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经济全球化的扩张过程中，文化领域的全球化得以出现。作为世界各民族文化在交流与传播中形成的新的文化体系的过程，文化全球化进程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在全球文化趋同中民族文化的命运问题。对此，民族文化应当以“全球价值的地域化”和“本土经验的全球化”予以应对，这正是我们讨论西部文化资源开发的根本支点。
关键词：全球化；理论要素；西部文化资源
毋庸置疑，我们今天所处时代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都被“全球化”这张无形的网所笼盖，我们所讨论的西部文化资源开发也不例外。在这张网内，充满着全球性的普遍联系，也表现出全球化与民主、全球化与地区主义、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的命运、全球化与新认同政治、全球化与文明间的关系以及全球治理等各种复杂关系。因此，深刻领会全球化及其文化影响，必将有助于西部文化资源开发研究的问题设计与行动方案的制定。
一 全球化与文化全球化
尽管在全球化的起源问题上历来有不同的意见，有人甚至提出“五次全球化高潮”的观点。但一般认为，全球化的起点在近代的西欧，其基本动因是经济因素。或者，“全球化始于地理大发现，以早期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为标志。”这意味着，当人类发明了航海技术并开始远航的时候，全球化就已经出现。只不过，人类发明航天技术和信息传播技术后，尤其是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联系建立起来之后，全球化问题才日益凸显，而文化领域的全球化则发生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资本向文化领域的流动之后。如此说来，新技术的出现和资本流动是造成全球化的两大主要因素。“20世纪60年代后，随着全球化进程取得的实质性推进，全球化理论开始基本形成，罗马俱乐部的报告和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就是这中间最系统的代表”。
然而界定“全球化”并非易事，这正如研究“全球化与文化”关系问题的英国学者汤姆林森所指出的，全球化和文化既是“使用率最高”的两个词，也是“意义所引发的争论最多”的两个词。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全球化问题涉及诸多领域的变革，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哲学、文化研究和历史学等不同学科都有关联。如此说来，全球化问题不是不可界定，而是只能在某一学科领域获得理解。基于此，有学者指出，全球化概念可以从七种角度进行界定，即信息通讯、经济、危及人类共同命运的全球性问题、体制、制度、文化和文明和社会过程。此外，也有学者从“时空构成”来解释现代性，突出现代性对全球化的影响，并把这种现象视为现代性的突出标志。比如，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1984年提出了“时空延伸”的概念，强调全球化进程中的全球扩张，而美国学者戴维?哈维则注意到了与之对应的“时空压缩”(1989)概念。对此，我国社会学家景天魁指出：“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人们而言，全球化给他们的感受主要是时空压缩”。
当然，在全球化问题的论述中，更多的学者认为全球化意味着民族国家边界的跨越与世界性联系的加强，比如麦格鲁认为，全球化“不过是全球联系的增强而已”，其中存在复杂的联系，“商品、资本、人员、知识、形象、犯罪、污染物、毒品、时装与信仰”等因素轻易地“跨越领土的边界。”汤姆林森也认为，全球化就是“快速发展、不断密集的相互联系和互相依存的网络系统”。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全球边界的跨越和世界性联系的增强，关键在“流动”――资源和人员的流动。因此，全球化在根本上是资源、人力、服务等在国际间的频繁流动与互渗。从人类历史发展来看，这种流动包括矿产、资本和文化的流动三种。在航海技术发明后的一段时期内，矿产的流动是全球化最主要的形式；到发达资本主义阶段，出于在更大空间赚取利润的需求，资本流动成为最主要的形式；而到了晚期资本主义阶段，随着文化工业的产生，从文化生产中谋取的经济利益促使大量的货币资本转向文化投资。此时，文化的流动成为全球化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文化产品、文化资本和文化价值观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加剧了各国文化的碰撞、吸收、融合与转化。
