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匍匐在战壕里的只有18岁的法国帅哥保罗，突然听到一阵小鸟清脆的叫声，于是他拿出铅笔在白纸上描绘枝头高歌的小鸟那欢快的身影。当他画完快乐的小鸟再次抬头时，又看到战壕前面飞来一只美丽的蝴蝶。那只白色的蝴蝶动作轻盈，舞姿优雅，根本不在意自己是在两军对垒、尸横遍野的战场上。保罗不假思索地从战壕里爬出去，十分开心地追逐起那只美丽的蝴蝶来。就在他双手展开欢快地奔跑时，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胸部。他死后脸上的表情还凝固着追逐蝴蝶时的无比愉悦。
这是在1929年9月的上海舞台上，刘保罗对《西线无战事》的主人公保罗的精彩演绎，引得全场观众一片哭声，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这就是我国早期著名话剧表演艺术家刘保罗的成名作，他也从此正式易名为“刘保罗”。当田汉笑着问他：“你改这个名字就不怕是个不祥之兆吗?不怕像保罗一样死去吗?”他仰天大笑之后答道：“我的命大着哩，死不了!”大大咧咧的刘保罗是个敢说敢干的乐天派，他压根儿就不信《西线无战事》中保罗的悲剧命运真的会在自己的身上应验。
事实上，悲剧的伏笔早已埋在刘保罗多舛的青春里，悲惨命运的应验只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而他全然不去理会，义无反顾地把他火一般的热情投入他所酷爱的话剧。他带头上街参加抵制日货大游行时，居然敢主动冲击荷枪实弹的日本巡捕。日本人的子弹在他的头顶上乱飞，参加游行的学生一个个中弹，在他的身边纷纷倒卧在血泊之中，而他居然安然无恙。被抓进监狱蹲了一年的大牢，出狱后，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笑着对左联的同志们说：“我说我的命大吧!”他到杭州创办了“五月花”剧社，想用话剧宣传革命。在他兴高采烈地宣布正式演出的那一天，一群军警封锁了剧院的大门，他掩护演员们从后门撤退，自己走在最后，子弹又一次在他的头顶乱飞，居然又一次安然无恙。之后他被抓进了陆军监狱坐了5年牢，到1937年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才获释出狱。两次死里逃生的经历使他变得更加乐观，特别是到了他在绍兴公开散发《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时第三次被捕入狱，出狱后他收获了爱情，还参加了新四军，当上了华中鲁艺戏剧系主任。从此他就更加自信了，逢人便说自己福大命大。
刘保罗的嘴很大，笑起来两个嘴角几乎延伸到了耳根；眼睛却很小，笑起来眯成了一条缝。他并不是帅哥，中等个子，瘦削的脸，颧骨很高，尖尖的鹰钩鼻，深陷的眼窝，再加上大脑门，活脱脱像个老外，根本看不出一点儿“福相”。终于，命运在他欣喜若狂的时刻，给了他致命的一击。
1941年3月15日上午，一派春光放射出假惺惺的明媚，一处桃花也虚情假意地盛开着，到处呈现出一片平和安详的假象。刘保罗还是毛毛躁躁地穿着那件灰粗布军服，像往常那样张着大嘴，眯着小眼，嘻嘻哈哈地给演员们说戏。他正在导演自己编写的话剧《一个打十个》。这是一台具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独幕话剧，讲述了一位抗日英雄孤身一人一枪打死了十个日伪军的故事。
在苏北盐阜区农村的一处土场上，他让扮演日伪军的演员们站成一行时，忽然发现那天排演少了一个人，便笑着问，三宝怎么没来?大家说三宝拉肚子去茅房了。他说不等三宝来了，就自己顶替一下吧，说完就站到了“日伪军”的队伍中去。他又给“英雄”说了一段戏，让扮演英雄的演员拿出英雄气概来，不要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一直到他认为“英雄”真的有点像个英雄了，才高声喊道：“开始。”随着他的一声高喊，“英雄”摆出一副大无畏的架势来，举枪对准站成一行的“日伪军”，扣动了扳机。这时，“英雄”手里的长枪居然真的“砰”的一声响了，一颗子弹真的从枪膛鼓足了劲头，飞向了站成一行等待被打死的“日伪军”。因为距离太近了，子弹从第一个人的胸口穿过，又穿过第二个人的臂膀，向着第三个人飞去，正好击中个子不高的刘保罗的太阳穴――刘保罗就这样被意外地打死了。
他死的时候脸上还挂着笑容，还保留着给演员们说戏时乐呵呵的表情，咧着大嘴，眯着小眼。他还没来得及思念因战乱而失散的爱人，就与《西线无战事》里的保罗一样死在了不经意之间：保罗是为追逐蝴蝶的美丽含笑死去，刘保罗是在追求自己的艺术之美时含笑死去。
34岁的刘保罗微笑着仆倒在苏北这片疼痛的泥土上。我推想他在迈向死亡的一瞬间，脑海里呈现的肯定是《西线无战事》里保罗追逐美丽的白蝴蝶的场景。他的死居然和《西线无战事》里的保罗之死惊人的相似：“他是往前面仆倒下去的，趴在地上，好像睡着了一样，脸上没有多少痛苦的样子，有的是一种沉着，差不多是满意的样子。”
