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畅1961年4月出生。做过中学语文教师，当过中学校长。曾任浙江省上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现任上虞市政协副主席。为中国作协会员、浙江省书协会员、浙江省杂文学会副会长。
在四明山系的皱褶间，两侧是屏障似的挽手耸立的群山，一条宽不过三、四十米的溪，蜿蜒向东，奔流不息。山因溪而朗润，而灵秀。如果说，山是筋骨，是肌肤，溪就是流淌的血液，是弥漫的魂魄。一座没有溪的山，看尽山还是山；而一座山被溪环绕，则像镶上了无数眼睛，又像夜空镀满了繁星，顾盼生辉，流转生动了。
这里是徐懋庸的故乡――浙江省上虞市一个叫“下管”的山区小镇。这条潺潺溪流，便是孕育了徐懋庸的母亲溪――管溪。对于徐懋庸的故乡，其美和灵性，魂和文化，梦和枯荣，光和血火，古和未来，绿和生命，都离不开这条管溪。
一
近百年过去了，大山依旧，管溪依旧，可管溪的儿子已经走了。管溪声声，呼唤着徐懋庸；天地悠悠，思念着徐懋庸。
上善若水。管溪的水啊川流不息，溅起浪花，水利万物而不争的品格，自是让徐懋庸悟出正直为人明如水，轻看名利淡如水，笑对人生韧如水这般世事人生之理，并砥砺着他无所畏葸，一直前行。徐懋庸是一颗流星，滑过夜空，绚烂得让人惊艳不绝；又是一位落拓不羁、信马由缰的“侠客”，走过了上虞的天地、中国的天地，让人难忘其洒脱的背影。
在下管镇新民村（原方山村），走过约300米的长弄堂，便是徐懋庸的故居。这是一幢极为普通的老式旧房，粗糙的砖木结构，低矮而且沉闷。昔日的喧闹在时间的河床里沉寂了，就像流水淹没了礁石，徐懋庸离开家门已经数十年了，这里曾经有过的悲欢离合，如秋风掠过树梢的一阵叹息消失得无影无踪。唯有硕大的水缸、老式的灶台、陈旧的菜橱，无不在生动地述说着曾经的生活细节。一段尘封的历史，会在一个偶然的时节被悄然打开。
1910年12月徐懋庸出生在下管方山村一个贫苦人家。父亲是纱筛匠，母亲心地善良。徐懋庸从小聪颖好学， 5岁侥幸进入本村方山小学读书。“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无不对他以后的生活道路有着很大的影响。方山小学创办的油印刊物《管溪声》，无声地开启了他求知和写作的兴味。那所山岙的小学里，至今还流传着有关他的一些趣闻：有一回上国语课，他偷偷地看了一本叫《新华春梦记》的书，被老师发现了。老师严肃地问：“你为什么不听课？”他回答说：“这课《醉翁亭记》我已懂了。”老师又问：“你看的那本《新华春梦记》，这个书名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新华是袁世凯的宫名，袁世凯在新华宫做皇帝只做了83天就结束了，好比一场春梦。”老师听他回答得好，才免了一场当头棒喝。
小学毕业后，他期望继续升学，父亲未允。因为贫穷，父母先后将徐懋庸6个兄妹中的3个送进了育婴堂。跟随父亲做生意的当儿，他始终未曾扔过书本。他身边揣着一本《唐诗三百首》，一边走路，一边吟咏默记。晚上和父亲睡在客店里，“吃罢饭，洗罢脚，自然拿出书来读”。不仅如此，他还经常向人借书阅读，被人称为“知识界的乞丐”。1923年初，下管“真五房”新办了一所鹿溪小学，徐懋庸过去的老师，鹿溪小学校长徐用宾十分赏识他的学识和才能，聘请他去该校任教，时年14岁的徐懋庸，被乡里称为“神童”、“小先生”。以后他又到坤麓、民强小学任教，先后计4年。
徐懋庸十三岁那年，写了一本日记，计365篇，约3.5万字。1924年1月1日，徐懋庸在一本商务印书馆印制的大16开本的直排式日记簿上写下了第一篇日记：“校里开新年同学会……”在这篇日记的楣格上，印着薛?的一句话：“少年立身即从今日起。”这看起来似乎是前辈对后人泛泛的激励，却是对徐懋庸现实生活的写照。因为从即日起，一个“纱筛匠”的儿子就要成为鹿溪国立小学的国文教员。“对我这个小先生，有的人称我为‘神童’，但我并没有把这当作终身职业的决心。因为我想深造成为一个学者文人。”在一月二日的日记中，他写道：“日来诗兴勃发，苦胸无翰墨，搁笔翻韵，东凑西拉，终无佳句。”在次日的一篇日记中，又写道：“阅《管溪声》，得到不少的感触，自愧才疏，还是努力的去研究吧，空自羡慕叹息是无益的。”为了读书，他给自己制订了一个“宏伟”的计划：“吾将五年学诗，五年学国语，五年学琴棋书画以自娱，又五年则遨游四海，此二十年中，非作小学教员，则厕身世界，二十年之后，则非吾所敢料……”（二月二十五日）。
