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自孔子在总结《诗三百》的基础上提出诗歌的“兴观群怨”功能说以来，中国诗歌业已形成了关注苍生、反映黎民疾苦的传统。比较出名的诗篇有白居易的《杜陵叟》、《卖炭翁》，杜甫的“三吏”、“三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等。在现代汉诗中也有一些呈现“底层经验”的优秀诗歌文本，比如穆旦的《赞美》(早年还写过《流浪人》、《更夫》、《一个老木匠》等)，刘半农的《人力车夫》，刘大白的《卖布谣》，艾青的《手推车》、《乞丐》、《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臧克家的《老马》、《难民》等等。
经过上世纪90年代大面积“个性化”的近乎自恋式的诗歌写作的洗礼，诗歌似乎与日常社会彼此放逐，甚至被人指责为毫无节制的情绪排泄物、自产自销的精神慰藉品，或者成为书桌上纯粹的“语言的工艺品”。不过近几年来，一些诗人开始从“自说白话”式的叙述模式里抬起头来，关注、聚焦社会底层小人物。比如杨邪的《悼诗――献给名叫洁白的姐姐》，通过底层服务行业“姐姐”眼中城乡事物颜色的对比和反差，以“姐姐，你的名字叫洁白”为回环句，一咏三叹地抒发了对于在城市化进程中逝去的黑泥般淳朴、早春般清纯美好事物的喟叹和缅怀。作者在另一首诗中为赶路回家给女儿喂奶而惨遭车祸的美丽的小母亲一掬同情之泪(《车祸》)。林晓波也为地板脏了(因生病不能上班)才会被人偶尔记起的《机关小人物》立传：“小吴是机关聘用的女清洁工／……”。更多的是抒写“打工一族”的艰辛生活：“在异乡，我，一个五金厂的女工／还剩下什么啊！／除了带着自己日益消瘦的影子奔波／我仅仅目睹岁月的鞭子、枕上的憧憬”(郑小琼《除了》，《诗刊?上半月刊》2005年5月号)。鲁文咏《安全帽里的遗言》聚焦于曾在央视“新闻会客厅”专题报道过而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矿难职工留在安全帽上的欠款清单(“骨肉亲情难分舍，欠我娘200元……”)：“……而一顶老旧的安全帽一如粗糙的头颅／从数百米深的地下出土。当然并非文物／但那密密麻麻歪歪扭扭的粉笔字一如甲骨／刺痛了我的眼／／……在死亡来临的一刻你怎么能用欠条给生命留言?!／／人欠你的，你欠人的，一目了然／你一生劳顿、奔波为的就是那几个可怜的数字吗／多少悲苦、辛辣隐藏在苍白的数字后面?!……”诗句是否精致暂且不论，诗行间营造的氛围还是撩人肝肠的。这类反映“底层”体验或者直接冠以“打工诗歌”的篇什不在少数。
二
有哲思意味的或洞穿生活表层的陌生化意象的寻找与提炼应该是一个突破口：如果一首诗有一到两个令人耳目一新的意象，这首诗就成功了一半。比如林浩珍以“从乡间移植来的树”为中心意象，来抒发寄居在“他们的城市”里的“外乡人”淡薄的归属感和浓重的不适感漂泊感。再如杨键的《在乡村》里的诗句：
乡村呵，
就像一头驴子，
一根绳子就把它留在了树桩上。
