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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教育了】 很多种教育的方式目前正在被使用

时间:2019-02-20 来源:东星资源网 本文已影响 手机版

     李元友 黑龙江省伊春市人资深财经记者、策划专家。中国企业报社社长助理,财经类著述多部。      八月中旬,上初中的儿子又要离开北京,到山东的学校读书去了,我和妻将他送到车站。距发车时间还早,我们便到了候车室的一隅茶座。儿子手里拿着些报纸,翻看之后顺手递给我。
   此刻正是高考发榜后不久的日子,都市报大多在报道高考录取的消息。这时,我发现了几个版面的深度报道,一篇是说某贫困地区一位女孩考上大学,父亲因为承担不起费用而自杀了;另几篇是讲几位中学生在无比艰苦的学习环境中的悲惨际遇。读着读着,我的心一下子沉到了谷底,揪心地难受。
   我表情肃穆地把这几篇文章推到儿子面前。我想让他知道,在我们身边,还有多少停留在贫困线上的孩子,他们正在为生存而苦苦挣扎,正在为改变命运而拼命努力。我想以此来深刻地教育他,让他懂得什么是珍惜。
   然而,我不曾想到,儿子接过报纸后迅速浏览了一遍,并没有抬头看我的凝重的面孔,而是轻松地说:“这几篇文章我已经看过了。不过你知道吗?这样过于负面的报道不要看得太多,更不能看得太重,否则你眼里的世界就总是灰色的。”
   儿子的话说得很简单,但是让我深感意外。我原以为他看过之后会同我一样有无限的感慨,甚至泪洒纸面,却不想会是这般平和状态。他的话语一时让我不知所措。
   我是个感情用事之人,是是非非总是写在脸上。是啊,正因为过于感情用事,常常把世界看得很沉重、看得很悲观、看得很暗淡、看得很苦闷、看得很无奈。也往往因为某一件悲剧事件发生,就概括整个全局,甚至整个社会,以至整个人世间。几十年了,无数的痛苦常常充斥着我们的视野,所以我们眼里的世界和人群往往总是显得昏昏暗暗。
  儿子独自提着箱包离开候车室检票上车了。站在候车室,我回味着他的简短的几句话,望着熙熙攘攘的人群,忽然领悟到他的话语很有道理,心头顿时豁然开朗起来。
  
  一
  
   我不知道我在儿子眼中是不是曾是一个暴君的形象。但是征服不了儿子又算是个什么老子呢?尤其是征服不了还没长过我腰高的不屈不挠的小男孩。
   这是儿子两周岁那一年,我苦苦经营的食用菌厂遭受到重创,多年积累的数万元钱付之东流且外债累累。那一年,我不得不卖掉了自己的住房,在每月仅50元租金的平房中图谋翻身。
  夜色降临。我和妻处在超级烦躁与苦闷的气氛中,这时候,儿子不小心踩到了我们的“雷区”。
   那时,儿子手捧着积木盒向我们奔来,一个不小心,积木突然撒落一地。妻一股无名火顿时发作,很生气地命令他立即拣起来。也许是找不到妈妈生气的原因,一向听话的孩子居然没有弯腰,而是摇了摇头。妻感到愤怒,指着地上散落的积木厉声喝道:给我拣起来!北方女人的火爆倔强劲此时表现得淋漓尽致。
   儿子还是摇头。
   我不能无视于现状,也在一旁喝道:拣起来!
   我的两岁的儿子那时还不会说话,却开始用疑惑继而是愤怒的目光直视着我们。
   这岂是我们能容忍的现实?妻一把拉过孩子,照着屁股就是几巴掌,可是儿子没有哭,更不去拣积木。我也顺手把他拽过来,挥手几掌,儿子除了愤怒,仍然没有一滴眼泪。
   这简直是种强烈的挑战!一个仅仅两岁的孩子也敢如此无视我们!就像在外面的世界被损害尊严一样,这让我们暴跳如雷。拉锯般地打了几个来回,我的手掌都疼了,可是孩子却依然倔强地怒目圆睁地仇视般地望着我们,一声没哭。
   我震惊了。我必须找到另外的办法恢复我的威信。于是我把他拉到一旁,乞求一般:“儿子,快拣起来吧,要不然你还会挨打啊。”
   儿子望了我一眼,算是给了我一个面子,没有做声,走过去俯下身,将积木一一拣起,然后起身,刹那间,我们惊异地发现,他竟然是面带笑容!
   就是这一笑,让我们无比吃惊、无法承受!妻子“哇”地一声号啕大哭起来。她心疼地抱起孩子,泪如雨下:“孩子,我打你,你为什么不哭啊?你要哭就不再打你啊――”
   我转过身去,悄悄拭去涌出的泪水。
   这一幕使我终生难忘。就是这样充满讽刺意味的一笑,深深地刺痛我颤抖的心。
  
