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对男同性恋身体意象的研究有近30年的历史。男同性恋比男异性恋更容易出现负面身体意象、身体不满意和进食障碍等。男同性恋追求瘦而有肌肉的理想身体。针对这些特点，研究者提出一些理论假设进行解释，包括性客观化理论、内化同性恋污名、性别角色假设、进化心理学假设和AIDS／HIV假设等。未来研究要进行整合的和多样化的研究取向，方法上采用以网络调查为主的定量研究和以现象学分析为主的定性研究。最后，国内研究要更注重文化特异性。
关键词 男同性恋：身体意象；性客观化理论；内化同性恋污名；AIDS／HIV
分类号 R395
1 引言
身体意象(body image)是指个体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体，以及如何看待他人对自己身体的评价(corey，1996)。身体意象是一个多维度的结构。Rucker和Cash(1992)认为身体意象包括两个成分：一是知觉成分(perceptualbody image)，如对体型的估计；二是态度成分(attitudinal body image)，如在情感、认知和行为三方面对自己身体的关注。而后，Cash(2002)进一步将态度成分区分为评估一情感维度(evaluative-affective)和认知一行为投入维度(cognitive―behavioral investment)。前者涉及到对身体外观的自我评价，如身体意象不满意(body imagedissatisfaction)；后者涉及对身体外观重要性的认知评估和行为表现，如与身体外观相关的自我图示(self-schemas)。身体意象存在消极的方面，称为负面身体意象(negative body image)或身体意象失调(body image disturbance)，是指个体对身体的消极认知、消极情感体验和相应的行为调控(陈红，冯文峰，黄希庭，2008)。进食障碍(eating disorders)则可能是负面身体意象最严重的表现之一。
过去对身体意象的研究更多关注女性，而近年来男性的身体意象逐渐成为研究热点(Martins，Tiggemann，＆Kirkbride，2007)。其中，男同性恋的身体意象备受关注，一方面因为男同性恋具有特殊的社会文化身份，他们在身体意象上表现出独特的特点。另一方面由于男同性恋人群作为现代社会的一个既富有争议又不可忽视的群体，对其身体意象的研究不仅具有健康意义，更具社会文化意义。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男同性恋比男异性恋更容易出现负面身体意象、身体不满意和进食障碍等(Morrison et al.，2004；Kaminski，Chapman，Haynes，&Own，2005；Tiggemann，Martins，＆Kirkbride，2007)。同时，男同性恋表现出对瘦而有肌肉的理想身体的追求(Yelland＆Tiggemann，2003)。针对这些结果，研究者们提出了一些理论解释，包括性客观化理论(sexualobjectification theory)、内化同性恋污名(internalizedhomonegativity)、性别角色假设、进化心理学假设和AIDS／HIV假设等。这些理论为理解男同性恋身体意象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2 男同性恋身体意象的特点
这里体现了男同性恋与其它性取向(sexualorientation)人群在身体意象上的差别，需要探讨两个问题：一是男同性恋在身体不满意和进食障碍等负面身体意象的水平上与其它性取向人群的差异；二是男同性恋所追求的理想身体(idealbody)与其它性取向人群的差异。
2.1男同性恋的负面身体意象
