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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成长期县域经济组织发展的实证研究:组织与管理研究的实证方法

时间:2019-02-09 来源:东星资源网 本文已影响 手机版

  内容提要:后成长期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是经济发展由规模增长到优化发展的转型时期,是由“量”到“质”的颤变期,是县域统筹发展的基础阶段。目前我国总体上进入工业化中后期,改革与发展的“熵”的问题集中凸显,这些问题在后成长期县域经济发展中表现突出。本文以广东高要市作为分析对象进行实证研究,对当前后成长期县域经济的组织发展提出探讨思考。
  关键词:县域经济;后成长期;发展;实证研究;高要市
  中图分类号:F127.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2)01-0018-05
  
  一、后成长期县域经济及其主要特征
   关于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阶段划分,一般都以地区生产总值或人均指标作为主要依据。以县域生产总值结合财政收入为标准,可以将县域经济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前发展期,县域生产总值在50亿元、地方财政收入在1亿元左右;成长期,这一阶段分为前成长期和后成长期,前成长期县域生产总值在50~100亿元、地方财政收入3亿元左右,后成长期县域生产总值在100~150亿元以内、地方财政收入3~5亿元;成熟期,县域生产总值在150亿元以上、地方财政收入5亿元以上[1](p4) 。由于我国县域规模差别较大,总量指标难以说明发展实质和水平。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标准,将县域经济发展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经济强县,属于 “工业化后期”阶段,工业发展水平高,经济外向度高,人民生活相对富裕,城镇化水平较高;第二层次是发展中县,属于“工业化中期”阶段,普遍农业基础较好,工业发展有一定规模,人口众多,但第三产业落后,城镇化水平有待提高;第三层次是经济落后县,属于初级产品生产向工业化初期的过渡阶段,大多数是边远山区县,自然条件差,交通不便利,以传统的农业经济为主,生产方式落后,产业结构层次低[2]。
   县域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对其发展进行阶段划分分析,有利于促进县域经济科学发展。以上的标准分析是比较科学的,但指标值明显偏低。由于我国经济总体上已经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因此,本文选取后成长期县域经济发展作为研究对象具有典型意义。
   后成长期县域经济的主要特征有:第一,县域经济发展已经过高快增长的刺激期,即跨越式发展,发展由总量增长向结构优化转变;由资本投入、规模增长的粗放式向技术投入、效益竞争的集约式转变;第二,县域特色经济的竞争性和效益性凸显并稳定化;第三,城镇化增速,专业镇特征明显;第四,产业结构演变由实体经济为主向服务业为主转变;第五,农业在结构调整中的重要性增强,社会事业领域急需大发展[2]。
  二、研究后成长期县域经济发展的现实意义
  目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完成工业化的任务仍然很艰巨。而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工业化不足”(undur industrialization)。工业化是县域
  经济发展的核心主题,是“国民经济中一系列重要的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3](p88)。“工业化的这种首要变化,必然会引起并且包含着各级生产组织的变化和各个层次经济结构的变化,最终还将会导致整个经济体制和社会
  制度的变化,以及人们的生活观念和文化素质的变化。简言之,‘工业化’首先表现为生产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的变革;然后表现为这一过程所引起的并且必然伴随而来的国民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变动;最终必然会导致并表现为人们思想观念和文化素质的变化;在一定情况下,它将会导致整个经济体制或社会制度的变革和变化。另一方面,社会制度和经济体制也将会对工业化的实现产生重大的甚至关键性的影响,因情况之不同而对它起着推进、延缓或阻碍的作用[3](p89)。”
   后成长期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工业化进程中的关键时期,是经济发展由规模增长到优化发展的转型时期,是由“量”到“质”的颤变期,是县域统筹发展的基础阶段。目前我国进入后成长期发展阶段的县域主要有城郊县、沿线沿边沿海等。
   县域经济是中国的“国本经济”“民生经济”“稳定经济”和“最基本的生态经济”[4](p12-15), 中国作为一个高增长的发展中国家,目前经济发展正处于增长方式转变时期,后成长期县域经济发展正是这一转变的基本体现。经济转型有三个方面含义,一层含义是:产业要升级,要采取新技术、新工艺,节约资源,重视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走低碳经济、绿色经济道路;另一个含义是:劳动力素质要提高,要符合产业升级、自主创新的要求。第三个则是发展环境的改善。这三个方面的要求在后成长期必须完成。