如上所述，在经济全球化的扩张过程中，文化领域的全球化得以出现。文化全球化指“世界各种文化形式在‘互融’与‘相异’的两维张力的作用下，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与互动，从而日益趋于同步的、共通的发展”。对此，英国开放大学政治学与社会学教授戴维?赫尔德(D.Held)认为，文化全球化“就是文化关系和文化实践的延伸和深化”，这种延伸和深化可以从全球网络的广度、全球相互联系的强度、全球流动的速度、全球相互联系的影响四个方面得以理解，而文化延伸和深化的后果则是产生全球文化共同体，比如费舍斯通认为，全球文化的相互联系状态在不断扩张，这一进程导致了全球共同体――文化持续互动和交流的地区――的出现。这一共同体既是各种文化在保持其异质性前提下的共存，又充满着内部的矛盾和动态的变化。
二 文化全球化与民族文化
关于“文化全球化”有几种不同的认识：一是认为文化全球化只是一种假想和概念的泛用，它实际上并不存在；另一种认为，文化全球化会是一种文化趋同或文化同质化的趋势；再有认为文化全球化意味着文化殖民；还有一种大致是前两种意见的综合推演，认为西方文化主导趋势下的文化趋同，必然导致民族文化的消融。在这几种观点中，第一种无视全球化对文化的影响，无助于现今时代文化状况的深入分析。实际上，阿兰?伯努瓦早就指出：“还有一种有利于理解文化全球化性质的新奇事物，即资本主义卖的不再仅仅是商品和货物，它还卖标识、声音、图像、软件和联系，这不仅仅将房间塞满，而且还统治着想象领域，占据着交流空间。”后几种观点的背后，多少带有些文化隐忧的色彩――担心在这样的时代，强势文化的渗透与弱势文化的抵挡会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战争，担心民族文化在全球化浪潮中会成为无处找寻、无法恢复与重建的文化记忆。
因此，在全球化推进过程中，我们需要思考：在全球化语境中，民族文化何以自处?即是说，如何既要主动寻求融入全球流动与互渗的文化潮流，又要在与外来文化的杂糅共处中保持自己鲜明的独特性并增强自身的吸引力，还要避免受到其他国家或民族的资源抢夺?由此出发，这一议题由全球文化与地方文化、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文化资源与文化商品、流行文化与传统文化，以及文化与文化产业，文化与媒介技术，文化与消费等具体内容构成。
对此，有学者认为，文化全球化与民族文化的冲突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文化霸权主义与民族文化的冲突，二是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冲突。历时的看，文化全球化是世界各民族文化在交流与传播中“形成新的文化全球化体系的过程”。在这―过程的初期，美国和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凭借强大的文化工业生产机器，强力推销其文化产品和价值观念，霸权主义与民族文化之间的冲突难以避免。甚至在民族国家还将经济社会发展视为根本的发展战略，无暇统筹文化发展的时候，他们早已着手挖掘世界各地的本土文化资源，将之重新包装成为自己的文化商品向外出售。 在今天这样的信息时代，发达国家更凭借其手中覆盖全球的媒介帝国，牢固掌握着全球消费文化的领导权。
那么在这种冲突中，民族文化的生存遭遇到哪些挑战?从生存危机来看，大多数民族国家仍处在高速发展社会经济的阶段，无法大力支持民族文化的发展，而发达国家在文化发展方面既有余力又有经验。这样的落差，加上民族国家文化资源保护在体制上的不完善，使得民族国家文化安全问题日益凸显。此外，在全球文化的互动过程中，被赋予普世价值的民族文化在数量上仍然极其有限，而且，因为资金、技术、人才方面的问题，民族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的文化交往空间仍极其有限。甚至，还因为意识形态和经济规则的原因，完全丧失了与外来文化平等交流对话的权利。
