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种族主义是纳粹意识形态的重要支柱，正是在这种意识形态的支配下，纳粹政权开始了疯狂的屠杀。这些被害者，仅仅因为他们是犹太人、吉普赛人、残疾人或身体有缺陷者而惨遭屠杀，这是纳粹政权邪恶本质的典型体现。纳粹的《绝育法》在纳粹种族政策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它是纳粹种族理论的第一次实践。在纳粹《绝育法》实施过程中纳粹运用了种种手段来实施其种族计划。通过对纳粹《绝育法》的研究，能使我们更好的理解纳粹政权的邪恶性。
【关 键 词】种族主义；种族卫生学；一体化；《绝育法》。
【作者简介】周 鑫，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专业2008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德国现代化。
种族理论是纳粹意识形态的中心，而纳粹上台之后立即就开始打造自己理想的“种族帝国”。《绝育法》正是纳粹种族理论的首次实践。通过对纳粹《绝育法》颁布的背景及实施过程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了解纳粹德国的真实境况，进而说明纳粹政权的邪恶性。
一、《绝育法》颁布的背景：种族主义和纳粹一体化
种族主义根植于种族歧视，在欧洲有着漫长而丑恶的历史。然而纳粹种族主义却与传统的种族歧视有着明显的区别，即将种族歧视建立在生物学的基础上；将种族差异说成是基于科学基础上的事实。实际上，力图为种族主义披上科学外衣的努力，在西欧社会由来已久。
18世纪末，社会变动给欧美社会带来了震荡，学者们纷纷转而求助于科学。很多人认为实验科学有助于人们保持本性，从而在政治关系剧烈变动中维持社会的稳定。科学的威望日益提高，人们也开始寻找科学的方法来论证种族。
在1853年-1855年，阿蒂尔?孔德?德?戈比诺（Arthur Comte de Gobineau）出版了种族主义的开创性著作《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戈比诺的书，标志着“种族”第一次成为世界历史中有力的工具之一。戈比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力图论证种族理论是一门科学。毕竟，种族歧视或民族歧视比戈比诺的理论早出现数百年。然而在19世纪之前，种族歧视主要是用宗教语言来隐晦地表达的，而不是用生物学词汇来表达的[1]。
1859年，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的著作《物种起源》出版。该书的出版，是“生物决定论”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对“科学”的种族主义而言，尤为如此。在达尔文之前，种族主义者总会遇到一个难题：人们很难驳倒基督教关于人类是一个整体的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人类是亚当和夏娃的单一结晶。然而，达尔文的理论则认为人类是成百上千年，甚至是百万年以上进化的结果。人类处于不同的自然环境中，特殊的环境造就了不同的种族。达尔文主义给生物学发展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达尔文运用广泛的归纳法来证明自己理论的正确性，他从生物学的众多领域里找到了对“自然选择学说”的支持。达尔文的综合归纳如同一把伞，将许多看上去迥然不同的生物学领域聚集在一起。要想驳倒他，就必须在生物学的各个领域里证明它是错误的。而这在当时几乎是不可能的，人们也就不得不承认达尔文主义是科学的。
达尔文主义的出现使这个时代的种族主义有了科学的依据。以后的种族理论家不再是如戈比诺这样的空想家，相反，他们几乎都有医学博士或生物学博士的头衔，他们是受人尊敬的科学家，如埃尔温?鲍尔（Erwin Baur）、弗里茨?伦茨（Fritz Lenz）、欧根?菲舍尔（Eugen Fischer）都是那时德国著名的遗传学家。正是由于达尔文主义，德国的生物医学家们相信日耳曼种族正处于“衰退”之中。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阿尔弗雷德? 普勒茨（Alfred Ploetz）认为传统的医疗保障政策有助于个人，却威胁到整个种族。普勒茨呼吁建立一门全新的卫生学――种族卫生学。他认为：“目前的医疗政策是维持种族质量的障碍，因为这些政策正是为了让弱者生存和繁衍。”[2]
1905年，普勒茨与精神病学家恩斯特? 吕丁（Ernst Ruedin）、律师安纳斯塔西乌斯?诺登霍尔茨（Anastasius Nordenholz）和人类学家理查德?图尔恩瓦尔德（Richard Thurnwald ）一同创立了“种族卫生学协会”。这是德国种族卫生学兴起的标志。1933年以前，种族卫生学已经成为德国生物医学中最受人尊敬的部分，许多著名的生物学家和医学家都是它的会员。这些学者都认为德国社会存在 “种族的”衰退，并对此表示担忧。1914年，马克斯?冯?格鲁贝尔（Max von Gruber）教授，向人们发出警告：“从1876年到1911年，德国的出生率已经从4.3‰下降到只有3.0‰；同一时期，柏林已婚妇女生育数，从每千人中有240人生育，下降到每千人中不足85人生育。”被人们视为“德国社会卫生之父”的阿尔弗雷德?格罗特贾恩（Alfred Grotjahn）是魏玛德国时期健康改革的主要缔造者，他认为种族卫生学是一个合法的概念，它可以为人类“种质”提供长期的医学预防。他鼓吹强制绝育，还要求国家把上百万“有缺陷的反社会者”关进精神病院。
纳粹上台以后，纳粹统治者相信种族卫生学运动能为纳粹主义的种族国家提供生物学上的依据。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写道：“人民的国家……必须把种族放在一切生活的中心。它必须注意保持其纯洁……它必须努力做到，只有健康的人才能生儿育女；只有一种可耻的事情：自己有病有缺陷还要生育；只有一种最高荣誉：避免这样做。在这一点上，国家必须充当千秋事业的监护人。”[3]
到30年代，种族卫生学已经成为德国生物医学界普遍接受的科学观点。这一时期，德国大学的生物医学院已经开设了近四十门有关种族卫生学的课程。绝大多数重要的种族卫生学期刊在纳粹掌权之前就已经创刊了。纳粹上台以后，纳粹统治者相信种族卫生学运动能为纳粹主义的种族国家提供生物学上的依据。希特勒曾经说过：“如果形势所迫，我可以没有法官，没有工程师，没有建筑师，但你们，民族社会主义的医生们，我每一天、每一小时都不能没有你们。如果没有你们，如果你们辜负了我，那么一切都将完了。如果人民的健康都处于危险之中，我们为之奋斗的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4]在德国历史上，生物学家与国家政权之间的结合还从来没有达到过如此美妙的程度!