研究者们在身体不满意、进食障碍等方面探讨男同性恋与其它性取向人群的差异，在身体不满意方面，男同性恋比男异性恋表现出了更高的身体不满意(如Kaminski et al.，2005；Tiggemann etal.，2007；Boisvert＆Harrell，2009；Carper,Negy，＆Tantleff-Dunn，2010，)，也表现出了对体重的过度关注(Peplau et al.，2009)。Levesque和Vichesky(2006)以64名男同性恋为被试，发现男同性恋比男异性恋更不满意自己的整体外观或其他身体部分(如上半身等)，更希望自己不要超重。Morrison等(2004)进行了一项元分析研究，这项研究检验了20项相关研究数据，包括984名男同性恋被试。研究发现，男同性恋比男异性恋更易出现身体不满意，但是两者差异的效应值相对较小(d=0.29)。在六个以进食障碍量表(Eafing DisordersInventory)的身体不满意分量表为测量工具的研究中，其效应值处于中等水平(d=0.40)。Boroughs，Krawczyk和Thompson(2010)则发现，少数性取向男性群体(sexual minority men)(主要包括男同性恋和双性恋等)的身体变形障碍(bodydysmorphic disorder)水平要高于男异性恋。也有研究关注与男性进食障碍相关的因素，发现在控制整体心理健康这一因素后，男同性恋性取向同样可以解释进食障碍的一部分变异，说明男同性恋的一些独特经历可能与进食障碍存在联系(Russll ＆ Keel，2002)。这些研究数据都表明，男同性恋可能具有更高的身体不满意和进食障碍等，他们具有更高的负面身体意象。
2.2男同性恋的理想身体
既然很多研究支持男同性恋具有更高的身体不满意和进食障碍等负面身体意象，接下来的问题是男同性恋渴望拥有怎样的理想身体外观。研究发现男同性恋的理想身体主要包括两个要点：瘦(thinness)和肌肉(muscularity)。Yelland和Tiggemann(2003)的研究包括了三类人群：男同性恋，男异性恋和女异性恋，结果发现，男同性恋在追求瘦(drive for thinness)和追求肌肉(drive for muscularity)上都显著高于男异性恋，而在追求瘦上。男同性恋与女异性恋则没有显著差异，这说明男同性恋既想要瘦，也想要肌肉。Kane(2009)认为，早期研究主要采用临床被试，在病理性和女子气上都更高，所以得出的结论是男同性恋更追求瘦而显年轻的理想身体。而近来研究的被试人群扩展到了社区和网络，发现男同性恋不仅追求瘦，也追求有肌肉的身体。很多研究支持这一观点，男同性恋比男异性恋表现出更高的追求纤瘦、追求肌肉和害怕肥胖等倾向(Kaminski et al.，2005；Boisvert&Harrell，2009；Carper et al.，2010)。但也有研究发现，男同性恋和男异性恋都渴望自己的身体可以更瘦、更有肌肉，只是男同性恋的身体不满意更高(Tiggemann et al.，2007)。 结合身体不满意和进食障碍来看，有研究发现，男同性恋最不满意的身体部分是体毛(bodyhair)和肌肉，而对于自己的身体吸引力，男同性恋则认为体重和肌肉对自身的身体吸引力最重要(Martins，Tiggemann，＆Churchett，2008)。Blashill(2010)的研究同时考察体重不满意(body fatdissatisfaction)、肌肉不满意(muscularity dissatis―faction)和身高不满意(height dissatisfaction)在男同性恋身上的消极作用，结果体重不满意对饮食节制(dictary restraint)和抑郁的预测作用要大于肌肉不满意，而身高不满意则与饮食节制和抑郁不存在显著联系。Smith，Hawkeswood，BodeH和Joiner(2011)的研究也发现，不管是男同性恋还是男异性恋，体重不满意比肌肉不满意对进食障碍的预测作用更大。以上两个研究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男同性恋理想身体的第一层目标是不要肥胖，而拥有肌肉则是其第二层目标。
3 对男同性恋身体意象的理论解释
研究者们在探讨男同性恋身体意象特点的同时，也对产生这些特点的原因做出了理论假设，并通过实证研究的方式对这些假设加以验证。
3.1性客观化理论
