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教训 曾国藩实际上是个极有趣味的人，不是整天瞪着三角眼，满口仁义道德的蛋头或君子。看他的日记，知道他在当翰林的时候，除了读书，跟随大学士倭仁修炼道德。其余的就是忙着整点钱，买点人参寄回老家去。辽东参，二十四两银子一两，不是很好得的。京官穷啊。
道光廿二年十二月十六日的他在日记里说，朋友聊天的时候，谈起了一位同事娶了小妾，很是妩媚艳异，“闻色而心艳羡”，但立刻就悔过了，自责道：“真禽兽矣”。他有一回还错过了上朝的时间：下雨路上不好走。也就罢了。他带进京的老爷子进到了午门之内，观光大典。
中饭后热极的时候，读读东坡的诗，见有“但寻牛矢觅归路”的句子，因“念古人胸次潇洒旷远，毫无渣滓”以牛矢入诗，真是东坡为人和作诗的好处。但曾国藩也有很多这样的妙句。比如他给他的九弟曾国荃写信，说：每日除两次围棋外，无一刻不气得如柴狗担鸡去一般也。
那时已经是咸丰十一年二月，兄弟都是身膺疆寄的大臣，事烦人杂，矛盾重重。柴狗担鸡，真是描摹入画的好文字。
他也有很多世故的主张：国荃要去拜访洋人，先将文书拿给大哥看。国藩看了拜帖，吩咐道尽可往见。因为“无论中国人外国人，无不好恭维者。”
他教训子弟的时候，因为是要实行的主张，就不能像高头讲章那样的迂远而阔。讲的很是体贴细腻。他提醒纪泽读书要日日涵泳：
涵泳两字最不易识。余尝以意测之。曰：涵者，如春雨之润花。如清渠之溉稻。雨之润花，过小则难透。过大则离披。适中则涵濡而滋液。清渠之灌稻，过小则枯搞，过多则伤涝。适中则涵养勃兴。泳者，如鱼之游水，如人之濯足。
咸丰十一年四月国荃打了胜仗，向京里报喜。国荃虽然也跟随长兄到京城里读过书，但是宫里的规矩还是外行。国荃觉得没有骈文简直就不能抒情，表达皇上的正确、正义的力量，天道的宏伟。他给皇上上了一道四六的折子。也将稿子寄给曾国藩看了，大哥回复道：“皇上每日阅数十折，于四六折，例不甚过目，即散行折之长者，亦不全看。”
我原来以为皇上是极欢喜看四六骈行的颂歌的。但是内行告诉我错了。这样的颂歌在历史上源远流长，更是不可理喻的怪事。
小楷必工么?
香港的董桥，文字考究，小品写得精致得很。看得出，他倾心于现正逐渐凋零的老一辈文人的风范，自己当然有闻过则喜的古典态度。比如有人指出他文章《没有故事的字》中，谈“蝇头小楷工笔字”和烫金、填金等么事，有些地方出了点纰漏，就着填金、描金、烫金，给董先生上一课。先生大为感激，还特地写出文章来。
那人还说，“小楷必工，‘工笔字’三字可以不要”，董先生答曰“很好”。那就谦虚的过分了。
原因是小楷也不是必工的。现今除了少数的特色学校，老师和同学还有闲情弄弄毛笔，练练书法，太多的人已难得将写字当成―门功课来做了。讲究点的也不过是练练自己的签名而已，且是在街上请人设计好的。所以小楷必工，对今人而言，简直就是讽刺。
其实在科举时代，已有文人，而且是很出名的文人，毛笔字写得差就该打手心。像作《病梅馆记》的龚定庵，开晚清的一代文风，他写自己的婚外恋曰：天花佛袂著难消，始愧声闻力未超。青史他年烦点染，定公四纪遇灵萧。是说他自己四十岁的时候，泡上了一个名为灵萧的女孩子，希望后来写传记的人，别忘了记上一笔。龚定庵诗文俱佳，书法则否。传言定公先生内心焦躁，不耐岑寂，毛笔字尤其是小楷，写得一塌糊涂。小楷必工，未必。
也有同志说，小公司管理起来容易，那道理也和小楷必工差不多，仔细打量，都有些似是而非的。朦胧地信了，像董桥先生那样，可能会弄到打手心的。
中国古人论书法，常说的话是，小字要有大字的气度，大字要有小字的精致。企业也是一样。
危险的诗歌
奥运的时候国人群情激昂，我也“随喜”了一番。家里没有电视，只能在洗澡的时候躺在浴缸里听收音机，一样很过瘾。
电台也很凑趣，做了一档节目叫《雅典直通车》，除了主持人有点饶舌之外，嘉宾是很专业的，点评很到位。但是说着说着就不对劲了：主持人要朗诵诗歌，打油的那种。词句不外是“健儿，拼搏”，弄成押韵的七字句。是听众用手机短信祝贺健儿胜利的或说点更宏大主题。我觉得中心思想很好，但是打油诗真是让人受不了。
我的诗歌口味是很草根的，谈不上娇气。《杜诗详注》也没有读完。只喜欢看看花和尚苏曼殊的“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那样非唐非宋本事诗。当时就有人说曼殊浅薄，我觉得那也是说我的。