  二
  
   四岁的儿子从幼儿园回来时,脸上明显地挂着几条血印。
   当我掠过心疼的感觉后,随之而来的就是责难。不由分说,“劈劈啪啪”一顿打。当然,我不是无缘无故地打孩子,而是在与之兑现“君子协定”:如果他在外面因软弱受到欺负,回家只有加倍惩罚!
   儿子对于此次后果没有表示异议。他坦然面对我的手掌,仿佛是做好了思想准备似的,只字没有讲述受伤的原因,事后听老师说,是一个比他小两岁的女孩把他逼近墙角后,在他脸上挠了一下。
   “你为什么不推开她?”老师问。
   “她那么小,又是个小女孩,我怕把她推倒。”儿子说。
   善良的儿子,我对于我的出手感到十分羞愧。
   而在几年之后的北京,又上演了同样的一幕。
   当儿子从海淀区蓝靛厂小学放学回来时,身上和帽子都沾着泥水,我意识到,这次被人欺负了。而欺负他的是邻居家的孩子,个子比他小半头。
   我气急败坏,二话没说,一脚踢去。
   不要怪我的粗暴与霸道。我祖籍山东,骨子里生长着深刻的传统教子思想;再加之我生活在东北林区,蛮荒的时代曾经留给我们许多难以泯灭的记忆。
   懦弱势必被人欺凌。我无法忘却,在27年前的那个寒冬的夜幕下,我和同学被几个小流氓粗暴地抢走手中的食物后,又被搜尽身上的所有,然后眼睁睁望着他们扬长而去。那是一个怎样的情景啊,恐惧的世界上只留下我俩少年孤单无助的身影,在这个漫漫的冬雪中,深深地绝望。那些年,这种境况在我们身边发生过多次,甚至有的会无缘无故遭受到暴打。那时我们只恨自己是那么软弱那么无能。也许正是由于刻骨的铭记,我那个同学考入山东大学后首先去学习武术,之后无论是到复旦读书,还是在美国、英国时期,他都一直习武,似乎日后能派上用场。而我,随着年龄的增长,勇气也愈发十足,性格也愈发强硬。
   现在看来,无论是对待自己还是教育儿子,都是在弥补少年时期心灵的不足与残缺,现在是在把那时弥留的记忆复制到孩子的身上。之所以订“协定”,实际上是我对他的一种保护,我想让他无所畏惧,强壮勇敢。
   儿子对我残酷的惩罚没有喊冤。但是事过之后,两位了解到内情的邻居却都被他的倾诉感动得哭了。儿子对她们说:“我知道爸爸打我是为我好,我不怪他。但我怎么也不能打那个小孩。可是我不能和别人打架,打不起。我家是外地来的,还很穷,要是把人家孩子打坏了,那我家要赔多少钱呀。我受点苦就算了。”
  
  三
  
   我曾经一度以为儿子性格柔弱,但是后来发生的一件件事却终于令我知道,在他的内心深处,潜藏着一座熊熊燃烧的火山,刚烈的秉性在燃烧中訇訇作响,一旦爆发将石破天惊!也就是这件事之后,从此改变了我的思想。
   有一天晚上,我心情不是很好。回到家,看了看表,晚上8点钟。此时刚上小学的儿子正在看电视,电视正在上演电视剧《济公》。
   我一句话没说,径直走到电视机前,“啪”的一声关掉电视。
   没想到儿子的倔劲上来了。他看也没看我,几步走过去,“啪”地又打开了。
   我气坏了,又恶狠狠地将电视机关闭。
   “爸爸,我再看5分种行不行?”他说。
   “不行!”我的态度极其坚决,不容置疑。
   “3分钟行不行?那么1分钟行不行?”他的声音中含有哀求的成分。
   “不行!绝对不行!半分钟都不行!”我叫道。
   儿子眼中的祈求慢慢变得生硬,即而化作悲愤。他直直地盯着我,怒气冲冲,向我发起了前所未有的公然反抗。当我还没有来得及做出反应时,他突然用手指着我,哭泣着喊道:“我一点人权都没有!我连看半分钟电视的权利都没有!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说完,他一步跃到窗前,伸手抓起窗台上的一把水果刀,双手握着刀柄,朝自己的腹部刺去――这是我做梦也不可能想到的一幕!
   我一个箭步冲过去掠过他手中的水果刀,然后猛地把他按在床上,挥手就是一阵狂风暴雨般的暴打。是的,我必须征服他,必须实实在在地征服他。最后,我把刀递到他面前:“你再给我捅个看看?你捅啊!”我歇斯底里地咆哮道。好在这是在冬日,他穿的棉衣比较厚实,也好在我距离他较近,迅速控制了当时的局面。
   一个不满8岁的孩子,竟然用这样残酷的可怕的方式向我示威,我该怎么办?事过之后,我一遍遍地痛苦地反思自己。
   那时刚刚闯荡到京城,难免遭遇到种种磨难和沮丧,心情很难有晴空,有时滥发脾气。有一天,他见我喝了不少酒,在我耳边说:“爸爸,你是不是在外面压力大,有时需要拿我来出气?那没关系。”
   我只感觉到鼻子阵阵发酸。
  