性客观化理论最初由Fredfickson和Roberts(1997)提出，他们对性客观化的定义是：个体体验到自己被看作为一个身体或身体各部分的组合，自己的价值被以对他人的用途来衡量。该理论认为，生活在性客观化文化中的个体会采取其他观察者的视角来评价自己和自己的身体，并努力去达到他们的文化所强调的性理想和身体理想。性客观化理论虽然起初被用于描述和解释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性客观化现象，但该理论同样适用于其他性客观化群体，男同性恋就是其中之一。男同性恋的亚文化使他们的身体被客观化。男同性恋亚文化是一个关注身体的亚文化，这一文化给身体外观、纤瘦和肌肉赋予了很高的价值(Wood，2004)。它通过媒介和其它相关的信息，向男同性恋灌输其强调的身体外观和身体吸引力标准，激发男同性恋内化这些信息，形成自我客观化(self-objectification)。自我客观化又激发男同性恋的身体羞耻(body shame，)，增加出现失调性进食态度和进食行为的概率(Martins et al.，2007)。同时，男同性恋文化建构了一个身体吸引力的理想结构，而这一理想结构是大多数男同性恋所无法达到的，对身体外观的看重也强化了个体对实际身体意象和理想身体意象差距的感知，导致负面身体意象和身体不满意，进而诱发一系列的负面身体实践，如过度锻炼和进食障碍等(Duncan，2007；Gil，2007)。Drummond(2005)的研究对14名18～25岁的男同性恋进行深入访谈，发现年轻的男同性恋一方面面临着巨大的社会和文化阻碍，可能使他们在身体和情绪上受到伤害。另一方面，他们的这种状况又驱使其更关注自己的身体，更看重他人对他们的感知和看法。Legenbauer等(2009)的研究也发现，与其它性取向人群相比，男同性恋具有最高水平的社会文化理想内化水平(internalization of socio-cultural ideals)，这使得男同性恋更关注自己的身体吸引力。男同性恋所处的审美驱动的文化(aesthetic-driven culture)促使他们更可能去关注身体，为性客观化提供了途径。
在社会文化的影响中存在两个载体：一是媒介(media)。当今男性吸引力的标准是以肌肉建构为基础的，例如广告等给男性的身体不安全感提供了途径，它们传播了这样一个信息：男性需要不断改善和提高自己的身体，因为他们的身体外观在很大程度上定义了他们的同一性。Christopher(2009)的研究发现，媒介的影响对男性身体意象存在预测作用，和男异性恋相比，男同性恋会更大程度地内化媒介信息。McArdle和Hill(2009)的研究也发现，与男异性恋相比，在男同性恋身上，媒介的影响与身体不满意和自尊的联系更紧密。Carper，Negy和Tanfleff-Dunn(2010)的研究同样发现，男同性恋更易受到媒介的影响，这一影响在性取向和身体意象关注之间起显著的中介作用。这些研究都表明媒介在传递男同性恋身体信息上的作用。
另一个载体是男同性恋群体或社区(community)。男同性恋文化中，群体和社区为男同性恋传播了大量的信息，其中就包括理想身体外观的标准。Hospers和Jansen(2005)的研究认为，男同性恋社区给予男同性恋的理想身体压力要更大于其它社区。同时，跟男异性恋相比，男同性恋更大受到了同伴对身体吸引力的影响。男同性恋更易受他人所说和所想的影响而努力提高自身的身体外观(Yelland＆Tiggemann，2003)。Meany。Walen和Davis-Gage(2009)对男同性恋进行访谈，发现男同性恋对身体的看法受到了社区的影响，被试描述了成为男同性恋社区成员的相似期望：瘦、有肌肉和有吸引力。