诗人选取北方农村常见的典型动物驴子作为乡村本身的喻体，以表现中国农村逆来顺受、随遇而安的性格，就非常贴切。林雪则从农民工日常生活细节里提炼出《蹲着》(《诗刊?上半月刊》2005年4月号)这一最能概括他们生存状态的动作意象，展开富有张力的言说。笔者还注意到涉及到死亡和与之相关的墓葬等意象的一组诗也写得不错。汗漫的《早春，为祖父祖母合墓》(《诗刊?下半月刊》2005年5月号)一诗体现的生命自然终结的恬淡和爱的悠长，黄灿然《祖母的墓志铭》对于时代和人生遭际的喟叹等也彰显诗歌的人世关怀和心灵超度功能。死亡是一个极至的意象，面对死亡，再浮躁的世俗的心都会沉静下来，借助这个意象可以从深层的视角有效地展示、剖析民众底层生活真相和精神体验。这说明独特意象的寻找与提炼是极重要的。
从方法上看，应用隐喻和象征等手法，如改变观察、叙述的视角，都不失为有效的尝试。譬如卢卫平的《捕蝇纸》：“捕蝇纸上落满苍蝇／这些黑苍蝇／这些没有户口的苍蝇／它们怎么也不会想到／梦想中的山珍海味／因为一张纸就咫尺天涯／我数不清多少苍蝇葬身纸上／我更数不清还有多少苍蝇在前赴后继／这些乡下的苍蝇／它们至死也难以明白／这纸上的液汁看上去像蜜糖／怎么一粘着就是毒药”――生活中人见人弃的“苍蝇”之于农民工，令无数乡村人心驰神往而又处处布满陷阱的城市之于“捕蝇纸”，这些隐喻是审丑的刺目的但也是富于表现力的。再如“他十九岁死于一场疾病／十八岁外出打工／十七岁骑着自行车进过一趟城／十六岁打谷场上看过一次，发生在深圳的电影／十五岁面包吃到了是在一场梦中／十四岁到十岁／十岁至两岁，他倒退着忧伤地走着／由少年变成了儿童／到一岁那年，当他在我们镇的上河埠村出生／他父亲就活了过来／活在人民公社的食堂里／走路的样子就像一个烧开水的临时工”(江非《时间简史》)这种逆时序而上的叙述方式，如蒙太奇的画面组接与远景推拉，从死之悲哀到生之不幸的主题揭示，具有动人心魄的力度，但如果采用通行的“讲故事”的顺时次序，则冲击力和诗之余味将大打折扣。
底层经验的表达与诗艺的诉求并无天然的矛盾，语言策略的有效应用是彼此沟通的桥梁。诗艺的追求并不意味着要以僻字难句为难读者，恰恰相反，从火热的当下生活语境中提炼出来的活泼晓畅的语言或许更富于表现力，问题是必须经过提炼一环。另外，普通词语的新奇搭配以及结构(构思)上的诗意寻求也有助于摆脱“底层”诗作容易浅白呼叫、不能满足新鲜起伏的阅读美感期待等困扰。搭配方面，比如“其间，某个小姐递给诗人一个微笑，／递给环卫工一张餐巾。”(邰筐《凌晨三点的歌谣》，《诗刊?下半月刊》2005年2月号)、“这样才能保持每年1200的数字／和血压一起慢慢升高”(老了《一个俗人的账目明细表》)、“除了这时升起来的宽阔的寂寞与忧伤，啊!／――炉火与青春一同软了下去，熄了”(郑小琼《除了》)、“用胶纸将锈捆绑／一张席子把睡眠隔开”(谢湘南《生锈的铁床》)，这些虚实相间又一脉相承的词语通感搭配，使语句生春诗意盎然，极富表现力。结构方面，林雪的《蹲着》通过“在……”的介词短语，用十几行的空间像十几圈被强力一节节下压的弹簧，或往后绷紧十几寸的弓弦，蓄满了心理情绪爆发力：
在公路或自家的宅屋外，在田埂，场院
窝棚的出口处。在采矿者聚集的坑地里
在庄稼坡地旁。
在悬挂锄头和镰刀的壁前，在天井的白光
里
在建筑工地巨大塔吊的钩子下面
在脚手架的基础边。在深夜因寒冷
而无法入睡的工棚里
在向老板讨要工资而无结果后
在空旷的院落里，黑压压的兄弟们
企鹅一样蹲着
……
