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卞桂平（1976- ），男，安徽安庆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生，南昌工程学院思政部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现代化视域下人的精神构建。 摘 要：马克思以其富有前瞻性的思维，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三形态”秘密。“三形态”理论所揭示的不仅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性规律，更是作为主体的人“潜在―自在―自为”发展路径的科学揭示，即人的主体性发展依次经历了“前主体性―主体性―公共性”的发展历程。马克思人的发展“三形态”的诠释对当下和谐社会构建以及现代化的持续推进无疑具有重要的资源性意义，即积极扬弃因市场经济“逐利性”所引发的人的主体性困境，确立普遍性的公共意识，在从主体性到公共性的现实转换中，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关键词：人的发展；前主体性；主体性；公共性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2）03-0022-04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从历史视角提出了著名的人的发展“三形态”理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1］“三形态”理论的提出不仅是对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与未来图景的科学描绘，更是为个体人的主体性发展径路指明了方向。一部现代化的历史实质上也是一部人的主体性不断生成与发展的历史，人的主体性的发展程度实质上也就标志着现代化的发展程度。在我国现代化的发展历程中，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人的主体性如冉冉升起的朝阳，散发着勃勃生机，成为名副其实的现代化的“推动剂”。然而，市场经济在孕育人的主体性的同时，也因其固有的“逐利”本性而不断催生人们的“物化”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正日益消解着现代人的主体性，从而日渐成为和谐社会构建以及小康社会实现的潜隐阻力。因此，探讨人的主体性生成规律，破解当下人的主体性困境必然成为时代无法回避的重大课题，而对马克思有关人的发展的“三形态”理论的科学探索就成为分析与解决当下问题重要的可借鉴资源。
一、“人的依赖性”――前主体性
“人的依赖关系”是马克思论述的人的发展的最初历史形态：“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2］107处在这一历史时段中的人，主要体现为对血缘与地缘的依赖，人之独立性尚未确立，个体只能相互依存而存在，即“人的个性消失在氏族之中”［3］。人的这种存在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就是面对强大的自然力量，力量极其弱小的人类对自然的依赖感。在这样的关系中，人还没有造就自己丰富的能力与关系，还没有使这样的能力与关系作为独立于自然界并与之相对立的条件。因此，从属、顺从和崇拜自然，消解自身与自然的对立，顺应与承受自然的力量，在那时就成为人们处理自己与自然关系时在观念与行为上所遵循的准则。人对自然关系的依赖性以丧失人的独立性为代价，维系着原始的人与自然的和谐。从人与社会的关系看,与人完全受制于自然相一致，人的社会本质极度萎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明显的“依附”性质，缺乏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社会对于个人而言，具有强制性、权威性的特点，个人的生存与发展完全屈从、依附于社会既有的等级或特权。“虽然个人之间关系表现为较明显的人际关系，但他们只能作为某种具有社会规定性的个人而相互交往，如封建主与仆人、地主与农奴等等，或作为种姓成员等，或隶属于某个等级，等等”［2］110。人的一切社会活动都笼罩在“先在”的各种规定和强制之中，人们只是各种“等级共同体”的依附物。承如前述，原始初民的生存与发展只是在共同体的、“画地为牢”的地面上进行，他们不可须臾离开共同体。在这个意义上，原始人是依赖并归属于共同体的。而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人则依赖并归属于不同的等级，且彼此间存在着不对等的统治与被统治、占有与被占有的关系，典型的便是奴隶对奴隶主、农奴对封建主的人身依附与归属。在这种人身依附与归属的主奴关系下，奴隶和农奴没有独立的人格，没有自由的人的身份，任凭奴隶主和封建主指使和处置，人的个性发展缺乏最起码的社会空间和条件。由此可见，在前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把现代社会以前的所有时代即从原始社会、东方的亚细亚社会、西方的古希腊―罗马以至到欧洲的中世纪，这些都包括在前资本主义社会这个阶段内），人类个体自身的有限性决定了人们必须结成一定的共同体来实现自身的利益。这时的人们在深受自然奴役的同时，还深受等级、身份等社会关系的奴役，缺乏真正的独立性。“无论个人还是社会，都不能想象会有自由而充分的发展，因为这样的发展是同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原始关系相矛盾的”［4］485。所以，这种社会所呈现的主体性也只能是一种萌芽状态的主体性，即前主体性。