研究者们通过实验或调查来进一步验证性客观化理论在男同性恋身上的适用性。Martins，Tiggemann和Kirkbride(2007)进行了两个研究，一个研究采取调查方式，测量被试的特质性自我客观化(trait self-objectification)，发现男同性恋比男异性恋表现出了更高的特质性自我客观化、身体羞耻和身体不满意，同时，身体羞耻在特质性自我客观化与身体不满意之间起中介作用。另一个研究则采取实验的方式，通过控制情景诱发被试的状态性自我客观化(state self-obiectification)。实验包括68名男异性恋和57名男同性恋，被试被随机安排要求在镜子面前穿女式游泳衣(swimsuit)或毛衣(sweater)，穿游泳衣而不是男士泳裤会诱发男性的自我客观化，检验发现，在穿游泳衣的被试身上的自我客观化水平确实高于穿毛衣条件下的被试。男异性恋在两种条件下的身体羞耻水平和吃零食数量并没有显著差异，相反，男同性恋在穿游泳衣条件下则报告了更高的身体羞耻，吃了更少的零食。这说明，实验控制下的状态性自我客观化诱发了更高的身体羞耻、身体不满意和饮食节制。Kozak，Frankenhauser和Roberts(2009)的研究发现，男同性恋的自我客观化程度高于男异性恋，男同性恋对他人的客观化程度也高于男异性恋，这说明，在评价他们自己或其他男性身体时，男同性恋更倾向于关注表面和外部的表现。而男异性恋在做这些评价时则更关注身体的功能，例如身体健康、身体强度等。Wiseman和Moradi(2010)的研究以少数性取向男性群体为 被试，发现内化吸引力的文化标准(intemalization of cultural standards of attractiveness)在性客观化体验与身体监管(body surveillance)之间起中介作用；身体监管在内化吸引力的文化标准与身体羞耻之间起中介作用；身体羞耻在身体监管与进食障碍之间起中介作用。也就是说，性客观化受到了社会文化标准的影响，影响男同性恋的身体监管，身体监管可能使男同性恋产生身体羞耻，进而导致进食障碍，这是一个一系列的过程。总之，性客观化理论得到了越来越多研究者的认可，但为进一步明确其作用机制，后续的深入研究还需要继续进行。
3.2内化同性恋污名
内化同性恋污名是指男女同性恋和双性恋者内化了主流社会指向他们的消极态度和信念，从而对自己的同性恋身份产生消极态度和信念(Jackson，2008)。Reilly和Rudd(2006)的研究发现，对同性恋身份的消极态度(内化同性恋污名的一个指标)能够显著预测男同性恋的身体意象和自尊。Strong(2005)对40至60岁的中年以上男同性恋进行了深入访谈，分析发现，被试有意识地经历了内化同性恋污名，在他们人生的某些阶段，由于自己的男同性恋身份而产生消极情绪。并且，对大多数有此经历的人来说，内化同性恋污名对其身体意象产生了消极的影响。Kimmel和Mahalik(2005)结合少数压力模型(minority stressmodel)来研究与污名相关的压力对男同性恋的影响。该模型认为，男同性恋和其他少数群体的成员一样，会经受与污名化相关的慢性和弥散性压力，其中包括内化同性恋污名、污名期望(expectations of stigma)和歧视事件等，这些都可能是压力的来源。污名期望是指男同性恋对因其性取向而受到社会拒绝和歧视的预测。这些因素一方面促使男同性恋渴望拥有强有力的身体，以防御和反抗他人的歧视，另一方面这些因素也可能会因自身的内化羞耻而发展为消极的身体意象。他们的研究对357名男同性恋进行了网络调查，发现少数压力模型与身体意象不满意存在显著联系，印证了少数压力模型的假设。不管是内化同性恋污名，还是少数压力模型都强调污名和歧视对男同性恋身体意象的作用，有其合理性，但该假设的影响途径还需要今后研究加以验证。
3.3性别角色理论
该理论一方面从男同性恋和男异性恋在男子气(masculinicy)和女子气(femininity)上的差异人手，认为具有高女子气的男异性恋更可能关注自己的身体意象，出现进食障碍。该理论认为，男同性恋可能也具有高水平的女子气，这可能导致了他们也更关注自己的身体，更易出现负面身体意象(Jackson，2008)。另一方面，研究者认为男同性恋存在高度的性别角色冲突(gender role conflict)，使他们与传统男性规范产生冲突，在传统男性规范的压力下，男同性恋不能像男异性恋那样处理冲突，这可能使男同性恋体验到提高身体吸引力的压力，以让自己被社会接受，或被其他男同性恋渴求(Blashill&Vander Wal，2009；Sanchez，Greenberg，＆Vilain，2009)。 Strong，Singh和Randall(2000)的研究发现，高女子气低男子气的男同性恋比高男子气，中低女子气的男同性恋报告了更高的身体不满意。