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不知道长到了多少岁,我才知道了母亲的名字。从小我就听村里人叫我母亲“任家娃”,尽管我猜测那可能不是她的本名,但在村庄里,人们称呼女性都是某家娃之类,听着也就习惯了。大概上了初中吧,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才明白母亲原来还有一个颇富诗意的本名:任润梅。
我的母亲比我父亲小一轮,也就是说,相差十二岁。母亲的娘家在河川里,她爬上高坡,嫁给比她大许多而且身体残疾的父亲。父亲成过一次家,前妻因病亡故。母亲的条件比父亲优越,但她为什么会嫁给无依无靠且已结过一次婚的父亲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因为母亲娘家的穷困。
母亲给我说过,解放后她娘家的成分是“雇农”。我起初并没怎么听过雇农,倒是耳朵里塞满了“贫下中农”这个词。后来才明白,雇农比起贫下中农来,还要一无所有。贫农好歹还有少量的地,可雇农呢,一分田地也没有,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外公兄弟两个,都是靠给人下苦力维持生计。挑担子,背石头,两个外公腰都驼了,才积攒了一点银两,购买了一亩薄田。这一亩地除了埋葬先祖,能用于耕种的已经所剩无几了。
母亲年幼丧母,自然内心有着相当的痛楚。她和大多数农村女孩子一样,都没有进过学堂读书。她嫁给我父亲后,又承担了赡养外公的责任,直到把已经失明的外公送至天国。
母亲的生命轨迹有着太多的酸楚,但奇怪的是,她的性情却异常乐观开朗、豁达大度,全然没有受苦受难的痕迹。母亲唯一让我窥探到她内心图谱的是她拜了一个干姊妹。这个被我称作姨姨的人比母亲大一岁,是外县人,从小失去双亲,流落在我们村,与村上一个矮小瘸腿的男人结了婚。母亲对我解释她们结拜的原因,仅仅三言两语,说是她们都命苦云云。我姨姨尽管和我母亲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但却亲如真正的姊妹,两人相互帮扶,相互支持,一直携手而行。
母亲的亲人不多,外公去世后,最让她牵挂的亲人有三个:一个弟弟,一个叔叔,一个姨妈。她对自己的叔叔和姨妈不是一般地好,拜年要亲自去,叔叔和姨妈一旦来我家,即使家里再困难,她都要千方百计给他们做好吃的。
我舅舅呢?当然是我母亲心中的宝物。舅舅比我母亲仅仅小五岁,但母亲始终把他当作孩子看待,当作幼苗呵护。舅舅到我家里来,那简直就像皇帝驾到。舅舅不会替他的姐姐和姐夫干丁点的活,即使我家盖房子,众多的亲戚都在辛苦帮忙,但舅舅仅仅只是到现场驻足观看了几分钟而已。舅舅习惯于背靠被褥,斜倚在我家的炕上抽烟,一副悠然清闲的模样。我母亲则忙前忙后,满额汗水,但脸上却洋溢着喜悦。我们平时的主食是玉米面,但母亲总要给舅舅做白面吃。母亲似乎早已摸透了舅舅的口味,她最爱给舅舅做的就是油炸馍片。在那个缺粮又缺油的年代,舅舅大口吃着油炸馍片,惹得在一旁观看的我们直流口水。
舅舅是一个外向性情的人,喜欢交往,也经常四处奔跑。多少次,舅舅来我家已经是深夜,我们全家人已经入睡。母亲从睡梦中醒来,点着油灯下厨给舅舅做油炸馍片。农村人那个时候做饭烧的是柴火,烟熏火燎。风箱的咯吱声在寂静的深夜,显得格外响亮。
二
在我们家里,母亲当然是一个主要的劳动力。在生产队里,女性干一天最高是八分工,母亲每天就为那八分工而出力流汗,即使有病了,也舍不得在家里歇息半天。母亲锄地、挖地、种玉米、割麦子等等,什么活都干。最苦的是“学大寨”时的修梯田。我们村的地基本平坦,只是个别地方呈现出斜坡状,完全没有必要大兴土木。但学大寨是一场政治运动,修梯田于是也就演化成了一出政治表演,谁敢疏忽怠慢它?
