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育善 1963年古历11月8日出生于陕西省东南部的丹凤县棣花镇苗沟村。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现为政府机关公务员。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先后在《文汇报》、《陕西日报》、《美文》等报刊发表小说、散文等100余篇，部分作品被《新华文摘》等刊选载，获各类文学奖10余项。2006年出版《李育善散文集》。系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
爱告状的山锁
山锁人猾，脑子环环多。都六十的人了，心里的愿望就是到蹬双腿前一定要当个村官，哪怕是个副的也行，万一不行当两天组长也凑合，好歹也算荣宗耀祖了。
他个子细高，脸窄长，眼睛小却长了双眼皮，看着像拥了一摊肉皮。他挖抓大，也能折腾，地里不是种菜就是种药，屋里不是开磨房就是开豆腐坊。花钱会算计，不轻易花一分钱的。村里有啥行门入户的事，他都要思量再三，反复权衡，去不去，去了有啥好处，不去会带来啥不利。一旦要去，别人行人情是五元，他会在身上翻来翻去才找出四块五毛钱。遇到村干部家过事，恰巧有事求人家，像给儿子划庄基，给女儿要二胎指标之类，他会早早送上六元钱的礼，豁出一两天时间去帮忙；要是没啥求的，他就故意躲开，天不明就进城打工去了，要么扛上镢头上山了。回头还要埋怨：瞧不起人，也没人告一声。心里却在骂：狗日的不知收了多少礼钱。私下里还偷偷打听，想抓住一些把柄什么的。
两个儿子的房子盖了，媳妇娶了，女儿嫁在本村的“干部家”，女婿是小学教师，亲家是乡上干部，日子过得滋润。他在人前人后都夸口，现在是谁的猪脸都不用看了。
他家的老庄子和治富家房连房。治富在外当包工头也混得人模狗样的，他总觉得这人太张狂。为一个界墙子和人家吵得不安闲，乡上来处理，他还不服气，说乡上人吃了人家的黑食。他一看见治富媳妇就指桑骂槐，治富常年不在家，媳妇气得肚子胀。有天晚上，他趁治富家里人睡了，偷偷地用米尺量了人家院场的占地，枣刺划破了脸，还踩了两脚猪屎，老婆骂他造孽，他却洋洋得意地说：“等着瞧，有他娃好吃的哩。”
过了几天，乡上土管所的人来到治富家，说有人反映他家多占了土地，要重新丈量，治富的老婆慌了神了，她热情招呼，上烟上茶，还要给张罗饭。那两位干部面冷冷地说：“等量了再说。”她一看情况不妙，跑到三学家偷着给男人打了电话。跑回家，刚量完，开始翻册子算帐，治富不一会也骑摩托车回来了。他掏出三盒蓝好猫烟，给那两个人一人揣一盒，留一盒大家抽，怀里掏出一瓶六年西凤酒，嚷嚷着叫老婆给弄菜。说话间，酒瓶盖就拧开了。
一算账，治富家超占了五厘地，按政策要罚1000多元，治富倒酒他们不喝，求情又不让步。他跑到厕所给土管局的王副局长打了手机，他原来给局长家盖过房，局长答应只收600元，让他不管了。他在外面磨蹭了五六分钟，回到屋里，见那二位脸上活泛了。他说：“兄弟，老哥不难为你们了。老婆把箱子底的钱取来交了。我和二位要痛痛快快喝一场。”其中一位大一点的干部说：“鉴于你态度好，规定处罚六百到一千元，咱就取底线交六百行了。”
这事让山锁高兴得在小房子里蹦起来。他暗暗骂：龟儿子，知道马王爷是三只眼了吧。治富怀疑是山锁捣的鬼，可没有证据，老婆连骂了三天心才安然。
乡政府要对全乡农村庄基地进行复核。山锁心里不安了，他知道两个儿子都多占了土地，一人都在八九厘。当初给组长送了两条烟两瓶酒换来的。这一量不就露馅了?他左思右想没啥好办法。睡也睡不着，忽儿想到：咋不偷偷量一下支书家的庄基，要是他也多占了，咱就有垫背的了。
