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东西很可耻，但是偷书是个例外。对读书人而言还是件雅事，偷书者甚而被美其名日：雅贼。 书的概念广义上说包括书信、书法、书籍、书稿，最有名的偷书典出唐朝：唐太宗酷爱王羲之书法，尤以《兰亭集序》为最，竞派萧翊从王羲之七世孙智永和尚处偷到真迹，虽不甚光彩却流传至今。可谓开“偷”之先河。从狭义上说，书仅指书籍而言，自宋朝毕异发明活字印刷术后，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书籍，之前的那些手卷，手抄本之类是不能算数的。故此，一部偷书史方才正式登场。
偷书的对象当然是书，但干这一行的人成份就复杂了，除了专业的偷儿外，读书人、藏书家、出版商在业余都会偶尔干点这种兼职。古今中外，这类“雅行”始终未绝迹过。作为偷儿，钱财是首选，除非是价值连城的珍本，没有贼会愿意去偷又沉又不值钱的书，所以偷儿一般都不光顾穷酸文人家。明人敖英《绿雪亭杂言》就记有贼不偷书一事：
昊中有老儒沈文卿，读书至宵分。灯荧荧欲灭，忽见盗在室中，柳物无所得。从容呼之曰：“穿窬君子，虚劳下顾，某辄有小诗奉赠。”乃长吟日：“风寒月黑夜迢迢，孤负劳心走一遭。只有古书三四束，也堪将去教儿曹，”穿窬者含笑而去
这则笔记有些夸张过分。突见小偷，惊恐之状可想，却还能如此悠游容与，已不可信；至于吟诗调侃，更是匪夷所思；小偷一无所得，懊丧还来不及，不揍这老头一顿，竟然含笑而去，简直是君子国中的人物了。作者无非是形容书生身无长物和几本破书不入偷儿眼而已。
无独有偶，鲁迅在一九三二年上海淞沪抗战时，因家在火线上而避居租界，回来后家中失窃，也是贼不偷书。鲁迅写给其母的信中道：“除了不见一柄洋伞外，其余一无所失。可见书籍及破衣服偷儿皆看不上眼也。”
话说回来，即便窃贼聪明如此。大多也是不会主动偷书的。跟现成的金银相比。后者来得更直接。更能鼓舞积极性。但如果是个懂行的贼，或者有了其它因素掺杂在内，那就不是简单的小打小闹了。这种偷成了气候有了规模，对于书们的命运可说是致命的打击。还是以天一阁为例，一九一四年一个叫薛继渭的偷儿潜入藏书楼，白天不动手只是晚上偷书，每日以所带枣子充饥，东墙外河上有船接应。这一次几乎偷掉天一阁一半的珍贵藏书，它们浙渐出现在上海的旧书铺里，
这次偷窃和太平天国时那些小偷不同。不仅数量巨大操作严密，并最终和书铺挂上钩，显然是受书商指使，形成盗销一条龙，天一阁数百年的生命遭到致命的打击。可见这种“偷书”足不得了"的。在叶灵风译的茨威格等著的《书的礼赞》中说书有几大敌人：蠹鱼，水，火，尘埃，收藏家；可惜没有提到盗贼，不过收藏家也算沾点边，在很多时候两者是一回事。中国古代也有水，火，兵燹是藏书三厄的说法，但同样也未提及盗厄，真是一大遗憾。历史上哪一座藏书楼没有遭受过盗厄之灾?朱湘的《书》一文中就感叹道：“他的书何以流散到人间?是子孙不肖，将它舍弃了?是遭兵逃返，被一班庸奴偷窃出了他的藏书楼?”看来，不肖子和偷儿实在是毁败藏书家一世心血的重要原因!
