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儒林外史》由于没有贯穿首尾的主干，描写的人物及故事林林总总。在书中的众多人物群，和尚这一群体的形象是构成《儒林外史》呈现“彼世相”的社会层面之一，是体现《儒林外史》作为中国古代讽刺文学的经典之作不可或缺的方面。
关键词:《儒林外史》；和尚；讽刺
《儒林外史》是一部以科举制度为主要背景，描绘明代封建时期社会生活以及痛斥古代文人受到科举等封建制度毒害的小说力作。虽是长篇小说，其编排结构却独具特色。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评价道：“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儒林外史》一反以前长篇小说固有模式，没有贯穿首尾的主干，各个情节鲜有紧密联系，一些故事甚至不存在完整性。可是，正是在这种“碎锦”式的“散点透视”下，体现了“儒林”万象，对封建文化进行深刻全面的反思和扬弃；也正是在这种编排形式下，才能展现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使读者得以较为全面的了解社会全貌。在这些林林总总的人物形象中，《儒林外史》中的和尚群体虽不是文人墨客，儒林中人，但是其在书中多次出场以及与权势、百姓交往中多样的表现，依然引人深思。
虽说是 “舶来品”，但佛教在汉代传入中国之后，便逐渐本地化，并融入到中华文化中，成为中国百姓重要的心灵寄托之一。佛教也似乎与儒生们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文人墨客，平民百姓在走投无路之后，会希冀于佛教，或堕入空门，或心向往之。和尚，自然成为了社会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因此，《儒林外史》着墨于和尚们的形象刻画，我们甚至可以惊奇地发现，和尚们的出现频率是相当高的，从第二回到第五十四回之间，不仅每逢中举、丧葬等大事，连日常百姓眼中鸡毛蒜皮的小事，几乎都可以看到这些僧人的影子。在《儒林外史》中，和尚群体给我们的印象不是先入为主的淡泊名利、远离尘嚣、四大皆空，而是存活在现实的封建社会中，无论从行为习惯还是思维方式上，或多或少沾染着世俗习气的实实在在的个人，这也映射了当时封建高压统治下一些僧人真实的生存状态及整个社会风气。
一、出家目的
照常理，堕入空门讲究佛教信仰，其目的也就是为了修身养性，体悟人生真谛。但是在《儒林外史》中，和尚们却更多的是将佛教作为摆脱自身困扰非常奏效的手段。削发为僧的动机各式各样。
（一）生活所迫
人生在世，总要为生计奔波。而出家人的种种禁忌以及化缘等谋生手段，无疑为贫寒的人带来福音，以致走上出家的道路。在第五十四回中，出现了一位陈和尚，他是小说中另一主要人物陈和甫的儿子，因为“放着一个老婆不养”，所以“日日同丈人吵窝子，吵的邻家都不得安身”。为了摆脱家庭责任，他毅然决然地走上了出家之路，“剃了光头，把瓦楞帽卖掉了，换了一顶和尚帽子戴着。”然而，明眼人都可以看出，陈和尚的所谓出家，与佛门毫无瓜葛，不如说是为了摆脱生活包袱之举，其目的还是为了减轻生活压力，摆脱负担。小说描写道，自从“出了家”，陈和尚顺利休掉了妻子，摆脱了丈人的管制，自在悠然地过上了“无妻一身轻，有肉万事足”的生活。但是除了这一点，他的生活并无其他变化，没有吃斋、念佛、打坐，更不会去寺庙中修行，每日依旧测字为生，挣得钱买肉吃，酒足饭饱后吟诗作乐，如此生活，可以算得上一个确确实实的假和尚，真世人。
（二）避乱逃亡