徐懋庸自想冲出山村去，因为外面的世界定然很精彩。先前，他的朋友和同学“国雄想入商务印书馆国语专科学校，我也想去，然家人的意思怎样，不能确定”（一月十日）。一段时间以后，他似乎又听闻一个好消息，“昨晚国语师范专修科寄来章程，我想去读，今晨和父亲千万恳说，徐用宾先生劝说，答应我去”（七月二十二日）。但高兴了只一天，“父亲又变卦，不允我赴申”（七月二十五日）。
尽管只有13岁的年龄，但对徐懋庸而言，似乎已臻早熟，这一年他恋爱了。在一月二十三日的一篇日记中，他写道：“伯云和经海仙结婚，请我们（我、学敏、宗武、伯永、月等）做礼生到他家去吃夜饭，统绍赞礼，我唱诗，宗武引路，月打鼓……”，亲亲热热、羞羞答答的一个“月”字，终将秘密暴露无遗。“夜里到GC家去，她说只一心向我，除尝试以外，一切都依我，耳鬓厮磨，枕边昵语，使人销魂”（一月三十日）。以“GC”替代了“月”，其隐秘心理不言而喻。然而，甜蜜的初恋，顷刻化为乌有。令徐懋庸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晚上“和国雄到GC家去，被他先着，自愧手段不如，而怨GC之寡情，我欲咬指以断欲”（二月二日）。这段来得快去得亦快的情事，自给少年徐懋庸纯洁的感情心地留下了难以抹去的创痕。“今天我剃了头，把所蓄之发一刀除尽，以冀断了孽根，少生烦恼，谁知一刀方下，长发籁籁而下，不禁热泪夺眶而出。”（四月七日）。
1927年化名“余致力”考入上海国立劳动大学中学部后，还有一则追求异性而失败的“趣闻”：那是一天早晨，大家正在餐厅就餐，忽有许多人把奇异的目光集中在了一个面色偏黄、身着灰色中山装的青年身上。正当大家窃窃私语、指指点点之时，一个女同学站起来便奚落这位男同学：“你们看，竟有这样一个怪人……芝英不过同他一起开了几次研究会，他就贸然向她求爱……芝英总是置之不理。前天晚上，他忽然向她发出最后通牒，说：一个社会主义者应该无条件恋爱，自由地结合，假若她再拒绝他的爱，就表示恋爱是有条件的，结合不能自由，不是一个社会主义信徒。他将为主义而牺牲，永别人间置身黄浦江中，以警醒她小布尔乔亚的迷梦……”徐懋庸这般谈恋爱，似乎太过幼稚、太过草率，亦太强人所难，而这直率、简单的性格，亦自给其人生的多舛命运埋下了伏笔。
一本日记，记述了一个13岁少年来得太早的忧闷与烦恼，同时也承载了一个日后将会脱颖而出的少年才俊早熟的梦想与追求。
二
在混沌中寻觅，在黑暗中探寻的徐懋庸，终于在夜幕掀起的一角看到了一丝微弱的光亮，时间定格在1925年。是年，上虞的一批进步教师，组织了“青年协进社”。也是在这一年，文化界著名人士胡愈之等办起了上虞第一张报纸《上虞声》。如鱼得水的徐懋庸，当是有了用武之地，他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并多次得到胡愈之的帮助。
次年，受中共上虞独立支部书记叶天底的影响，徐懋庸开始参加革命活动。他先后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苏俄文艺论战》、《向导》、《中国青年》等刊物，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到慈溪工作，秘密编辑上虞“石榴社”刊物《石榴报》，后遭国民党通缉，被迫避居上海。
来到上海，躲过一劫，对徐懋庸来说，却是伸展了人生的舞台。他化名余致力，在劳动大学中学部读书。3年间，他先后自学了法语、日语、英语、俄语。1930年，毕业后的徐懋庸回到浙江临海田浦中学任教，开始翻译法国罗曼?罗兰著的《托尔斯泰传》及一些文学作品。