一天晚上，淫雨下得人都早早睡了。他蹑手蹑脚来到支书房后，折腾了两个多小时，人都淋成落汤鸡了。他发现支书家也超占了，他欣喜若狂。等乡土管所工作人员一到，他就写了告状信。为了让群众放心，工作先从支书家做起。支书多占了五厘，罚1000元，并公之于众。其他家超占的也张榜公布了。在全村群众会上，支书当面交清了罚款。山锁死缠活粘也想只交1000元。工作人员说：“政策规定的一个子都不能少。”山锁说：“罚支书是做样子给傻子看哩，过后还不是给退了?”“有票据哩，钱也交到银行了，谁吃了豹子胆敢胡来。”工作人员生气地解释。山锁反驳道：“现在都是官官相护。”支书笑着说：“山锁你把心放在肚子里，我不会干叫人指脊梁的事。”他心里骂：都是你瞎熊一手操纵的，有朝一日老子让你当不成哩。
他一直踅摸着掀倒支书，总抓不住把把子。一日，他把村上几个二流子叫到家里喝酒。他这突然的大方，大家很不理解。等酒喝到七八成，一个个胡言乱语开了，他神秘地说：“你们几个想不想要庄基，乡上指标下来了，要，就得动作。”这话激灵醒了那几位，忙问：“哪咋个动作法?”他却故意避而不谈，吆喊道：“来，来，来，喝酒吃菜，这事吗就包在我身上。”
他见一个个快醉的时候，严肃地说：“你们听着，我让每人说一句话，说了庄基就自己来了。就说‘支书，给你1000元，给我一份庄基吧。’”那几个急急地嚷道：“说，说十句都，都行。”他转身走到里屋去了，过了一会儿拿了个东西放到桌子下面。然后让每人说一句，其他人不准出声。人人说完了，他还给每人发了一盒软猴王烟，才送几个醉汉。
过了半个多月，县检察院派人到村里调查，说是有人举报支书受贿，还有录音证据哩。查了一个礼拜，那几个人都说他们没说，把录音一听，他们才知道那天喝酒的事，就一五一十的说了经过。支书也严肃地说：“我全人格和党性担保，要是拿到人一分钱，国家法办我。”通过从乡上了解，知道支书是个正派人。检察院暗里找告状的山锁，山锁早已跑得没人影了。
一个月过去了，儿子给他捎话说国家说他犯了诽谤罪，要逮捕他哩。他呆在山外亲戚家，不敢回来。
又过了几个月，不见人追查了。一天晚上，支书上门给大儿子说：“叫你大回来，我都给检察院说好了，不追究了。”儿子将信将疑。支书又道：“乡里乡亲的，有啥当面说，没必要干偷偷摸摸的事。”又过了一段时间，儿子托人找到检察院，打听到是支书专门给说好，不追究任何责任了。
又过了半年，山锁在一个半夜时分才回到家。他带上两个儿子，敲开支书的家门，一起跪在大门外。支书一一扶起来，拉他们进屋喝酒去了。山锁不住地扇自己耳光，说：“我日他妈不是人，咋干下这事吗?”支书训道：“过去的不计较了，再这样，我可不饶你。”支书把酒递到他嘴边，他已经是泪流满面了。生运
生运已是奔五十的人了，还没有结婚。身边要了一个女孩，才八九岁。家里就是他们父女和一位老妈一块儿过活。
母亲也八十多岁了，能吃能喝又能说，就是走路时不时跌跤，啥也做不了了。为了照看老小，他不能出去打工，只有窝在家里，下地干干活，回来做做饭。经常是饭做好了，母亲谈嫌盐咸了醋酸了，女儿埋怨饭太稀了辣子重了，真是老小众口也难调。他只有苦笑着说：“下一顿保证啥问题没 有。”说完自己舀一碗坐在门墩上，木木地吃着，慢慢品味着这份苦愁。久而久之，习以为常了，一顿饭听不到嚷吵声还像少了什么。到后来，他的饭菜做得可口了，大家只知道闷头“呼噜呼噜”猛吃，连屁也不放了。他反而感觉寂寞，就像一个人蹴在饭店的角落要了一碗面汤吃家里带的黑馍一样。
平时很少和村里人来往。谁家有个人情啥的，他会搀着老母早早去了，挑水劈柴样样都抢着干；要是和谁闹了别扭，上门叫他都不去，从人家门前经过，昂着头连看一眼也不看，仿佛刚压了母鸡背的公鸡打一窝母鸡棚前走过一般。特别是与自己的本家，常常为鸡吃了粮，猪拱了墙之类的事情吵吵，这一吵谁也不理谁了，见了面都是窝一眼瞪一眼的。本家人要是遇上红白喜事，他要么一大早出门上山挖地，到天黑才回来；要么关着门不出来。对好奇的女儿更是严加看管，不让出去，不叫上学，反锁在家里。平时也不许和冤家的孩子说话，免得丢了自己的先人。