老舍在世的时候，经常有运动。有的是让群众搞文学创作。那时候还承认老舍是个作家，群众的创作经常请老舍去指导指导。老舍的口味肯定是比咱精密敏感，他看着这些群众的创作，心情一定比咱听打油诗痛苦万分。我真是很同情他。那个年代一定要说点什么，就是王，小波所称的言语的捐税。发言的时侯老舍说了个故事：有位邻居，喜欢唱几嗓子，但是邻居们都不爱听，他没了市场，只好转战郊外，遇见一位砍柴的樵夫，拉住了要唱戏给那人听，樵夫听了两段要逃，邻居抓住不放。樵夫就喊：饶命啊。你杀了我吧!老舍虽然说的是笑话，但我能理解他的愤悒。
老舍先生太拘执了。一点不宠着领导和群众的面子。历史没有饶过老舍，他沉湖了。
我还是比老舍幸运：每当主持人开始念打曲诗的时候，我总是赤条条湿淋淋地从浴缸里跳出来，抢着去关收音机。
1940年3月3日，蔡元培在寂寞中逝于香港，弥留之际喃喃自语：美育救国。以美育代替宗教，这是老人一生的梦想，也是应该和五四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并列的伟大的思想。只是老人一生的声音出没有人听。大家都忙着枪杆子救国。
国入的宗教意识虽是不强，但是迷信膜拜的对象倒是很多，从偷鸡的黄大仙到撒屎娘娘。国人又很是功利，“德先生”和“赛先生”也很受欢迎。但是缪氏姐妹(MUSE)总归是最先牺牲的。近日取代宗教让我们膜拜的对象也正累累叠出，于是让人毛骨悚然的打油诗也能撒野。
如果我对诗歌再敏感一点，浴缸也是很有风险的地方。
王实味的“非典”
王实味知道的人可能不多：他1925年人北大。1937年到延安时已是作家、翻译家。1942年在延安发表《野百合花》的杂文，他说：野百合花的鳞状球茎，“吃起来味虽略带苦涩，不似一般百合花那样香甜可口，但却有更大的药用价值。”文章的内容也就可以想象，他批评延安“歌转玉堂春、舞回金莲步”，对等级制度和平均主义也有抱怨。王实味1943年被捕，1947年被杀。罪名是反革命托派奸细、国民党特务，反党集团头头。
我读书的时侯，正是王实昧逐项平反的时候。老师的解释是，王虽然不是阶级立场的问题，但理论的问题没有搞通，所以还是犯了错误。先生的标 准说法是，王讲到的问题，不能说一点没有，但那是“次要的、现象的、非本质的、非主流的”，一句话是“非典型的”。那时我们正在学习典型的理论问题，我从此知道“非典”是很有杀伤力的。
后来读到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亚氏在书里提出了一个伟大的思想：虚构的诗句可以比历史更真实。这真是振聋发聩，让我五体投地。老师的解释是因为诗可以集中地“反映应该如此的生活”，所以比历史更真实。简单点说吧，就是可以更典型地反映生活。而历史生活中发生的事，因为不集中、不主流、不典型、不应该，很多人就敢于藐视它，以为它是虚幻的。比如中世纪的神学家。
教会的上帝是全能的、也是慈善的，这就让神学家很为难。不能解释为什么世界上有疾病、饥饿、战争和地震。当然传统的解释是人的堕落。但仍有死心眼的学者问，上帝为什么要创造那条蛇，上帝造的人很脆弱，为什么又来引诱他。新的理论就说疾病战争虽然是存在的，但是却是非真实的。真实的只有地狱和天堂。因为时间之内的东西，都是不真实的。佛家也有类似的说法。这就很玄妙了。亚氏的理论与神学家和典型理论的关系，俺当学生的时候就没有学好，现在也不敢献丑。
按照我三足猫的理解，存在和真实是有差别的，正如历史和逻辑的差别一样。在文艺上只有典型才是真的，而“非典”，就不能得到真实的考语。有一阵子，搞出“非典”还是很危险的。
但大自然有它自己的逻辑，它弄出来的“非典”(SARS)在中世纪神学家的理论中可能是不真实的，只有它对我们脆弱而平凡的生命、无权得到艺术加工的人物很有杀伤力。
读书的功用
男人如不读书，打发时间的方法通常就有打牌、麻将、聊天、喝酒、创业、工作、运动、泡妞等等。但很多都不适合我。
在我看来读书首先在于方便。一卷在手，充足完满，要看辄看，想合辄合。没有麻将的三缺一，聊天的语言无味，泡妞的面目可憎等麻烦。培养枯禅的工夫，到非典时期，一人身居斗室，与世隔绝，人不堪其忧，我不改其乐，不会狂躁到逃出隔离区，因而贻害社会。我曾经和老婆商量过，要是咱被隔离了，她先送什么书进来。一套刚买的《湘绮楼诗文集》大概能对付一次非典。微颦世外成千劫，一睇人间抵万欢。