Jackson(2008)的研究发现，在男异性恋身上，性别角色冲突与进食障碍不存在显著联系，但在男同性恋身上，两者则存在显著联系。Blashill和Vander Wal(2009)的研究也发现了性别角色冲突对进食障碍的预测作用，同时，社会敏感性(social sensitivity)在两者的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这可以理解为，性别角色冲突导致了个体对他人情绪或行为的高度敏感性个体更关注他人对自己的评价，致使个体产生进食障碍的危险性增加。以上的研究支持了性别角色理论的假设，但也并不是所有研究都支持这一假设，如Russell和Keel(2002)的研究认为，男同性恋的女子气并不比男异性恋高，这对性别角色理论的前提提出了质疑。而Hospers和Jansen(2005)也发现，男同性恋的身体不满意度和女子气之间不存在相关。Blashill(2011)进行了一项元分析研究，发现，男同性恋的女子气与肌肉不满意之间没有联系，相反，男异性恋的女子气与肌肉不满意存在显著负相关。鉴于这些不一致的结论，这一假设还有待进一步验证。
3.4进化心理学假设
有研究者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提出性别内竞争假设(intrasexuaI competition)(Lj，Smith，Griskevicius，Cason，＆Bryan，2010)，认为性别内的地位竞争的目的是吸引伴侣以达到适应环境，性别内的地位竞争导致了对理想伴侣的关注，对女异性恋和男同性恋来说，要得到这样的关注就要提高自身的身体吸引力，如变得更年轻、让身体外观更具吸引力。Li等(2010)的研究对四类被试(男女同性恋和男女异性恋)进行实验，考察在竞争和不竞争两种条件下，被试在身体意象和进食态度上的差异。实验中的竞争和不竞争两种条件都不涉及身体吸引力方面的差异，而主要是从兴趣、学业和就业等方面的高低地位差异来考察。结果发现，在男同性恋被试身上，性别内竞争提示词导致了更大的身体意象不满意和更严格限制的进食态度，这一效应同样体现在女异性恋身上，但这一效应在男异性恋和女同性恋身上并没有体现。该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性别内竞争假设。
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择偶或选择伴侣是一个重要的主题。男同性恋之所以报告了更多的进食和身体意象关注。可能是因为男同性恋和女异性恋一样，他们共同的目标是吸引男性(siever,1994)。而男性一般更看重伴侣的审美价值(aesthetic value)，即更关注伴侣的外貌身体特征。相反，男异性恋和女同性恋的共同目标是吸引女性(一般更看重稳定和权力)，所以他们则追求高社会地位和稳定的高收入(Lacey，Reifman，Scott，Harris，＆Fitzpatrick，2004)。Lippa(2007)的研究也支持这一结论，在选择伴侣的特质时，男性更强调身体吸引力，而女性更强调诚实、幽默、热心、可靠等特质。但性取向的不同也会导致一些差别，同性恋更少强调伴侣在家庭和婚姻中的特质，男同性恋看重伴侣年龄、手、牙齿、可靠、诚实、金钱等。可以看出，男同性恋在选择伴侣时既强调身体吸引力，也强调女性在选择伴侣时的一些特质。这些研究都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Li等(2010)的假设，男同性恋的伴侣选择是更看重对方的身体，男同性恋也努力提高自身的身体以吸引伴侣。Meany-Walen和Davis-Gage(2009)发 现，男同性恋被试表达了对友谊(companionship)和接纳的关心以及害怕孤独的倾向。他们认为如果拥有了理想的身体外观，自己就有更大的可能获得友谊和幸福。总之，男同性恋意在吸引男性伴侣，而男性在择偶时注重身体外观。这激发了男同性恋对身体的关注，并可能导致负面身体意象。
3.5ADIS／HIV假设
