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大队的那辆马车由三匹马驾着，最前面摆稍的马通体枣红，两边抬辕的是清一色的白马。驾驭这辆马车的张爷最忌讳黑色，就是灰色和黄色，他也忌讳。从来就没见过他套过其他颜色的马来拉车。他坐在车辕上，腰里扎着条油不啦叽的腰带，双手拢在袖筒里抱着根长长的马鞭。头戴一顶草帽耷拉着，随着马车的走动，他的头和鞭子末端拴着的朵红色的绒线花一起忽悠忽悠地点着。每次出车张爷就是这副架势。别人有时好心提醒他赶车别睡着，却换来他的白眼――别人有马惊了翻车，摔断车辕和腿的事。张爷我赶了半辈子车了，还要你操心？
也是，还真没见过张爷出过什么闪失。张爷说的别人就是指他的老对头董爷。董爷曾经也赶车，董爷使唤牲口是出了名的狠，不像张爷那样把牲口当儿子那样看待。他还克扣驾车牲口的饲料――每天出车队上给拉车的每口牲口配发一升豌豆和半升黄豆。听山里传来的消息说董爷把这些饲料都换了鸡蛋给了他上学的儿子。大队部开了社员大会批评了几次，就撤换了董爷。由张爷顶了他的缺。董爷成天蔫头蔫脑的，大队部的人他不敢记恨，却就嫉恨上了张爷。张爷也瞧不上眼他的德行，两人就是在语言上也从不往来。彼此信息的传递全靠的是其他人在中间帮忙。可惜的是大家在传递的时候渲染了诸多细节，两人越发搭不上话了。
董爷精神起来，并主动跟张爷搭话是儿子在铁路上谋了一份差事，据说是开火车的。老家至今没有铁路，火车也就没法子来。大家对火车很是好奇。尤其我们小孩。至于火车是嘛样的，也只是从董爷的嘴里得知。成天跟屁虫似得跟在董爷后面询问火车确切的摸样。董爷也说得含含糊糊，只说很大，比起生产对里的马车要大出好多――起码比一百辆马车连在一起还要长。还安着一百只轮子，一次能坐一百个人等等。张爷听说了火车有一百辆马车大时只说了句话――就巴掌大的马车跑一趟把骨头也要颠散架呢，赶那么大的家伙？还不颠死丫的！挣死丫的！
我们通过若干个“一百”在脑子里拼凑着火车的摸样。等拼凑的差不多了――无论怎样想象火车的样子老是甩不开马车的影子。我们终于想到了一个可怕的问题――火车会不会翻？问董爷，他想都没想就肯定地说――根本不会翻！可过了没多久，他又找到我们，严肃地说火车最容易翻――比马车容易翻――只要在火车轮子底下的铁路上放一根针，也能把火车给硌翻了。于是我们就很为火车的安全担心了好一阵子。最后终于用董爷的“一百理论”想明白了――每天有一百个人用抹布给火车擦拭铁路。至于铁路是个什么样子仍然很迷糊。想必是用铁块铺的吧。铁路和火车的有些部件算是弄清楚了，却闹不清火车是由什么拉着跑的，董爷只说了是靠一个机器拉着跑，可机器又是嘛个样？同样不太清楚。
看到火车和铁路是以后的事情。那是在露天电影里看到的――《铁道游击队》、《火车司机的儿子》。一个什么戏或者电影――名字忘了――里面还有个叫李玉和的人手里拿着盏马灯的。那人的制服和身材很是好看。其实火车要比一百辆马车连起来长得多！其实，铁路，就是用枕木担着两条铁轨延伸到远得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的路；其实，火车，不用一百个人开，一两个人就够了；其实，火车也不那么容易翻掉的；其实，其实……这一切就连董爷也是没想到的，也是他所不知道的――在大队部的院子里演这些电影的前夜他已经死了――用绳子抹了脖子――在没演前，有人传言要来播放革命影片教育大家，清理什么老帐。与其说他是寻了短见，还不如说是吓死了。
