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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鲜于氏 [朝鲜画家鲜于荣和郑昌谟\金成民]

时间:2019-02-21 来源:东星资源网 本文已影响 手机版

   朝鲜画与中国画的原理相同,我们画在宣纸上,他们画在高丽纸上,宣纸薄,高丽纸厚。用毛笔,用中国画颜料,也用篆刻图章。只是他们的篆刻不讲艺术趣味,仅是画家个人的凭信而已。
   高大的门楼,悬挂着金日成、金正淑、金正日的画像。金正淑是金日成的夫人,金正日的母亲,朝鲜咸镜北道会宁市人,朝鲜著名的抗日女英雄。1935年3月,金正淑在三道湾游击区能芝营见到金日成,1940年与金日成结婚。1942年2月16日,金正淑在苏联哈巴罗夫斯克市郊区苏军远东第88步兵旅(亦称抗联教导旅)宿营地生下金正日。1949年9月22日,金正淑因难产去世,终年32岁。朝鲜当代油画家以超写实的手法描绘了金正日出生的那一时刻,抗联教导旅的战士们举着枪,在深林雪野中欢呼雀跃。
   在平壤,我考察了朝鲜的美术教育,他们的朝鲜画本科需要8年的时间修完,油画本科则需要7年。重视民族艺术的朝鲜,自然延长了朝鲜画的学习长度。
  
  一
  
   鲜于荣是在今年的春天走的。得知噩耗,我沉默了许久。那天晚上,我在北京的家里,拿出了两幅鲜于荣的画,还有一本鲜于荣送给我的美术论著,以及我们在平壤和北京的合影。
   2007年,我在平壤与他相识,这位朝鲜杰出的画家让我对朝鲜画的艺术品质有了更深的理解,让我对朝鲜的画家有了更新的认识。遗憾,遗憾,仅仅两年,鲜于荣走了,我计划给他在中国办一次个人画展的想法无从实现了。
   我把鲜于荣的画作打开,是一幅山水画,若隐若现的山川树石笼罩着一层暮色,画面一片朦胧。我喜欢暮色,在他的画室里,在这幅画作前表现出了超出一般的痴迷,鲜于荣大方地取下这幅画,慷慨地送给我了。那是2007年的春天,是我第二次去平壤选画的时候。
   在中国举办朝鲜画家邀请展,是我们的一个浪漫的想法。为了如此浪漫的想法,我屡次去邻国朝鲜,屡次在平壤与朝鲜画家广泛接触,识人,品画,不亦乐乎。开始,鲜于荣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作为朝鲜的人民艺术家,作为朝鲜“金日成奖”获得者,作为饮誉朝鲜半岛的著名画家,对我这个来自中国的朋友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热情。然而,与他寒暄,谈及世界美术的时候,一些有争议的国际知名画家的名字不断地从他的嘴里汩汩流出,对作品高下长短的评价,准确、到位。当我问及对中国画家的印象时,鲜于荣提到了黄宾虹、齐白石、徐悲鸿、傅抱石,对四位中国画家的作品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比如,他说黄宾虹画作太沉,所以难懂。齐白石笔墨灵活,所以生动。我问他,喜欢谁?他说都喜欢。我笑起来,与他干杯。此后,我越发关注鲜于荣,也向国内的朋友们推荐他的作品。相比较而言,他一流的画作,面对的却不是一流的价格,升值空间自然宽大。
   也可以这样说,鲜于荣是朝鲜当代画家中具有国际视野的第一人。