修梯田开始于秋天,一直到春天才算告一个段落。村里选择了一块田地作为基点,铲平另一块田地,挖下的土填到第三块田地里,使三块田合三为一。地势高的田地比作为基点的田地高出两米,三地合并,面积直追一个天安门广场。
修梯田采用的是包工形式,几个人一个小组,按土方量计算工分。母亲是村里有名的老实人,即使在可以浑水摸鱼的情况下,也不懂得偷懒,因此她就成了被争抢的对象。许多人都希望和她一个小组,这样的话,她们可以不出太大的力,也能挣到颇高的工分。母亲在东拽西拉中,和另外的三个妇女成为了一个劳动小组。村上仅有三辆架子车,早就被别人占据。母亲这个小组的劳动工具,除了镢头和铁锨,再有的就是我父亲给她们打造的一辆“地轱辘”车了。地轱辘车是独轮,轮子是木制的,位于车子的最前端。地轱辘车上的藤条筐里盛满沉重的湿土,在松软的土里,车子一推动,那个轮子就直往虚土里钻。一筐土从地的这头运到地的那头,需要费好大的力气,两三个人合推,个个也都累得气喘吁吁。
母亲不管干什么都特别舍得力气。修梯田最苦的活还不是推地轱辘车,而是挖崖。时值冬日,天气料峭,土地冻得如同生铁一般。母亲挥舞着铁锹,一锹狠狠地砸下去,崖上除了留下一个牙痕,再就是蹦出几颗米粒般的土屑。母亲挖崖采用了科学的方式,她瞅准一块崖土,就在它的四周不停歇地掏挖,直至将它周围的土掏空,才迫使那块崖土轰然倒地。崖土常常很庞大,又很坚硬,它在倒塌的一瞬间,母亲得快速撤离。
母亲尽管小心翼翼,但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呢?有一回我放学回家,发现母亲坐在炕上,面色不好。尽管她见了我佯装一副笑脸,但我从她不时扭动的嘴唇上,还是觉察到了她的疼痛。她时不时地用牙齿咬紧嘴唇,似乎不把嘴唇咬出血就誓不罢休。
我掀开捂在母亲脚面的被子,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母亲的一只脚肿得活像一个巨型面包,红得如同喝醉酒者的脸庞;小腿也肿胀,略略有点青紫。母亲告诉我,是倒塌的崖土砸伤了她。我转过身去,眼泪夺眶而出。可母亲却一个劲儿地声称没事没事,过几天就好了。母亲在炕上坐了一两天,只是涂抹了一些父亲采摘的草药,就挣扎着下地干活。
令人心酸的是,那么高强度的体力活,母亲却常常饿着肚子在干。那时候,我只要不上学,就会随母亲去地里,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利用包工的机会,尽可能地多挣些工分。天不亮人们就陆陆续续地往地里赶,走到地边,第一件事是点燃一堆柴火,烤烤火,暖暖身子。这个闲暇,也是大多数人吃早点的时间。多数人会从口袋里掏出玉米馒头,那玉米馒头冻得像秤锤一样僵硬。人们把玉米馒头放进火边烤,等馒头的皮被烤得黑红,再捡起它啃咬。但我母亲和我却从口袋里掏不出玉米馒头。母亲只能搂着自己枯皱的肚子,看着别人吃。
三
吃和穿永远是一个贫穷家庭最重要的难题。
八个孩子,加上父母,再加上我舅舅一家人,还有不停歇地来往的亲戚,我家里常常人满为患。没有蔬菜和水果,每个人的饭量都显得特别大。父亲拿着口袋四处借,母亲夹着空碗满村跑。多少次,我放学回家,看到家里的烟囱一丝烟也没冒,就心生怨气。烟囱没冒烟,证明母亲还没有开始做饭。我家离学校比较远,母亲饭做晚了,我岂不是又要迟到?在小学阶段,我一直担任班长,负责点名。我都迟到了,怎么好意思给别人的名字处打叉?
