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于经济人自利偏好的激励契约会对公司高管的内在激励产生挤出效应。激励契约的挤出效应根本上是源于委托人面对未来或然事件带给当事人效用的影响没有把握，由此释放出的不信任信号刺激了代理人对等的不信任，从而形成制度挤出。根据信任博弈模型分析发现，在经济组织中利益相关方主动构建在个人关系、制度上的相互信任关系，并形成信任、互惠公平的制度环境，是高管激励契约有效实施的基础。
［关键词］制度挤出；激励契约；主动信任
［中图分类号］F27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9339(2012)02-0001-05
高管激励契约“挤出”了什么？基于股票业绩（SPP）的股票和期权激励可能诱发经理人片面追求公司股价提升的冒进行为，基于会计绩效的薪酬契约（Executive Compensation）更可能诱使管理层滥用会计规则甚至从事财务舞弊，而优厚的退休金计划很可能磨灭经理人锐意进取的意志……人们根据激励契约治理的诸多负面证据发现：在自利偏好理论下针对经理人道德风险倾向设计的激励契约，对利益相关人相互间的自愿性合作行为产生了挤出（crowding out）效应。那么，这些显性激励契约是如何排挤高管的内在激励的？又有什么措施能够有效治理激励契约的挤出效应呢？
一、委托代理关系中的激励契约治理所有权与控制权相分离的现代公司里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偏好不同、效用函数不同，对待风险的态度也不一样，由此导致大量的代理问题，如经理人懈怠、利用内部信息谋求管理权力私利等；此外，近一二十年来发生的诸多财务弊案和几次大的金融危机，又让人们注意到股份公司存在的其他代理问题。如Shleifer和Vishny（1997)发现［1］，在多数国家的大公司中，最主要的代理问题并不是外部投资者和管理层之间的问题，而是外部中小股东和控制性大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因为控制性股东几乎能够全部控制管理层，并利用控制权获取私利。事实上，类似的委托代理关系还存在于经理人与雇员之间，供应商、销售商与企业之间……从而使企业形成了一个委托代理的链条。
委托代理关系下的核心问题有两个，一是非对称信息下的收入转移；二是不同风险态度的当事人之间的风险分担。Wilson（1969）提出的委托代理理论指出［2］，代理人的工作绩效同时取决于其投入的主观努力以及不由其主观意志决定的各种客观因素，当委托人无法区分这两种因素时，就会产生代理人的“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和“道德风险”（moral hazard）；Jensen和Meckling（1976）率先对管理层激励进行了实证性研究［3］，认为解决委托代理问题的关键在于委托人如何设计一套能够产生足够激励的契约来控
［收稿日期］2011-11-28
［基金项目］安徽省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009sk186）。
［作者简介］袁根根（1971-），男，安徽当涂人，天津财经大学会计学博士研究生，安徽工业大学管理学院教师。
制代理人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从而增强代理效果、降低代理成本；Townsend（1979)则第一次尝试以最优契约的方式解决外部投资者与经理之间的利益冲突。［4］这些工作开拓了基于契约的高管激励研究。
为了解决委托代理链条中的信息不对称和机会主义行为所导致的效率损失（即契约的外部性，contractual externality），激励机制设计理论一方面通过信号传递（signaling）和信息甄别（signal screening）来解决逆向选择问题，另一方面则通过设计建立在可证实（verifiable）变量上的激励契约来降低道德风险。激励契约被认为是治理“道德风险”的有效手段，它将经理人的专用性投资的报酬――年薪、股权（share ownership）或者股票期权（stock options）等建立在企业业绩等可证实的指标上，从而促使代理人按照委托人的利益行事。
二、激励契约的挤出效应制度挤出效应在现实生活中很常见。经典的案例就是，有偿献血制度不仅不会增加血液供给，而且还会降低供给血液的质量。在这里物质激励对个人利他偏好形成了挤出。Frey和Gotte（1999）对志愿者行为研究后证明［5］，经济激励会降低志愿者的努力程度；Fehr和Gachter（2002）研究了激励契约对自愿合作的影响，证明了激励契约对互惠的挤出效应。［6］在心理学中，这种效应被称为“奖励的隐藏成本”（hidden costs of reward）或者“外在激励的腐败效应”；在经济学中，被称为“挤出效应”。