在这种状况下，民族文化应当如何突围呢?一般认为，在文化实践中，应当以“全球价值的地域化”和“本土经验的全球化”予以应对。一方面，通过本土语言的转化、全球价值的民族化，最后被消化与吸收，实现全球价值的地域化；另一方面，通过民族文化发展思路的根本转变，发现民族文化中的世界性内容，或者将本土经验转化为“世界各种文化都可以普遍解读的内容”@。显然，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深刻意识到全球普世价值对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性，从文化主体、文化内容和文化行为等方面彻底进行资源重组和资源更新，并在重组基础上构建全新的发展战略和模式。
三 面向全球的西部文化资源开发
文化全球化不仅是我们讨论西部文化资源开发的学术语境，更是我们开展西部文化资源开发研究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比较视野。因为从文化全球化语境出发，我们才能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各个民族文化超越自身向世界文化趋近，从而不断获得文化的认同”，以及“世界文化越来越仰仗各民族文化资源的支持，从而实现着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个性文化与共享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与转化”的双重趋势。因此，从文化资源的角度来看，文化全球化就是各民族文化“不断将本民族文化区域的资源转变为人类共享、共有的资源”。
有学者这样描述西部地区的文化资源：“西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富集地，是少数民族文化赖以生存的主要基础。”其中最具特色的是丰富的宗教资源和语言资源。也有人认为，西部的特色文化资源可归为四类：文明起源、民族习俗、宗教习俗、旅游资源。仅以文明起源类资源来看，“云南的元谋人、四川的资阳人、陕西的蓝田人及半坡遗址，都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实际上，这里还有巴文明的起源、楚文明的发源等等。民族文化资源更呈现出“内容丰富，门类齐全”的特征，涵盖“从衣、食、住、行的物质文化到生产、商业、贸易的经济文化；从婚丧礼仪、岁时节令的社会文化到游艺竞技的文体活动”。
在西部文化资源开发中，需要准确把握传承保护与开发的关系：开发只是其中的一个主题，保护与传承则是最关键的任务。但在全球化语境中，仅有民族文化资源的保护与传承还不够，我们还需要在此基础上，实现西部文化资源科学合理的有效开发，让更广大地区的人们了解我国西部地区文化的魅力与特色，也才能在交流与对话中，探索这些资源更加有效和有益的保护与发展模式。
从开发的意义上讲，全球化与文化资源开发的关系是通过文化产品的输出和文化版图的扩张建立起来的，这是技术、经济和文化等诸种因素综合制约的结果。有人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称为“文化生产专业复合体时代”，认为“国际化”是其重要特征之一，而这种所谓的“国际化”主要由文化流动的国际化，包括文化企业的国际化和文化贸易的国际化构成，其典型代表是美国。国际化的形成原因一是经济衰退时期资本流向的转变，二是世界范围内“传播技术和运输能力的提升”，三是欠发达地区人们“休闲时间和可支配收入的增加”。
根据文化产品服务面向的不同，我国西部地区文化资源的开发可以分为两种：面向本土的和面向世界的。其中，面向本土的文化资源开发的根本诉求是文化资源的特色展示和独特文化价值的呈现。这种定位的开发面向的是具有相同文化经历与体验的对象，因此，毋须将域外接受者的差异化需求放在首位，而需更多展示文化资源的固有状态。通过立足本土资源的系统发掘、整理与传承，展现出民族民间文化的丰富多样性和原汁原味的生命体验。而面向世界的文化资源开发，受众是文化经历与体验完全不同的对象，这首先意味着地方性文化资源的转型：一是要适应以经济这个依附体为引导的转型，二是要适应本地区本民族以外的受众需要的转型。面向经济的转型和面向域外的转型，我们不仅要意识到这一点，更要在此观念指导下去实践。以第一种转型而言，在从传统到当下的文化发展过程中，不少文化资源的退化乃至消亡，或多或少与过于遵循文化在自身范畴内独立发展的思路有关。这是因为，大多数的文化资源最初都是用来满足人类生产生活需要的，一开始就不是什么脱离社会发展实际的封闭系统；即便是满足人类精神生活需要的理性文化，也总是在对现实的密切关注和科学批判中得到丰富和发展的。