除了雇偷儿，藏书家、出版商乃至读书人也会亲自动手。思果的《借书》一文中就引用法国法朗士(AnatoleFrance，1844-1924)的一句话：“绝不要把书借给别人，因为谁也不还书的，我房间里的书全是别人借给我的。”于是思果先生就举自己为例：“我也结识过中国借书像法朗士那样的人。他们收藏极富，大多是不义之书，专门借而不还，甚至――我怀疑――偷窃。”委屈和反感溢于言表。其实这是藏书家们一贯的行为，值不得大惊小怪。至于出版商，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传说施耐庵写《水浒》最初只是三十六天罡共三十六回，在他把书稿交给书商后，书商偷偷将书稿抄了一遍换个名字出版，却把原稿还给施先生说写得不行，当施先生发现这个骗局后气愤之极，为让书商的骗局落空，连夜又续写了七十二地煞后七十二回，我们今天才看得到这一百二十回的《水浒》。难怪施先生在描写时迁的“高技”时，不让时英雄偷书，只怕是担心有损时英雄形象吧。在施先生笔下，时迁偷鸡也不偷书，可见其对偷书之举恨得紧了。
而读书人偷书就没这么张狂了，属于“小”偷，只能偷一偷朋友的书或是书店里的书。就前者而言。同为文人，彼此心知肚明，为未雨绸缪，有人在书柜上贴“不告而取是为偷”的警告纸条，以为就可以预防被偷了。其实谬矣，偷不成还可以借嘛。这借和偷的关系就微妙了，许多时候是抱一颗“偷”心觊觎你的书，看你防得紧了，不得已才说借。所以啊，切莫被一个“借”字蒙蔽了，那实际上是偷的变通之策。可读书人多看不透这点，到头来还是被借而不还，和被偷有什么区别?朋友间一切都可以坦诚相对，唯此一点行不通，防友如防贼，实在有趣得很。至于说后者偷书店里的书，那是胆大且瘾大的书生才干得出来的。当然孔乙已是个例外，他是为衣食计偷书去卖，不但斯文扫地而且只能让人觉得可怜，这实在不可取。但倘若是买不起书却又好学嗜读之士，难忍心头之痒铤而走险，这就值得同情了；何况现在的书价尽是不切实际的乱涨，实际上是对读书人钱包的强盗式掠夺，因为很多书是不得不买的，在这层意义上，偷书就很有点济贫扶弱的绿林味儿了。
其实偷书来卖者是少数，大多数读书人是偷来读，其中有些是买不起，有些是买不到书。对于后者，拿“文革”来说，全国一片破“四旧”、打倒“封资修”的大潮，许多书都被当成大毒草，哪里还谈得上买书呢，于是就偷。不少作家在回忆当年时都提到过一个经历：偷书读，都是在即将被焚烧或被打人纸浆池的关头“偷”出几本藏起来读，从此走上了文艺道路，如果没有当年的“偷”，恐怕就没有后来即今天我们熟悉的那些作家了。这儿多嘴一句，当年“四人帮”张春桥、康生一伙借机搜罗孤本珍本，强取豪夺无所不用其极。如果真是毒草，为何他们又要保留?还不过是打着幌子满足个人贪欲罢了，其行为令人不齿，只可怜了那时的老百姓读书人。法国卢梭《忏悔录》中也有记载其小时候当学徒偷读的经历，在挤出的时间里偷偷阅读，如饥似渴，正足有这样的阅读基础才造成了后来的一代大家。而偷读这种心理状态下的记忆异常深刻，所以“书非借不能读”的说法成立，因为“偷书不为偷”指的是将被桎梏的知识“偷”为己用，此举犹如普罗米修斯的盗火，实不可以盗贼论之。
不过要谈起“偷书”来，在下也算是一把老手。最初是上小学时，从父亲的书柜中偷《红楼梦》、《一千零一夜》来看，后来又偷到《镜花缘》、《说唐》，这些对一个小孩来说的“禁书”，我读来兴致盎然，从那时起，我打心灵深处爱上了书。后来大些。还有过一次从书店偷书的冒险，那是一本精装岳麓版《贞观政要》。想买又没钱，欲走又不忍，于是佯装自若，趁店员一时马虎将书塞于腋下。然后悠哉游哉从大门而出。说实话。当时心里真是狂跳耍¨鼓。紧张得而红耳赤却又故作镇静，应该是一眼就行得出来有嫌疑，但奇怪就是没有人上来盘查，也算侥幸吧!回去后不免后怕，又有些惭愧，不过一想到孔乙己“窃书不算偷”的高论，也便释然，何况天下读书人哪个没打过这般主意呢?只是好长段时间不敢从书店门口过。后来大着胆子进去，不料正见一位仁兄被搜出了“火带品”，被柜台里好一顿训斥，那斥责声分明是在“杀鸡骇猴”，可怜此兄一副眼镜文弱书生样子，战战兢兢口不能辩实在悲惨。我如芒在背，急急逃了开去，从此再不敢存“窃”念。生怕自己某一天也被活逮大失面子。不过现在我已经缓过劲来，对急功近利的出版社狂涨的书价日益不满，所以如若再遇上类似的事，我定当回大侠解囊相助，只可惜再没遇上过。但我想书店里的书肯定依然在诱惑着其他读书人，也不乏冒险者，只是我没遇上而已，要不为什么书店无论怎样变化，始终少不了一张“偷书者罚款五十倍”的条子?
说一千道一万，虽然我为偷书辩护了那么多，但我并不是主张偷书。不管什么手段或原因，花钱买还是正道，冒着斯文扫地的危险多划不来!卢梭小时候就有偷窃的习惯，但他决不偷钱，更不偷书，宁可变卖自己的衣物来抵押书租。所以对于读书人和书来说，一个偷字。不在于手段，而在于效果和目的，这才是我们的着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