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话语策略，当代口语诗卸下了此前一直笼罩在诗歌头上的神性光环，最大量地淡化了意识形态色彩，使诗歌进入了日常生活的具体性。口语诗人以“叙的愿望和说的冲动”，显现其强烈的“蜕变”意识：一种言说的欲望比怎么说和说什么都重要。正如沈浩波《后口语写作在当下的可能性》中所说：“诗人与世界是的关系是相互感知的，是感性的、灵感的、冲动的而不是思考的、理性的、征服的、穷尽的。”口语诗消解了寓言写作，“到语言的路上去，回到隐喻之前”（于坚语）从而走向日常生活，向鲜活的生活语言靠拢，寻求心灵与世界的平等对话，使诗成为“带着体温和切肤之痛的诗篇，与日常现实亲密结盟，并把每一个语词都逼向存大的深处。”走向语言本身，使诗的自由个性得以轻松张扬，诗歌精神得到自由伸展。
口语是诗人生存的策略，以对当下存在的敏感，以个人化的生命体验来书写他们的人生姿态及生命存在本身。“口语绝不意味着一切，它只是拥有着更多原创的可能。”(伊沙语)以活泼新鲜、朴实无华的日常口语，保持着“口水在场的湿度”，来书写“当下”和“日常经验”，快捷、淋漓地呈现一种生命和生活本真的状态。口语诗歌从集体记忆的“元话语”抽出，原生态的口语从某种程度上排斥了文化沉滓带给语言的累赘，从而达到拒绝知识化，拆解传统价值以及历史意义的作用。“生命被表现为语感，语感是生命有意味的形式”(于坚语)，凭借语感来激起语言的浪潮。口水四溢正好应和了物欲横流的世界：无度、紊乱。但口语人诗绝非口水成诗，诗歌不能成为巨大的语言拼贴实验场，如果仅把言说的欲望作为诗性的唯一展现，诗歌就成了由所指层面向能指层面滑动的语言游戏。
诗歌应有所承载，而不是一架华丽的空马车在轻装飞奔。维特根斯坦说：“如果你从语言中排除了意向因素，那么语言的全部作用就会瓦解。”诗歌的语言必须富含意义生成可能性，在极短的篇幅包孕更深广的生命体验，从而收到以少胜多，寓万里于尺幅的艺术效果。语言作为文化信息的媒介，它应清晰地反映别具特色的文化渊源和民族文化精神。诗歌植根于中国文化，自觉认同民族意识，将悠久的传统文化精髓与现代意识熔铸在诗中。诗歌是灵魂栖息的家园，它透射着诗人独特的生命意识和内心体验。诗人不是“一个用墨水污染土地的帮凶”(伊沙语)，而是以独立自由的意识直人社会与生活，以独立的姿态去透射意识形态与评判现实。口语诗人应在诗歌中不断地内蕴历史意识和民族人文精神，完善审美形态，以诗意的语言表达出对世界、对人生的感知与体悟。
时代呼唤诗人对新诗艺术的审美特质的不倦的探索与追求。“诗，是生命意识与使命意识的和谐。”(吕进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