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中学的时候，能考上大学的人是非常少的，我所就读的中学一连好几年都没有一个人考上大学。后来终于有一个人考上了西安交通大学，老师就整天对我们说，他废寝忘食，家里把白糖放在他的书包里，他都忘了吃。
内地的教学质量高，高考录取分数线也高，新疆的教学质量不高，录取分数线也低，有许多人就跑到内地去读书，然后再回到新疆参加高考。十五岁那年，我初中毕业，就要读高中了，父亲决定送我去山东老家读书，也就是去借读。
第一次见到班主任的那天，我穿着一条肉色的新裤子，推了一辆新买的自行车，我站在那里，班主任上下打量着我，那眼神甚是不悦。我不知道是什么缘故，我怀疑是那条裤子太时髦，太扎眼了，我原本就不太喜欢那条裤子，于是我就不再穿那条裤子了，换上了一条藏青色的打有两块补丁的裤子。
班主任教语文，他讲完了《刻舟求剑》，让我们在下面自己看。我正坐在那里看书，他走了过来，他拿起了我的语文书，看我在书上做的笔记，问我有的词为什么不汜意思。我说知道的就不用记了，他听了，一脸的不屑。
他讲李健吾的《雨中登泰山》，他说泰山是山东人的骄傲，说完他又补充了一句，不过新疆人得除外。我听着，坐在那里，坐在一群山东人中间，就觉得真窘。
有一次他不知为什么在台上忽然讲起了“勒勒雕吃鸡屎”，下面的学生哄堂大笑，只有我一个人没有笑，因为我没有听懂他的话，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笑。
我们要上劳动课，学校里开了一个生产练习本的小工厂，还种了一大片菜田。每次去上劳动课，别人看我生得弱小，就让我在车间里脚踩着机器，钉本子，而那些男生则去挑粪施肥，或是挑水浇菜。
有一回我们劳动了一天，班主任亲自坐镇指挥，他把我分在了挖井的那一组，那一组除我之外，还有一个女生，这个女生是从黑龙江来的，她和我一样也是借读的。我们的任务是把挖出来的湿泥装到车上，这是一件很累人的活，本来班主任说好了，让我们先干上一阵子，然后就换人，大家轮流干。但是我们干了整整一天，胳膊都酸得抬不起来了，也没见有人来换我们。
我不由在心里面暗想，班主任是在惩罚我们两个借读的。
女生宿舍的门前种着一片树。女孩子们要洗头，就用盆子接了凉水，放在树间的空地上晒太阳，晒水。那个时候是要午睡的，我不习惯，她们都躺在大通铺上睡了，我一个人悄悄地溜了出来。我站在门边，看阳光从树梢上静静地射下来，在树间的空地上落下了一抹一抹的明亮。有的时候，阳光照在了盆子里的水上，水盆里就闪着一片耀眼的跳荡着的光。
那正是我最爱诗的年纪，离家的时候，我带了一本《新诗选》，我还记得那里面有一首诗，是一个没有什么名气的，叫沈紫曼的人写的，书上介绍说除了那首诗，别人对她的生平一无所知。
至今，我还记得那首诗：
我是轻轻悄悄地到来，
像水面飘过一叶浮萍；
我又轻轻悄悄地离开，
像林中吹过一阵清风。
你爱想起我就想起我，
像想起一颗夏夜的星；
你爱忘了我就忘了我，
像忘了一个春天的梦。
我一个月要去一趟爷爷家，去浴池洗澡。有许多次爬上那个高坡，我看见场上晒着麦子，黄灿灿的麦子，四围堆着干草垛，天上有一轮很好的太阳。
黄灿灿的太阳。
放秋假了，学校里要每个学生上缴十斤松果，松果可以当柴烧；冬天教室里要生炉子取暖。
我的姥爷去世了，他是跳水自杀的。姥爷的下巴上生了一个大瘤子，他带着这个大瘤子生活了许多年，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大瘤子让他觉得活着是一种苦，是一种罪，他撇下姥姥，一个人走了。
我和孤零零的姥姥住在一起，我是在父母身边长大的，不像那些在老人身边长大的孩子和老人亲，我很认生，再加上我从小就不大会说话，我跟姥姥常常是无话可说。
我坐在小板凳上拉风箱，看着白色的干草在灶膛里红红地燃起来。姥姥盘着腿，坐在炕上，她一边做着针线活，一边听着那只装在墙上的小喇叭，小喇叭里正在放评书《杨家将》。
姥姥的手很巧，她会缝布老虎。
我一个人去采松果，我看见松树上长着许多松果，但我不会爬树，也不敢爬树，我就站在下面摇树，想把松果摇下来、我摇了很久，很久，只有几个松果掉了下来。
也许是我在外面待的时间太长了，小舅不放心了，他来找我，后来他爬上了树，替我摘了许多松果。
松果烧火很旺，还会发出劈劈啪啪的响声。
期中考试成绩出来了，我是全年级第一。本来借读生不是正式学生，算班级平均成绩的时候是要除外的，但班主任却把我的成绩也算了进来，那个黑龙江的女生则被除外了，她的成绩太差了。
班主任要我做学习委员，我说什么也不肯。他就说，你是来学习的，不是来当官的。后来，我拗不过他，就做了数学课代表。
我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借读生变成了班里的红人。
正月还没有过完，母亲便来接我了，我又回到了新疆。
那年的三月，我的母亲去世了。
一年后我又回到了山东老家，我又站在了班主任的面前，这回我穿的是厚厚的冬衣，这回他没有用不悦的眼光扫视我，他面带微笑，他很高兴地把我留在了他的班里。
我已经不是从前的那个我了。
我是一个没有母亲的孩子，我带着一个弟弟在老家读书。
我落下了许多功课，山东的进度本来就比新疆快，再加上我又旷了一个学期的课。
那个时候我很情绪化，有一天上晚自习，我不知自己是怎么了，我把一本《世界抒情诗选》烧了。现在回想起来，我也觉得很纳闷，不明白那时的自己怎么不选一个没有人的时候，到一个无人的角落里去烧书，却偏要在大庭广众之下烧书。
班长去把班主任喊来了，他来了，他并没有阻止我烧书，他并没有走上前来去扑灭那火，他只是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任那火去燃烧。
教室里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说话。
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一直等到火一点一点地熄灭了，书化成了灰烬，他才开口问了我一句话：那书是你自己的吗?