读书还很安全，非典时期，那也不用多说了。非非典时期也不能忘记，读书的玩意一般都深居简出，或昼伏夜出，自然是减少感染病毒，遭遇车祸的机会。挑灯夜读，自然也很伤人，但和请客吃饭、痛饮狂歌比较，还是很养生的。在历史上的某些时候，读书自然也能遘祸，有文字狱思想犯的陷阱。但只读不说，还是可以减免灾祸的。只是书读得多了，想不说不容易罢。
读书是种很经济的消磨时间的方法。只要自己愿意，一本《红楼梦》可以反复看，我注意到石光荣的老婆就很长时间地看《红楼梦》，很温馨的样子。现在也经常听到书价太昂贵、负担不起的抱怨，但真的除了以读书为工作的教授和学生外：他们要买很多的书，另类人士应该承认书籍还是很便宜的。尤其是和时髦的玩意相比。名人苑的网球是250元1小时，看看这心理就平衡了许多。
读书促进家庭稳定。当然也有读到不稳定的，比如情书，那是走火入魔的。一般说来，读书自然以在家里开工的多，外出的少。外出的机会减少，自然增加双方的信任和交流，不用查岗，不生怀疑。这对已经结婚和正在恋爱中的人很实用。
但对于我，读书最大的吸引是延长生命。生命简单地说就是一个记忆，当然还有其他非记忆可以涵概的东西。但那是些很难留驻的东西。能留驻的可能具有记忆。人既然不能往后延长自己的记忆，但却可以往前延长记忆。既然咱不能知道22世纪的事，却是可以知道20世纪以前的事。那正是我读书的动力，看到无穷无尽的生命在历史中呼吸和挣扎，可以看成是自己的轮回。借助于阅读，解除了孟婆茶的困扰。袁枚的《子不语》里有一位劫外叟，自叙在翻天覆地之时，被造化遗忘，历劫不灭，遂自号劫外叟。那个名字我喜欢。女人们喜欢看言情连续剧，心理上估计也是一样。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也是希望在一遍一遍的情感故事的轮回中，看出自己的劫外来，看到自己的生命在记忆中延续，那是很好的心理释放。我出校门那时，所谓事业只能是当官，那与自己的性情很不相符。麻将和扑克都得很多人同玩，不能想打就打，那时也没有网络。喝酒既伤身也耗费钱财，有一阵子做公务员，喝多了也很损害公仆的形象。方便且经济打发时间的方法只能是读书，我年轻的梦想就是到一家图书馆干活，然而因为内心狂躁不安，对世界充满好奇，终于没有成功。
以前每年总能看到几篇文章，作者在国外考察采风回来，夸赞外国的读书环境。在德国和日本的地铁里和公交车上都能看到男人女人在读书。至于读的是什么书，作者常常回避。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固定的感叹格式是叹息国内的读书气氛，有礼失而求之于野的失落感。所以读书尤其是在公共交通工具上读，还有为国争光的荣耀。在上海还没有地铁的时候，大家坐的是巴士。我记得那时有很多查票的人，同时也在车站上维持秩序。在车门关不上的时候，就从车下推人的屁股和大腿，使得车门可以关起来，这情形在现在的地铁高峰时还能看到，不过没有以前恐怖了。我那时就想：德国人要是能在这种车厢里读书，咱就真服气了。因为这个缘故，现在我在地铁里看到展开书本和报纸狂读的人总是充满了敬意。只是担心看到这情景的老外，是不是也能像我们回国写文章的先生那样的上升到文化的高度。但我也管不了那么多，我每次从季风书园采购回家的时候，坐在地铁里，总是展开一本书，似看非看，期待着也有那么一位外籍人士回国写出文章来，教训自己的国人不读书，不像咱上海人，在地铁里都狂读。
读书还能长见识，能附庸风雅。既然读，自然会多少买点书，慢慢也就积累多了。有朋友要借的时候，借或不借，都可以锻炼意志力。这些都是很通常的功能，不用我饶舌。最近看到一篇文章，说是一位老兄出门在外，总愿意带着一本英文书，可能是莎士比亚的戏剧，但也不看，只是摆摆样子。问其故，则曰我有巨款，带本书读读，省去小偷的注意。那是我见到的读书最新奇的功能了。世事沧桑，想到前人的书中自有黄金屋的赞美，不禁感慨万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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