所以，孤立看待文化的发展，不仅没有必要，而且也无益于文化自身的发展。尤其在全球化的时代，经济、政治、文化彼此交融，本土与外来界限消失，更没有必要固守封闭的文化发展思路。其实，面向经济的转型中，文化资源开发真正的难点是如何根据文化资源的自身特点，寻求适宜附着的经济形态；而真正的问题则在于：以利益动机为导向的文化开发已经演变成了文化资源开发领域内无序和无度的开发。如果说，没有面向经济战场谋求转型的文化资源开发导致了弱势文化和濒危文化的消亡，那么，经济依附体与文化资源之间不匹配，及以经济利益为根本导向的文化资源开发则加速了特色优势文化资源的衰落乃至消亡。我们认为，在文化资源开发过程中，固守不变和盲目转变两种资源转型的思路都是不可取的。
而在文化资源转型的路径选择上，我们认为，要实现我国西部文化从潜在的资源向文化软实力的转变，就必须实现文化从内部传承向外部传播的转变。而目前，这种转变必须借助产业化的经济手段，实现文化资源的产业化传播。就我国现阶段而言，倘若着眼于增强国家软实力，产业化传播需要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学术传播，二是技术传播。相较而言，自近代以来，我国因为要实现打开国门，吸收域外发展经验的需要，学术文化一直处在借用和拿来的状态。国内的图书出版中，相当一部分是对国外学说、制度、产业、文化、习俗乃至生活方式的介绍。从软实力角度讲，这些作品固然启发了我们的发展思路，但也赚取了我国大量的现金，并促成了我国民众对国外社会、价值等的想象性塑造。相反，我国从学术角度进行的文化输出数量极为有限。当然，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既有译介的问题，有我们在国际上的学术交流空间的问题，但可能也有在学术管理体制的一些问题，比如长期以来忽视对知名学者群体的建设和整体推介，从而使其产生持续、广泛影响。基于此，我们认为，新形势下的文化资源开发，应当注重大力推动知名学者群队伍建设和域外学术文化传播工作，并把这 项工程作为国家软实力发展战略的一项重要内容，纳入我国文化产业的宏观规划中去。
似乎可以这么讲，以学术为基础的文化资源开发更加注重资源的价值内涵，以技术为依托的文化资源开发则更加注重资源的表达方式。美国的影视文化产业、日本的动漫产业就是典型的注重技术表达的资源开发模式。由于这种开发，产业形态或表达方式自身已经演变成了一种特殊的资源类型。但此种文化资源开发不是我们所擅长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尤其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如果我们的影视产业还是学习美国，动漫产业还是学习日本，我们能否超越?反之，从诸如国画、民乐以及地方戏曲等文化资源中，我们能否领悟到独特的表达方式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资源呢?我们能否尝试将这样的特色表达与现代技术相结合，从而使其成为一种新的文化资源开发模式呢?
从开发类型上讲，当前，面向世界的文化资源开发主要有三种：一是资源展示型，二是创意策划型，三是加工制造型。资源展示型局限于现有资源的挖掘、整理和对外展示，主要是对已有资源的再现，目前我国西部的文化资源开发更多处于这一阶段。这类资源开发注重的是“形似”，因此，它所采取的手段通常是复原或模拟；创意策划型注重从主体的立意和需求出发，创造性地融会各种文化元素和符号，以实现对潮流的引导，吸引消费者的目光。作为境界最高的文化产业，该类开发追求“神似”，因而它已摆脱了资源的束缚，不再局限于单一资源，不再局限于资源的完整性。对它来说，立意是最重要的，资源只是建构某种构想的元素。目前，美、日、韩等国的创意策划行业较为发达，中国只在深圳、北京等地发展较好，加工制造型是在别人有了创意和资源后，承担制作生产任务。由于缺少核心的智力成分，这种生产始终摆脱不了利润微薄、耗时耗力的困境，但目前我国的文化产业多数都属于这一类。
