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富士康员工跳楼的事件震惊了2010的中国，是什么在短时间内造成了这些员工离开人世？只是简单地“维特效应”，模仿性自杀，还是在其背后有着其他的深刻原因？“N连跳”带给我们的思考与认识是我们在痛过之后必定要思考清楚的问题，本文将通过制度，劳资，企业形态和思想上对这一事件做深入的研究。
【关键词】富士康 跳楼事件 泰勒管理制度 代工企业
2010年1月23日凌晨4点左右，19岁男工马向前“高空坠楼死亡”的尸体被人发现，他是深圳富士康在2010年首位坠楼者。接下来，在随处可见的报刊、杂志、网络等等各处新闻头条纷纷报道都是关于富士康员工跳楼的新闻。3月11日晚9点30分，男工李红亮从富士康龙华园区厂内宿舍坠地身亡；3月17日新进女员工田玉从3楼宿舍纵身一跃；3月29日刘志军的尸体在宿舍一楼过道被发现；4月6日女工姚乐琴选择从七楼跳下；4月7日又有两位员工选择以跳楼结束自己的生命；5月6日、11日、14日、21日和25日，分别有富士康的职工从宿舍楼跳下。在短短的几月之内，富士康“12连跳”成为了热门话题，占据了众多新闻版面，是什么让这些年仅20左右的青年人“走投无路”？是什么让他们以这种方式结束自己生命？随着社会舆论的压力，被美国《华尔街日报》称为“紫禁城”的深圳富士康向全球200多家新闻媒体开放。让人们得以窥看这个神秘企业的真实生存状况，也让人们找寻“12连跳”的真实原因。
一、泰勒管理制度中产生的人文关怀缺失
曾经西方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都运用过泰勒管理制度，但现今已被这些国家逐渐抛弃，而富士康现在所运用的正是这种被抛弃的泰勒管理的模式。泰勒管理制度简言之就是在“经纪人”的假设为前提的条件下，把一切工作都进行严格的标准化与分工。这种制度在富士康被发挥的淋漓尽致，相关的研究人员把一切生产运作，每个富士康人员的工作都进行了十分精细化的设计与分工，每一位员工做的每一件工作，所需要的时间和节奏都是规定好了的，有十分严格的数据要求，并以此计算出标准工时和工作量，只允许5%的浮动。在此规定下，员工只能反复的做自己面前的那份任务，流水线不停止，他的工作也就不会停止。有员工感慨“站着的时候，有东西掉下来，弯腰去捡，恨不得一直有东西掉，一直不用站起来。”从此可以感受到作为流水线上的一位员工在机械化的现代设备面前，仿佛如同一个机器一般，在事先设定好的各种程序下，按部就班的坐着枯燥而乏味的重复性操作，长此以往，员工就如机器人一样麻木了。不仅如此，2006年《富士康，机器罚你站12小时》一文中曾提到富士康有12条军规，其中包括：车间里不允许说话，上厕所不得超过五分钟，大多数作业必须站立工作等等。其严苛的工作环境与泰勒管理制度相互辅助，更加造成了员工之间冷漠的关系。在偌大的工厂里面，只能每天听到规律的机器声响，在1平方米的作业区内，从事着枯燥乏味的工作，并且不能够交流，尽管在一起工作的员工但是员工之间却缺少了解与交流。关于这种制度下造成的工人的心理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的教授刘翔平有他的见解：“就算一个正常的人，一天的生活除了必要的吃饭睡觉就是在生产流水线上，谁都受不了，更不要说自身容易患抑郁症的人，很可能就会产生痛苦的绝望。”正是在这种日复一日的生活工作状态下，面对着穿同样富士康工作服的员工们，有些员工甚至在遇到困难时，找不到求助的对象。在现代化工业发展的今天，富士康事件也向我们展现了一种工业化的冷漠，在管理中以标准化代替人性化，把工人作为机器的一部分对待，并由此产生了对工人的人文关怀缺失，从而导致例如自杀这种行径，也不能说是让人不得其解了。
二、速度与效率压力与劳资矛盾
