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书”在湖南省江永县潇水流域一带的部分女性中流传，既指女书文字，又指女书作品，有学者认为还应包括其吟唱。女书在20世纪80年代被誉为“一个惊人的发现”，激发了部分学者和公众的浓厚兴趣。
20世纪50年代，湖南邵阳的一个妇女被火车轧断了一条腿。她爬到医院，因说的话别人听不懂、写下的文字别人也看不懂，便被当做特务“请”到公安部门接受调查。她写下的文字形如“蚂蚁”、“蚊子”，不仅公安部门的鉴定人员闻所未闻，就连当时在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从事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的张公瑾、陈其光等人也无法辨识。
女书作为一种书写系统在世界范围内都堪称独特。从《荷马史诗》到《格萨尔王》，口头传承在世界各地大量存在，但这些来自民间的说唱艺术，鲜有用文字记录下来的案例。在中国湖南江永县的大山深处，一群没有机会接受汉字教育的农家女，却用独有的女性文字记录下流传久远的民歌、故事。不仅如此，她们还为自己作传，书写乡村女性的个人史；创作结交老同书，寻找“灵魂”姐妹；制作精美的“三朝书”，向出嫁的姐妹表达最深切的祝福和思念。这些作品多为七言格律诗，偶有五言，不为阅读或私藏而写，而要同姐妹一起吟唱。女书文字、作品和吟唱构成了极具生活气息的女书文化，令国内外学者深深着迷。
女书文字是世界唯一的女性文字（下文将女书文字称为“女字”），在正史、方志、族谱中未见记载，在出土文物上亦无蛛丝马迹，仅在1931年出版的《湖南各县调查笔记》中有如下记载：“每岁五月，各乡妇女焚香膜拜，持歌扇同声歌唱，以追悼之。其歌扇所书蝇头细字，似蒙古文。全县男子能识此种文字者，余未之见。”
女字被当地人称作“蚊形字”，字体修长圆润，呈长菱形，右上角高，左下角低，笔画有斜、弧、横、竖、点。关于女字的起源，由于缺乏材料，学界尚无定论，至今仍是未解之谜。但在族属和文字属性方面，有了较为一致的看法。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陈其光认为，女字记录的是一种汉语方言，是通过对近600个汉字的改造而来。由于改造方法多样，有些女字已看不出汉字原貌。作为汉字系文字，女字包含三个层次的变异：笔画变异、结构变异、形体变异。这种文字的书写有一定随意性，有很多异体字。依据不同的女书材料和评价标准，学者对于女字字数得出的结论相差甚远。陈其光认为，包括异体字在内，女字共有3000多个；日本文教大学教授远藤织枝认为有300～400个字；清华大学教授赵丽明认为只有100多个本字。
女字虽然是汉字变体字，但性质与汉字不同，是表音文字，用一个字符标记一组同音字。正是这种记录语言的特殊手段，使女书处在文字发展史的特殊位置。
女字的“文房四宝”颇有特色。据说，旧时上江墟妇女多用“棍子笔”蘸着锅灰在精致的布面、毛边纸、扇面、丝帕上写女书，分别叫做“三朝书”、“纸文”、“歌扇”、“帕书”，内容有原创性的贺三朝书、自传诉苦歌、结交老同书；有记录当地流传久远而又没有汉字记载的口头传统――民歌、祭祀歌、儿歌、传说等；还有改写自汉文的作品，如《祝英台》、《罗氏女》。
三朝书与当地贺三朝的婚嫁习俗有密切关系。贺三朝是指姑娘出嫁后的第三天，女方要向男方赠送抬盒三朝礼。抬盒中盛有女方亲朋好友馈赠的精美食品和三朝书，向新娘祝福，向男方恭贺。男方收到的三朝书越多，说明新娘越有教养。
女书内容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大都不涉及对人类社会的深层思考，也没有描述人类起源的创世传说。透过女书作品我们可以看到，女书使用者是这样一群女性：她们在现实生活中受到儒家“三纲五常”的束缚，没有与男人平等受教育的机会；但也有相对自由的空间，他们一般不下地劳作，往往与女伴一起做女红、唱女书，空闲时或一起或独自创作、吟唱、玩味女书。祭祀、坐歌堂、看戏等习俗和活动，是她们创作灵感的重要来源；江永女性专属的吹凉节、诛鸟节、斗牛节等，则为女书提供了成长的空间。这种文字以老传少、母传女的方式代代相传。
女书多用来诉苦，尤其是自传。女书传人何静华在儿子去世后，用女书写下了诉苦诗文《悼逝儿》。“江永历史上是烟瘴之地，感冒发烧、口腔溃疡都会夺去人的生命。”赵丽明说。女书诉的苦多是丧子丧夫之苦，如《中国女书集成》中收录的一篇自传写道：
念想行言提笔坐/我曰可怜诉一篇/我是九元年所生/七月生七月养的/可可怜怜养下地
亦没盐亦没油吃/念起停餐找饭吃/想起我身好可怜……
这篇自传诉说了主人公坎坷的一生，尤其表现了老年时的孤苦无依。
女书文本注定在历史上只会昙花一现。当地有“人死书焚”的习俗，女书文献无法稳步积累或世代相传，被学者喻为“草本植物”，女书老人阳焕宜2004年去世时，就烧掉了近1尺高的女书作品。
20世纪50年代，邵阳女子的偶然遭遇使女书得以走进国家级研究机构，但却没有引起专家学者的注意。60年代“破四旧”，女书从妇女们的生活中消失，处于濒危状态。直到1982年，中南民族学院的宫哲兵偶然发现女书，深入调查后于1983年发表了《关于一种特殊文字的调查报告――湘南瑶山采风记》一文，女书的生命才得以延续。
1983年，时任中南民族学院副院长的语言学家严学窘与宫哲兵合作撰写《湖南江永平地瑶文字辨析》，提交在美国召开的第十六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引起了国际汉藏语言学家的兴趣。美国语言学家哈里?诺曼教授在写给严教授的信中说，女书是一个惊人的发现，它将引起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的极大兴趣。
随后，来自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外研究机构以及清华大学、中南民族大学、台湾“中研院”的专家学者，陆续到江永各村调研，研究由此深入展开。虽然学者们的研究角度不同、某些观点分歧较大，但对女书的价值都给予了充分肯定。
美国学者史凯姗1988年曾在桐口村向义年华学过半年女书，她用人种学方法来研究文化。得知记者在考察、报道女书，她非常激动，立刻回想起30年前为完成博士论文在江永田野考察的往事。她说，女书这一女性传统在世界范围内也非常独特，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应给予足够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