   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增量带动型改革,30年的高速增长,改革与发展的“熵”的问题集中凸显。这些问题在后成长期县域经济发展中表现尤其明显。“由于市场秩序不规范、竞争条件不平等等等原因,使得不少生产性企业效率低下,转而从事炒房、炒股等分配性努力,扭曲了资源配置格局和利益关系。这些问题的存在,已严重影响到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5]( p38)。 改革开放以来,县域政府的自主支配权一步步扩大,而相应的制约规范还没有完善建立。“多年来,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主要投向城市建设,刺激了建筑业、房地产业的大繁荣,带动了建材、民用电器、民用五金、民用化工等产业的发展,以至于相关生产能力相对低端,严重过剩,促使产业结构畸形发展,产业升级困难。由此,在房地产成为掠夺居民财富的工具的同时,社会内部贫富严重分化,社会怨气与日俱增,这对社会和谐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6]( p10) 。”因此,后成长期县域经济的发展问题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三、选择高要市作为后成长期县域经济发展典型的定位分析
   高要市位于广东中部、珠三角的边缘,西江中下游,辖属肇庆市。东与佛山市三水区隔江相望,西与云浮市交界,北连肇庆市区,总面积2 206平方千米,人口73万人。属于规模大县,是城郊县域,也是沿边沿江县域,同时是山区县域。目前中国山区(丘陵)县占县域总数的69%。因此,将高要作为个案分析具有普遍性。
   高要近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广东经济学界称之为“高要速度”: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两年翻一番,财政收入两年翻一番。高要市财政收入第一次达到1个亿用了18年时间,从1个亿到2个亿用了6年时间,从2个亿到3个亿用了3年时间,从2005年的3个亿到2007年的5.18亿只用了2年时间,从2007年到2008年一年时间直接从5.18亿到8.18亿,一下子跨了3个亿,预计到2012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等主要经济指标在2006年的基础上翻两番[7]( p101)。
   高要市2010年县域生产总值215亿元,广东省67个县域排第九,山区50个县域排第五(远高于平均规模的103亿元),但不到全国百强县平均规模475.64亿元的一半;人均生产总值2010年29 050元,广东省67个县域排第九、山区50个县域排第五(也远高于平均规模的18 672元),但仍不到百强县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64 070元的一半;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13.6亿元,全省第五,山区50县第二,但仍不到百强县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29.04亿元的一半。
   从主要经济指标的数据看,高要似乎达到了理论界划分的成熟期县域经济的水平。但综合其他发展指标,从工业化程度、产业结构演化阶段、城镇化水平等综合分析,目前高要市处于县域经济的后成长期。
   (一)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来判断
  著名经济学家钱纳里等人把经济增长理解为经济结构的全面转变,并借助多国模型提出了标准模式,即根据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按1982年美元计算)水平,将不发达经济到成熟的工业经济整个变化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六个时期(表1)。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来判断高要市工业化进程处于中后期阶段。
   (二)从三次产业结构比例来判断
  根据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等人的研究,工业化往往是产业结构变动最迅速的时期,其演进阶段也通过产业结构的变动过程表现出来。在工业化初期和中期阶段,产业结构变化的核心是农业和工业之间“二元结构”的转化。在工业化起点,一产比重较高,二产比重较低。随着工业化的推进,一产比重持续下降,二产和三产比重都相应有所提高,且二产比重上升幅度大于三产,一产在产业结构中的优势地位被二产所取代。当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降低到30%以下,第二产业比重上升到高于第三产业时,工业化进入初期阶段;当一产比重再降到20%左右时,第二产业比重上升到高于第三产业时,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当一产比重再降到10%左右时,二产比重快速上升到最高水平,工业化进入后期阶段,此后二产的比重转为相对稳定或有所下降。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将经历一个由上升到下降的“∩”型变化。