全球化语境下，我国西部文化资源开发实施“走出去”战略，但远不是简单和原始的展示，这里需要区分两种情况：一种是跨国分布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在文化保护与开发实践中，我们只需要以这种文化资源为线索就可以建立两国乃至多国间良好的合作关系。因此，这些资源“有望为西部开发提供良好的国际文化环境”。另一种是纯粹的民族文化资源。对这些资源，我们需要在整合、创意的基础上，以新媒体为手段“走出去”。在这方面，我们需要着力解决四个方面的问题：内向转外向，单一变复合，资源加创意，原料上媒体。在挖掘、整合特色资源的同时，逐渐开展民族文化资源的创意开发。显然，对我们来说，不是资源不够丰厚，而是缺少资源整合；不是资源缺少独特性，而是缺少对固有资源的开发构想。同时，不借助移动、互联网、数字电影等新媒体，就无法令文化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走出去”。这一点，正如阳光文化集团首席执行官吴征所说：“相对于旧媒体，新媒体的第一个特点是它的消解力量――消解传统媒体(电视、广播、报纸、通信)之间的边界，消解国家与国家之间、社群之间、产业之间边界，消解信息发送者与接收者之间的边界，等等。”
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认为，西部文化资源开发面临如下任务：一是开展整合基础上的资源布点工作。根据西部文化的资源特点，结合不同类型文化资源的区域分布，在西部地区开展资源布点工作。通过建立几大特色资源点，形成拳头产品，增强产品竞争力。根据资源分布状况，可以建设的文化资源示范点包括：历史文化示范点(西安)、少数民族文化示范点(云南)、宗教文化示范点(西藏)、民俗文化示范点(贵州)、商业文化示范点(丝绸之路)、自然景观示范点(新疆、内蒙古)。
其二，以文化产业园区、文化产业基地为核心，组建若干产业集群。实际上，产业集群的经营模式已经得到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相关人士的充分首肯。2007年，四川新华发行集团总裁戴川平率项目策划小组考察美国迪斯尼等具有代表性的文化产业项目时发现，“无论国内还是国外，成功案例大多都是以园区经济为主的，形成了复合型、相关联的业态，业态与业态之间可互相拉动，具有产业的集聚效应。”在上述示范点内，按照不同文化资源的保护要求，建立资源保护标准、资源开发标准，建立环核心点的资源保护区，区内按功能不同分成若干资源卫星小区，从而形成主题鲜明、产业互动、资源互补的现代化文化产业集群。这样，既能减少政府在西部文化产业开发方面的资金投入，也方便人才的积聚，更能在较短时间内形成文化产业及文化产品品牌，有效增强西部地区的区域文化软实力。按照现有规划，云南省将建设大型文化产业创意基地，每年参与举办面向东盟国家和澜沧江一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的专业会展三至四个。同样，西安也已建成曲江文化产业集群，实现了演艺、会展、影视、旅游等配套产业又快又好发展。
其三，加强同周边国家的合作，变区位劣势为区位优势。与我国东中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显然基础薄弱、发展滞后，缺乏资金、缺少人力等必要条件，处于区位劣势。然而，从国际合作来看，该地区却具有接壤或毗邻国家多、合作潜力大的特点。开展区域合作，不仅是西部文化资源开发中的应有之义，更已经成为良好的文化发展事实。这种合作包括搭建国际化产业合作平台，建设基于认同观念的产业合作与交流机制等内容。主要是打通与中亚、西亚和俄罗斯的陆上文化交往通道，建立稳定持久且多边共赢的文化产业合作平台，建立文化产品贸易与交流的新模式。譬如广西与东盟关系密切，地理上山水相连，是中国唯一既有陆路又有水路连接东盟国家的省级行政区。在民族起源、历史承传、地理风俗以及文化交流等方面，广西和东盟国家具有较多的文化认同理念和稳定的友好关系，这些是文化产业合作的坚实基础。2000年，世界第三大自由贸易区“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成立，开始了中国与东盟10国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2004年，中国东盟博览会成立。2005年12月，温家宝总理出席中国与东盟领导人年度会议时提出把交通、能源、文化、旅游和公共卫生确定为双方新的五大重点合作领域，文化正式作为合作专项被提出。开展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中的文化项目包括文化产业项目的合作与相关研究，已成为实施国家发展战略的重大任务之一。这一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为我国尤其是西部地区文化产业“走出去”搭建了优质的平台，提供了快捷便利的服务，广西壮族自治区就已经从中获益。我国西部的其他文化产业合作平台还包括广西北部湾经济区、西部文博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