   朝鲜画与中国画的原理相同,我们画在宣纸上,他们画在高丽纸上,宣纸薄,高丽纸厚。用毛笔,用中国画颜料,也用篆刻图章。只是他们的篆刻不讲艺术趣味,仅是画家个人的凭信而已。
   万寿台创作社有制纸的车间,我想去看看,被委婉拒绝了。我想,朝鲜人看重高丽纸的制作工艺,担心外传,才拒绝外人观看的。这一点,我能够理解。
   朝鲜重视民族艺术,朝鲜的朝鲜画画家,比之油画家受重视。鲜于荣是朝鲜画的画家。
   朝鲜半岛位于亚洲大陆东部,东临日本海,属于半山区,乃世界人类最早的发祥地之一。公元前108年,汉武帝灭卫氏朝鲜,遂向朝鲜半岛传播汉文化。朝鲜考古发现了许多汉代的瓦当、碑刻、兵器、漆器等物品,就是一种证明。公元1世纪,朝鲜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并存的时代,佛教先后传入。佛教对朝鲜半岛的美术产生了影响,促进了朝鲜石刻、雕刻、佛像的创作。高句丽美术汲取了中国两汉、魏晋及北朝美术的优长,融入游牧民族的审美习惯,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对百济、新罗、日本影响巨大。
   朝鲜半岛的美术尽管受到中国的影响,但地理环境的不同,思维方式的不同,审美标准的不同,使朝鲜美术依然具有自己的民族特色。代表高句丽时代美术创作最高水平的当属墓室壁画。高句丽墓分布在平壤以及中国的集安市,最具代表性的当属黄海南道安岳三号墓室壁画。我在朝鲜的一本画册上看到了这幅极具想象力的壁画。显然得到了汉代墓室壁画的启示,安岳三号墓室壁画墨线勾出轮廓,以鲜艳的色彩画于粉刷过的墓壁。这些壁画采用了原始绘画的反透视法与并列法等表现方法,表现墓主人生前的生活,或祈福,或寄托,或幻想。
   高丽建国伊始,派遣画师到中国宋王朝学习绘画。据说,宋徽宗曾命高丽画家李宁作《礼成江图》,画好之后,宋徽宗感叹道:“比来高丽画工随使者多矣,唯宁为妙手。”高丽画家的才情,记于宋代郭若虚所著《图画见闻录》:“皇朝之盛,遐荒九译来庭者,相属于路,惟高丽国敦尚文雅,渐染华风。至于伎巧之精,他国罕比,固有丹青之妙。”
   高丽武将李成桂是亲明派,于1392年推翻政权,建立朝鲜,进入李氏王朝时代。李朝建立不久迁都汉阳,也就是今天的首尔。李朝排斥佛家,定儒教为国教,因此,一批崇尚儒教的人在李朝形成了一股社会势力。李朝前期,成立了宫廷画院图画署,这是仿照中国宋代画院而设。图画署的画家们,师承中国,取材松竹梅岁寒三友,吟诗题跋,一派儒家风范。进入17世纪,李朝美术在构图、笔法、题材上取得了突破,形成了极强的民族风格,创立了新的美术样式――朝鲜画。
  
  二
  
   赴朝鲜的旅途轻松又自如。第一次从丹东过境,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只是此番赴朝,不是作战,而是看画。作战是残酷的,看画是浪漫的。
   鸭绿江大桥是公铁两用桥,北京至平壤的火车就是通过这座桥驶出国门的。去年秋天,温家宝总理访问朝鲜,与朝方磋商,建设一座新的鸭绿江大桥。即将开工的大桥与我所在的位置没有多远。当然,这座桥由中国投资。
   我们乘坐一辆面包车,抵达对岸,在朝鲜的一栋房子等待入境检查。
   朝鲜当代画家邀请展定于2007年秋天在北京举办。朝鲜画家们应我们的展览要求正在紧张作画,我则频繁到朝鲜看画、取画。