   从2010年高要市的产业结构产出比例看,第二产业比重到高于第三产业时,但一产比重仍高达22.77%,高要市工业化进程仍处于中期阶段,而且三产比重过低。
   (三)从就业结构比例来判断
  根据配第―克拉克定理: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当人均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时,劳动力便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表2)。该定理通过工业化过程中劳动力由生产率低的部门向生产率高的部门的转移,反映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过程,表明就业结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
   高要市2010年末总人口为74.3万人,其中农业人口61.7万人,占全市人口的83.04%。按配第―克拉克定理的产业人口比例,高要市尚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
   (四)从一产就业比例来判断
  与配第―克拉克定理相类似,库兹涅茨通过统计分析的标准模式,按照第一产业就业比例,划分了工业化阶段(表4)。
  钱纳里等经济学家在研究各个国家经济结构转变的趋势时,曾概括了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的一般变动模式: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上升,工业化的演进导致产业结构的转变,带动了城市化程度的提高。由此可见,城市化与工业化是相伴而生、共同发展的,工业化必然带来城市化,而城市化所提供的集聚效应又反过来促进工业化发展。
   2010年,高要市人口城镇化水平为15.89%,处于非城市化的工业化的初期阶段。
   (六)从工业化率水平来判断
  工业化率是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钱纳里认为,工业化程度一般可由GDP中制造业份额的增加来度量。在人均280美元至人均2 100美元这一阶段中,制造业占GDP的比重由15%上升到36%,初级产品份额的下降(由38%降至9%),则为社会基础设施份额和制造业份额的增加所弥补,而服务业的份额几乎不变;一旦人均GDP超过400美元,制造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高于初级产品生产的贡献,并基本呈持续上升态势,直到第四个时期才转而下降;从第三个时期开始,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开始超过劳动力,并且在整个工业化阶段,全要素生产率基本维持着上升态势[8]。
   2008年高要市的工业化率达到42.32%,处于半工业化阶段。
   四、高要县域经济发展的综合分析
   (一)高要县域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的成功经验
   1.充分发挥了机遇和地缘优势。进入本世纪,高要利用肇庆市“打造广佛肇经济圈、全面融入珠三角一体化”的发展战略,充分发挥紧邻广佛经济圈的区位优势,把握珠三角核心区产业转移的重大机遇,进行工业集聚基地建设,不断加强招商引资力度,充分利用了国家一系列利好政策和《珠三角发展规划纲要》及“双转移”战略的实施机遇,以建设广东县域科学发展先导区为统揽,适时确定“打造肇庆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重要集聚区、广佛肇经济圈最佳人居城市、肇庆职业技术教育重要基地、国家级现代农业园区”的县域经济发展战略定位,全力推动县域经济跨越发展,加快融入珠三角核心区。
   在抓住机遇,科学谋划,准确定位、强力推进的同时,高要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挖掘地缘优势,利用河道流域,加快港口建设,改变山区封闭的区位弱势,全力促进县域经济融入现代经济。高要境内西江水岸线长97公里,有高要港及禄步、大湾、金渡等货运码头,高要港常年可靠泊3 000吨船舶。为加速发展港口物流经济,规划建设同高要港一样吞吐量的金利港,实现港口物流业发展的历史性突破,进一步增强投资竞争力和吸引力,促进县域经济跨越发展[9] 。
   2.先机进行高起点规划,优化发展布局。在抓住机遇发挥优势的同时,市委市政府先机进行主体功能区规划、产业规划和城乡建设规划。2005年先机进行县域主体功能区规划,根据县域东南部、中心城区和北部山区的不同资源禀赋,规划工业发展区、商住发展区和生态发展区,并配套相应的基础设施,为县域经济的科学发展奠定空间基础。在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基础上,科学进行县域产业发展规划,强化发展精密压铸、五金制品、新型建材、不锈钢四大特色支柱产业,形成了以金淘、金盛、金渡、天资、白金龙、禄步“六园一带”的产业园区,总体规划面积90平方公里,形成以工业产业集聚基地为重点的南北互动、整体推进、全方位发展的产业集聚基地建设新格局。四大特色支柱产业产值已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近六成,建成“中国压铸产业基地”、“中国建筑五金产业基地”、“中国新型建材产业基地”,金利镇五金产业集群被评为“第三批广东省产业集群升级示范区”。近几年,高要完成各类规划编制50余项。2009年,高要获中国城市经济学会中小城市经济发展委员会授予的“2009年度最具区域带动力中小城市百强”荣誉。