远离尘劳，任其世间纷争扰扰，皆与我毫无干涉，三衣一钵、锡杖、芒鞋，无羁无绊形如闲云野鹤一般洒脱自在。佛家寺庙也为在尘世上走投无路的人提供了最后的依靠。书中第八回的王惠王太守，在南昌失陷时，投靠叛党，被封为道台。结果宁王叛乱失败，王道台被官府通缉，慌不择路，到处流亡，最后只得在蘧公孙的资助下，“觅了船入到太湖，自此更姓改名，削发披缁去了。”为了逃避战乱或者罪责，将寺庙作为避难所，也是书中乃至当时封建社会人们出家的重要原因。
（三）潜心修学
在众多僧人中，也不乏真心向佛的僧人。第二十回中的老和尚（且不论其是否为郭孝子之父），较之其他和尚而言，可以算得上是潜心修行的人。他住在甘露庵里时，尽力为牛布衣料理后事，虽然很穷，但是将牛布衣的丧事办得十分认真隆重，事毕之后，坚持每日到牛布衣柩前添些香，洒几滴眼泪。或许正如佛家所言，善有善报，老和尚“后在京师报国寺做方丈。因厌京师热闹，所以到这里（海月禅林）居住。按照《儒林外史》所体现的世俗心而言，老和尚摒弃了京师繁华之地，怀着较为单纯的目的来到幽静偏远之地，是一位值得尊敬的修行者。
二、“修行”表现
传统儒家人性学说认为“人皆可以成尧舜”，只要“内养外化，皆可成善”。和尚群体本应该是修心修身的，但是他们在小说里的形象恰恰相反，种种恶行，有的是本性难改，有的则是环境催生。《儒林外史》的僧人们有的身处家中，例如陈和尚，有的则身处寺庙，却大多是城隍庙之类的场所，与凡夫俗子生活相融合，因此也就在这种大环境下“身心不能自主”，并且“违背佛法”了。
（一）贪财逐利，精打细算
佛教认为人的一生受着生、老、病、死、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五取蕴苦这八苦的煎熬。而人生痛苦的根源在于无明，即对人生实相的盲目无知，从而导致世人对生命的过分执着，对自体的过分看重。因此，佛教竭力弃绝世人对荣华富贵、淫色肉欲的贪图享受，认为这一切都不过是过眼烟云，如梦幻泡影、雨露闪电，亦如水中月、镜中花、梦中果一样, 是不遑安住的。但是，我们在《儒林外史》中，却发现在出场的大多数和尚中，鲜有视金钱如粪土者，而大多为了一分一厘，必争个天昏地暗，你死我活。在书中第二回出现的薛家集村口观音庵中的和尚，即使是逢年过节，依然让菩萨面前琉璃灯中的灯油只剩下一半，而将各家送来的油和钱钞挪为己用，全不敬佛。第四回中的滕和尚，听说有法事可做，有利可图，立刻“屁滚尿流，连忙烧茶”。此外，在第二十四回，“为活杀父命事”一案中的和尚，则为了骗取乡邻的牛卖钱，则谎称牛是其父亲转世，利用百姓的迷信心理和同情心，获取不义之财，更为卑劣无耻。
（二）卑躬屈膝，趋炎附势
“傍着大树好乘凉”，出家人似乎也懂得这一俗世至理，对权贵们百般奉承。观音庵中的和尚平日不舍得为敬佛多贡些油，却为了一个小小的总甲捧出茶盘，“云片糕、红枣、和些瓜子、豆腐干、栗子、杂色糖”整整摆了两桌，并将夏总甲敬为上宾，斟上茶来。临末还下了一斤牛肉面给大家吃，一改往日的吝啬。当六十多岁的周进仍是一个未进学的童生时，观音庵的和尚每日给他做的饭只是一碟老菜叶，一壶热水。但是，当周进中进士并升任国子监后，此和尚不仅在庵内供奉周进的金字牌位，而且将其之前写的一副门联认真地裱了起来。诸如这样势利的和尚还不止一个，第十七回，匡超人中了秀才后，原本不肯借给他房子存身的和尚也来奉承；第二十八回，诸葛天申因为打扮寒酸，囊中羞涩，在求宿时被老和尚婉拒。这些和尚们狗苟营利，毫无佛家的四大皆空之念。
（三）杀人越货，无恶不作
因果报应说是佛教教义中的一个重要观念，占有核心地位。佛教认为，善业能感召善果，恶业能感召恶果，众生造业必然承受相应果报。照此说来，佛家都应以慈悲为怀，更不会妄杀生灵。与海月禅林的老和尚相应出现的是恶和尚，从其面部特征上就可以看出是一个无恶不作的人，书中描写道“披着头发，两只怪眼，凶相未改”。恶和尚本是个响马贼，想也是落难出家，却恶性不改。对老和尚怀恨在心后，竟不顾昔日的收留之情，想要杀害老和尚，吃其脑浆，恶和尚的心狠手辣令人发指，不仅毫无宗教信仰和出家人的慈悲心，更连普通人的道德都不及。
（四）我行我素，生活依旧
