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东东的诗里，我读到了迷眼的假象。这些载情载思的物，借作者的热情而运动，试图整合起迷人的真实，或是作者自己。或是一具客体，或是两者的准确关联。
我相信，假象的源头，正是纠缠作者并使他写诗不止、造物不已的“云”。如果说，2004年的“云”还是偶然的、带攻击性的(“撞伤”)、陌生的(“怎样的一朵云”)，那么2006年的“云”已为作者所哺育，它“永远饿着”、“爱吃”、“需要我的嘴的奶头去喂”。从野生到驯养，或许意味着写作的自觉?但是受控的“云”陆续生产的假象似乎仍游移不定，仿佛是另一种更具生产能力的“云”。从《摄影师》、《室内乐》到《阳台》、《夏天的疑问》等，一连串“云”的变形记，仍不能遏止作者思绪的变动不居。这正好说明写作的能量储备如何有效地激发写作的活力。
我喜欢东东在诗中制造假象并与之搏斗。迄今我看到的“云”的变形物，最得我心的是《堂吉诃德》一诗中“隐形的风车”。因为“风车是我们血肉之躯的另一形式”。与自己的搏斗，其结果如何?难道会变形出我与我之间的第三个我、证实认识自我的欺人之谈?不管怎样，我宁可相信诗歌满足于落实“云”的古代字意：说。而不是“云”出什么终极的事理。
二
东东的诗并不像有些朋友说的那样受损于他的哲学训练，尽管哲学式的思维惯势确有影响他的运句风格。他很少在诗中满足于阐述观念，至多是些许片断，甚至是故意肢解出来的片断。他的有些诗勇敢地顺从于词语的自动繁衍，如同云随风起导致的连绵虚像。我也从他许多诗里读出了存在对知识的破解(《在浙江，到过西湖》)、事物的单纯运动如何战胜繁复思想的包围(《冬日，尼采传读罢》)、对日常生活的积极感应(《在花园里》)等等。尤其是2007年及最近的诗里，他对生活表层的体察愈发充分，他的情思愈发挣脱了理性的拘束而呈现出舞蹈状的、自足的面貌。
但这个怪招迭出又单调得要命的生活表层，诗歌是否必须触及?我看也不尽然吧。尽管服膺于某种古老意志而形成的长久共识使我们藐视那种云天高蹈或理念中自旋的诗歌，我们仍难免对大量出现的生活流诗歌感到厌烦。与东东的交谈中，我曾劝其深入“火热的生活”，事实上我自己也不那么相信“生活”是诗的必要元素。无论如何，借着自我怀疑的能力与青年人的勇猛，东东的诗歌终于开始了诗歌对象意义上的转向。当然，由于性格的原因(东东大致上追求舒服的“有限的事物”及迷人的“规则的笑容”――《几何老师》)，他在诗中给出的与生活的关联是温和而模棱两可的，是“轻轻的缠绕”，我倒是希望看到他诗中更多偶然性的冲撞和直面的、向生活反扑的诗行。
三
这些年，东东在诗艺上左右研磨，勤奋习得的诗歌知识对诗的塑形配合诗对“我”的塑形，让我们对其文本及主体的辨认有了日益可靠的凭据。这个颇具知识修养、低嗓门、喜欢将事物作正反比较、善玄谈也冷不丁在人事的嘈杂中嘲谑一番的人，潜行或暴走在诗行间，有些许诡黠，些许飞扬，但更多正儿八经的与世界的秘密交谈。之所以是秘密的，是因为“我”须经由“非我”而确立，但面目清晰的敌对物在此相对论独霸的时代已消逝无几，否则胜擅抒情和争论的主体会生动得多。而今只能是主客的互相探询，带着相互的迟疑(《主客之杯》)；同时也是虚实的彼此照应，在主体隐身之后(《空椅子》)。我愿意相信东东对二元辩证的热情的消退感到无奈，这是一个对生活的好转抱有理想的人的无奈。事实上，他更愿投身于一只蜗牛与另一只蜗牛的交合、互搏，而不愿有“第三只蜗牛”作为仅有的一只出现。让所有的一切成为一个共时的平面(《蜗牛，蜗牛，蜗牛》)。在许多诗里，如《夏天啊，宇宙的小酒馆》、《孤独的狐步舞》等，东东体现了让繁复的事物互相和解、次第取消的史蒂文斯式的能力，其结果便是诗歌文本的生成并取得独立性。文本的有效相对于生活价值观的失效，也许是种微妙的补偿，这样的安慰总比有些诗人在诗中冷嘲热讽、怒邻骂座得到的虚荣来得诚实些吧。而且，透过东东诗歌中那些交叉疾行的假象，沿着词句扣人心弦的意外曲折，我们看到的那个诗人仍怀抱诗艺上的多重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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