   朝鲜画的代表人物有17至18世纪的“士人三斋”,即尹斗绪、沈师正、郑鄯。郑鄯主要以朝鲜的名山大川为题材,以独特的皴法表现岩石山峰,与中国画形成了一定的差异。后来,文人画师姜世晃,表现平民生活的画师金弘道继承了郑鄯,又超越了郑鄯,一方面发展了朝鲜画,一方面又加强了朝鲜画的民族特色。我看过“士人三斋”的作品,尤其是郑鄯的《金刚山图》《仁旺霁色图》《清风溪图》等,笔法和造型上,均突破了中国文人画的窠臼、形质和神采,与朝鲜半岛的审美旨趣吻合了。
   每一次到平壤,我都会用半天的时间,在万寿台创作社看画。平壤的美术家也讲“官本位”,人民艺术家或功勋艺术家的作品挂在二楼显眼的位置。在这里,可以看到郑昌谟、金成民、鲜于荣等人的作品。也许鲜于荣的作品都卖掉了,这里仅有鲜于荣的一幅老虎画。我不喜欢鲜于荣画的老虎,相比较而言,他的人物画和山水画一直吸引着我。没有看到鲜于荣的好作品,我不甘心,就提出采访鲜于荣的想法,顺便到鲜于荣的画室看画。金成民表示支持,他很快安排我与鲜于荣见面了。朝鲜人也许有禁忌,与外国人交往十分谨慎。我们之间熟悉了,并开展了深入的合作,才对我们另眼相看的。就这样,我有了机会,又一次走进了鲜于荣的画室。
   万寿台创作社位于平壤的西侧,院落宽敞,建筑巍峨。高大的门楼,悬挂着金日成、金正淑、金正日的画像。金正淑是金日成的夫人,金正日的母亲,朝鲜咸镜北道会宁市人,朝鲜著名的抗日女英雄。1935年3月,金正淑在三道湾游击区能芝营见到金日成,1940年与金日成结婚。1942年2月16日,金正淑在苏联哈巴罗夫斯克市郊区苏军远东第88步兵旅(亦称抗联教导旅)宿营地生下金正日。1949年9月22日,金正淑因难产去世,终年32岁。朝鲜当代油画家以超写实的手法描绘了金正日出生的那一时刻,抗联教导旅的战士们举着枪,在深林雪野中欢呼雀跃。画面热烈,洋溢着浪漫主义的热忱,数十位人物,各个表情丰富,代表了当代朝鲜油画的水平。这幅画拿到北京展览,引起同道的称赞。然而,我为金正淑惋惜,革命已经成功,国家已经建立,却意外离世,自然给丈夫金日成,儿子金正日带来了无尽的痛苦。用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习惯性词语来说,金正淑之死,是朝鲜人民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
   院子里布置了几尊雕塑,有一脸正气的工人、农民、战士,也有威风凛凛的老虎。树木繁盛,柳树、杨树、松树恣意生长,使院子里充满了生机。院子里有一栋高楼,高楼的墙体上镌刻着金日成的手迹,写的是汉字,自然而流畅。诗是五言绝句,咏长白山正日峰的,据说金正日的名字由此而来。我在万寿台创作社时,把金日成的诗抄了下来。可惜现在找不到这首诗了。我与金日成有点缘分,他在1927年至1930年,在我的家乡吉林市的毓文中学学习并从事革命活动,汉语当然了得。毓文中学自孔子“郁郁乎文”得之,坐落于松花江畔,居钟灵毓秀之地。毓文中学始建于1917年,具有革命传统,马骏、楚图南、尚钺、郭沫若曾在此执教。毓文中学与朝鲜平壤市彰德学校建立了友好关系,成为中朝交流的纽带。学校保留着当年毓文中学的旧貌,一排老房子,陈列着金日成少年时期生活、学习的照片,还有金日成用过的书桌、文具。这些物品是不是山寨版的,不得而知,但金日成的确是毓文中学的学生。毓文中学因金日成而骄傲,如今毓文中学的学生们也有一点与众不同的感觉。我年轻时候曾与这所学校毕业的一个女生谈过恋爱,有一次我们在松花江边散步,当我想拥抱她的时候,她指着我,义正词严地说:“我是金日成主席的校友,你不要胡来。还是聪明一点为好。”登时,我懵了,瞪大眼睛看着眼前的小女子。朝鲜也十分重视毓文中学,毓文中学的校长访问朝鲜,接待规格要高过部长的。