接下来的事情就很乏味――我第一次见到董爷开火车的儿子，他居然并没有穿李玉和式的制服，更糟的是，亲耳从他的嘴里听到他并没有开火车，而是坐着火车去一个很遥远的地方修路去了。我也就一直在想董爷是怎么知道火车这个名词和火车的具体概念――比如那么多的“一百”。直到某一天才恍然大悟，董爷不是识得几个字吗？别不是他儿子在给他写信时提到了这一切吧？
我见到真正的火车，并坐上它时，已经是20来岁的小伙子了。那时我已经知道了很多关于火车的故事。在站台上等候火车进站的时候，忽然想起了董爷的句有关火车的话――火车会把人吸到轮子下面去。尽管我知道，那只不过是在清朝慈禧太后手里发生过的事情，但，当车身徐徐在面前滑过的时候，我还是不由地往后躲了躲。远远地站着。
坐在车厢里，听着火车“哐当哐当”的声音，我好奇地在车厢里走了几个来回。想去车头上看看，但在最前面的一节车厢门前叫乘务员挡住了。没看成。回到座位上在嘈杂而枯燥的“哐当哐当”声里我想起了童年有关火车的故事。也想起了董爷。只是没有想到――这火车走起路来居然是这样的吵。
会飞的鸟，明锃锃
第一次感受到恐慌，是在我大概四岁或者比四岁大一点的时候。那种恐慌在后来的日子中我从来没有感受到过。这一切都与一个叫撒旦的人有关。
那天，撒旦挑着两只粗大的水桶去井里挑水。当时的朝阳和往日的一样灿烂地透过树梢像细碎的流沙一样洒在撒旦的肩上。撒旦也如往日一样将那扁担横在肩上用一只手扶着，另一只手斜插在裤兜里。每走几步都要朝地上很响地吐几口在喉道里积攒了一夜的粘痰。
撒旦每次担水都有站到井台边撒泡尿的习惯。那天也和往常一样，他很响地撒着尿。惟一不同的是他叫一阵轰鸣的声音吸引着把目光投向了天空。天空正有一只光芒四射的大鸟拖着一股浓烟似的尾巴掠过山梁，隐没在大山的深处。撒旦顾不上撒尿，也顾不上打水。扔掉了肩膀上的水桶在村子坑洼不平的小路上狂奔，一边跑着，一边喊着“明锃锃、明锃锃……”
当时我正趴在井台边第三棵柳树的下面。从一堆乱草里摸到了一颗热乎乎的鸡蛋。我家的鸡有夜里溜出来在野外下蛋的毛病。我每天来这里掏蛋是我的工作。
我捏着鸡蛋跟在撒旦的身后疯跑，撒旦变了调的声音狠狠地砸着我。也缠绕着我的双腿。使我每跑一段很小的距离都要打一个趔趄。几次险些匍倒。我感觉我的脊背后面空了，也似叫人泼了一马勺凉水。而这凉水拧成了一根看不见的绳索使劲向后拉扯着我。
最终，撒旦站在了晒场上的一个巨大的粪堆上，我站在粪堆下面只看见他向半空划拉的两半截胳膊。我试图着爬了几次，都没能成功。我就把脊背给了粪堆，紧紧地靠着。先赶过来的是提着旱烟斗的本家四爷爷。他急切地问我：咋了啊娃？咋了啊娃？这时的撒旦已经不再呼喊。只是坐在了粪堆上号啕大哭。我叫四爷追问的急了，竟突然学着撒旦的腔调喊了几声：明锃锃、明锃锃……
围上来的人越来越多。都在询问刚才看到的东西。就在这个时候民兵连长吹响了军号。顺着军号的声音大家都涌进了还没挖好的防空洞。我被四爷爷夹在腋下两脚离地。我感觉得到四爷爷扑通扑通的心跳。拴在烟斗上装满烟丝的荷包也在扑通扑通地敲打在我的脚髁。
在防空洞里大家都闭着嘴用鼻孔呼吸着。胸部都在一下一下地起伏着。当大人们像老鼠一样不分白天黑夜地挖着地洞的时候，我们小孩子都觉着好奇。却是不怎么明白为什么住着瓦房子还要打地洞。看着大家严肃的表情，似乎明白，挖这地洞就是为了躲避那个明锃锃的东西――会飞的鸟。