二、“物的依赖性”――主体性
“以物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人的发展的第二大历史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2］104。处在这个时段的人的主体性呈现出双重意蕴。一方面，是主体性的积极张扬，另一方面，却是主体性在一定程度上的“被”消解。这种双重意蕴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就是人们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往往将自我当作高高在上的主人，将自然视为绝对服从的奴仆，宣扬人不仅是自然积极的征服者，而且是自然能动的改造者；体现在实践方式上就是巧取豪夺、贪得无厌，将自然践踏在脚下。人们成片地砍伐森林，肆无忌惮地开采矿山，导致到处烟囱林立、垃圾成山、水土流失、环境污染、生态恶化。这种“单向度”与绝对化的主体性倾向一方面使人与科学获得了某种独立的品格，确证着人的本质力量；另一方面，不仅使自然界大量资源迅速枯竭，而且在永无止境的开采中也使人自己的生存条件迅速恶化。这种“失去理智的近乎自杀的行为”［5］必然会遭到自然的报复。主体性的双重意蕴体现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就是“异化”的出现。市场机制在不断确证人的主体性的同时，也导致人的极端利己主义倾向的产生。这个时候，“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已成为每一单个人的生存条件，这种普遍交换，他们的互相联系，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化的、无关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在交换价值上，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2］103-104。金钱至上、惟利是图、人际关系冷漠等等现象随之出现。人们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导致社会关系的离散化、对立化，这种“主―客”模式中的主体性其实正是没有主体性的表现。人是自身的主体，却常常被他人当作工具来利用，人是社会的主体，却屡屡遭到社会不公正的压制，这势必加剧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猜忌、相互利用，导致人格的扭曲和社会关系的异化。主体性的双重意蕴体现在人与自身的关系上就是“二重化”态势。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使得人的“身心关系”随之发生微妙变化。人们看到了解放的曙光，不再把希望寄托于彼岸世界，而是把目标集中在“身”的问题的解决上。物质财富的创造、工业文明的发展成为现时代人们的工作重心，科学主义、理性主义的盛行使人们越来越原子化、感官化、即时化，即越来越“动物”化，迷失在对“物”的追求中。与此同时，“物化”的泛滥也不断使现代人感到精神空虚、孤独、厌倦和痛苦。人把自己弄丢了，失去了前进的方向，失去了精神家园，成为无“心”、无“理”、无“灵魂”的“漂泊流浪者”。显然，在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社会中，从表象来看，虽然人的自由、平等等类似的独立性得到实现，实际上，人们的个性却日益呈现碎片化、原子化趋势，即“活动着的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6］。
三、“自由个性”――公共性
“自由个性”是人的发展的第三大历史形态。“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2］104是该阶段人的发展的集中体现。处在这个时期的人的主体性是一种“自为”的主体性，其主要表征就是人们能充分认识与利用客观规律，从而达到改造客观世界的目的，也即能动性与受动性统一。“人最终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7］。这就标志着作为主体的人已经达到了公共性的存在，公共性的存在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就是人与自然界的“共同性”。即“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8］。人与自然界的这种“有机性”就要求人们树立人与自然的“共同体”意识，转变人与世界相对立或以人为中心的文化观念。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不应把人的主体性绝对化，也不能无限夸大人对自然的超越性，而是人类应当约束自己，摆正自己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关注自然的存在价值。