徐懋庸再次来到上海，是1933年的春天，这时上海的左翼文化运动方兴未艾，鏖战正酣。在鲁迅的旗帜下，汇集了大批中国文化精英，他们利用上海独特的地域政治环境，以文学作投枪和匕首，为进步和正义呐喊，形成了一种非同寻常的文化景象。
对初来乍到的徐懋庸而言，无名小卒的身份地位，要融入大上海，要得到大上海的认可，又谈何容易。他翻译的《托尔斯泰传》，分别送到黎明书局、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但均被退回。尔后，他又一鼓作气翻译了高尔基的法译本小说《秋夜》。他满怀信心地把译稿寄给胡愈之负责编辑的《东方杂志》，等来的消息则是“早有人译出发表了”。后来胡愈之介绍了日本山川均著的《社会主义讲话》一书让他翻译。译成出版后，一笔不菲的稿费收入，才使徐懋庸勉强得以在上海滩立足。
要论让徐懋庸充分张扬才气，并令其从真正意义上进入上海文坛的，则要数《申报》副刊《自由谈》了。当年徐懋庸常翻阅《自由谈》，尤爱读鲁迅的杂文，他晚年曾经追忆：“那时，我树立了做一个进步作家的决定，胡愈之是我的模范，而最高的目标是鲁迅。那时我已对鲁迅十分崇拜，读了许多他著译的书。”他最早两篇模仿鲁迅文风写的《〈艺术论〉质疑》、《青年的心》两篇杂文，试投《自由谈》。后来很快发表了。不久，主编黎烈文又给徐懋庸写信，言及这样的文章很合需要，希望能够再写。自此，徐懋庸与杂文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崭露头角。
随着杂文不断发表，他的文名渐热，好事接踵而至，《托尔斯泰传》译作由华通书局正式出版。拿到译作，他的第一个条件反射便是：赶快给鲁迅先生寄上一本。1932年11月的一天，这是他第一次给鲁迅先生写信寄书，这自然也是他与鲁迅先生恩恩怨怨的肇始。鲁迅先生，于收到书当夜复信。自此以后，徐懋庸开始与鲁迅有了频繁的书信往来。
在回忆录中，徐懋庸这样写道：“1934年新年，黎烈文邀请《自由谈》的10个撰稿者聚餐，其中有鲁迅、郁达夫、曹聚仁、陈子展、林语堂……也有我。林语堂晚到，那时大家已经入席了。他坐下之后，就对鲁迅先生谈起来，他说：‘周先生又用新的笔名了吧？’因为当时鲁迅先生的笔名是经常改变的。鲁迅反问道：‘何以见得？’林语堂说：‘我看新近有个徐懋庸，也是你。’鲁迅先生哈哈大笑起来，指着我说：‘这回你可没有猜对，徐懋庸的自身就在这里。’大家也笑了起来。”可不是？连大名鼎鼎的林语堂都“上当受骗”，徐懋庸之学鲁迅杂文，既求形像更求神似，从中可见一斑矣。
作家凭作品说话，徐懋庸的杂文及其译作，引起了在上海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极大关注。1934年春，“左联”委派时任宣传部长的任白戈负责找他谈话，并介绍徐懋庸加入了“左联”。鲁迅是“左联”的委员长，这自令徐懋庸激奋不已。不久，徐懋庸又被选为“左联”常委，担任宣传部长。翌年春，由于“左联”领导成员田汉、阳翰笙被捕，任白戈身份暴露而被迫前往日本，徐懋庸担任左联书记，年仅23岁。因为工作的关系，徐懋庸常有机会见到鲁迅，鲁迅则依然关爱着这位勤奋笔耕、可爱至极的青年人。鲁迅曾经直言不讳：“有不少‘左翼’作家，只‘左’而很少‘作’，是空头文学家，而你每年至少译一本书，而且文章写得不少。”1935年3月，当徐懋庸将《打杂集》约请鲁迅作序时，鲁迅欣然提笔：称这部杂文集“和现在切贴，而且生动、泼辣、有益，而且也能移人情……我所以极为高兴为这本集子作序。”鲁迅很少给上海的青年作家作序，徐懋庸有此殊荣，自是幸甚。
三
1935年11月，党组织为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写信和派人通知“左联”，提出文艺战线需要组织新的统一战线团体，建议“左联”解散。鲁迅是“左联”旗手，解散“左联”要向鲁迅汇报，由于对一些问题看法不同，周扬与鲁迅又有些许过节，就派徐懋庸去找鲁迅。
