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瑞典学院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宣布，该年度的这项荣誉颁给俄语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这使他成为该奖项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获得者之一。同时，它也从另一个侧面向人们给出暗示，倘若要研究二十世纪俄罗斯诗歌，布罗茨基与他的创作将是一个无法绕开的现象。在一个被他本人称之为“二流”的时代，其在美学与伦理学之间所作的明确选择和坚守，着实具有跨越文化和语言的启迪意义。
布罗茨基于1940年5月24日出生在列宁格勒。父亲曾是一名海军军官，退役后担任了一家小报的摄影记者；母亲是当地区政府机关的一名办事员。或许是因为身上流淌着当时深受歧视的犹太血液，布罗茨基从小就显露出桀骜不驯的性格。在15岁上，布罗茨基作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自动退学，开始自谋生路。此后，他当过铳工、锅炉工、守门人、实验室的杂工、搬运工和地质队员。正是在工作之余，布罗茨基爱上了文学阅读与诗歌写作。1962年，经朋友莱因的介绍，他与阿赫玛托娃相识。后者对他的创作给予了深刻的精神影响，帮助年轻的诗人在体内蕴积了一种高贵的气质和直抵人心的智慧。在他的一首早期谈论诗艺的作品中，诗人就像他笔下的“动词”，游走于朴素的名词和投机的形容词之间。在物的世界里，对伦理的这一信念宛如重锤敲击灵魂，刺激他不懈地“为自身的孤独竖立一座纪念碑”，迎接走向十字架的苦难。
就本质而言，布罗茨基并不属于热衷于政治的诗人，但在政治被泛化了的1964年，布罗茨基遭遇了生平第一次重大的变故。二月的某一天，他在大街上行走时，突然被秘密警察逮捕。根据其后的审讯记录，我们可以读到如下在法庭上的对话：“您为什么不工作？”“我的工作就是写诗。”“您大致的专业是什么？”“诗人，诗人兼翻译家。”“谁承认您是诗人的？谁把您列为诗人了？”针对这一不无刁难的质问，布罗茨基坚定而诚实地回答并机智地反诘道：“没有人。那谁把我列为人类了？”正如人的存在是一个无须证明、无须他人认可的事实一样，布罗茨基坚信自己是一名天生的诗人，写作就是他的固定工作，这份自信来自于他的天才和勤奋。因此，他声称：“我写诗，这就是我的工作。……我坚信，我所写的东西能为人们服务，而且不光是对现在，还有益于将来的一代人。”但最后的判决结果却出人意料，布罗茨基因写诗而被课以“不劳而获”的“寄生虫”的罪名判处五年流放，流放地是位于苏联北方的阿尔汉格尔斯克州一个仅有十四户人家的小村庄――诺林斯科耶。
应该说，上述判决是严厉而荒唐的，它严重混淆了劳动的基本内涵和分类，尤其无视知识分子的职业特性及其劳动自由，从一种简单、粗疏的思维逻辑出发，将“工作”狭隘地理解为有组织的、单纯的体力劳动。不可否认，这其中隐含着对人类的智力和知识的轻慢与漠视。精神的创造性渴求在此经受了无情的打击。对于一个初露头角的诗人来说，它尤其显得残酷。为此，阿赫玛托娃曾发出充满了悲愤的感慨：“他们给这个红头发的小伙子制造了怎样的一份传记啊！这经历他似乎是从什么人那里租用来的。”
“布罗茨基案件”在当时的文化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许多著名人士纷纷为之鸣不平，他们集体递交了一份请愿书，在其上签名的有阿赫玛托娃、肖斯塔科维奇、马尔夏克、帕乌斯托夫斯基、楚科夫斯基、格拉宁等。他们的努力部分地起到了作用，改变了关于诗人的最终裁决。布罗茨基于1965年11月提前结束了流放期，回到了故乡――列宁格勒。此后，布罗茨基不仅没有放弃诗歌写作，相反还成了当时地下文学的骨干。因此，他经常会受到秘密警察的盘问和跟踪。1972年，布罗茨基被当局列入“不受欢迎人士”而驱逐出境。从此，他就踏上了一条流亡的“不归”路，直到去世都未能再见自己的祖国。出境后的第一站是维也纳，他在那里见到了当时已名满天下的英国诗人奥登，后者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成功地将布罗茨基引入了欧美的诗歌读者和评论家的视野中。半个月后，布罗茨基远渡重洋，成为密西根大学的一名驻校诗人。数年后，加入了美国籍。有意思的是，中学未曾毕业的诗人居然在美国的十余所大学担任过教职，在他的后半生，讲坛成了与他的书桌同等重要的生活内容，直到1996年因心肌梗塞与世长辞。
布罗茨基认为诗人是“文明之子”，这令他格外关注时间、人生和命运等问题。在论及阿赫玛托娃的诗作时，他说：“真正使这位诗人发生兴趣的，不是她自己的生命，而恰恰是时间，是它单调的声音在人类的精神，特别是在她的语言上发生的作用。”“诗歌对于时间的知识比人类愿意承认的要丰富得多。”正是在此层面上，诗人显露了他对高贵的精神生活近乎洁癖般的要求，以及对爱情、人生、逝去的青春的赞美和思索，并在诗中坚定地指出：“欧几里得不知道，物体向锥形演变，最终获得的不是零数，而是时间。”
从时间之秘的感悟出发，布罗茨基对世界万物的生死变化作出了独特的诠释。他穿越那些残缺的雕像、破碎的岁月的碎片，进入了永恒的时间、再也不会死亡的自由的世界。诗人认为，尘埃和废墟，同样来自上帝创造，这是大自然的意志，是“万物的终点，道路的尽头”，同时它也是一个入口和一个开始，因为死亡为活着的生命提供了一面“供人进入的镜子”。没有死亡的生命不是完整的生命，不被死亡检验和参照的人生不是有意义的人生。世界不存在真正的死亡，永远没有绝对的死亡。生和死是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或许唯有时间是无限的：“有人折断了一只手臂，头颅 / 就从肩膀上轰然滚落”，生命还在延伸，因为变化仍在继续。诗的最后出现了一只恐惧死亡的“断爪老鼠”，在逃脱死亡的千年囚禁后，仍然在“活着的”世界上。它的行为仿佛在证实布罗茨基对于诗歌中语言必须展开的见解：“因为时间的存在――总有某些东西尾随其后。这尾随的东西永远比已说出的话更为有趣――不再是由于时间的缘故，而是由于无视时间的缘由。”
据说，在1964年那场庭审结束时，布罗茨基曾高傲地说道：“我不但不是一个不劳而获的寄生虫，反而是一位能为我的祖国增添光彩的诗人。”当时，旁听的很多人对他发出了“嘘声”和哄堂大笑。但历史证实了诗人的预言性宣称：在二十世纪的诗歌史上，布罗茨基以他的美学经验及其独特的个性与风格，为俄罗斯和俄语赢得了举世瞩目的荣誉，值得他的祖国为这个声称小于“一”、实际大于“一”的存在而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