   鲜于荣的画室就在靠北侧的一栋大楼里。楼前是一棵笔直站立的大树。万寿台创作社的一位工作人员和翻译金先生陪我来到他的画室。画室不足三十平方米,摆设不多,显得通透、明亮。画室的一侧,挂着一幅丈二尺幅的山水画,皴擦厚重,气势恢宏。画中的风景我不陌生,是七宝山降仙洞。对于七宝山我印象深刻,她位于朝鲜咸镜北道中部海岸。据说此地藏有七种宝物,故名“七宝山”。冬季的“七宝山”雪景被誉为“天下第一景”,闻名海内外。七宝山瑰丽的山峰,莫测的山谷,画家们纷至沓来,体验、观光、写生。当代朝鲜画家喜欢画七宝山。在北京展出的朝鲜画,有多幅作品取材七宝山。
   鲜于荣的七宝山别具一格。画面右侧是风化的岩石,凸凹不平,裂痕密布。左侧则是尖利的岩石和顽强生长的树木。一块巨大的条石把两边连接起来。画面深处就是蓝天白云。虽然说朝鲜画的原理与中国画相同,但,朝鲜画家受西方美术影响巨大,即使画朝鲜画,也讲究透视效果。我被这幅画吸引了,向鲜于荣表达了把这幅画拿到北京展出的意愿,鲜于荣愉快答应了。
   与鲜于荣熟悉了,采访就成了闲谈。1946年11月29日,鲜于荣出生于平壤。那是风雨如磐的岁月,战争、贫困、苦难、动荡,使他的摇篮没有安歇之处。尽管小小的鲜于荣听不见枪声炮雨,但这样的时代必然让他付出代价。父亲鲜于,在朝鲜解放战争中牺牲了,当教师的母亲把他养大。我采访他的时候,他的母亲依然健在,鲜于荣不无骄傲地告诉我,母亲已是78岁的老人了,身体很好。当时我想,鲜于荣有长寿基因,他也会走到耄耋之年的。试想,耄耋之年的画家,一世沧桑,满身故事,该是何等的蕴藉、风流哦。然而,为什么就这样匆匆而逝,让友朋感伤呢。看来生命无常的古训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15岁的鲜于荣随母学画。1961年考入平壤美术大学,受专业美术训练,直到1969年毕业。在平壤,我考察了朝鲜的美术教育,他们的朝鲜画本科需要8年的时间修完,油画本科则需要7年。重视民族艺术的朝鲜,自然延长了朝鲜画的学习长度。
   大学毕业后,鲜于荣到万寿台创作社工作,开始了一个职业美术家的生涯。不久,他开始构思创作《金日成参观祖国解放战争时期的学校》。那时候,画家们选材愿意把目光对准领袖,对准历史。金日成是开国领袖,在朝鲜人民的心中自然拥有崇高的地位。但是,作为美术题材,领袖画难上加难。由于领袖画是热门题材,画家们常常在这条路上拥挤,因此,很难突破历史和思维的瓶颈。鲜于荣喜欢读书,他是烈士的后代,当然对反映国家革命历史题材的书更是情有独钟。阅读给他带来了新的启示,他发现,金日成在战争年代对民族教育的关心,是对民族前途的关心,体现了一个民族英雄的高瞻远瞩。于是,鲜于荣来了灵感,画出《金日成参观祖国解放战争时期的学校》这幅画。这幅作品准确捕捉到政治领袖的民族情怀,表现了一代领导人对民族教育的忧患,人物生动,细节鲜活。参加全国美术展览,荣获金奖,一举成名。青年时期的鲜于荣,一直创作重大历史题材的作品,其中也包括创作领袖题材的画作。1989年,鲜于荣被朝鲜政府授予功勋艺术家称号,1992年,又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一时间,各种荣誉纷至沓来。