我告诉他，那是我自己买的书。
期中考试成绩出来了，我是班里的第十八名。
星期天，弟弟赌气跑了，我骑着自行车，顶着大风找了他一天。
我去河边洗被里被面，河上结了冰，洗完了我的手冻木了，我蹲在河边，一点力气也没有了，我不知自己是怎么端着盆子走回来的。
暑假，我一个人躲在宿舍里补习功课。没有吃的，我就买了许多“果子(一种点心)”，干啃。我怕人家发现我，要赶我走，因为一个人住在空荡荡的学校里毕竟是不安全的，晚上我不敢开灯，天一黑，我就早早地上了床，我静静地躺在床上，听着老鼠在黑暗的角落里咯吱咯吱地啃着木板。
我的成绩终于有了起色，但我再也不是第一名了。
那个时候流行的是台湾校园歌曲，学校的大喇叭时常在放《外婆的澎湖湾》，还有蒋大为的那首《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我们每天早晨都要出去跑步。有一天雾很大，看不清人，我以为自己掉了队，就在后面拼命地赶，结果跑回来一看，别的女孩子都没有回来，只有我一个人跟着男生跑回来了。
学校里要组织越野比赛，班里的女孩子都说我能跑，要推荐我参加比赛。我说自己不行，她们就把那天的事当成了一个证据。班主任也对我说，你要为班里做点贡献。
比赛之前，班主任给参赛的人发了一斤红糖和一斤果子。有几个女孩子就劝我先喝点红糖水，说是要不然嗓子会冒烟，人会吃不消的。我没怎么在意，什么也没有喝就上场了。
结果三十个人参加比赛，我跑了第二十七名，跑完了就觉得嗓子又痒又疼，我这才知道了，应该听她们的话。
晚上要上三个自习，每次下了自习，班里的一个女孩子就拉了我去操场上跑步，结果三天下来，我的腿疼得直抽筋。
作文虽然是我的强项，但是我的议论文却写得并不好，我只是擅长写抒情一类的文字。作文比赛的时候，一看到那个题目我就知道糟了，那是一篇我不太喜欢的议论文，我草草地写了一点，像应付差事一般交了卷，心里并不希望自己得奖。
出乎我的意料，我竟然得了二等奖。
我怀疑那是班主任从中做了手脚。
班里还有一个人得了三等奖。获奖的作文再送到县里去参加评比，结果得三等奖的那个人得了名次，我这个二等奖反倒落选了。
班主任来找我谈话了，他劝我留下来，在山东参加高考。那个时候每个学校都要往上面报指标，今年是非要考上多少多少个学生的。虽然我的成绩不如以前了，但我也进了年级的前十名，考上大学是没有问题的。
班主任对我说，到大城市读书不好，某某考上了上海的某某大学，结果到了那里，净受人家的欺负。
我完全可以骗班主任，暂时哄着他，到时候再一走了之，反正我的户口和档案不在山东，他也拿我没办法。
但是，我不想骗他，从烧书的那天晚上起，我就一直在心里面感激他。
我觉得对不住他，我不敢看他的脸，我低着头，看着自己的脚尖。低低地告诉他说，我想回新疆参加高考，我想考个好一点的学校。
班主任生气了，他让校长出面把我弟弟从学校里赶走了。这正是临考前最关键的复习阶段，但我只能忍疼割爱，提前回到了新疆。
我是不信命的，但是世界上有许多事情太偶然了，有许多事情并不是人的力量所能左右的。
就在高考之前，一个算命的到了我家，爸爸要他给我算一算，他说我那年必是考不上的。我和爸爸都不信他的话，因为我的成绩是明摆着的。我们听了他的话，都一笑了之，全然没有放在心上。那个算命的见我们这样毫不在意地笑，就讪讪地走了。
那年我考得并不理想，虽然比重点分数线高出了五十多分，但因为我的第一志愿报的是北师大天文系，那个专业只收一个人，结果我落选了，掉到了一般院校。
那年我考上了大学，没想到，人校的时候体检，我被查出患有肺病，结果休学了一年。
到了这个时候我才想起了那个算命的所说的话。
进了大学后不久，我就收到了班主任的一封信，他在信里把我大大挖苦了一番。我觉得有点莫名其妙，觉得他太刻薄了。后来我在校园里遇到了一个山东女孩子，竟然是和我中学同校的，只是不在一个班。她同我聊了起来，说起了某某，说他也在这所学校里读书。我这才想起了班主任的话，原来我考上那所大学正是他以前同我提起过的某某考上的大学。
其实，在填志愿的时候我自己并没有报这所大学，我一门心思都盯在重点院校上了，那是毫不知情的父亲给我填报的一所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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