纳粹上台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对德国社会推行了“一体化”，正是在这一进程中，纳粹使德国生物医学界成为实现自己种族理想的最好的工具。实际上，在纳粹1933年上台之前，加入纳粹党的医生占德国全部医生人数的6%[5]。纳粹掌权之后，医生加入纳粹党的人数急剧增加，以至于1934年纳粹医学期刊《目标和道路》通知他们暂时不要再提交入党申请，而要等待现在的申请处理完毕之后再提出申请[6]。到1945年为止，德国90000名医生中有一半加入了纳粹党[7]。而整个第三帝国时期，有234名生物学家加入了纳粹党，在全部440名生物学家中占53.2%（在没有被驱逐的404名生物学家中占57.9%）[8]。
纳粹“一体化”进程中，还把“领袖原则”贯彻到德国生物医学领域。纳粹医生联盟负责人、老纳粹党员、职业医师戈哈德?瓦格纳（Gerhard Wagner）博士，很快被扶上了德国医学协会主席的位置上，而所有在职的德国医生都成为这个协会的成员，并隶属于瓦格纳博士的领导之下，德国医学界也第一次成为了一个由国家控制的统一体。实际上，这标志着纳粹已初步完成了对医学界的一体化。“领袖原则”的贯彻还意味着德国医学界的“健康护理原则”变成了领袖负责原则，个人卫生从属于种族卫生，治疗医学变成了防御医学。医学也不再是对弱者的救治，而是对强者的护理。从此，医学界的主要任务就是，区分有价值的生命和“不值得活下去的”生命。对于那些离开救助就不能存活的人，医学没有救治义务，而对强者的护理则成为了医学界的首要责任。这样纳粹完成了为实践它种族哲学所做的最后准备，接下来纳粹便开始推行他们的种族政策。
二、纳粹《绝育法》的制定、实施
1933年6月2日，第三帝国内政部长威廉?弗里克宣布成立人口和种族政策问题专家委员会，以规划纳粹的种族政策。这个委员会由纳粹时期的“杰出人物”组成，其中包括德国种族卫生学之父阿尔弗雷德?普勒茨；纳粹医生联盟负责人、帝国医生领袖戈哈德?瓦格纳；耶拿的社会人类学教授、德国著名的种族人类学家汉斯?冈特（Hans E .K. Guether）；慕尼黑威廉皇家协会谱系学研究所所长恩斯特?吕丁；耶拿大学医学院教授博多?施皮托夫（Bodo Spiethoff）等。委员会的目标是，建构第三帝国的种族政策，以解决人口和种族问题[9]。
他们都相信德国面临着严重的人口和种族问题：出生率下降带来了人口数量和质量的双重衰退问题；德国面临着严重的老龄化问题；从东方大量涌入的犹太人给雅利安血统的纯洁带来威胁问题；人口中遗传病患者不断增加的问题等。当时，很多人相信，德国存在50万遗传病患者；而那些种族卫生学家甚至认为，遗传病患者已经达到占到德国人口数额的20%。他们把这些问题归结为，缺乏由国家控制的种族政策[10]。
纳粹德国的种族政策很快就出台了，1933年7月14日，纳粹政权颁布了《遗传病后代预防法》，也被称之为《绝育法》。这个法令宣布要对患遗传疾病的个体实行强制绝育。这些疾病主要包括：先天性弱智、精神分裂症、可遗传的癫痫症、严重的酗酒、狂躁―抑郁症、遗传性耳聋、遗传性失明、严重的身体畸形、亨廷顿舞蹈症等。与此同时，纳粹政权也特别强调是，绝育法“是建立在优生学基础上的，它不是惩罚性的，不是刑罚性的。也就是说，被规定绝育的人不能被看作是犯了罪的罪犯，绝育对他们而言，只是他们天生缺陷的‘个人悲剧’结局。被绝育者被认为是整个种族利益的必然牺牲品”[11]。
《绝育法》在德国得到了广泛实施。1700个遗传健康法庭和遗传健康上诉法庭建立起来，由一名有司法审判权的法官和两名医生组成，两名医生中至少有一人是遗传病理学专家，法庭决定谁应该被绝育。种族卫生学家们宣称这个计划将耗资将近1400万RM，这超过了同期美国的投入。然而，纳粹官方却称，相对于遗传疾病每年给国家带来的损失，这些投入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他们估计每年花在遗传病人身上的钱，在3亿5千万RM到10亿RM之间。而纳粹却预言：“在未来十年里，绝育法将为德国节省数十亿马克。”遗传学家奥特玛?冯?费许尔（Otmar von Verschuer）称，从此以后，“传统的个人医生已经转变成遗传医生，遗传医生护理的是整个种族，他必须把种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12]。在医学界的帮助下，绝育法实施的效果很明显。整个纳粹时期有近40万人被绝育[13]。
