、对内搞活的排头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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