   3.以工业装备、产业集聚推动和提升工业化。高要利用珠三角核心区域产业转移的机遇,加快工业装备建设,以集聚基地推动产业升级,全面提升县域工业化水平,西区工业带三年间投产项目46个。各镇积极完善工业园区建设。重点以技术装备和产业集聚加大国有工业企业改革力度,对全市124家国有企业进行了改革重组。装备水平和集聚水平的提升使工业企业整体效益改善,2009年工业实现增加值增长15.7%,工业品产销率达96%;国有及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增长21.6%,纳税增长60.8%。支柱企业的带动效益发挥,仅鸿图科技公司2009年纳税1 340万元,实现利润2 247万元,分别增长26.9%和17.8%;河台金矿已发展成为南方最大的黄金生产基地,黄金产量占全省90%,2009年纳税885万元,实现利润5 028.4万元,分别增长3%和33.6%;县域乡镇工业总产值增长34.9%。
   4.积极以工业化推动县域农业产业化。 在产业规划中,高度重视农业的现代化发展。一是规划建设国家级农业综合开发现代化示范区,其中利用珠三角城市生活快速提高的机遇,规划建设“十里花木长廊”5万亩,总长10公里,全年新增花卉种植面积2 200多亩。二是以规模集聚推动农业产业化现代化,目前县域已形成了6个农业生产区域:平原和微丘地区9个镇形成重点商品粮区、8个水网地带较多的镇为水产养殖区、城郊镇为蔬菜区,低坡度丘陵地带镇为水果区、丘陵地区为速生丰产林区、山区镇为肉桂、巴戟、石槁、松脂、南药生产区。其中花卉、肉桂、蔬菜种植面积分别达到8 000亩、53万亩和15.5万亩,优质罗非鱼和罗氏虾的养殖面积分别达3.5万亩和3.2万亩,建成丰产林基地23万亩,石槁混交林基地30万亩,竹子基地10万亩,优质水果基地10万亩,南药基地2万亩。三是加快农业龙头企业建设,充分发挥其在产业化中的带动作用。2009年全市十大农业龙头企业实现总产值3.6亿元,占农业总产值的12.5%,辐射带动农户6.8万户,增加农民收入6 500万元。四是重视农产品品牌建设。近几年,一批高要的农产品成为广东名牌产品,其中品牌肉鸡、肉鸭和蔬菜通过了广东省无公害农产品认证。五是强化农业技术服务推广,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目前,高要是全省唯一全国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试点县(市)。
   (二)存在的问题
   1.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突出,粗放式增长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突出表现:第一,虚拟城镇化严重。城区建设面积由2006年的18.5平方公里扩大到现在的38.8平方公里,但人口城镇化仍停留在15.89%。内涵式城镇化严重不足,城镇化对县域工业化、农业产业化的推动作用远没有发挥;第二,工业整体实力不够强,缺乏龙头企业和大项目支撑。全市还没有一家税收超亿元的企业,也没有一家税收超5 000万元的工业企业。四大传统支柱产业企业规模偏小,缺乏真正有强大带动产业集聚发展能力的龙头企业和重大工业项目;第三,县域城市经济形态单一,除房地产外的第三产业发展缓慢,与高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不适应。当前,城市经济主要以房地产业为主,第三产业对房地产业依赖过大。商贸流通、现代物流、旅游度假、金融服务、商务会展等服务业规模小、层次低。文化、教育、卫生、社区设施等城市公共服务发展滞后。城市要素不配套;第四,财税对资源性行业依赖大,财税收入结构不合理。在全市纳税50强企业中,矿产、陶瓷、建材、房地产和建筑业占绝对比例。纳税前五名的企业没有一家是真正的制造业。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中工商税收只有6.33亿元,仅占46.5%。非税收入比重偏大,财政持续增收的空间很小。
   2.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和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相对滞后。全市纳税前50强企业中,几乎全部为传统产业。大部分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名牌产品的企业不多,研发投入不足。占重要地位的主导产业、支柱产业,现有生产技术水平和科技含量偏低。万元产值能耗较大,土地综合效益不高[10]。
   3.县域内空间发展不平衡现象严重。一些边远镇和基础薄弱镇,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东部工业强镇相差达百倍之巨,其土地开发强度不到核心区平均水平的1/8。在税收和本级财政收入方面,边远山区镇远远落后于东部工业强镇。
  五、当前我国后成长期县域经济组织发展的思路探讨
   (一)着力培育县域经济核心竞争力