富士康作为代工企业成功原因之一是效率。在科技的时代，技术的更新速度日新月异。进入2001年，客户订单出现了新的特点，交货期短，批量大，而且是越来越密集。1998年台湾代工厂从接单到出货的平均时间从1998年的32.7天到2001年缩短至27.3天。富士康对此集合三大洲的力量，以接力棒的形式抢夺订单，比如，硅谷设计人员休息时可以将工作交给有16小时时差的亚洲员工。如此一来，为了应付大量的订单需求，就必须加强员工的工作量，员工的工作时间问题得解决，但这并不是制约富士康的难题。如今，富士康已经做到了“982”原则――98%的产品在2天内出货。就算在跳楼事件发生时，富士康的招聘队伍还是大排长龙。理由很简单：“不仅包吃包住，还能加班，收入还高于其他工厂。”的确，富士康的工作条件与工资保障还是优于同类企业的。这些工人远离家乡，就是为了能挣更多的钱，如果能加班，就意味着有机会挣钱，对他们来说是欢欣鼓舞的。很多员工有这样的想法：与其节假日去逛街花钱，不如在努力加班挣钱。富士康表示未强制员工加班，可是每个月初主管要求与员工签一份“自愿加班切结书”，同意者当月加班不得缺席，不同意就一次加班机会都没有。而普通员工每月的基本工资只有900元，每月加工超过120小时的话，就意味着收入超过2000元，自然会选择签这份合同。于是，员工们“自愿的”进行超过负荷的劳动，这种合同明显的对于富士康的员工来说是不公平的。某离职员工回顾：每天在厂房的时间超过16个小时，超负荷运转，即使是休息时间也没有玩的心情，只想回宿舍倒头就睡。但是，长时间的工作时间与繁重的工作量与微薄的工资相比，显得极其不匹配，从而使劳资矛盾更加突出。据富士康国际2009年财报显示，截止2009年底，富士康有11.87万员工，比上年增加9.7%，但员工成本总额却从6.72亿美元减少到4,85亿美元，比例高达28%。这一数据可以体现出，富士康飞速发展中牺牲的员工的利益不容小觑，企业的发展，利润的增长与员工辛苦的劳动密不可分，可以说数据凸显了富士康经济发展下对其员工的残酷压榨。而在新世纪的企业员工应和企业共同发展，唯有这样才能达到双赢和长久发展的目标。
三、产业链末端的代工企业
富士康作为中国民营企业的前行着，同时也是全球代工企业的代表，但是其销售额虽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长，而净利润却每况愈下。据富士康国际财报显示，富士康2008年的净利润1.21亿美元，同比狂跌83%；2009年的收入为72.41亿美元，同比下滑22%，净利润仅有3900万美元，同比下滑68%毛利率和净利率分别只有5.9%和0.55%。为何如此？在广阔的国际市场上，各个国家的企业家都在寻找最合适的地方做最合适的事，选择最节约成本的手段去赢得更高的利润，哪里离原料场地近就更加靠近原材料场地，哪里离市场近就进一步走进市场，哪里科研技术最强就大力运用技术实力等等。而中国，人口总数大，劳动人口多，拥有非常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这种廉价的劳动力为代工企业发展提供了最有力的资源。代工企业处于产业链的末端，利润的积累不如微笑曲线两端的研发开发以及营销渠道。根据2009年的季度报表来看，诺基亚利润下滑超过六成，为了保证利润从而进一步地挤压供应链的利润空间。而诺基亚手机订单占富士康国际总收入比重近五成，由此可看出处于劣势地位的代工企业非常被动。在利润的挤压之下，只能在夹缝中生存。以ipod为例，2006年上半年销售量达850万台，收入超过100亿美金，而富士康只能赚取4美金，占利润的1%不到，其他的99%都被苹果赚走了。并且像富士康这样的代工企业对于人工成本、零配件成本等各种成本还不能进行自我控制，进而代工企业的成本利润都被完全控制在例如苹果这样的大企业之下。一层一层的利润剥夺，代工企业的利润愈加之少，从而分摊到每位员工的利润就能够想像的更少了，由此可见中国员工显得更加廉价了。但是中国处在转型阶段，一方面要求更高的工资报酬，这样又进一步削减了代工企业的利润，另一方面“民工荒”的出现，提醒企业现在的工人在技术上与要求上与以前不一样了，更高的人工成本和更低的利润情况下，作为代工企业的富士康必须要转型，延长产业链，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否则，在更加细微的利润中挣扎，就算再好的成本控制管理都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而目前有趋势，国际上已经开始将代工企业转移到人工成本更加具有优势的东南亚地区，富士康作为代工企业之王也要加快战列的调整。
