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论罗兰?巴特》一文中，桑塔格说日记是巴特“意识生涯中典范性的手段”。她还说过，日记因为其粗糙，可以使我们看到作者作品中戴着面具的自我背后的自我。日记的作者完全是一个“在感知、在受苦、在挣扎的人”。这些论断都被桑塔格自己的日记证实了。
日记中的桑塔格跟随笔、小说和电视上的桑塔格非常不同，在公共场合她很强硬，日记中的她则惧怕、退缩。我们看到的桑塔格是一个受伤的闺女、一个非常用心的母亲。她写到她儿子大卫?里夫：“这对他是多么大的负担，这么多人的敬仰。”直到她去世之后，里夫仍没有摆脱这样的负担，他担任了她的日记的编辑。《正如意识困于肉体：1964～1980日记》是桑塔格日记继《重生》之后的第二卷。书名出自1965年一篇日记旁边的笔记：“精神计划――但受制于要制造一个对象――正如意识受制于肉体。”这是一个很晦涩的句子，说的是艺术的悖论：真实、可见的东西源自漫长的、不确定的过程。
这一卷日记是桑塔格30岁到近50岁之间写的。跟古巴剧作家伊瑞妮?福尼斯分手后，她开始了与卡洛塔的浪漫关系，1970年在巴黎被卡洛塔抛弃后，伤心的她回到纽约后开始用这段经历写心理传记。
1949年，桑塔格写道：“我什么都想做。”在日记中，她列了各种清单，如她喜欢的事物：威尼斯、龙舌兰酒、日落、婴儿、默片、粗糖、高顶帽、巨型长毛狗、船模、肉桂、鹅绒被、怀表、刚修建过的草坪的味道、亚麻布、大房间、靴子、比萨，待在酒店里、列清单、付账单、看滑冰、提问、打车，以及绿苹果、办公家具、犹太人、桉树、铅笔刀、格言。
她不喜欢的事物有：电视机、烘豆、平装书、打牌、庞德、雀斑、电影中的暴力、自杀、舔信封、可口可乐、酒精、拍照。还有她读过的、重读的、想读的书的清单。她的特别之处在于她贴在冰箱上的记事贴都非常高眉：“比较德国浪漫主义（荷尔德林、诺瓦利斯、谢林）与济慈、柯勒律治、沃兹沃斯、夏多布利昂！”“写一本关于身体的书――但不是一部精神分裂的书。可能吗？”
有些日记片断就像一篇随笔的草稿，如论无聊。“叔本华把枯燥和痛苦列为人生的两大不幸（痛苦是穷人遭受的，无聊是有钱人遭受的，这是一个穷富问题）。人们说某个东西很无聊，就像那是否有吸引力的终极标准，艺术作品没有权利让我们感到无聊。但我们这个时代大部分有趣的艺术都很无聊。贾斯培?琼斯无聊、贝克特无聊、罗布?格里耶无聊，等等。也许现在艺术必须无聊（显然，这并不等于说无聊的艺术就是好的）。我们不应该再期盼艺术是娱乐或消遣。无聊是注意力的作用方式，只要我们在旧的注意力框架下活动，我们就会觉得某种东西无聊。”
1965年，她抱怨说她的文笔太单薄。这种担心一次次地出现：“我的作品太朴素了”；“我有着过剩的智商、学识和眼光。目标是形象，大胆”；“我想克服我的顺从，但用于克服它的工具只有我的顺从”。她说，巴特晚期的著作“拥有笔记的自由和冒险”。而她的冒险往往只限于她的笔记。只有在那里，她的激情才会呈现出肆意延展的形式。一个人在批评他人时批评的往往是他看到和鄙视的自己的缺陷，桑塔格最觊觎的也是她不具备的东西。年轻时，她读美国女作家狄琼?巴恩斯的小说《夜林》时说：“这是我想写的小说――丰富且有节奏。”
《每日电讯报》的评论说，桑塔格擅长写一些会迫使她与众不同的主题，如坎普、摄影和戈达尔，但她越来越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些被遗忘的人身上，导致她写出一些要么没有生气、要么妄自尊大的句子。“（巴西作家）马查多?德?阿西斯的作品足以在世界文学之林中永久地占据一席之地，但是他的杰作在国外却鲜为人知，很有有人提及”；她关于德国作家罗伯特?瓦尔泽的随笔是写给“还没有发现他的公众”的；关于列昂尼德?茨普金的文章开头说：“20世纪后半叶的文学是一个已经研究得非常深入的领域，人们密切关注的几大语种里似乎不太可能还有什么杰作有待人们去发现了。然而，大约10年前，我偶然之中看到一本名为《巴登夏日》的书，却正是一部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