  四
  
   但我不承认我是个“暴君”,因为更多时候,我和儿子是朋友。我们一起爬山、下棋、讨论问题时,从不把他当孩子。他亦如此。比如下象棋,无论当年我比他强势多少,他都不同意我让棋子给他;而我也毫不客气,每次都认真地对待棋局,很少刻意去输给他。而他也不需要这样的虚荣心。有时,我的好友来家中造访,儿子也总是要与其下几局象棋,尽管不是对手,但也从来不接受对方让棋子给他。
   我教育孩子从来不去阅读别人的经验,这可能是一大弱点。但我教育孩子时总是用些突发奇想的新鲜办法来“对付”他。在儿子小学时期,我应用的最典型的办法就是“还债记录”和“打工赚钱”这两种。
   “还债记录”,就是为他作个“账本”,把为他一次性超过50元的花费记录下来,告诉他30年之后连本带利给我还清,让他从小知道什么是责任。不过这个办法实施不到半年就终止了,毕竟属于“游戏类”,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去记录些琐碎的账目。
  而“打工赚钱”的办法则应用了好久,且卓有成效。我给儿子制定了一个“打工”表格,把家里的零活儿按门类分出等级和价格,比如拖地每次1元、洗袜子每双1元、擦自行车每次2元等等,按劳取酬,自给自足。同时规定每次劳动前需要申报,需要批准,更不能重复劳作。小学时期,儿子的零花钱大多都是自己这么挣出来的。
   看到儿子的积极性颇高,我又变本加厉,每月50元再聘请他做我的“私人秘书”,负责给我锤打后背、擦皮鞋、打字等,如果不是儿子在女作家李黑妮那里发现自己“上当”了,或许这个办法还会继续延续下去。
   黑妮写小说,也写诗歌散文,一直称我为“五哥”,来往颇多。那一次儿子去她家时,正赶上小时工来工作。儿子一算,小时工每小时8元,倒也没干出什么。相比之下自己的劳动价值回报实在太低。于是回来与我“讨价还价”,最后我们双方谈判失败,先前的办法也就自然废除了。
   儿子很重视规则,比如我驾驶着没上牌照的汽车,想在无摄像、无警察的情况下“突破”时,总会遭到他的阻拦:你这种行为容易形成惯性,容易让人感到你没文化;比如我在外大发脾气时,他总是劝我要平和。对于这样的批评,多数情况下我还是要虚心接受的。
   去年,我和妻带着他去山东一些贫困地区的学校考察,有的班级近百人,密密麻麻,条件极差;有的地方冬天没暖气和空调,夏天酷热无比。然而在他眼里,再苦再难的地方都很无所谓,都可以随时留下来就读。不过我还是没有忍心将他留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最终选择了临海城市的一所学校。
   当我们将儿子孤独地留在那里,转身离开这座城市时,我和妻都心疼的落泪了。但是儿子没哭,他的坚定的目光里依然充满着自信。
  五
  