   进入20世纪末,国际文化的交往日趋频繁,朝鲜画家也有机会去欧洲办画展,因此可以看到世界美术的现状和发展。人到中年的鲜于荣反思了自己的创作,于1992年开始专门画风景画。鲜于荣一边创作,一边研究,写出《朝鲜画法风景描写研究》一书。这本朝鲜文版的书,鲜于荣签名送给了我。书印的一般,我拿回北京,一位懂版本学的朋友告诉我,这本书有意义,是铅字排版印制的,有收藏价值。
   鲜于荣提到的风景画,依我看来,就是山水画。只是他们的风景画相对写实。我对鲜于荣从人物画转至风景画创作的心理很感兴趣,便提出一个问题:如此转型基于什么理由?显然,这个问题对鲜于荣并不轻松,他沉默着,足足吸了一颗烟,才低声回答:国内外的观众喜欢我的风景画。
   这样的理由应该说是充分的。
   对齐白石,对列宾,对毕加索,对康定斯基均有识见的鲜于荣,进入了自己艺术创作的第二个阶段。恰是第二个阶段的作品,对我构成了深深的诱惑。他送给我的那张暮色苍茫的山水画,已装裱悬在我的书房。那么一种笔墨,那么一种风致,那么一种格调,冷静而淳美,凄凉而淡远。这样的呈现,意蕴悠长。
  
  三
  
   在平壤时我对鲜于荣说,我们会在北京见面的,展览开幕的那一天,我们一定开怀畅饮。鲜于荣微微笑着说,我们还要去中国美术馆看看展览。我说,我会陪您去的。
   朝鲜当代著名画家邀请展开幕的前夕,万寿台创作社的十位画家应邀来到北京。这十位画家中也包括有“朝鲜的齐白石”之称的郑昌谟,有“朝鲜的徐悲鸿”之称的金成民。他们也都是我们的好朋友。
   鲜于荣尊重郑昌谟,我在平壤就体会到了。安排在万寿台创作社的座谈会,鲜于荣与郑昌谟是一同来的,鲜于荣挽着郑昌谟的胳膊,如同一个孝顺的儿子,慢慢走到沙发旁,又轻轻把郑昌谟扶着坐好,然后,坐到郑昌谟的旁边,为他点烟递水。我有幸在平壤采访了郑昌谟,对他也有了一定的了解。记得离开万寿台创作社时,我想写一篇题为《朝鲜画家的成名作》的文章,讨论、分析、评介朝鲜画家成名作的样式和特点。可惜,因其他原因,始终没有动笔。
   郑昌谟的成名作也与金日成有关,那是一幅题为《到船头的领袖》的朝鲜画。我没有看到这幅画的原作,藏在平壤美术大学的《到船头的领袖》已经是朝鲜的国宝,是朝鲜美术史册中的经典作品。我在郑昌谟的画室里看到了《到船头的领袖》的复制品。画面呈蓝色,一条渔船泊在海岸边。金日成穿一件长风衣走来,他握住老渔民的手,轻轻问候着。金日成一脸的和睦,低头看着渔民,满脸沟壑的老渔民沉浸在幸福的感觉中,眼睛里挂着喜悦的泪花,仰首看着金日成。显然,这幅画所表现的是领袖与渔民的关系,也是伟大人物与普通人物的关系,在我们以前的画里,也是经常看到的题材。画的内涵我不评述,绘画技巧堪称一流。风动的感觉,人物之间的交流,画面的气氛,在郑昌谟的笔下出神入化。《到船头的领袖》与《金日成参观祖国解放战争时期的学校》的时代背景不同,基调一致。郑昌谟详细向我介绍了创作这幅画的初衷,他说,这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一心牵挂人民的金日成,无时不把人民放在心上。我点着头,略有所思。