四、80、90后的思想新转变
当地一批农民进城打工时，舍弃了田亩，离开了家人，走进自己并不熟悉的大都市，为了家庭的信仰，努力赚钱，他们的目标简单而执著。这一批人是城市化进程加快的开拓者，为城市的繁华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城市发展的背后并没有把最大的发展给予他们。为了在城市生存，他们可以忍受极度枯燥的工作，极度繁重的工作，极度恶劣的环境，因为他们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希望未来的生活会因为自己的努力而改变，自己的家人会过上更加舒适的生活。所以早前进入城市打工的人是非常辛苦的，也是非常能忍受辛苦的，能打工能挣更多钱是他们最大的愿望。但是，新的打工者，不再和往日一样，他们的身上出现了新的特点。在富士康的大陆员工超过75万人，其中年龄在16到24岁之间的有75%。这些人被社会称为“80、90后”，在他们身上背负着家庭的压力不再像往日那么大，父母有一定的收入，所以他们对于自己开始有了不一样的需求。按照马斯洛需求的五个层次来看，最底层是生理需求，他们得到了满足，再上一层的是安全需求，他们也得到了基本满足，再上层的是归属与情感需求，尊重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在这三个需求里他们没有得到满足。他们离开家乡，而在新的城市里没有亲人、朋友等得不到交流，并且在城市里买不起房子，无法安家，得不到安定。他们徘徊在农村与城市之间，没有归属感，也得不到情感上的安慰，在现实生活中由于边缘人的角色又使得他们得不到尊重，也实现不了对自我的需求。在20岁左右，在此情况下有时会不能合理地调节自己，甚至会出自杀行为也是富士康事件原因之一。因此在新的转变之下，依旧用着上辈人管理的方式，会造成很多的不适应。80、90后不能再像上辈人一样忍受重复乏味的工作，他们渴望交流，沟通，学习，渴望得到更多的关心、爱护，而富士康没有改变对待员工的方式，使得这种矛盾越来越凸显。
富士康集团，最为世界最大的代工企业，其代工能力和实力在世界范围内都很有影响，最为中国代表的民营企业，其作用和意义在中国也影响深刻。但是跳楼事件的出现，不得不能为富士康继续的发展敲下不容忽视的警钟。这个代工帝国，管理上缺乏人文关怀，使得职工无法寻求帮助，在接踵而至的订单浪潮中，基于速度与效率的压力使职工超负荷的工作，而在代工这种企业形态下，在国际产业利润的压榨中，它有不得不激化和凸显了劳资矛盾和各种矛盾，而思想的改变让这些二十几岁的青年人在这样的矛盾中做出了不计后果的选择。在此，富士康必须调整改变，从产业链的末端走出来，寻找更高层次的定位，避免在利润剥削中丧失主动性。在科技与创新的之下，在已有的强大制造能力之上，向价值链的两端延伸，走技术集约的道路。
参考文献
[1]陈润.富士康内幕.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0.
[2]郎咸平.我们的日子为什么这么难.东方出版社,2010.
[3]厉以宁.论民营经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4]刘志毅、杨继斌.富士康“八连跳”自杀之谜.南方周末,2010年5月13日.
[5]刘志毅.与机器相伴的青春和命运――潜伏富士康28天手记.南方周末,2010年5月13日.
基金项目：本文同时受武汉工程大学科学研究基金（编号：1711851）和武汉工程大学管理学院培育基金（编号：GYPY11008）资助。
作者简介：朱倩云（1990-），女，湖北荆州人，武汉工程大学管理学院会计专业本科生；严也舟（1972-），男，湖南常德人，博士，武汉工程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