  进入后成长期以后,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增长方式转型,由粗放式向集约式转变,产业结构升级换代,核心竞争力凸显。培育核心竞争力就是全面提升县域特色经济的竞争力、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全面深化工业化,以工业化、信息化装备所有产业领域,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尤其是交通运输业、现代物流业、金融服务业、信息服务业和商务服务业等生产性服务业。让人口向城镇集中,土地在农村集中,科技文化在集中中渗透,全面推进县域经济科学发展。
   (二)走内涵式城镇化道路
  城镇化是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城镇化内涵包括人口城镇化、地域城镇化、经济活动城镇化和生活方式城市化。后成长期县域经济发展强调的是内涵式城镇化,即人口城镇化、经济活动城镇化和生活方式城市化。充分发挥土地效益,防止土地财政倾向。土地财政特指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地方政府通过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获取巨额土地收益,并严重依赖此项收入来维持政府的正常运转和进行城市建设的现象[11](p36-45)。
   1999―2008年间,中国土地出让面积从45 391公顷上升到165 860公顷,年均增长率15.5%,同期土地出让金收入也不断上升,成交价款从514.3亿元上升到1 025亿元,剔除通胀因素,成交价款年均增长率高达45%,是财政收入中增长最快的一种。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介绍,2010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总价款?2.7万亿人民币,同比增长70.4%[12]( p9) 。土地财政是当前我国县域经济发展中的畸形现象,不仅滋生官员腐败,而且直接导致社会矛盾激化。据调查,江苏在土地用途增值的土地收益分配中,政府约占60%~70%,村一级集体组织得25%~30%,而农民仅得到5%~10%[13]( p12-17) 。
   (三)高度重视现代农业发展,加大人力资源投资
  县域经济肩负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大职责。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农业已经成为工业化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必要条件[3](p76) 。世界上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在工业化中后期都无一例外地推进农业的工业化或现代化改造。“农业变革使工业化更充满活力。农业的盈余创造了资本,资本再次投入运输业与工业,促进了新技术在欧洲的传播”[14]( p489) 。农业的现代化是我国后成长期县域经济发展的核心主题。用工业化信息化装备农业,完成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化,充分发挥农业的贡献:产品贡献、市场贡献、要素贡献和外汇贡献[15]( p26-76)。 通过引进现代生产要素来改造传统农业,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舒尔茨认为有三条途径:第一,建立一套适于传统农业改造的制度;第二,供给和需求两方面为引进现代生产要素创造条件;第三,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当前农业人力资源的投资尤其重要,因为人是技术载体,是要素的发挥者,正如舒尔茨所说:资本不仅包括作为生产资料的物,而且应该包括作为劳动力的人。所以,引进新生产要素,不仅要引进物的因素,还要引进具有现代科学知识,能运用新生产要素的人。这样,就要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资的形式包括教育、在职培训以及提高健康水平,其中教育更加重要[16](p23-28)。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教育部2011年人文社科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新时期中国县制改革与县域经济科学发展的适应性研究”(项目编号:11YJAZH108)及梅州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嘉应学院 2010年联合立项课题“广东县域经济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的实证研究”(项目编号:2010SKA05)的阶段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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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闫恩虎(1968-),男,陕西蒲城人,嘉应学院县域经济研究所所长、“客商”研究所所长、经济学副教授,研究方向:发展经济学、商业文化。
  [收稿日期]2011-12-15
  责编:董积生;校对:黄晓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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