   郑昌谟的人物画、风景画俱佳。但我更喜欢他的风景画,这一点与我对鲜于荣的感觉相似。郑昌谟山水画的没骨法熟练、精湛。我不厌其烦地赏读他的山水画和花鸟画,那种层次分明的笔墨和散淡的构图,与中国的元画、明画均有技术和精神的连接。与他深入交流,印证了我的判断。他出生于南朝鲜,不喜欢那些趾高气扬的亲日派和亲美派,遂在故乡全州参加了义勇军,并到了北朝鲜。朝鲜战争发生后,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战争中,没有学过美术的郑昌谟常常拿着笔画宣传画,久而久之,对绘画似乎悟到了什么。军队举办画展,还得过第一名。1957年退役,到平壤美术大学学习,又于1963年画了《到船头的领袖》,崭露头角。1964年,这幅画展出后,金日成看到了,说道:“这幅画以事实为基础,美术创作有事实,才有作品。”
   大学毕业后,郑昌谟到朝鲜美术家同盟工作,与老一辈画家相识。这批老画家熟悉吴昌硕、任伯年、齐白石,创作自然受到影响。耳濡目染,郑昌谟默默借鉴了中国画的一些手法。
   郑昌谟的妹妹在南韩,2000年,他在首尔与分别数十年的妹妹相见,百感交集。郑昌谟在南韩的知名度很高,媒体称他为“越北画家”。他立刻发表声明,否认自己是“越北画家”,而是平壤画家。我认识郑昌谟的时候,他已是75岁的老人了,朝鲜半岛对其评价甚高――“郑昌谟把朝鲜传统的没骨法传承为具有现代美感的技法,为朝鲜民族绘画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我在北京的炎黄美术馆指挥布展,未能去机场迎接。晚上,在为他们举行的欢迎晚宴上,我看到了鲜于荣微笑的脸庞。我走过去,与他紧紧拥抱。我说,我们在北京见面了。那晚,我们喝了很多酒,心花怒放,不禁手舞足蹈起来。朝鲜著名画家邀请展开幕后,朝鲜的十位画家应邀为投资方作画。他们住在亚运村宾馆,一丝不苟地画画。有一天,我去宾馆看他们,鲜于荣说,明天去中国美术馆吧。我连连点头,表示同意。是的,在平壤时我们就有约定,到北京,要去中国美术馆看看。
   次日,我陪着十位朝鲜国宝级画家来到中国美术馆。鲜于荣依旧搀扶着郑昌谟,精心照顾着这位前辈画家。即使郑昌谟去洗手间,鲜于荣也是小心翼翼地陪同。他对郑昌谟如同对自己的父亲,那种关心发自鲜于荣的内心,自然感人。尽管郑昌谟步履蹒跚,思维倒十分清楚,他常常幽默地说,鲜于荣是没事找事。
   与鲜于荣看完几个展览后,我问他,对中国的年轻一代画家了解吗?鲜于荣摇摇头,说道:“中国画的画法和朝鲜画的画法是一致的,都具有民族性和大众性。日本画的装饰性太浓,欧洲的抽象画看不懂,一般人难以理解。我们是事实主义,人民也需要事实主义。”与他讨论事实主义,他们所说的事实主义也就是我们说的现实主义。
   我们举办朝鲜画展的时候,北京的钓鱼台国宾馆正在举行六方会谈。近几年,朝鲜无核化问题越来越引起关注,争吵的声音时弱时强。鲜于荣对这样的争吵不感兴趣,在宾馆的房间里,他收看体育频道,愿意看足球。有时,我有意与他谈政治,他都避而不谈。他说,自己是画家,只管画画。我写过一本关于朝鲜半岛的书,对朝鲜历史略知一二,也明白他们对现实淡漠的原因。
   朝鲜画家们即将离开北京时,展览组委会与他们举行了一次中朝艺术家互赠礼品仪式。我写了一幅字送鲜于荣,他送一幅画给我。这是一幅肖像画,是鲜于荣的自画像。我接过这幅满含深情的作品,说了一句“谢谢”。
   我知道,一句“谢谢”无法述说我的感念,但是,我又找不到更好的词语来表达。鲜于荣性格内向,也不喜欢如簧的巧舌。