整整一个上午大家都躲在地洞里。我很快就忘记了恐惧，实在呆不住，乘大人不注意的时候溜出了地洞。移栽在洞口的蒿草在阳光下萎靡不振地耷拉着每一条臂膀。
整个村子都叫一片恐慌笼罩。不到傍晚就谣言四起，说有坏人来要搞破坏，大家卸了门板把井口盖的严严实实，怕有人把毒药撒进去。大人也告戒我们小孩给猪寻草别往玉米地里钻。陌生人给糖更是不能吃，这点说得相当可怕，说是那糖里有麻药，麻翻了小孩，坏人就拿铁钩子钩出心脏做药引子。小庄的曹善人接此机会大赚了一把。他用二指头宽的白布，上面写了诸如急急如律令字样的布条换了好多鸡蛋。三个鸡蛋一绺布条儿。
好在这种恐慌并没有持续多久。傍晚，炕头挂着的洋戏匣子响了，里面有个姐姐或者阿姨拖着厚重的鼻音说着话。大家都耸着耳朵惊悸地听着，听着听着就听明白了。原来坏人并没有来搞破坏，原来撒旦喊的那个明锃锃的东西其实叫做飞机。它是在给山上的林子播撒农药。最后建议大家盖严实了井口以防把药撒进去药着了人。大人们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打开了锁着的大门，放我们到洒满月光的晒场上去玩耍。在玩耍中很快就忘记了那种世界末日般的恐慌。
时至今日我还没有坐过飞机。也没有见过真正的飞机。偶尔在画图上或者电视上看到飞机的画面，我就想起当年把飞机喊明锃锃的撒旦。有次向乡下的姑姑问起，她说撒旦在一次发羊角疯的时候咬断舌头，死了。大概已经20来年了。
坐沙发，吃饼干
傍晚，难得有晚霞照映在窗台。微醺的暮色里我伏在电脑前读邵晓平先生的博文《人死到这份上》，该文所溢出的况味犹如窗外秋天的暮色。感慨之余叫人心生悲凉。
电话响了，去一个地方――吃饭。
席间，亦有一段子，讲的是当地10来年前发生的个真实事件。有一村汉自封为皇帝，还立了正宫西宫妃子娘娘。拿着锄头铁锨成立了几个人的革命队伍。他们的口号是：“15天打到西安去，坐沙发，吃饼干。”听毕，恻然。在心头暗自叹了一声――人活到这份上……唉！已然无语。最后，听对此事的处理――开始，有人要定反革命罪，最后否定了反革命罪，定为愚昧无知……对这样的处理感到释然的同时又对他们坐沙发，吃饼干的口号感到怅惘。不由得再次在心里感叹了一句人活到这份上……
前几年的一个盛夏去医院照X光，遇到一老头。由两个警察陪同着也照X光。在透视机前他的骨骼嶙峋，两腮也由于牙齿的脱落深深地塌陷下去。整个人单薄而干瘪。一如一棵失去水分的茄子。好在他的心情出奇地好。拍完了片子，还能和他打趣的大夫聊天：
您老人家都奔70的人来还参加那什么组织干吗啊？
不是说给钱，和你们一样拿工资嘛。
那给了吗？
骗人的。没给。我还把牛卖了，交了入会费了呢。
他和大夫有一搭没一搭的谈话。很长时间以来时不时地会无端地想起。
叫我无端地想起，并萦怀经日的还有我乡下60来岁的舅婆。
去年端午去看她老人家。她倒了杯开水就开始做我的工作。让我也信主。列陈诸多信主的好处。她说村子里好多人都信了主，都成了兄弟姐妹。都成了主的孩子。对一辈子没离开过村子，也大字不识一个的舅婆所谈的这些我多少有点好奇。听了半天，我才明白。其实她并不知道《圣经》，她老人家所说的唧咕教，大概就是基督教。而她所谈的教义更是让我吃惊。她说世上的一切都闲的（没用的），只有主才是最最真实的。庄稼也不必种，一祷告（她居然说出了祷告这个词）什么都有了。再大的家口做饭只需二两面就够了。我对宗教没有偏见，每个公民都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可是，舅婆所信仰的我不敢苟同。我费了好多口水居然说服不了她。最终我在她老人家苦口婆心的说教规劝声里逃之夭夭。逃出好远，回望。舅婆的村子在午后的阳光里寂然无声。
