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世之初，舆论普遍认为“狼来了”，担心中国的产业特别是农业、汽车、金融等弱势产业很难承受外来竞争的冲击。然而实践证明，这些产业不仅能“与狼共舞”，且舞姿颇为优美：农业稳定增长，粮食产量实现“八连增”；汽车产销量跃居世界第一；银行业已成为全球十大银行榜上的常客。十年回首，入世对国内产业的影响并非传说中的“大鳄来袭”，反而产生着“鲇鱼效应”。它带来的国际化、全方位竞争，显著提升了中国产业与企业的竞争力。十年来，在竞争与合作中，国内产业规模迅速扩大，结构不断优化，竞争力明显提高。中国产业已成为全球链条中的重要一环，成为活跃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中国龙”。
加入世贸组织十年来，中国每年平均进口7500亿美元的商品，相当于为贸易伙伴创造了1400多万亿就业岗位，在华外商投资企业累积贡献利润2617亿美元，年均平均增长30%，中国对外投资企业雇佣当地员工接近80万人，每年在当地纳税超过100亿美元。2011年中国将进口约1.6万亿到1.7万亿的商品，未来五年中国进口总规模将超过10万亿美元，这将是中国对世界经济的重大贡献。
站在新的起点，随着要素红利、市场化改革红利和全球化红利有所削减，中国产业和企业必须走上由量到质、由粗放到集约、由传统到现代的科学发展之路。而要转方式、调结构、提高竞争力，仍需在竞争中成长、在开放中发展。2011年11月10日，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崇泉在第七届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论坛上指出，中国竞争力排名目前已上升至世界第26位，在金砖国家中处于领先，但未来中国产业竞争力的进一步提升面临着巨大挑战。一方面，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风险挑战增多，中国产业发展面临的整体外部市场环境趋紧。全球性的经济格局变化，给中国产业的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带来压力。而全球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升温，贸易摩擦有增无减，则严重阻碍了中国产品出口和企业“走出去”。另一方面，从中国内部环境看，中国产业经历长期高速发展后，进入结构调整的新阶段，发展现代产业体系还有一些不利因素。崇泉举例说，中国产业的部分行业产能过剩、资源环境约束增强、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上升，而部分中小企业面临着经营困难。对此，崇泉认为，要解决以上问题，必须培育我国产业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新优势，要加快转变外部发展方式，适应我国对外开放由出口和吸收外资为主，转向进口和出口，吸收外资和对外购买的形式。在优化产业结构和效益的基础上，保持现有出口竞争优势，继续减少能源资源消耗向产业链高端延伸，加快培育新优势，努力实现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跨越。同时，我们也要深入研究和熟悉掌握国际经贸规则，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努力为我国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2011年12月15日财政部发布消息，经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审议，并报国务院批准，自2012年1月1日起，我国进出口关税将进行部分调整。其中，2012年将继续对小麦等7种农产品和尿素等3种化肥的进口实施关税配额管理，并对尿素等3种化肥实施1%的暂定配额税率。对关税配额外进口一定数量的棉花继续实施滑准税，并适当调整了滑准税计税公式，效果是进口价格越高，适用税率越低。继续对冻鸡等52种产品实施从量税或复合税。
为积极扩大进口，满足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及消费需求，2012年我国还将对730多种商品实施较低的进口暂定税率，平均税率为4.4%，比最惠国税率低50%以上。这些商品主要分为五大类，一是能源资源性产品，包括煤炭、焦炭、成品油、大理石、花岗岩、天然橡胶、稀土、铜、铝、镍等；二是发展高端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所需的关键设备和零部件，包括喷气织机、涡轮轴航空发动机、高压输电线、手机用摄像组件、高清摄像头、小轿车车身冲压件用关键模具等；三是农业生产资料，包括大马力拖拉机、大型收割机、乳品加工机、种用鲸、农药原料、化肥、动物饲料等；四是用于促进消费和改善民生的日用品，包括冷冻海鱼、特殊配方婴幼儿奶粉、婴儿食品、护肤品、烫发剂、餐具、厨房用具等；五是与公共卫生相关的产品，包括疫苗、血清、人工耳蜗、X光片等。此外，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大繁荣大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2012年新增对数字电影放映机、各类画作原件以及雕塑品原件实施进口暂定税率。