纳粹《绝育法》绝不仅仅是针对那些患有遗传疾病的人。医生也不是完全依据科学的根据来判断遗传疾病。生理学家威廉?施特恩（Wilhelm Stern）发明了IQ测试法，以通过测试人的智力来决定被测试者是否应被绝育，除了一般的常识性问题外，还有一系列很刁钻的测试题，这类题目即使是正常人也很难答对，而且测试结果往往取决于主考官的判断，而这些主考官往往更注重的是被测试者的相貌上的种族特征。
纳粹的 “绝育工程”很快就接近尾声，主要的绝育手术都是在战前进行的。到1939年，所有“遗传缺陷”者几乎都已被绝育。此时，纳粹政权已经开始了更加惨无人道的计划了，1939年“安乐死计划”的开始，标志着纳粹的屠杀机器已经开动。纳粹绝育法的重要性在于，它表明了纳粹德国已经不会再允许“对雅利安种族的威胁”继续存在。由《绝育法》开始的疯狂罪恶，一步一步直至奥斯威辛和“大屠杀”。那些用科学研究来支持纳粹反犹政策的种族生物学家们，却比一般受蛊惑的群众更为可怕，他们为纳粹的极端反人性政策罩上了科学的光环。
三、结语
从1933年到1939年，纳粹的种族政策逐步升级，纳粹政权的种族目标也逐步清晰，那就是终结一切有碍于日耳曼种族的种族因素，这一目标在二战时期最终演变成了对数以百万计的手无寸铁的普通民众的疯狂屠杀。这一时期《绝育法》的颁布实施有着特殊的意义，它是纳粹政权种族政策的开始，它带有纳粹政权特有的疯狂性和反动性的特点。
纳粹《绝育法》显示纳粹政权是在“真心真意”的推行自己千年“日耳曼种族帝国”的计划。无疑暴露了纳粹政权的反科学性和反人类性。然而，《绝育法》的颁布、实施却得到了包括德国主要生物医学学者在内的相当多的人的支持，这主要是由于当时德国社会特殊背景决定的。20世纪以来种族卫生学已经为人们所普遍接受，这也使纳粹的种族理论在德国很容易就得到了人们的拥护。本诺?米勒-希尔的《致命科学》就证明了，德国生物医学界积极支持纳粹种族分子提高德国种族素质的远大计划。另外，纳粹上台后实行的“一体化”进程，使它牢牢控制了德国社会，特别是德国生物医学界，这样它就能利用德国生物医学界为自己的种族理论提供“科学”证明，而且利用他们为纳粹种族政策服务。
纳粹的种族计划并不仅仅是绝育这么简单，它的终极目标是建立由纯种日耳曼人统治的世界。这个荒唐的迷梦，由于其反人类性、反科学性，注定是不可能实现的。然而，通过对纳粹《绝育法》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纳粹政权在反人类的罪行中从来都不拒绝使用科学的手段。这也正是纳粹政权邪恶性和罪恶性的最好证明。
注释：
[1][德]克劳斯?费舍尔：《德国反犹史》第43页，钱坤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2][4][6][9][10][12][美]Robert N. Proctor， Racial Hygiene， pp.15-16， p.64， p.65， p.95， p.96， p.105， London: Harvard College， 1988.
[3][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第89页，董乐山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
[5][7][美]Michael H. Kater， Doctors under Hitler， p.54， p.242， Chapel Hill and London: North Carolina， 1989.
[8][德]Ute Deichmann， Biologen unter Hitler: Vertreibung， Karrieren， Forschung， p.62， Frankfurt/Main: Campus Verlag， 1992.
[11][德]Rudolf Ramm，erztliche Rrechts- und Standeskunde， der Arzt als Gesundheitserzieher， p.141， Berlin: W. de Gruyter & co.， 1943.
[13][美]亨利?弗莱德兰德：《从“安乐死”到最终解决》第38页，赵永前译，[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