激励契约是在委托代理人未来偏好和未来可选择集合等给定的有限知识条件下，当事人所签订的最佳合同，它保持了阿罗-德布鲁均衡条件中契约完全性假定。这种最优完全契约认为，委托人了解代理人的效用函数及各种不确定状态发生的概率，即使委托人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仅凭完全理性也能够设计出可以得到完全执行的契约。换言之，具有足够理性的委托人，在事前不仅可以预期到各种未来或然事件（contingencies），而且还可以识别当事人之间的风险偏好差异，从而设计出恰当的契约，并且这些契约即使不能够自我实施，也可以在第三方（尤其是法院）的帮助下得到很好的执行，因此在多数情况下并不需要事后再谈判。根据这种最优契约设计，委托人不仅可以实现与代理人之间的最佳风险分担，而且也最大限度地获得了激励代理人的好处。
最初设计的激励契约主要适用于短期合同，然而，委托代理关系一般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多次的、动态的。Fama（1980)研究认为，激励问题在委托代理文献中被夸大了，“时间”可以帮助解决代理问题［7］；Coase（1937)也指出，“由于预测方面的困难，有关物品或劳务供给的合同期限越长，对买方来说，明确规定对方该干什么就越不可能，也越不合适” 。［8］诸多现实证据将委托代理关系下最优契约存在的问题最后集中在其“完全性”假设条件上。Tirole（1999）指出，决定契约性质的并不是或然事件本身的物理性质，而是或然事件对当事人的效用的影响。［9］这一点可以从我们熟知的期望效用定理中得到证明：我们假设概率pi，货币收益 xi，且彩票空间△上的理性偏好关系满足连续性和独立性公理，则对于任意两个彩票L=(p1,…,pn;x1,…,xn)和L′=(p′1,…,p′n;x1,…,xn) ，当且仅当E(u(L))?E(u(L′))时，有L?L′ 。所以依据期望效用定理，在企业组织中如果存在绩效的不完备衡量（imperfect performance measurement）情形，通常就会引发代理人的道德风险问题。激励契约强调的业绩可证实性与现实中绩效衡量的不完备性往往是相互冲突的。Holmstrom（1999）给出了业绩衡量不完备的三种形式［10］：（1）绩效为个体和自然状态的共同产品，无法对自然的贡献加以区分；（2）衡量绩效时发生误差；（3）个体对绩效衡量具有操?能力。当经理努力是多维的，并且绩效衡量不完备时，就会出现不同激励方向的冲突。这种冲突或者表现为经理人追求管理权私有收益最大化，或者表现为控制性股东要获取控制权成本补偿，以致在公司治理失衡状况下获得超控制权收益。对于现代公司而言，经理和大股东的自利行为显然是对股东利益最大化或者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的挤出。
激励契约基于个体自利偏好的制度设计，对个体的内在激励产生了抑制作用，即为利用自利动机而设计的制度，很可能进一步强化自利动机，对利他偏好形成挤出；另外，某些激励方式的引入可能使代理人理解为受他人控制，理解为自决力（self?determination）的丧失，从而与内在动机相冲突，引发其消极行动。透过现象看本质，激励契约设计，传递了委托人的偏好和委托人对代理人的形态分布的信号，它会改变代理人对委托人的信念，从而影响博弈参与者的行动。所以，激励契约对代理人内在激励的挤出只是一种现象和结果，根本的原因还是由于委托人对未来或然事件对当事人的效用的影响没有把握，而释放出了不信任的信号，并由此刺激代理人形成了对等的不信任。
三、高管激励契约挤出效应的再治理高管激励契约以纯粹自利偏好为假设条件使得它不可避免地落入了新古典经济学所假定的那种动机问题的套路。Williamson（1985）对此有清晰的认识并指出［11］，在经济交易中，“行为”不确定的根源在于投机――如果人们在追求个人利益时能充分坦诚相待，这种不确定性也就不复存在了；明智的“君主”对“属下”的投机行为绝对不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既然委托人要代理人为己谋利，最根本的前提就是信任，而且是主动信任――个体通过主动信任行为,可以更快地激发对方的信任回报,促进信任的良性发展（韦慧民、龙立荣，2009）。［12］对于最优激励契约的挤出效应，Ellingsen和Johannesson（2003）从行为经济学和不完全契约的角度进行了分析［13］：为什么更强有力的货币激励有时反而导致了更差的绩效？他们认为，代理人像关心金钱一样关心自尊；强烈的物质激励有可能传递出一种不信任的信号，结果导致代理人更差的绩效，而不完全契约和低能激励有时是最佳的，因为它们发射了信任信号。离开了人们相互之间的一般性信任，社会自身将变成一盘散沙，因为几乎很少有什么关系能够建立在对他人确切的认知之上。