1936年在上海左翼文化界内部发生了“两个口号之争”，一个是周扬等提出的“国防文学”口号，另一个是鲁迅等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徐懋庸则是“国防文学”派。本来说，文坛争鸣是常有的事，不足为奇。因为每个人对某一对象的认识、理解、视角不同，产生批评和反批评实属正常。但双方必须以尊重他人、尊重真理为道德底线。而恪守这一道德底线最起码的条件就是应具备冷静的思索和平实的态度，当年的“两个口号”之争，似乎夹杂着太多的复杂成分，当时徐懋庸先后三次去找鲁迅，1936年2月18日，当徐懋庸最后一次去见鲁迅时，鲁迅脸色很不好看。不用说，其中的疙瘩是鲁迅以为徐懋庸是周扬的人，而徐懋庸的苦衷是，“周扬是党的负责人，应该相信周扬”。
为了澄清一些问题， 1936年8月1日，徐懋庸写了那封引起鲁迅极大不满的信，认为鲁迅对于党的基本政策缺乏了解，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是错误的”。鲁迅把徐懋庸的来信看成是挑衅，认为他代表的是某一群即周扬等反对他。其时，鲁迅已抱病在床，但仍然花了4天时间，写成《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鲁迅重申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口号作了阐述，公开发表在8月15日的《作家》杂志上，这样就令两者矛盾公开化了。当时，徐懋庸正在上虞老家，当他读到鲁迅这篇文章后，痛哭了一场。尽管如此，徐懋庸“还存着希望，且有信心”，他认为“有朝一日，有些问题是会对鲁迅先生说清楚，得到他的谅解的”。他对鲁迅的崇敬之情依然不变。
徐懋庸与鲁迅争论那年年仅26岁，他在后来的文章中提及这件事：“三十年代上海的乱子，固然有种种原因，但我的骄和躁，起了很大的作用。”鲁迅是人不是神，鲁迅言辞自然也有过激之处，但激怒鲁迅的，是徐懋庸，这是不争的事实。更难以预料的是，两个月后，鲁迅与世长辞。惊闻噩耗，徐懋庸如遭晴天霹雳，他说：“这在我心头撒下了一种成分十分复杂的痛苦”，悲痛“是异于一般人的，是无法表达的”。其坦诚其痛苦撼人心魄。他提笔，写了十六个字的挽联：“敌乎友乎？余惟自问。知我罪我，公已无言。”“我在我和鲁迅先生的私人关系上所感觉到的哀痛，总算是寄托在这十六个字之中了”，当时的徐懋庸这样说。任白戈为《徐懋庸选集》所作序中有这样的评价：“我对懋庸的认识是，他这个人不是尖酸，而是尖锐，他尖锐而不刻薄；不是无情，而是有情，像个保温瓶，外面冷，热在心里。”这样的评价是全面、客观、公正的，然而，对徐懋庸的这般深层的了解与认识，似乎来得太迟太迟了。肃立在鲁迅遗体前，徐懋庸万千思绪“剪不断，理还乱”。徐懋庸说：“看了那依然严肃、正直、强毅的遗容以及纷至沓来的瞻仰者，我总感到先生虽然已经‘无言’，但是他的永留在中国大众身上的影响，就是此后‘知我，罪我’的代言者！”此言极是，徐懋庸已经隐隐感觉到今后人生道路的曲折了。
由于受到鲁迅的公开指斥以及一些同仁的冷淡和不信任，徐懋庸一下子陷入孤独的境况。面对这样的困境，他决定告别上海前往延安。到延安不久，他受到特别的礼遇。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代表党中央和边区政府举行宴会，欢迎徐懋庸、萧军等七、八个新到延安的文化界名人，这是徐懋庸第一次见到毛泽东。
1938年5月下旬，毛泽东又单独在凤凰山麓的窑洞里约见了徐懋庸，听取了他关于“左联”解散过程及“两个口号之争”的情况汇报。毛泽东对一些问题逐一作了分析和解释，认为这次争论，是在由内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转变关头发生的，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有益的。争论的性质，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争论，不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争论。毛泽东的谈话，似春风化雨，一下廓清了他久郁于心的疑虑，消弭了他沉积于胸的块垒，徐懋庸感觉“如浑沌开窍，如重感冒发汗，头脑清醒，身体轻松了”。毛泽东还询问了徐懋庸的工作分配情况，并亲自指定他到抗日军政大学工作。最后，毛泽东还鼓励徐懋庸解决入党问题，亲自为徐懋庸挑选了入党介绍人。