今年春，舅婆得重病去世了。我去奔丧。晚上正在草铺里坐着。进来一干瘦的少年。黄黄的脸看上去病恹恹的，大家必恭必敬地起身迎接。舅爸说这个少年，就是给他们传教的人。今晚请来，是要给舅婆祷告的。没有任何仪式，只是灭掉了点着的蜡烛，拉灭了明亮的电灯。在黑暗里，那个少年的喉咙似乎叫什么捏住了一样，像一只刚学会打鸣的公鸡似地"咕咕"地发着声音。许久，灯亮了。少年的嘴角挂着一溜白沫，在说不上肃穆却也奇怪而神秘的气氛里他弱弱地走了。好象他刚干完了一件极其耗费体力的活儿。
问舅爸，每次祷告都这样吗？舅爸点头后又摇头――平时的地点是在炕旮旯里。相同的是要灭掉一切亮光后在黑暗里进行祷告。
想舅婆生了病不去看医生，而是成天祷告，在祷告声里死去了，又还要继续祷告。人，活到这份上，真是没法子说。连叫人发一点感慨的余地都没有。
写到这里，忽然眼里涌出了泪花，大概是酒精的缘故罢――我今天破例，喝了一小杯酒。
习惯死亡
这是张贤亮先生一部小说的名字。读它是在好多年前。尽管他在书里说“成熟其实是人生最可怕的境界”，可那时我还是渴望着自己尽快变得成熟起来。说实话当时我并读不懂这本书。书中的一句“人类的一切学问都说最有价值的是人的内心生活，什么理想信仰希望，而现实的一切却告诉人最有价值的是你手头用得着的东西。”直到多年以后，在我希望破灭继而放弃了许多的梦想，变得平静之后，才理解了的。
《习惯死亡》的封面阴森、晦涩。习惯死亡四个大字严肃地用的是标准的仿宋印刷体。除了这本书我手头还有张的另外一本书――《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封面早已被撕去，线条有些地方也已脱落，破损的厉害。书的主人在我借到这两本书的第二天夜里就死去了。我不是书最初的主人。
这两本书当年被我装在一只帆布包里挎在肩膀上带到工地去。中午收工，草草拔拉完一大碗水煮白菜和一只碗口大的馒头，我就在工地僻静且向阳的地方，找一堆石子把身体靠上去半躺着，交替地翻这两本书。眼前给地沟预制的水泥盖板还没有完全凝固，苫着厚厚的稻草帘子，向外蒸腾着潮湿的热气。远处是横七竖八的钢架杆以及凌乱的模板、扣件。看工地的那只黑狗趴在牛毛毡搭的棚子里一声不吭，伸着长长的舌头。它已经习惯了在中午的阳光里和我相守。它已经熟悉了我身上的气味以及这两本书所散发的气息。即使我拿石子丢它，它也懒得出声。就连轻微地动一动干瘦的身子这样简单的动作也不曾有过。
石子叫太阳晒得滚烫。筋骨以及每一条神经都被烙得很是舒服。我仰面慵懒地躺下去，把一本书枕在头的下面，用另外一本书盖在脸上，挡住直射的阳光。做完这一切我就开始想书中在大片的水稻田中，高高的芦苇丛里，躲着洗澡的一个女人――黄香久。也想因看到这个女人洗澡而忽然逃离了有可能发生艳遇现场的一个男人――章永?。想完这两个人，我最多的是想我手头这本书的主人――机修车间的会计――一个已经成熟的男人。