有时看到邻居家的庄稼长得好，关系好时，他会主动跑到人家地塄边递烟拉话，想从那里取些经；要是因啥事闹僵了，他会指着庄稼骂个人老八辈子，甚或把到人家地里去的路也给挖断，说是他地边的路也是他的想种啥种啥谁也管不着。看到人家娃娃比他女儿学习好，他也气愤不过，趁天黑跑到阳沟骂上多半天。当然了，他的骂都是低声细气的，怕人家听见了揍他。要是和谁好了，背地里听到说那人不三不四的话，他都会上前论理的。他这种人在村里也没有和他关系最好的，大多数人家都会和他保持平安的距离。
他的弟弟在外工作，逢年过节都要给家里买东西，他会跑十来里路，早早到镇子上等着。所有东西他自己一人背上，让弟弟空人走。弟弟埋怨他没处好邻居关系，他就和弟弟吵，说自家人胳膊肘还往外拐哩。于是，弟弟中秋节带回的月饼，他连看都不看，假装病了躺在炕上。弟弟把月饼送到炕头，他却把头蒙在被子肚里不理不睬，其实口水都流湿了枕头。
堂弟人厚道，是干部，待他家很好，每次回老家都要给他家捎这带哪的，他打心眼里感激。可是堂弟家的房子闲着，让守寡的婶娘住，他心里不舒服，为啥不让他家住?不知为啥婶娘和他吵了一架，他便耿耿于怀了。一次，堂弟休假回家修补老屋。他却躲得远远的，一天都不露面。第二天一大早，他却堵住包工头说这些人把他灶房上的瓦踩烂了，要给赔，不然这活就让干不成了。堂弟前去劝说，他却振振有辞地说：“兄弟呀，这事与你无关，你不知道呀，这帮狗熊只管挣钱，就不管别人的事了。这瓦狗日的不赔，我都颠倒子走哩，不信，咱走着瞧。”
生运年轻时也是一表人才，待人也厚道。对象也给介绍了不少，不是他嫌弃人家，就是人家不愿意他。三耽搁两不耽搁，年龄大了，越来越难找了。直到四十五六了，有人给介绍了一位寡妇，还带了两个孩子。他也没啥可挑了，一见面就成了。两人也没有举行仪式，就生活到一块了。自然是他从山里到女的家里了。起先，他们生活也磕磕绊绊，时间一长，就和和美美了，两个孩子也渐渐喜欢上他。他里里外外忙活着，晚上还和女人一起抽空走东家串西家，为的是和这里的人们搞好关系。他怀揣几盒烟，见人就急着发。没多久，村里人接受他了，孩子也开始喊他“爸爸”了，再忙他心里也是乐呵呵的。
他这人对女人要求只有一点，就是不能和别的男人交往过多。这女的有一位男同学就在本村，也和她原来的丈夫好。她丈夫死后，经常上门帮忙，她十分感激。自从生运到女的家以后，那男的不太去了。偶尔也串门子，帮着干点活。时间一长，他心里就憋闷。一天晚上睡下了，他郑重其事地对女的说，以后不要和那男的来往了。女的是明白人，也表示减少交往。
有一年，他外出打工，刚干了不到一个月，家里打电话说他女人被车撞了。他赶紧要了工钱返回。等他急匆匆赶到家一看，那个男同学正在给女人喂水哩。他强压着气问明情况，怪声怪气地对那男人说：“感谢了，为我女人劳你了，今后就不麻烦你了。”他自己细心调理女人，等女的痊愈后，他和女人为这男人大吵大闹了一场。?女人很伤心，也很失望，她强忍着不理他了。又过了几天，他找茬子又嚷吵，这次还大打出手，还喊叫说女人让他戴绿帽子了。她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极为平静地说：“我这人是孬是好，让众人说去，要是你不相信我，那只有各走各的了。”他一气之下，离开了女人的家，又回到他老母亲身边，去过平淡寡味的日子。这事几经劝说，终没结果，就此缘尽了。他气得去找弟弟要告那女的，还要女的赔他的损失。弟弟好言相劝：“好哥哩，咱和人家没有啥结婚手续，再说是你闹着走了的，人家给赔啥哩。”
他回家睡了三天三夜。此后，他话越来越少，也不爱串门子了。除了下地干活，就是回家做饭。这种单调的生活日复一日的过活着。
自打要了一个女儿之后，渐渐地他的脸活泛了，也有微笑了，待人处世还是不踏“犁沟”。村里人私下里议论，他一定是被那女人把魂给勾走了，要不过去的好处咋一点也找不到了呢。老郝
老郝五十来岁，黑胖黑胖，中等身材，国字型脸，写满了沧桑，能说会道，还一套一套的。