众所周知，佛门有五戒：杀生、偷盗、邪淫、妄语、饮酒。上文所说的陈和尚，或许作为一个假和尚，并不必为清规戒律所累，可以逍遥自在地过着自己之前的生活。但是第四回中僧官慧敏的所作所为，却令我们瞠目结舌。佃户何美之为了奉承他，便以酒肉相邀，慧敏作为佛教的管理者，竟被何美之说得口里流涎，将佛门清规抛诸脑后。而且慧敏不仅不戒酒，而且不戒色，这样的僧人恐怕除了空有名号而其他与凡夫俗子生活无异。
（五）慈悲为怀，救人于水火
佛家向来以慈悲为怀，救人于危难之中。作者在书中无情撕开了伪僧人的假面孔，但也为佛家留存了一丝希望。除了尽心尽力为牛布衣料理后事的老和尚外，诸葛天申一行人苦寻栖身之所是遇到的热情好客的僧官体现了佛家助人的美德。虽然是有偿，但是他解了诸葛天申等人的燃眉之急，最后还请他们吃饭看戏，较之之前贪图钱财的老和尚，可算得上宾至如归了，也正是在这种黑暗与光明的鲜明对比中，才得以凸显世间的人情冷暖。
三、总体分析
从明清小说来看，虽然大部分或多或少涉及到佛教、僧人，如《水浒传》中的花和尚鲁智深，《西游记》的唐僧，《红楼梦》的癞头和尚，但是极少如同《儒林外史》一样为读者描绘出和尚群体。《儒林外史》之所以塑造和尚这个群体，目的主要在于批判当时社会矛盾的尖锐以及统治阶级的腐朽衰落。书中的和尚群体虽然不是小说的核心主体――读书人，但是依附于读书人，尤其是统治阶级的读书人。他们作为围绕读书人的社会角色，就如同一面镜子，不仅仅可以反映一些佛教徒自身的荒唐可笑，还映射了当时社会统治阶级和权贵的张狂，对平民的百般压榨以及人们的愚昧无知。与当朝权贵相比，他们既和汲汲于功名的儒生一样，势利并且刻薄；于劳苦百姓而言，他们虽是另一个无情的压榨剥削者，却也满足着百姓的迷信心理，给予了他们精神的寄托。
此外，从社会政治经济角度来看，和尚群体体现了在封建统治下，等级森严，人们无法不为了营生而四处奔波的社会现状，即使连僧人也不能幸免于难。他们中的一些人因为受到统治阶级的压迫而出家，却也在出家后压榨着别人。佛家宣扬“救世”，希望可以凭借佛学的宣扬来“普度众生”，然而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打破了僧人们一贯维护的真善美的形象。书中在赞扬个别和尚的善举的同时，更多的控诉了伪僧人们的种种恶行，表现了佛门并非清净之地，反而藏污纳垢，为世俗所染。没有打坐、参禅的环境，僧人们不得不去融入社会，或者从未看破红尘，在现世中饱受磨难。自身尚且难保，更何以拯救他人，可谓佛教的悲哀。极大地讽刺了佛教和僧侣，也是对唯心主义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文化的挑战。
总而言之，和尚群体是《儒林外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形象，增强了叙事内容的真实性，丰富了小说的社会内涵，是《儒林外史》为人称道的亮点之一。《儒林外史》看似以明代为背景，实则是描绘作者所处的清代社会现象。对和尚群体形象的分析，不仅可以加深对小说内容的理解，了解封建衰落时期社会文化，更体会到作者对昏庸的统治者、腐朽无情的封建社会强烈的抨击和讽刺，是刺向统治阶级和封建落后社会的利剑。
参考文献：
[1]吴敬梓.儒林外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73.
[3]肖太云.施蛰存小说的佛学意蕴[J].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学报,2008（1）.
[4]默知.处处逢归路[J].健身科学,2010（10）.
（作者简介：杨莞春，武汉大学文学院09级汉语言文学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