我所在的建筑单位的宿办楼在西山。一二楼办公，三四楼住着单身职工。我和其他几个工友住在三楼。白天繁重的劳动消耗不尽年轻的我们过剩的激情，往往要打牌喝酒玩到深夜才肯睡觉。就在整栋沸腾的楼逐渐安静下来的时候。一声女人的尖叫从楼道里像一把尖刀一样划破了这来之不易的静谧。熄了的灯又拉着了。整栋楼开门的声音以不同的分贝彼起此伏。栏杆上爬满了人，试图寻找发出尖叫声的女人。有人打开了1千瓦的应急电钨灯。楼前的院子照得如同白昼。尽管灯很快又被熄灭了。但还是有人看清了一个如黄香久一般赤裸着的女人。所有房间的门都打开了，院子叫房间的灯光映照得不太黑暗，依稀还能看到那个白花花的影子在院子里如鹿般跳跃、奔跑。有几个女职工跑下去了好久才把那条影子捉住拖进了她们的房间。
电钨灯再次亮起。院子里已空无一人。只有墙脚花园里碎碎的花影。男工友的激情再次被点燃，不愿回房间睡觉，都在猜测着刚才那声尖叫掩盖着的秘密。有几个执著得像是在求证建筑力学上的某一个难题。其实，有些结果就紧贴在命题的身后，快捷明了得不叫你有任何思考的机会。女职工出来了，说死人了，要我们往二楼机修车间的会计室去。我们去了。会计室的门开着，灯却没有开。灯被人拉亮了。在60瓦的日光灯下我这两本书的主人就尴尬地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他全身赤裸，僵硬地仰面躺在地板上。胸口有一块烟灰缸大小的胎记在胸毛里暗淡地若隐若现。身旁是杂乱的衣服。在一张椅子的靠背上挂着一只红白相间的胸罩。色泽艳艳得像装着两只桃子的网兜。
单位领导赶来。再次确定了他已经死亡。也确定了他死亡的原因，是他在敦伦的时候心疾发作了。那时的我还不明白敦伦的确切含义，但隐隐觉着与成熟有关。我在同样不明白生命诞生方式的年龄里目睹了这个别样的死亡方式。区别于因为殚精竭虑而死的海子，区别于因为聒噪冲破了宁静而死的顾城，也区别于标举清高解脱愁苦的屈原。这是李敖提及的一种死亡方式――阿提拉式死法。
所有人的死亡都会给自己的亲人带来伤痛，于他人就不同，留下的只是茶余谈资。关于那个在夜色里惊叫着如鹿般奔跳着的影子。很快就和一个女工某某的名字联系上了。这种联系如梦魇附身一般。关于她的故事在一夜之间以不下十个的版本水般漫了开来。
女工大家都熟悉，是机修车间的技工，正和一个水电安装队的小伙在处着对象。对于和会计的那件事情我和大家一样迷惑着。很快女工和对象分手了。他们的爱情死了。死得叫人惋惜。女工也消失了，就像没有凝固的水泥预制盖板里蒸发的潮气。
有人说女工某某跳楼了。他形容女工从楼顶向下坠落的时候像一角轻盈的瓦片，他甚至还听到了落地时头骨碎裂的声音。清脆而沉闷。又有人说女工某某在乡下找了个大她10来岁的老男人凑合着过了。再过了段时间，又说那男人知道了她以前的种种又不要她了，她一气之下喝农药自杀了。总之每一种传言她都是死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已习惯了她的种种“死亡”。对于传言中的每一个细节我寄希望于她也“习惯”遗忘。惟此，或许会活得才会温暖一些。
多年以后的一天，我去几百里以外的市上，在一家商场无意碰见了一个和女工某某相似的女人。我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她胸前的工作证上的名字，不是某某。就在我将要转身离开的时候，她喊出了我的名字。笑容里依稀有当年女工某某的影子。我面对一个陌生的名字所代表的崭新生命，我终究没有喊出她当年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