为扩大多边、双边经贸合作，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更好更快发展，依据与有关国家或地区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或关税优惠协定，2012年我国继续对原产于东盟各国、智利、巴基斯坦、新西兰、秘鲁、哥斯达黎加、韩国、印度、斯里兰卡、孟加拉国等国家的部分进口产品实施协定税率，其中产品范围将进一步扩大，税率水平进一步降低。在内地与香港、澳门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框架下，对原产于港澳地区且已制定原产地优惠标准的产品实施零关税。根据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对原产于台湾地区的部分产品实施包括零关税在内的协定税率。继续对原产于老挝、苏丹、也门等40个最不发达国家的部分产品实施特惠税率。
另外，为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推动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2012年我国继续以暂定税率的形式对煤炭、原油、化肥、铁合金等“两高一资”产品征收出口关税。此外，2012年进出口税则税目根据世界海关组织的统一规定进行修订，同时，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科学技术进步、加强进出口管理及应对国际贸易争端的需要，增列了柔性印刷版、堆取料机械、血管支架、无线耳机等税目。调整后，我国2012年进出口税目总数将由2011年的7977个增至8194个。
专栏
十问中国入世十年
回首十年，中国经济有收获、有变化，也有问题的存在。站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新起点上，中国在WTO的前路又会怎样？《国际先驱导报》2011年12月邀请了包括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对外经贸大学中国世贸组织研究院副院长屠新泉、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梅新育、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江涌、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副教授、WTO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龚红柳在内的专家组做出了如下回答：
1.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何时能得到全球认可？
屠新泉：我对此不太乐观。问题不在于技术方面，而在于各国的政治决心。比如美国，国会的政治压力迫使美国商务部不敢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尤其还在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情况下；在欧盟，不同成员国对此也有不同看法。再从法律本身来看，中国也达不到欧盟和美国对市场经济地位的承认标准和条件。现在问题是，中国反正在2016年将自动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的认可，有没有必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在近几年内还去争取？
张燕生：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是加入WTO的第15条约定。承认市场经济地位与市场化程度无关，而是与大国较量有关。真正的问题是，2016年我们获得了认可，大国又会给我们重新设置什么门槛？比如人民汇率法案很可能会形成新的贸易扼杀手段，当然还包括那些没有形成的新议题，中国要做好准备。
2.为何入世后针对中国的贸易制裁有增无减？中国变得更加开放的同时，世界是否变得更加保守？
龚红柳：用一个词回答，那就是树大招风。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贸易量还在不断上升，这难免会让其他国家贸易伙伴感到不舒服，容易引起他们的反弹。
江涌：中国的出口保持20%以上的增长。WTO本身有保护机制，对一些国家又赋予特别的机制，这些年针对中国的反倾销一直处于第一位，这不奇怪。贸易保护主义在衰退的形势下都会激发出来，尤其是美国。但是只有中国还在高举自由贸易的旗帜。这与那些西方经贸大国形成鲜明的对照。
张燕生：实际上，贸易摩擦与中国是否开放、是否市场化无关。现在贸易制裁打击的恰恰是我们最开放的领域。当前的全球格局，并不是我们越开放朋友就越多。因为贸易摩擦与大国崛起有关，我们的经济快速增长，但随之而来的是“中国威胁论”，贸易摩擦表现越来越多的不再是传统的贸易手段，而是大国战略全局性的摩擦。中国更加开放，世界不是变得更加保守，而是世界从来都是保守的。
3.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的同时，内需何时能真正构成增长极？
张燕生：中国制造走向世界，这是个伪命题。中国出口走向世界包括两部分的出口，中国的出口与美国、欧洲企业在中国建厂形成的出口，后面这部分是中国制造还是中国组装？这条价值链的80%是欧美获得，这是返销与内销。中国自己的企业走向世界，还在形成国际竞争力过程中，也就是还处于低端。按我们的统计，我们的贸易增加值并不高，我们的贸易依存度可以占到60%，中国制造走向世界还有很遥远的路。
梅新育：内需一直是我们的增长极。按增长速度衡量，中国国内消费增速领先于世界所有大国，国内消费连续10年保持两位数或接近两位数增幅。
4.欧洲金融危机后各国纷纷指望中国援助，中国能拯救世界吗？
江涌：中国只能先拯救自己，才能谈救世界的问题。中国经济矛盾越来越多，经济的稳定性、持续性，以及健康基础都有待巩固和修复。
梅新育：这取决于求救者自己有无自救的决心和毅力，须知人必自助而后人助之。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单凭欧洲人目前的表现，那种不肯付出只想索取、全社会齐心协力推卸责任的一盘散沙劲头，我无法信任他们。