   鲜于荣名不虚传。如果他活着,他和他的作品可以走出朝鲜半岛,可以走出亚洲,可以走向世界的。
   很长一段时间,我思考鲜于荣的命运,自然想起一段话:信命的人被命领着走,不信命的人被命牵着走。我是不信命的人,而这时,我却茫然了。
   有“朝鲜徐悲鸿”之称的金成民也不信命,但他一直被命领着,挺幸运的。我与他相见于万寿台创作社,因为他是朝鲜美术家同盟的委员长,又是万寿台创作社的领导,有关展览的事情自然多费口舌。金成民正值壮年,身体看起来非常结实。开始,我不知道他在朝鲜美术界的地位,仅仅知道他可以代表万寿台创作社为我们提供参展的作品。后来小金告诉我,我们天天可以看到的“太阳画”,也就是在朝鲜无处不在的金日成像就出自他的画笔,我着实吃了一惊。我离开平壤的时候,金成民送给我一本画册,其中有一张照片引人注目――金正日剪彩,金成民与另外一位拉着一条绸带。这张照片给我两个启示,第一,朝鲜严肃的剪彩活动,不用年轻的女性,而是请社会贤达。第二,金成民果然是朝鲜的杰出人士,名不虚传。
   在北京举行中朝艺术家互赠礼物的仪式上,金成民也送给我一张他的自画像。典型的朝鲜画,色调明晰,有层次感,传神。
   金成民比郑昌谟、鲜于荣年轻,父亲是教师,母亲喜爱画画。1949年生于平壤的金成民受雕塑家大哥的影响,对美术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上小学时便参加了学校的美术小组。哥哥是他心目中的偶像,一个凉爽的夏天,他画了正在画画的大哥,取名《我的希望》,入选了某次国际儿童画展,引起学校的重视。1963年,平壤少年宫建立,14岁的金成民进入少年宫的美术小组,正式学画。国家重视艺术教育,为少年宫配备了优秀的师资。金日成也多次到少年宫视察,指导工作。让金成民激动不已的是,他在少年时代就见到了金日成首相。1968年,19岁的金成民考入平壤美术大学,当他拿到录取通知书,美国间谍船事件发生,他立刻投笔从戎,参加了朝鲜人民军。不久,紧张气氛消除,部队轻松了,他又有了画画的渴望。金成民所在的部队位于咸镜北道,休息时,他就与这里的美术家联系,寻找学画的途径。1972年,金成民考入平壤美术大学的通讯生,接受函授美术教育。1975年退役,分配到万寿台创作社做后勤工作。起初,万寿台创作社招收的是雕塑家,是在金正日的批示下,才增加了美术。当时,万寿台创作社由金正日分管,他要求让全国有才能的画家集中到万寿台创作社,进行美术创作。于是,各个道的优秀画家齐聚万寿台创作社。金成民学的是油画,在哥哥的建议下,改学朝鲜画。国家重视民族艺术,学习朝鲜画才会有前途。朝鲜劳动党第六次党代会国家美术庆祝展将于1980年展出,为了参加这次展览,金成民到黄海制铁厂体验生活,长达半年之久。不久,他创作了《日伪时期的铁厂》的画作,展出后,荣获金奖。从此,金成民登上了画坛。
   我喜欢金成民的成名作《日伪时期的铁厂》,这幅画收在金成民的画册里,与其它作品的风格、格调显著不同。金成民的人物画可圈可点,但他也是热衷于画领袖、画历史。比如,金日成逝世后,他画了一幅巨型作品,表现了世界人民对金日成逝世的痛楚和悲伤。我当然不知道世界人民对金日成逝世痛楚、悲伤到了何种程度,但我在金成民的画作里,看到的是金成民的主观理解,金成民的希望。