同年8月1日，抗大纪念建军节，在会后聚餐时，徐懋庸又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并与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参谋长滕代远同席。席间谈话之际，毛泽东问徐懋庸：“你结婚了没有？”当得悉其已经结婚并有了儿女后，毛泽东接着说：“最好把他们接到延安来。”并嘱咐滕参谋长想办法办理这件事。不久，其妻子刘蕴文和执提、执模两个儿子一起来到了延安。也就在这一月，徐懋庸经艾思奇和张庚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边区从事教育、文化工作的那些年里，徐懋庸深切地感受到环境的宽松，学术的自由。他先后编写了《社会科学基础教程》、《社会科学概论》，负责主编《华北文化》，注释了鲁迅的《阿Q正传》和《理水》。
新中国成立后，徐懋庸先后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南文化部副部长、中南教育部副部长，武汉大学秘书长、副校长、党委书记，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等职。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中，他仍不间断写作，著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简单介绍》、《工人阶级与共产党》、《鲁迅――伟大的思想家与伟大的革命家》等书籍。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徐懋庸鉴于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有感于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重操杂文这个武器，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人民文学》、《文汇报》等报刊，发表了100多篇计30余万字的杂文。他写的《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不要怕民主》、《不要怕不民主》等杂文。
徐懋庸的杂文是独到的，表现在对美与真理的独立思考和发现，表现在独创性的真知灼见，决不人云亦云，违心从上从众，更不自欺欺人；表现在对邪恶与谬误的批判与决不合作。这样的个性，这样的文风，在那个年代里，自会“惹祸上身”，在反右运动扩大化中，他被错划为“右派”，以此带来了又一场人生劫难。
四
每每读徐懋庸的杂文，我仿佛触摸到难以言喻的神秘和苍凉，作品中的律动凝重经典，充满了生命活力，让人爱不释手，欲罢不能。读着，读着，更让我想起徐懋庸曾经的凄惨岁月，令我走进他的苍茫人生。作为一个文人，一个杂文家，世事变迁自在徐懋庸的夜里融成苍茫一片，也许苍茫里的守望恰恰是他的天职。他像形单影只的漂泊者，背着行囊穿戴朴素行走在路上。他意识到个体的渺小，感到杂文之旅的苍凉，同时意识到自己在这个世界里的价值和责任，灵与肉的冲突搅得他彻夜不宁。他被完整彻底的孤独感摧折、纠缠，而谁也无法分享他的内心深处代价高昂的幸福。他在秋风秋雨中漂泊，一次次回眸故乡明月，分明看见那泪水顺着他的面颊流下，却分不清哪些是思乡的热泪，哪些是路上的冷雨。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家乡，永远是徐懋庸的精神后援和心灵避风港，因为家乡有乡情、亲情。