人是自然物，是自然界的一份子，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同时要把自身的活动限制在保证自然界生态系统稳定平衡的限度之内，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协调发展。这种公共性体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就要求人们有“类存在”的观念，即“一般地说，人对自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和他人的关系才能得到实现和表现”［9］。这里所说的人，既是单个的自然人，更是群体的社会人。每个人在社会“共同体”中都有各自的“伦”与“份”，从事着不同的职业，扮演着不同角色，承担着不同的责任。人从诞生之日起，就存在于“类”、“共同体”中，为生存与发展而劳作，并与社会其他成员发生复杂的人际关系，在满足他人与社会的同时，自己也获得各种各样的需求与满足。人在整个生命过程中始终充满机遇与挑战，也必然与他人、与社会发生联系、契合、冲突和斗争。基于“类本质”的个体只有善待他人，与人为善，才能善待其他生物和非生物，从而真正实现和善待自己，也才能最终“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10］。这种公共性体现在人与自身的关系上就是要遵循身心发展规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正确处理好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的关系；要避免过分追求“物欲”的满足而导致个体自身价值取向的片面化甚至畸形化，使人的“类本质”彻底消解，成为“单向度”的存在，从而难以体会到心灵细腻而高贵的情感，完全沉浸在由物质的“得与失”而引起的欢乐与痛苦中，丧失人的主体性。基于公共性理念，就要求在追求物质利益的同时，必须相应关怀个体价值世界。“我们需要用对人性的某种信仰来弥补我们所发现的人的缺陷，使我们能把他看作是高尚的”［11］。也只有在“身”与“心”的“共同”和谐中，作为个体的人才有可能获得自在自由的全面发展。诚如马克思所言：“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12］
四、结 语
当前，伴随市场机制的建立、完善以及现代化进程的日渐推进，人们主体性的彰显已是不争的事实，主体的觉醒成为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主流。然而，在全球化、信息化的时空境遇中，各种文化交融与碰撞，急剧变化的生存方式导致了现代人对“自我”认识的困惑。在过分的自我关注中滋生出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身矛盾的现代面相和价值观，深刻反映出人类主体意识溢出、异化、沉沦及迷失等相互杂陈的问题。物质欲望的膨胀，信仰失落，情感生活萎缩，文化生活粗鄙，功利价值取向的泛化……使精神生活失去了自身的独立性，成为物质生活的“奴婢”，本应和谐生长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之间出现了“愈演愈烈”的矛盾和分裂，使现代人的主体性日渐迷失，失去了“人之为人”的价值向度。
面对现代化进程中日益严峻的主体性困境，重新审视马克思有关人的发展的“三阶段”论就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人的依赖性―物的依赖性―自由个性”所具有的理论价值并不只是在于揭示人类发展的客观性规律，还在于对现实世界的“改变”中。因此，以“前主体性―主体性―公共性”诠释马克思人的发展“三阶段”论，所要表达的也不只是对社会“公共存在”的客观性描述，更为深层次的意义是，面对现代化进程中的主体性困境而发出的对人们价值观转换的一种价值吁求。“今日的人类已开始觉醒，走向类化已不再是仅仅属于理论理想的问题，而是已经变成生活现实的客观需求和人们的价值追求。这在今天显然还主要是一种萌芽性的东西，但它却是代表着未来方向，社会发展的主流，最富有生命力的东西”［13］。也诚如马克思所言，未来社会“不仅能够以超越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的公有制形式出现，而且也能够将人们对自由和独立的自觉和渴望逐渐汇成一种强大的信念和力量整合到社会历史发展的动机之中，实现人的形式上的独立和自由向真实的独立和自由的转化。这一过程被马克思称为共产主义的公共性运动”［14］。因此，避免、重复“个体本位”的种种弊端和片面倾向，用“公共性”的基本理念去引导、规范人的发展，使之不断地趋向于自觉的类本性，必然成为当前我们面临的重大时代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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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戴群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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