5.当国际社会要求中国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时，中国的银行业何时能在美国生根发芽？
江涌：国际社会主要是美国，压中国开放金融市场。他们希望将中国纳入美元体系。美元体系越来越占据中国主导的地位的时候，中国财富流失越多。因为我们是用真实的财富换取虚拟的美元，我反对金融市场开放。反观美国对银行业的限制非常严格，这与中国金融市场开放判若两人。中国银行在美国至今没有几家分行，而且受限很多，与外资在华银行不可同日而语。
6.区域性组织，如TPP等越来越多，WTO与中国当年入世时的期待相比是否正在变小？
屠新泉：我想这个问题对其他国家而言，影响是有，但是对中国来说，区域性组织的发展对中国在WTO中的影响不大。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中国当初加入WTO已经做出了很大的入世承诺，进一步开放的空间很小，增加量也很有限。日前，WTO发布了关于FTA（自由贸易协定）的影响力报告，认为FTA对WTO的影响不大，因为本身在WTO框架内，各国的关税已经很低。另外，一些制度性的、政策性的问题需要在多边的框架下进行探讨，FTA的谈判成员较少，就无力解决一些政策性的问题。
梅新育：作为一个出口市场和进口来源遍及全球的国家，中国的最大利益仍然在于世贸组织所代表的全球多边贸易体系，努力推动这个多边贸易体系健康、平稳前行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目前在区域、双边机制上的投入与其说是代表了我国贸易政策的主流，不如说是为了推动多边机制进步所作的侧面努力。
7.中国入世红利是否已经走到了尽头，未来还会有吗？
张燕生：中国入世的红利，实际是改革的红利。我们入世十年，按照国际规则改革。今后会不会有红利，在于是否会坚持改革开放。但是，我们要看到加入WTO后，国际通行的规则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实际上这些国际规则很多还由发达国家制定和左右，这些规则处处维护着他们的利益。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并没有重视世界穷国，并没有解决发展的问题。
屠新泉：认为中国入世红利已经基本完结的观点有一定道理，因为开放与发展也是有阶段性的。WTO带给中国的更多在于两个方面：竞争推动效率的提高和资源的优化配置，没有竞争，中国的汽车价格能下降这么快？另一方面，市场化程度加深，开放促进改革，中国推进了国有企业的改革，促进民营经济和外资企业的发展，更进一步完善了经济体制。
现在开放和改革相比前几年有减速的迹象。减速有合理的一面，不过，速度可以降，但不能停，不能调转方向。深入改革才有继续获得红利的可能。
8.俄罗斯入世在即，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屠新泉：我个人对俄罗斯入世后对中国的影响持观望态度，因为它国内的政策即使入世后可能调整也不多。中俄虽然面临一些共同利益，中俄贸易也有望因WTO规则肃清“灰色清关”等非法贸易，但中俄之间的贸易结构仍然存在问题。俄罗斯入世后，会不会和印度、巴西团结起来，对中国的制成品市场形成压力？也是有可能的。
9.下一个十年，中国在WTO面临的主要挑战有哪些？
屠新泉：中国在WTO今后的路途，需要一个总体设计，不能再摸着石头过河。现在整体上还是被动反应促改革，应考虑内生改革动力。我们要思考，采取哪些措施推动开放？是否可以继续扩大开放？国有企业要不要那么大的控制力？……这些都是我们接下来要主要思考的问题。
张燕生：未来十年，中国在WTO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更具有挑战性。中国能否坚持“十二五”规划提出的转变经济结构和发展模式，进行科学发展？中国是大国，像美国人讲的“大象”，大象不能躲在蚂蚁之后。中国如何在贸易、金融、国际社会、货币等方面的改革和治理中发挥更积极作用？
龚红柳：从争端解决的角度来说，中国仍将是被诉的重点目标，不过密集度未必会一路攀升，而会有起有伏。但至于中国在WTO中的起诉，我预测中国除了保留在贸易救济领域维护自己的利益外，可能应该会尝试在别的贸易领域运用WTO规则保护自己进行维权，并且会运用得越来越自如。
10.中国在WTO的诉讼中败多胜少，这是否与中国在WTO中的地位和话语权有关？未来是否能进一步提升话语权？
龚红柳：中国在争端解决中正处于崛起之势，地位并没有问题。因为中国不仅所涉WTO案件的数量在激增，而且“大要案”很多，深刻影响着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目前需要解决的是如何把这一客观上的优势转为我们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上的主观能动性上的优势。这当中包括需要运用一定的法律技巧的掌握、进行战略布局的意识和能力等。
国内舆论上对WTO诉讼的结果都非常敏感，但在很多情况下，输赢不能一言以蔽之。比如，中国的5个要求中有3个没能得到支持，而少数诉求恰好是我们的核心利益所在，还能说我们输了吗？WTO诉讼本身不单纯是法律的较量，还掺杂着复杂的政经、外交因素，结果往往很难用输赢概括定论。
屠新泉：其实我们的话语权非常高，但我们要想清楚究竟想说什么话。这与我们在WTO中的定位有关。WTO很多事务绕不开中国，比如多哈回合谈判，其中主要讨论到了制成品关税减半问题，中国的态度就决定谈判结果。但这些年下来，我们防卫性的角色比较多，提出的建设性意见或者条件很少。虽然入世10年，中国也培养锻炼了一批谈判队伍，不过在对外开放上，我们缺乏国内战略协调，仅商务部不可能完全了解中国各产业发展的全貌和需要，所以无法提出一些战略性的要求，反而在贸易摩擦中成为被攻击的对象。
张燕生：我想，中国未来在WTO中的地位取决于中国自己的全球化战略，包括全球化人才战略、对全球化的研究和对全球化议题的提出，只有这些方面能力得到提升，才能进一步提升我们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