在徐懋庸的记忆里，父亲养育了他，供他读书，教会他怎样干农活，做生意，怎样绷纱筛，但有时免不了粗暴的打骂。比之父亲，母亲虽然大字不识一个，在苦难面前只会忍受，但她却用整个心爱着儿子一辈子。她用缕缕白发织成儿子远航的征帆，耗尽全副心血化作浇灌儿子成长的雨露。
徐懋庸没有忘记，1926年上虞那次革命失败后，国民党要捕捉的8个对象中，他就是其中一人，那时他才16岁，身体那么瘦，个子那么小，一逃便是两年，做母亲的怎能不牵挂呢？当徐懋庸从上海偷偷回来见母亲时，母亲一见到他便是泪水涟涟，几近晕厥，他抱着儿子上下细细端详，一边用手理着儿子的一头乱发，一边抹着泪抽泣着说：“那时候，惊吓是不小的，我急得病了一场，不知道你在外面怎样了，后来接到你的信，说是到了上海，才放了心，他们那时专要搜你的书，把一间破屋搜遍了，好在我先得了风声，藏过了，如今还在哩……”说到最后一句时，母亲竟然破涕为笑，徐懋庸心里至为明白，母亲的微笑是为儿子遮风挡雨的满足，是为自己急中生智、化险为夷的欣慰。读懂了母亲，读懂了母亲的微笑，徐懋庸深情地看着母亲，泪水亦夺眶而出。依偎在母亲怀里，徐懋庸感到从未有过的温暖和幸福。
家乡的管溪水，无论是清澈还是浑浊，是浩瀚还是简约，在徐懋庸心里，它都是永生的精灵，都是一脉永不消退的潮流。晚年的徐懋庸曾3次回到故乡下管。1961年冬，已摘掉右派帽子，在哲学研究所工作的他，带了小儿子徐克洪、小女儿徐延迅回来。到了下管，乡人见有陌生人来，问：“这是谁？”他幽默地对儿子说：“告诉他们是右派分子徐懋庸。”他还是那样耿直、率真、自嘲。这一年，他老父亲尚健在，但双目已经失明。父亲用双手将儿子从头到脚细细的抚摸了一遍。父亲这一摸，对于徐懋庸，心里自是酸楚，为已是风烛残年的父亲，亦为曲曲折折的自己。知子莫若父。1963年冬，当徐懋庸第二次回故乡时，父亲不加掩饰地对儿子说：“你的城府不够深，个性执拗，常常会惹麻烦，千万要当心。”尽管一生都没有离开下管大山的父亲，不可能理解哪怕像徐懋庸这样的人杰，也摆脱不了时代的风云周遭与个人命运际遇的因果缘由，但父亲还是一语中的。几年后遭遇“文革”，徐懋庸又被打成反革命，精神肉体都受到严重摧残。
受到折磨的，不止是徐懋庸夫妻俩，还包括他们的孩子。其时，他和爱人王玮每月20元生活费，3个小孩没有工作。经历过大风大浪的夫妻俩自忍受得了这样的灾难，可小孩又怎能忍耐呢？当13岁的小儿子看到别人戴了红袖章，他回家也做了一个，却被造反派打了三个耳光时，儿子向父亲告状，父亲除了冲着儿子发火又能作出怎样的解释呢？儿子、王玮、徐懋庸三人抱头痛哭。
1973年徐懋庸回故乡，不是“衣锦还乡”，是“解甲归田”。老父亲已经去世，他想把两个女儿徐小九、徐小毛送到下管插队落户，但因种种原因，无法落实。这以后他就再也没能回到日思夜慕的家乡。
1977年2月7日，距那年的春节还有10天，徐懋庸带着深深的挚爱亦带关深深的憾恨走完了艰难坎坷的人生路。
他走得太突然了，走得太匆忙了。仅一年后，1978年12月，他的右派问题得以改正，他的党籍和一切政治名誉得以恢复。1979年4月12日，组织上为他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召开了追悼会，周扬等战友送了花圈并参加了追悼会。“懋庸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坚持真理的一生，是艰苦奋斗的一生……”这是组织对他的最后定论。如若地下有闻，徐懋庸应稍感宽慰了吧。
关于徐懋庸，还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限于篇幅，就此打住。古人有一句话，我觉得正适合徐懋庸的一生：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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