刘保罗快乐地死在了自己编导的戏剧情节里，快乐地死在了自己创作的如美丽的蝴蝶一般的话剧世界里。只不过他虚拟的戏剧是一个打十个，而现实的舞台上演的是一个打三个罢了。他死在了12年前更名的不祥预兆里，为自己设计了一个戏剧化的悲情结局。
二
“刮了整整一夜的狂风，禾苗和树林都显出了十分疲惫的样子，天气骤然变冷了，远方的炮声稍微稀疏了些，机关枪还是不肯停止吼叫……战斗激发的想象，被稳定下来而毫无变化的现状所击碎，离开了幻梦，回归了原来的自己，英勇杰出的人物似乎也变得平庸无奇”……这个场景不但是丘东平在1938年4月12日营造的小说情节，而且也是他在1941年7月28日亲历的现实。
这一天清晨，丘东平――这位中国现代战争文学的杰出代表所营造出来的残酷、血腥、屠戮的小说场景，在他人生的最后时刻被命运真实地呈现了出来。作为华中鲁艺教导主任的丘东平，受陈毅之命率领200多名师生向北突围，临行前他向陈毅表示，他会将所有师生毫发无损地带出包围圈。可在前一天傍晚他们被鬼子突然包围在了乔家庄，而乔家庄四面环水，唯一的出路小木桥被鬼子用机枪给封锁了。他们决定在凌晨冲过木桥。就这样，200多名没有战斗经验的师生一批又一批地冲向木桥，一批又一批地倒了下去。
丘东平带着敏感、忧郁、沉重的灵魂，最后一次穿行于炮火硝烟、枪林弹雨之中，最后一次亲历战场的厮杀，最后一次亲眼目睹血污和死尸。他亲眼看到自己的学生一个又一个地倒下去，满地的弹壳，满地的死尸，满地的乐器……他看着鲜红的血发出的暗光，嗅着空气里充斥着的血腥味儿，他像一头受伤而疯狂的公狼一样嚎叫起来。他肯定联想起了自己在几年前创作的《第七连》，这篇小说里描写的战争中的残酷场景，现在就真实地呈现在了自己的眼前。
“密集的枪弹依据着错综复杂的线路作着舞蹈，它们带来了一阵阵威武的旋风，在迫临着地面的低空里像有无数的鸱鸟在头上飞过似的发出令人颤抖的鸣叫，然后一齐猛袭下来，使整个地壳 发出惊愕，徐徐地把身受的痛苦向着别处传播，却默默地扼制了沉重的叹息和呻吟。弥漫的硝烟、闪光的炸弹、呼啸的子弹摧毁着一切，生命在战场如同草芥……”
他肯定觉得自己现在就是小说里描写的“丘连长”，率领全连200多名战士，最后被鬼子包围起来彻底地毁灭。他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真实地重蹈了自己笔下创造的“丘连长”的覆辙。我敢断言，丘东平反反复复创造的战争小说的悲剧意象，就是丘东平为自己的生命结局表达出来的一种悲剧征兆。丘东平的悲剧个性通过自己在战争小说里对厮杀、残酷、毁灭、死亡的意象表达得以充分的展示。
丘东平仅仅31年的短暂一生，经历了太多太多的失败，从而养成了他敏感、忧郁、挑剔的个性。他出生后的第3天祖母就去世了，他的出生被家族认定是一个“不祥之兆”；他少年时参加海陆丰农民暴动失败了，带着阴郁的心情到香港流浪；参加淞沪战役又失败了，带着沮丧的心情逃回家乡；参加福建的“倒蒋”再一次失败，带着悲伤的心态流亡日本；参加新四军后又被当做叛军追杀，带着悲愤的心情逃到了苏北。他就是这样从失败走向失败，他这短暂的人生完全就是在失败中走完的。
然而，肤色黝黑、身材矮小、其貌不扬的丘东平是个理想主义者，他经历了如此多的失败，却从来没有放弃对完美的追求。而正是这种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强烈反差，形成了他极端、挑剔、阴郁的个性――他公开撰文与鲁迅叫板，为周扬辩护却得不到好报；倡导“疏政治而近人性”的文学主张，结果落得死后还被当做“胡风集团反革命分子”批判、文学著作被全部封杀、新中国成立后还不能入土为安的下场。
此时，他穿越浓密的晨雾惊恐万分地冲过了小桥，气喘吁吁地奔逃到了安全地带。当他清点人数后发现还有几十名师生没有出来，二话没说掉头又奔了回去。这时敌人又一次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他眼看着又一批师生被敌人的子弹击中，仆倒在自己的面前。丘东平想起自己临行时对陈毅军长的保证，全身再也没有一丝力气，一下子瘫倒在地，像是突然失重似的晕倒在极度悲伤的浓雾里。
被一阵剧烈的枪声震醒后，他含着眼泪独自在黎明前的浓雾中爬行，敌人的子弹在他的头顶’“嗖嗖”地穿行。他被饥饿、疲困和寒冷紧紧地包裹着。天色微明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像一只受伤的狗似的躺倒在那座潮湿泥泞的小桥边。他猛然想起《第七连》里丘连长最后战败身负重伤时的自杀决定，又想起自己的处女作((通讯员》里主人公林吉最后饮弹自尽的结局，望着东方微明的天色，他毅然决然地举起了手枪，让冰冷的枪口对准了自己的脑袋，他的另一只手则紧紧地攥着装有他那还没有完成的《茅山下》手稿的挎包。最后，他用颤抖的嗓音像狼嚎一般吼道：“莫回顾你脚边的黑影，请抬头望前面的朝霞；谁爱自由，谁就要付出血的代价。茶花开满山头，红叶落遍了原野……”
一声枪响，丘东平的脑海里猛地闪过了战乱中颠沛流离、音讯全无的妻儿之后，就永远地闭上了他那双忧郁的眼睛。他羞愧万分地死在了自己小说里的悲情意象里，同样悲伤忧郁的雾在他渐渐变凉的尸体四周久久徘徊不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