   在我的工作过程中,遇到一位无能且虚伪、无信且狭隘的领导,我无法容忍和接受,甚至刻意让他知道我对他的鄙视,这正是我性格的写照。但儿子的处世方式则与完全我不同,他能宽厚地容纳每个人,理解每个人,爱戴每个人,这一点让我望尘莫及。我惊诧于他的极强的沟通能力,他无论在哪里读书,成绩不是最好,而得到的综合评价往往都是最高的。读初一,他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亚太实验学校,年底评定优秀学生时,他的得票数最高;如今在山东某省级重点中学,全班近70名学生,成绩虽然还是中等偏上,但成为全班3个最为优秀的学生之一。
   至于为什么转战到山东读书,这与我和一位老师的接触有关。儿子在北京那所学校读书时,有一次,我检查儿子语文作业,发现不少答错的题都划了对号,而有些答对的题却又打了叉。刚刚对作文感兴趣的儿子,似乎不再想写作文。
   这种不负责任的情况的确让我很生气。我来到学校,本想对这位年轻的语文老师发难,但儿子执意不让我责怪老师。因此我也就没有冲老师发火,而是很客气地请她指出儿子的问题所在。老师说:“你的孩子很奇怪,我觉得他读书太少了。可是几乎全班的同学都来办公室找我,为他鸣不平,说他是全班读书最多的同学。”她有些困惑。
   我没有做声。我知道,同学们说对了。儿子很喜欢读书,只是做事极其低调,不喜欢张扬。古典名著《三国演义》读了两遍多,还依然爱不释手;财经管理类、计算机类等都进行大量阅读。有一回我整理房间时,发现了他几年来积累的《计算机世界》和《中国计算机报》摞起来居然快半米高。这么多年,儿子的许多零花钱都投入到买书、买报上了。
   其实在我眼里,儿子是个计算机天才。当年儿子上小学时就参加过海淀区中小学计算机技能大赛,轻松获得一等奖(只是没有给过他参加全国大赛的机会)。不足10岁时,他就已经能够熟练地攒计算机,并对种种配置的性能价格如数家珍。当年中关村里海龙、太平洋等卖场中的许多商家都对他都有深刻的印象,有的还想邀请他来做特别促销。有意思的是,那时如果我们单位的计算机出了故障,他若有空儿,我打一个电话,他就会独自乘公交车或骑自行车赶过来帮编辑们应急。
   鲜为人知的是,2003年秋,儿子放弃了一次一夜成名的机会。
   那时刚刚过去,学校尚未开学。辽宁香香集团的董事长来到北京约我见面,想听听我对其新产品“小米乳”的看法。儿子说,爸爸,带我一块儿去吧。我便带着儿子驱车前往。可是这次我意外地被儿子折服了。
   在新产品面前,儿子表现得出人意料,从战略定位到战略选择,从产品名称、标识、包装、口感,到渠道、终端、消费者需求等都进行了一系列的评价,而最终他该对产品持以了否定态度。一番滔滔宏论令我们都睁大了眼睛。
   董事长欣喜万分,她从来没有想到,一直被身边人叫好的产品被一个孩子评价得头头是道儿,而且有些观点是成人未提及过的,比如包装的安全性,比如文字需要中英文对照等。董事长坚定地要求请他为企业做顾问。几日后,企业又专门从日本请来人来要给孩子做形象。
   第二天,儿子自己在超市选购了30多种饮料,打车直奔香香集团北京办事处。当儿子提着30多种饮料出现时,他们感动地发现,孩子的腿上已经被压出一道道殷红的血印。而儿子顾及不了这些,兴匆匆介绍每种饮料的优缺点。
   香香集团执意聘请儿子担任企业顾问,想利用这一新闻契机,使其产品一炮打响,同时我儿子也会一夜成名。新闻发布会的筹备工作已经开展,会议地点、邀请的新闻单位等都已经安排妥当,新闻通稿《十岁男孩给企业做顾问》也已经备好。
   对于这突如其来的事件,我不知如何是好,于是找来一大堆朋友一起商议,大家各执己见,各有道理。最后我征求儿子的意见时,他说了句话别人说过的话:过早的成功是悲剧。他说他不愿意用真实的名字在媒体出现。于是,我们取消了与香香集团的合作。
   几年过去,现在看来,这是明智之举。否则,儿子今天将会承受多少不该他所承受的压力啊。
   儿子善于思考,而且愿意参与热点话题。2004年,经济学界的“郎顾之争”拉开帷幕。我站在企业家的立场,一直为企业家鼓与呼。但儿子不同意我的观点,他写了一封没有发出的信――《致郎咸平叔叔》,旗帜鲜明地成为郎的支持者;那年,我送他到山东读书时,把他留在宾馆写作文,不曾想回来后我看到他写的竟然是《科龙的缺位》。
   如今,儿子已经与我个头相仿,只是与我臃肿的身材相比,显得单薄许多。如今,我也很难再挥动手掌来行使“老子”的特权了。不过每当有聚会的时候,那些认识我儿子的朋友总是喜欢先问一句――你儿子还好吗?之后再问及我的近况。在他们的眼里,儿子要比我优秀许多。
   这一点,我不得不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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