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唤消逝的、远方的、梦境里的事物，来和我一起融入现实，这是我书写时间的一种方式。正如在《列侬和亚洲贞操》里我试图探寻的：东方和西方，亚洲和欧洲，约翰?列侬和我，死亡和贞操，男人和少女，摇滚和漂白粉，这些元素构成我地理空间上、我的大脑“定位系统”的眩晕和颤栗。上世纪70年代末，我作为一个女童向女孩缓慢过渡，环境的逼仄、青春早期的燥热让我常常处在似乎重心不稳甚至抓狂状态，我想狂奔，实际上也只是一人步行一刻钟到达曹家渡三官堂桥，长时间看形状和颜色都千篇一律的木船一只只晃在暗夜的水面上，然后经过露天菜场：那凭嗅觉就可以区分猪肉、生姜、海鱼的一长条石板摊位，经过一个由饭馆、新华书店、商场等组成的明亮圆盘，最后钻入再度昏暗、野猫出入的狭长弄堂，就是家。在我精确地移动在这条固定的路线的时候，利物浦的列侬经历了大麻、高调反叛、唱着“那年冬天子弹它给了你自由……”之后，如同苏州河上从近郊和苏州运送来的一笼笼鸡，走向终结。那时，我的想象还停留在黑白片，海湾在阳光下，色彩在阴影里，遥远的其他大陆板块上的人类，他们与我翻来覆去阅读的《七侠五义》里的人物有什么区别呢?若干年，列侬变调的歌声冲出卡式录音机，我一无所知地跌入列侬当年沉迷、胶着又试图摆脱的生活，未来于我，危险于我，才刚开始。
我从没有去回避我的性别，当诗需要时，她(们)拾掇拾掇就以不同嘴脸隐现在各种场合：光胳膊摇摆舞动，复活节岛机场深夜孤单的滞留，厚面膜之下艺伎垂下的眉眼，雾一般的蚊蠓中显露的脸，世界病房里那些没有被勾勒过孕育曲线的肚皮……同时，这些女性，这些“我”也被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视角窥望。我自己如何看待她们(包括我与她们关系的方程式)，社会族群又会如何审视、“兼容”她们?矛盾和紧张，始终激发、激动着我的写作。
诗的真实性是存在的，就如同生活的真实性有时也会被质疑――诗歌创作就激荡在这两者之间。瓦莱里曾经把诗句定义为，语言的感性力量和智识力量之间神奇而格外脆弱的平衡。比如一个月前的早晨，我在地下二层地铁站台，突然瞥见玻璃里自己惊惶的脸，乱发上胡乱别着红色与蓝色的发夹，由于一个突发事件，我匆忙出门，没有看自己一眼，就这样子在马路上步行了一刻钟(与此文开头那女孩奔走的时长一样?)。其间我还去一家医院追问护士：两小时之内有没有救护车送进来出车祸的人?事后我想，如果我作为站在问询台后面的护士，一个这样的仓皇的女人进来，语无伦次，我会不会认为她疯了?以此衍生，事物的真实性并不依从于一时、一人的判断。这使得诗歌对生活的陈述、再造有了更为多样的方式――现代诗歌渐渐地获取它的腾跃感，与我们的自然生命分离而不是“背离”，那贯穿我诗歌写作过程中的，是一种对旧生活的多义与繁杂细节的实物般显现。那些生命湮没于沙尘和大机器里，与此同时，我的诗歌世界闪耀、涌流，对应于我在尘世的心跳与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