1978年，美国出现首例男同性恋感染AIDS，而随后则引起了80年代关于男同性恋和AIDS关系的大争论，AIDS甚至一度被认为是男同性恋的癌症。AIDS与男同性恋的这种联系造成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很多男同性恋具有恐惧AIDS的症状，由于AIDS存在艾滋消瘦症候群(AIDS wasting syndrome)，早期HIV感染会出现一系列身体上的症状，身体消瘦是其典型表现之一，对死亡的恐惧和对症状的关注使男同性恋更加关注自己的身体。另一方面。在男同性恋的人群和社区中，不管是不是真的生病，过于瘦弱都被认为是生病的象征。相反，有肌肉的身体就被看作是健康而有吸引力的标志。所以，两方面的影响使得男同性恋更关注自己的身体，追求有肌肉的理想身体(Neal，2005；Strong，2005；Levesque＆Vichesky，2006；Tiggemann et al.，2007)。Drummond(2005)的研究同样支持这种假设，认为过于瘦弱被认为是不健康的表现，特别是可能被认为患有AIDS。所以，很多男同性恋为了保持体型和肌肉会去进行健身。但是Kane(2009，2010)则认为这一假设还有待考证，因为AIDS与男同性恋身体理想的联系正好与上世纪80年代对AIDS的大讨论相映，但男同性恋对身体外观等的关注在80年代前就存在。Kane认为这样的结果缺乏历史一致性。总之，虽然存在部分质疑，但不可否认，当代男同性恋的身体意象可能受到了ADIS／HIV因素的影响，该假设给理解男同性恋身体意象提供了一部分参考，缺乏历史一致性的问题可能只是说明，还存在其它的相关因素会对其身体意象产生影响。
4 小结与展望
男同性恋具有特殊的社会文化身份，心理学界的研究一直关注这一特殊群体，因此，男同性恋的身体意象被打上了深刻的社会文化烙印。通过以上的回顾，可以发现对男同性恋身体意象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在对男同性恋身体意象特点达成了初步共识之后，研究者们在努力通过各种理论假设对其特点做出解释。与男异性恋相比，男同性恋具有更高的身体不满意、更关注自己的身体外观以及更严谨的进食态度等；他们患进食障碍的可能性也更大；并追求瘦而有肌肉的理想身体。男同性恋在身体意象上呈现出这些特点受到了诸多因素的影响。本文总结了几种理论假设，每种理论都有其合理性，并得到了部分研究的支持，这些理论假设事实上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整合的趋势也渐渐显现出来。未来关于男同性恋身体意象的研究仍有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
4.1整合的和多样性的研究取向
研究者们都试图将男同性恋的身体意象放在社会文化的范畴内进行讨论，不管是哪种理论，都在强调社会和文化的作用，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每种理论都可能存在着联系。性客观化理论是现在对男同性恋身体意象进行解释的最被看重的理论之一，但在其理论解释中，同样涉及到社会文化所给予男同性恋的理想身体标准的影响，也同样涉及内化同性恋污名的作用。Wiseman和Moradi(2010)的研究就发现，性客观化理论所强调的身体羞耻同样受到了内化同性恋污名的影响。Andorka(2007)的研究也试图探讨性客观化理论和内化同性恋污名之间的联系，虽然他的研究并没有发现两者的显著联系。但这种尝试是有意义的。此外，AIDS／HIV假设也要得益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的同性恋权益运动和80年代的AIDS讨论，这些社会运动恰恰是社会文化的推动力量。所以，整合的趋势将是未来男同性恋身体意象理论解释的一个方向。