   《日伪时期的铁厂》取材日伪统治时期。冷调子,画面异常的沉重。十余位工人,年龄各异,其中的老人、少年引人注目。他们抬着铁锭,表情木然,但从他们的目光里、嘴角上,依稀可见对现状的愤懑。画面一角,两个日本把头监视着劳作的工人,他们戴着领花,架着眼镜,一副统治者的神态。工人背后燃烧着炼铁的火焰,把头背后蠕动着一道残忍的清冷。在强烈的色彩对比中,展现了朝鲜民族屈辱的一页。画作题材意识形态意趣明显,然而,由于金成民具有驾驭人物画的高超能力,这幅画准确刻画出殖民地时期劳动工人的痛苦心态和冷酷现实,以历史和技巧,提升了画作的艺术感染力。
   金成民是朝鲜的“美协主席”,也是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我在北京筹办画展期间,金成民携鲜于荣等人到英国举办画展,结束后曾在北京停留。那一天我问他去过哪些国家,他告诉我,除了美洲以外,其他的重要国家都先后去过了。之后,他又告诉我,金正日说过,朝鲜有才能的人应该去外面看看。当然,金成民是朝鲜有才能的人。
  
  四
  
   金日成以“高尚、有力、优美”三个词概括了朝鲜画。
   朝鲜当代著名画家邀请展在北京展出后,好评如潮。之后,又在深圳举办了朝鲜画家精品展,一时引起美术界的关切。著名美术评论家斯舜威先生说,朝鲜画让我们看到了自己。
   朝鲜画家的精神历程幽深而独特,我们需要了解朝鲜,需要了解朝鲜的美术。带着对朝鲜画家的深深情感,我计划举办中朝著名画家联展。为此,我于2008年再一次光顾平壤。在与万寿台创作社领导磋商后,我提出见见鲜于荣。金成民笑起来,他说,在平壤见不到鲜于荣了。我愣了。金成民又说,你回中国后有可能见到他,他在中国办展览呢。后来郑昌谟告诉我,鲜于荣的名气越来越大了,不仅中国的邀请越来越多,甚至欧洲的邀请也多起来了。我点点头,表示理解。此次没有见到鲜于荣尽管遗憾,然而,鲜于荣的活跃,毕竟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我说过,他有能力走向世界的。
   那一天,在万寿台创作社的院子里,有了一点怆然。没有鲜于荣的万寿台创作社似乎少了一种色彩,而没有鲜于荣的平壤也让我感到了失落。对朝鲜的山河,鲜于荣有自己的理解,对朝鲜画,他又有自己的追求。这样的画家自然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我又想起他画的七宝山。那幅浑厚豪迈的大画,真的运到北京参展了。展出期间,数位观众均提出了购买此画的意愿。当然,我回绝了。但是,在回绝的同时,我又为鲜于荣庆幸,这么多的人喜欢他的画,这么多的人关注他的画,自然说明了中国观众对他的理解和接受。
   天妒英才,鲜于荣的生命戛然而止,致使朝鲜画坛失去了一位重要的画家,我又失去了一位好朋友。得知鲜于荣辞世,我不断翻阅《朝鲜当代著名画家邀请展作品集》,读鲜于荣的画,回忆着并不陈旧的往事,感叹着岁月的苍凉。同时,也是因为鲜于荣,使我在一段时间里,追忆了自己屡赴朝鲜的历程。不管是从陆路行进,还是乘机而至,都有独特的体验。其中与朝鲜画家的交往,在朝鲜各个地方的游历,更是念念不忘,荡气回肠。于是,在缅怀鲜于荣的过程中,我又一次次回到了朝鲜,甚至看到了自己当年留在那里的脚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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