老了《一个俗人的账目明细表》，也通过似乎是漫不经心的流水账目罗列(有44行之多， 还杂以“轻喜剧”的诗句)，一路蓄势，最后化作主人公的一声五味杂呈、万般酸楚的哀叹：“请用剩下的59400买一块荒地／把一生的痛深深地埋了吧!”，让读者在把玩别人生活私密的舒缓的品味中绽开的淡淡地微笑骤然冻结，感受一把心痛。再比如雷平阳的《亲人》，语言并无多少诗意可言，但整首诗却能让人在布满落差的语句的方阵里感受某种启迪，导向某种人生宿命式的悲凉感悟：
我爱我寄宿的云南，因为其他省
我都不爱；我只爱云南的昭通市
因为其他市我都不爱；我只爱昭通市的土
城乡
因为其他乡我都不爱……这是不合逻辑的“逻辑”、不成理由的“理由”，正合了“家国之恋，没有条件”一说。“我的爱狭隘、偏执，像针尖上的蜂蜜”――一个充满张力的新奇意象，这是与生俱来深入骨髓的爱恋和牵挂，在这个真情流浪，居无定所的年头更给人以心灵触觉的锐利与甜美。“假如有一天我再不能继续下去／我会只爱我的亲人”。而亲人的范畴在不断缩小，岁月的流水冲刷着那仅存的伤悲，待“青春和悲悯”耗尽，自己也就走到了人生的尽头，也化作亲人眼角淡淡的泪痕。然而纵使“亲戚或余悲”，而“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豁达也罢，幽怨也罢，芸芸众生，概莫能外。
意象的多义性营造也是很重要的。比如王夫刚的《另一条河流》：“我的体内的确涌动着一条河流／而不为生活所知。我提心吊胆／每天都在不断地加固堤坝。……／当我顺流而下，它是我的朋友／当我逆流而上，它被视为憎恨的对象。……／在一次由醉酒构成的聚会中／我背弃大禹，堵住它们。哦，泛滥！”――在诗中“它”可以是血脉之流，也可以是(理性的)意识之流，泛滥的欲望之流，而诗行的展开又充分利用了江河之流的属性，这就赋予了诗歌表层和深层意蕴内涵的丰富性。再如“树上的鸟巢，装不下老乡村风烛残年的／咳嗽”，(王夫刚《空空荡荡》)这里的意象借助风烛残年的老人，指陈的却是被现代化的大潮逼迫到黄昏角落的日渐式微的乡村文明。
如果说底层经验是瓜之苦核，而诗之意象是瓜之甜瓣，它们完全可能找到完美的表达形式――晶莹剔透的苦瓜之体。臧克家的《老马》象征意象的选择、《难民》诗语的锤锻(如“黄昏还没溶尽归鸦的翅膀”)并没有妨碍“底层”经验的表达，相反地，经受了时光的淘洗而深意犹存诗意犹存。
总之，作为世界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底层经验”应该(实践证明也能够)进入诗人的观察体验和文本表达的视野，当然并不意味着诗人因此要背上表达底层的道德伦理压力，因为并不是每个诗人的气质或历练都适合底层经验的体验、反刍与表述，如果勉力为之，只会委屈了自己又糟蹋了诗歌。而且，作为诗人，他有自己的诗歌伦理，那就是始终服膺于内心的真实、个我的品咂与言说，并为能找到完美的表达方式和途径而殚思竭力――这才是更应该操守的作为语言艺术的诗歌的品格。对于“底层经验”诗歌而言，应该坚持“目光向下”(关注底层)与“诗心向上”(追求诗艺)并重，要避免因荒疏了诗艺的追求而使“苦难失重”，让“底层”诗作成为一种“祥林嫂式”的“挥霍苦难的语言游戏”(钱文亮语)，否则，那就不仅是“底层”的不幸，同时也是诗歌与语言的不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