另一方面，每个假设都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验证和补充，比如性别角色假设的部分假设还存在争议，如是否男同性恋人群的女子气水平更高，女子气对男同性恋身体意象的预测作用有多大。另外，如进化心理学取向的研究还不多，这个较新的角度在解释男同性恋身体意象上还有很多可探讨的议题，从择偶繁殖(虽然男同性恋不能在伴侣之间繁殖，但这也恰恰是可以讨论的地方)和竞争生存等角度，男同性恋特殊身份的进化心理学意义很大。因此，现在关于男同性恋身体意象的理论解释研究正处于百花争鸣的阶段，体现了此方面研究的重要性。
4.2小群体网络调查和现象学分析的研究方法
以往研究应用最多的方法是网络调查和现象学的深入访谈，而且这一领域的研究被试量都不大，属于小群体研究(Kane，2010)。一方面，这可能要归因于男同性恋群体的特殊性使其保持着隐蔽性，很多男同性恋做不到对外暴露(刘俊，张进辅，2009)，所以研究者往往不能招募到大量的男同性恋被试来参与调查或实验。多数研究都是通过网络调查的方式而实现的，因为网络是男同性恋的一个重要载体，网络调查不需要他们对外暴露身份。所以，这种方式在操作性上都比较可取。但网络招募被试可能会存在一些偏差，如网络招募的被试相对低龄化，可能会忽视较长年龄段的同性恋被试。所以，未来研究在招募被试时一定要考虑取样偏差的问题，在结果推论上也要在年龄等变量上做到严谨。另一方面，同性恋的身份具有浓厚的社会文化色彩，加之同性恋人群的隐蔽性，现象学分析的方法得以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中得以应用。通过深入访谈和分析的方式，研究者可以从个案中获得对他人经验的深度理解，解释男同性恋身体意象背后的社会文化意义，并提出假设或理论。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完全摒弃实证的研究范式，尤其是在建立理论假设后，可行的实证研究可以为理论假设提供更有利的证据。所以，现象学分析的方法在研究男同性恋的身体意象上具有很大的理论和应用可行性。但现象学的深入访谈和分析同样需要遵循严格的标准，同样要做到严谨，未来研究中需要加以注意。网络调查更多属于定量研究，而现象学访谈和分析更多是定性研究，两种研究取向都有其利弊，得到的结果也各有补充，在对男同性恋身体意象进行研究时，分别采用两种取向或两种取向的结合都是可取的。
4.3文化特异性的国内研究方向
同性恋行为在中国自古有之，但同性恋的身份称呼却是近代由西方引入的(刘俊，张进辅，2009)。所以，当代中国的男同性恋受到了中西文化交互的影响，这也就预示了在身体意象上，中国男同性恋的特点及理论解释都可能有异于西方的研究结论。首先，中国没有像美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样影响力巨大的社会文化运动发生，所以，中国民众对男同性恋多是处于忽视状态，这为男同性恋实现自我认同以及进一步的身体认同都造成了一定阻力，因此，内化同性恋污名对身体意象的作用可能会更大。其次，中国并不像西方那样强调“性”，个人在对待“性”的态度上也趋于保守，这对与“性”直接相关的身体态度也会产生影响，所以，性客观化理论对中国男同性恋的解释所占的比重可能就没有那么大。第三，西方文化所树立的身体吸引力标准可能并不符合中国男同性恋，或在程度上中国男同性恋与男异性恋的差异并不显著。Poon和Ho(2008)的研究发现，生活在白人社会的亚洲男同性恋被主导的西方文化赋予消极的刻板印象，视他们为被动角色，渴望白人成为自己的伴侣，但这些亚洲男同性恋并没有简单地接受主导文化所强加给他们的消极刻板印象，而是积极地抵抗这种影响，并重塑自己的身体。可见，即使是生活在白人社会，亚洲男同性恋也可能并非完全被动去接受西方同性恋文化的影响。此外，中国的媒介并没有像西方那样明显传播理想身体的标准，而且中国没有外国的同性恋社区文化，但中国同样存在同性恋网络社区。西方的吸引力标准也可能通过网络渠道传递给中国的男同性恋。这些因素都可能使西方研究结论在中国男同性恋人群中的推论性受到影响。
在研究方法上，鉴于前面所进行的阐述，国内研究仍将以访谈法和网络调查法为主，这两种方法对仍是空白的中国男同性恋身体意象研究很有益。总之，中国男同性恋的身体意象特点可能存在自己的文化特异性，该领域具有很大的研究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