齐美尔（2002）认为，如果信任不能像理性证据或个人经验那样强或更强，则很少有什么关系能够持续下来［14］；福山（Fukuyama，1995）在《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中指出：一个国家的信任度高低直接影响着企业的规模，进而影响该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15］企业的产生固然是受到“交易成本”的驱使，但它更是基于相互信任与合作来产生“协同收益”的盈利组织。国美电器的公司控制权争夺战其实正是源于大股东和代理人之间信任的丧失，其危害有目共睹。而通过主动构建信任关系来建功立业的事例古已有之。据《史记》记载，秦国大将军王翦“空秦国甲士”以伐楚，因顾虑“秦王?而不信人”，在行军前及征途中不断向秦王“多请田宅为子孙业以自坚”，使秦王认为自己“胸无异志”，并在接下来的军事行动中对他深信不疑，从而能够“便宜行事”，“竟平?地为郡县”。史料参阅司马迁著《史记：白起王翦列传》，岳麓书社1988年版。由此推及公司治理，只有促使行为个体发挥主动性，积极促进双方信任的发展，建构一种交易双方在个人关系和制度上的主动信任关系，以此为基础达成的激励契约，即使契约具有不完备性，也可以很好地解决其对个体内在激励的挤出。接下来，我们运用博弈模型证明利益相关方通过主动构建信任关系，以此作为显性激励契约的实施基础，是能够有效防范制度挤出效应的。
（一）基于主动信任的双赢
Berg、Dickhaut和McCabe（简称BDM信任博弈，1995）设计了一个实验以测度信任程度。［16］在实验中有两个参与者，提议者 a和响应者b。 a拥有数量为m的资产，并把这些资产当中的x(0?x?m)投资给b，这部分投资额可使b获得(1+r)x的回报，b对这部分新资产可以自由决定返回给a的数额为y(0?y?(1+r)x)。a和b博弈的情况如图1：
图1信任博弈模型根据理性假设，实验的结果应该是：不管a给了b的x是多少，b的最优策略是y=0；由此，a的最优策略应该也是x=0。但实验的实际结果完全不是这样，a总会把一定数量的资产交给b，而b也会把一部分回报分给a，而且x和y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我们看到，提议者a最终获得的收益为πa=m-x+y，而响应者b最终的收益为πb=(1+r)x-y，两人的总收益为π=m+rx。
在BDM信任博弈中，提议者a主动信任响应者b，相信对方会与之在某种风险活动中互惠。如果仅仅考虑基于个体的自利偏好理性，有下列目标函数：
对于a，有：maxxπa=m-x+y，则x=0
对于b，有：maxyπb=(1+r)x-y，则y=0
这是传统逆向归纳法的结果。虽然行为个体从自利偏好的角度出发，对a有x=0，对b有y=0 ，但是对存在利益关联关系的行为个体来说，有?πa?y＞0, ?πb?x＞0，即对方的选择对自己是正相关的。 a如果仅从自利考虑，则会选择x=0，而b则希望a选x越大越好；反之，从b的角度考虑也会有同样的情况。相互权衡来看，不信任对方，仅从个体自利角度考虑问题，可以保证自己既定的收益，而主动信任对方并建立起一种相互信任的关系，则可以使双方都获得更高的收益。所以，从行为个体的社会理性来分析，有如下目标函数：
maxx,yπ=m+rx
对a和b，根据x∈［0,m］,有x=m；根据y∈［0,(1+r)x］，有y=(1+r)x
当然，信任是存在风险的，提议者会因为自己的投资没有得到足够的回报而后悔，从而改变下阶段的投资策略。在BDM信任博弈中，x体现了信任程度，而获得的回报y则体现了值得信任的程度。BDM实验在确保“彼此未知”的前提下，从实验结果平均来看，提议者一般会将总资产的50%进行投资，而回报额则为投资额的95%。此后，还有不同国家不同研究者对BDM信任博弈进行重复实验Buchan、Croson和Dawes（2000）采取了“两人”条件、“四人”条件和社会条件共三种实验来测度信任导致的互惠强度；Dufwenberg等人（2000）也对二人条件和四人条件的信任博弈进行了比较，结果与前人研究相似；McCabe、Rassenti和Smith（1998）则用了一个复杂的“大树”博弈来显示互惠概念，实验结果是：在一次博弈和重复相遇博弈中，带有互惠特点的均衡以及自私的子博弈完美均衡出现的频率经常会达到一致，而互惠行为在重复相遇博弈中出现的更多。然而，当只知道私人的支付信息时，互惠行为大幅减少。，得到的结果虽然略有不同，但总体来看，基本上认可人并不是完全“理性”、时时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们会在存在道德风险的情况下仍然做出信任对方的行为，同样人们会由于感激别人无条件的信任而做出互惠的行为，即“投桃报李”。
（二）简短结论
个体的偏好类型存在异质性，最优激励契约基于经济人自利偏好假设设计的激励会进一步强化这种自利动机，从而对个体的内在激励形成挤出效应，但这种“挤出”只是表面现象，最根本的乃是对信任的挤出。我们发现，在经济组织中通过主动构建个人关系、制度上的相互信任关系，这样，即使交易以求两利的精神会受到伤害，但只要经济行为能够被信任，交易者就会拒绝利用契约文字等形式化的东西占对方便宜以及实施机会主义行为。在典型的市场经济体系中，信任是市场经济最根本的伦理特征，契约是市场经济最根本的制度性特征，它们共同建构了市场经济作为信用经济和法治经济的基石。
