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被扭曲的年代。随着文革的滚滚洪流，刚刚“升格”为九种人家庭的我，与同城小有名气的资产者之子I君被共同下放到苏北某农场一个被认为最革命的工区。临行前，刚满15周岁的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下放后可能遭遇的命运，因而在整理行装时，不合时宜地带了一网兜沉甸甸的书籍，其中除《三国》《水浒》《红楼梦》等古典名著外，还有当时一般人根本无法看到的不少外国名著以及建国前出版的鲁迅著作。
两百多里的路程由于多为水路，中途转了两次船，走了两天一夜才于次日晚上到达那个注定要改变我们命运的地方。下船后，有当地农民拎着马灯迎接我们，经过一段泥泞的小道，他们将我们带入一个欢迎会场。此时，由造反上台的工区负责人所主持的贫下中农大会，正等候我们这些知青的到来。会议程序很简单，在主持人近乎警告式的开场白之后，便开始发红宝书。
事后我们了解到这位工区负责人仗着根正苗红，喝过几天墨水，整日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文革动乱造就了他出人头地的机会，拉起一帮人很快夺取了工区的大权。此时他正襟危坐，煞有介事地坐在主席台上，俨然一个土皇帝。叫到名字依次上去的知青诚惶诚恐地从他手中接过红宝书后，机械地背诵两句经过精心准备的发言，以示忠诚。然而，一本本红宝书发完了，会议也宣布结束，愣是没有听到我和I君的名字。
散会后便开饭。在吃饭的空隙，我找到这位负责人，有点胆怯地问他为什么不给我发红宝书。他摆弄出有点文化的样子说：“红宝书是革命的书，理所当然只有革命的人才能享有资格武装，你是什么东西，难道也配读红宝书吗？”面对他振振有词的答复，我无言以对，原来我和别人是不一样的。看到同去的知青捧着红宝书在我面前得意洋洋、晃来晃去的样子，我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伤害。
尽管当时我心中隐隐作痛，但表面上还得装作毫不在意的样子。好在那时贫下中农也热衷于闹革命，田间的活也不甚苦。闲暇时，我捧着带来的书反复品读，不断吸取中外文化的精华，倒也悠闲自得。然而，这一举动终究还是被人检举了。一天夜里，几个造反派打着手电，闯进我的宿舍，翻箱倒柜，将我的书全部搜走了。我深知这些经过破“四旧”幸存下来的名著是难逃噩运的，可怎么能拿走鲁迅的著作呢？我与造反派据理力争。当时一个造反派轻蔑地将已经泛黄的鲁迅著作翻了翻：“这是解放前发表的鲁迅作品，能没有问题吗？如若是解放后发表的就另当别论了。”我听了真是哭笑不得。
那时，我们下放的这个农村已经和全国一样，从老人到小孩，从男人到女人，每日里或开会，或吃饭，或劳动，或休息，无一不先拿出红宝书，虔诚地举至胸前向右侧45度方向挥三下。每遇重大活动，成百上千的农民集中一地举起红宝书，在太阳的照耀下恰似一片红彤彤的海洋，煞是好看。善良的人们只知道有这本书就够了，共产主义就会实现，日子就会好起来。因为有人说过，书里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当时没有人怀疑这一点。
每逢开会、田间学习是我最为难堪之时，当别人一拿出红宝书，我便会无地自容，恨不得钻进地底下去。那时，一切带有革命色彩的活动我是绝对没有资格参加的，加之没有广播，没有电视，天一黑我只有爬上双人床的上铺，呆呆地数着屋顶芦柴扎成的椽子，打发那寂寞难熬的夜晚。
“活学活用”红宝书的浪潮风起云涌，席卷全国。那时，“老三篇”已是家喻户晓，人人会背，男女老少出门必须像现如今带身份证一样带着红宝书，以应付随时的检查。农民出工时，除工具以外也必须携带红宝书，无论田间的农活再多，中途休息学习红宝书是每日雷打不动的制度，谁也不敢破坏。如果出工不带红宝书，那可是严重的政治问题。
大队部前面那条通向田间必经的土坝是经常检查的要道，出工的人们经过那儿都要背一遍老三篇中的一篇，桥上有专人检查，甚至有一次党委副书记亲自站在坝口检查。当出工的农民依次将老三篇背完时，已经晌午了。没有几天，稻田里的稗子（一种生命力特别旺盛的杂草）便蹿得老高，终于淹没了稻谷。即便如此，仍需一个个背完文章才能过去，因为背不出文章是要扣工分的。
（责任编辑：武学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