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新诗面临着现实的窘迫：书写性诗歌基本上是圈内文学。大体上是写诗的人形成一个“场”，自我欣赏，小范围热闹。从创作上看，没有主流，鲜见力作。从情态上看，没有流派，而成熟的文学态势应是流派多样的。从载体上看，主流刊物发行量不容乐观，读者半径日渐缩小，诗刊、诗报处境艰难。诗歌评论也不够活跃，“争鸣”的现象少，引起的关注有限。而网络诗歌良莠并存，芜杂混乱，其实也是在一个“在野”的小圈内热闹，这种现象值得我们深思。
其实，当今中国社会已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走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CoP崇拜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社会生活和人们的观念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当人们终于发现必须全面推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协调发展，构建和谐社会，促进入的价值的全面实现的时候，文化强省、兴市、塑县，成为不少有识之士的共识，旅游文化蓬勃兴起的时候，文学的复兴已面临新的历史机遇。与新时期之初诗歌先于其他文学样式传递出时代变革的情绪，体现出文学复兴的先机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当今诗歌在文化关注中已见再起之热。中央电视台推出“新春诗会”，各地“诗歌节”、“梨花诗会”、“樱花诗会”、“桃花诗会”等，作为地方文化活动此起彼伏，参与者众。在书写性诗歌寂寞冷清的同时，群众性文化活动与诗结缘已成趋势。这种形势，必然要求诗人们不能再拘守一隅，作“内心的孤独与深入”，而应当感时应世，积极贴近生活、贴近现实、贴近大众，继承和发扬中国诗歌关切天下兴亡和忧患国计民生的优良传统，促进新诗的发展。诗人们应有把握历史机遇的敏锐思想和相应的文化准备。
在这种背景下，《星星》诗刊提出了诗的现实关注的命题。应当认识到：关注现实是以新的时代理念为基础的，而不是旧有文艺观念的回退。在人们记忆犹新的一段时期内，诗曾经作为“文以载道”的工具，成为“席勒式的单纯的政治传声筒”，丧失了自己的艺术品格，受到人们的普遍批评和历史的否定。改革开放后，这种不正常的情势得到根本扭转，但远离生活、疏离现实、注重内省、无关痛痒的极端化反叛，又成为新诗自我封闭的“现代病”而迷误至今。因此，重倡新诗的现实关注，是历史的进步，是否定之否定，是更高层次的文化的自觉与自为。
当今，关注现实的精神内核应是“以人为本”。看重人的生命权、生存权、发展权、话语权等，尊重人性需求的方方面面。这与社会发展、社会分配、社会公平、社会和谐是密切关联的。这就要求诗人要关注时代变迁，洞察社会心理，有更为宽阔的视野和更为博大的胸怀，从而捕捉诗意现实，书写血肉人生，与时代和人民亲近；不宜过于自恋，在因袭的话语套路中进行个人化写作。
当然，关注现实就不能不关注现实热点。现实生活的热点或焦点集中反映了社会情绪和民愿民意。而诗作为文化形态，主要是作用于社会心理的。积极介入人们关切的社会热点，是诗人有所作为于社会的一大机缘。社会变革中进步与倒退的交错、文明与愚昧的冲突、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龃龉、城市与乡村的平衡、社会利益的调整，特别是社会和谐、新农村建设和文化旅游，应是诗人们重点观照的对象。
关注现实当然也离不开新诗“现代性”的思考。新诗的现代性应是以当代意识观照现实生活的审美体现。诗人们首先应是现代文明人、现代文化人。进步的思想观念，开放自由的个性，站在人类生存高度的人文关怀，对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包括西方社会文明成果的认同，对民族文化的深厚感情和相应的修养等等，都是诗人所必备的素质。我们既不做长袍马褂式的旧式文人，也不做现代嘻皮士。更勿须做“服药饮酒、扪虱而谈”的魏晋名士模仿秀，猛饮放荡，故弄玄虚，与社会很不和谐。积极进取，奋发有为，热爱生活，文墨风流，应是当今诗歌的主导精神。
在艺术表现上，应当认识到形式趣味和语言技巧不能代替诗的生活内容和生命内容。当今诗歌被认为是技巧更成熟、语言更成熟，但求之太过，则形成对内容的反压。王国维认为：“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入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这对我们是很有启发的。应当强调充实的内容、趋势的情感与语言表现的和谐一致。应当强调对汉语言的准确运用和创新性发挥，避免生造的别扭。应当借鉴古今中外名篇佳作，追求雅俗共赏的艺术效果。应当走出对“后现代”的模仿套路，把诗写得抒情一些、晓畅一些、短小一些、明朗一些，以与群众亲近。切合现代人的话语习惯而又有艺术提炼的语言表述，必是诗的现代性的语言特征。
选自2006年5月16日《文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