［参考文献］［1］Shleifer, A. ，R. Vishny. A Survey of Corporate Governance［J］. Journal of Finance, 1997,52:737-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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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Ellingsen, Tore，Magnus Johannesson?Trust as an Incentive, Stockholm School of Economics［R］?Stockholm School of Economics,Mimeo,Working Paper,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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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Berg, J., J. Dickhaut,K. McCabe. Trust, Reciprocity, and Social History［J］.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1995,(10):122-142.
责任编辑：雨辰
Incentive Contracts and Institutional Crowding out
Yuan Gen?gen
（School of Management, Anhu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Ma′anshan 243002, China）
Abstract:The incentive contracts are an important kind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for the agency problem. However, the designing of incentive contracts based on the self?interest preference crowds out the social preference of the agents.The incentive contracts based on the self?interest preferences was crowding out the social preferences of the agents. In essence, The crowding?out effect is originated from the uncertain impacts brought by the utility function of the various contingencies to the parties which lead to equivalent distrust by the agents to the principals and thus induce the trust crowding?out. Therefore, the foundation of the incentive contracts is the active trust within organization and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of reciprocity and fairness. Finally, based on Trust Game, the trust relations arisen by the personal relations and institution could prevent the monetary incentives from crowding out altruistic preferences such as reciprocity and fairness, as well as inhibit the distortions of organizational efficiency.
Keyword:institutional crowding out; incentive contracts; active trust2012年第2期税 务 与 经 济No.2 Mar.15,2012
(总第181期)Taxation and Economy(Serial No.1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