他是城南贺塬村人，在村里当过村民小组长，也当过村主任，现在不干了，村上的事他还会操心的，比如，市里要建新村一条街，他在上面人熟，就到处跑着给找熟人说话，等手续跑到了，他交给村干部去张罗去，自己又带上村上一帮女人在城里干刷涂料的活去了。他是刷涂料的老板，远近都很有名，不过他是个具体干事的老板，每次接到活，他叫上那七八个技术过硬又能干的女人，把活一分配，自己也亲自干起来，和那些女人一样被涂料染成了花奶牛模样。他也高兴和女人们又说又笑一起干活。他嘴巴子利索，也会说荤段子，女人们笑着骂他流氓，可都盼着他给说，说得越黄越开心。他也像说书的一样很会把握时机，每当说到最关键的细节时，就戛然而止。女人们吵着闹着叫他讲，他一本正经地说：“且听下回分解喽，快把这一面墙刷完才能听到精彩的。”女人们骂他心比地主还黑，光知道挣钱，骂归骂，手里的活干得更欢了。等歇下来，刚那个没讲完的段子还勾着女人的心，又闹着叫讲，他却拿腔拿调地说：“得先享受服务呀，哪里有白说书的。”女人知道他的毛病，贺民的媳妇给他点上烟，贺智的老婆给他倒上茶水，贺有娃媳妇，也是他的堂弟媳妇，人豁达开朗，给他捏脖子揉肩膀。他这才背靠着破椅子，一板一眼地讲开了。他看着女人们抹得花乎乎的脸上幸福快乐的样子，就像在欣赏刚刚刷好的一间新房子，心旷神怡了。他正在陶醉中，几个女人轰上来威倒他，给他打油，一上一下在地上蹲着，他喊叫着，心里却受活着。
有一次，刷涂料的活很紧，早上接的晚上必须交工。中午，他在街上给大家每人买了一袋豆浆，一个肉夹馍，一吃又继续干。干到天麻擦子黑了，也快完了，大家累得斜斜了，干活也慢下来，他依然卖力干着，他说：“好好干，晚上请娘们吃大菜。”“啥大菜?”快言快语的有娃媳妇问道，他一笑，幽默道：“就是西门口小吃摊上的大碗烩菜嘛。”大家骂他啬皮，他说：“我刚那话没完，后面还有一个括号哩。”“括号啥哩?”贺民媳妇抢道，他清了清嗓子说：“括号嘛，就是每人给发加班费15元。”女人们高兴地骂道：“老板老熊还是个人，比老板他娘强多了，那啬得拉麻丝哩。”说的老板他娘就是老板的老婆，那是个过日子的女人，把钱看得很紧。剩一点点活了，他想让女人们轻松一下，他说：“我说个谜谁猜出来了奖个肉夹馍。”女人们干着手里的活，认真听着。他说：“有个娃黑来睡觉的时候看见他大骑在他妈身上，以为他大在打他妈，就抱起个枕头砸他大的头，头立马不动了，娃想他大死了，可一看屁股还在动，想不通，说这是咋回事?”几个女人都在寻思着，只有有娃媳妇明白了，他过去拧了老贺屁股一下，说：“你这瞎熊当哥的没一点正经，净说流氓话。”这回女人们都知道了，又搬倒他给美美打了个油。
他当村官时，工作上从来没有拖过全镇的后腿，做好村上的事，他的工队也不能落下。有时，白天到工地和大家一起干活，晚上回到村上还要忙集体的事。他这人有个犟劲，别人说不行的，他偏要去干。贺军是个二愣子，村上在修防洪坝时打桩的椽剩了两根，他说他出工多，用椽顶多余的工分。村上谁要说他，他是一说二骂三打人。老郝知道后，晚上拿了把铁锨，直直进了贺军家门，人住院里一站，手里拄着锨，铁黑着脸，吼道：“军娃子，你日你妈的出来，不把椽交出来，我一锨把你狗日的非镖死不可。”他吼着又把锨在地上拌得“咔咔”响，贺军一看这阵势，也被吓住了，乖乖把椽交出来了。
他经常在城里一个单位干点零活，也和单位的人混得熟，单位人谁家有个人情啥的他都去。那个单位有个小伙子老爱找领导的茬子。有一次，不知为啥撞了他的利益，他就署名告领导，告状信到处乱投。后来纪检部门派人调查，没有问题，他还要告。老郝跟这小伙子也熟，知道爱两口酒，就主动请小伙子喝酒，酒喝到八成了，问清了告状的原因，说：“啥事都没有还告啥哩，一个单位和一个家庭一样，和和美美好呢还是打打闹闹好，咱一个家庭成员就要为这个家多想想，多干干。”后来，事情平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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