母亲夹着一个空碗,倚大门框而立。她的神情无比忧郁,脸上的愁云堆积成山。我不懂事,只关心自己迟到不迟到的问题,偶尔会抱怨母亲几句。母亲夹着个空碗出去,等了许久,却又夹着个空碗回来,脸上呈现着失望与尴尬。我当然知道,母亲已经借遍了全村,有的人家有粮却不愿意一而再再而三地借给你,有的家庭和我家里一样,也是弹尽粮绝。没有办法,母亲就去了山坡,弄回来一些野菜野草之类,让我们充饥。
即使有饭吃,可我从来没有真正留意过母亲吃饭。在我的印象里,母亲似乎从来没有和我们同桌就餐过。她把该端的端上桌,把该盛的饭碗盛满,可等我们狼吞虎咽时,她却总是站在一旁观看。她像一个忠诚的侍者那样,瞪着眼睛,看谁吃完了,就会给谁去盛饭。别人吃得高兴母亲则高兴,别人吃得满足母亲则满足。当其他人吃饱之后,锅里常常已经空了。母亲要么刮一些锅巴,搜集那么一点点供自己吃,要么就啃一个冷馒头。一顿饭又一顿饭,她都是这样敷衍过去。
母亲做饭特别快,还特别讲究,有着一般农村妇女不具备的好厨艺。尽管缺吃的,但她却是“巧妇能为无米之炊”。一点点的野菜,或者些许的萝卜白菜之类,只要来了客人,她都要千方百计地弄出四个碟菜来。她切的菜又细又长,火候恰到好处,味道极其可口。别的女人做一顿饭的工夫,她却能做出三顿饭。她做饭不怕麻烦,总是变化着花样,极尽可能地不予重复。她的脑子也是极其聪慧,很懂得统筹学。在拉风箱期间择菜,在熬稀饭期间切菜,在炒菜期间馏馍等等,一点时间都不虚度和浪费。
那时候在农村妇女中很流行“厘面”,就是把擀好的面铺开,一刀一刀地划切,划切的面又细又长。但母亲却不这样做,她依然把面叠到一起,用刀快速地切割。她如此切割,达到的却是“厘面”的效果。我一个表哥到我家走亲戚,回去后告诉我姨姨,我母亲给他吃的是挂面。后来我姨姨见了我母亲,谈论起此事,才知道所谓的挂面,其实是出自我母亲之手的刀切面。母亲的刀切面,可以和细细的挂面相提并论了。
四
我们那个时候的衣服全凭母亲和姐姐的纺线织布。村里时而种一点棉花,时而不种。即使种棉花,绝大多数都上缴给了国家,给村民分配的那点儿,还远远不够做棉鞋。但对村民来说,棉花却是基本的生活用品,没有它是万万不行的――做单衣要棉花,做被子要棉花,做棉衣要棉花,做鞋子要棉花――没有棉花怎么办呢?捡拾是唯一的办法。一群一群的妇女,手拎藤条笼,到临村已经废弃的棉花地里,寻找人家?摘遗漏的棉花。但如此的收获总是有限的,而且时不时地遭到人家的驱赶。
没有办法的办法就是偷。一到夜里,村里的妇女个个都变得如同耗子,几乎都要出去偷棉花。我母亲胆子小,经常缩在家里不敢出门。许多天之后,我家的大门响起了敲击声。母亲拉开门闩,见邻家大嫂提个大笼站在门口。大嫂动员我母亲和她一起去偷棉花,我母亲犹豫了许久,才随她而去。大嫂呼唤我母亲去偷棉花的响声,经常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母亲一走,我就再也睡不着了。我很为母亲担心,害怕她万一被人抓住了怎么办。
天快亮时,我家的大门有了响声,显然母亲回来了。只见她提着一个超大型的笼,笼里严严实实地塞满了棉桃。她的脸上、脖子上、手臂上,竖着横着很多条血色的印痕。她气息奄奄,口干舌燥,几乎发不出声来。就是说,整整一个晚上,母亲都是在棉花地里度过的。棉花地里是密密匝匝的棉秆,因耕种时把地整成一绺一绺的,很不平坦。母亲在田垄里摸黑行走,高一脚低一脚,磕磕绊绊,有一回竟然从高硷畔上滚了下去,弄得全身甚至头发上,都沾满了泥土。
这样担惊受怕的日子持续了多回,连捡带偷,积攒的棉花终于可以纺织八丈布或十丈布了,于是母亲就进入了纺线阶段。纺线是很苦的,白天参加生产队艰苦的劳动,回家匆匆给家里人做饭,一直到夜晚才有了坐在纺车前的空闲。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们村已经通了电,但用电照明的日子屈指可数,更多的时候却是停电,整个村庄一片漆黑。母亲坐在奄奄一息的油灯下面,就像坐在一团浓雾里,外人几乎看不清她的脸。但纺车的嗡嘤之声就像老人们哼唱的歌谣,绵延不绝,穿透一个又一个夜晚。
我睡醒一次,发现母亲在纺车前坐着;再睡醒一次,还发现母亲在纺车前坐着。等我起床时,纺车前已经没有了母亲的身影,倒听见风箱的咯吱声。只有那么两三次吧,我早晨起来,发现母亲依然坐在纺车前,手抚着纺车,头枕着手臂睡着了。我们起床时的响动惊醒母亲,她苏醒过来,看看外面明亮的天,显得很是惶恐和自责。
母亲的眼睛一年四季都发红,现在想想,显然与她睡眠不足有关。她何时认真而踏实地睡过一个囫囵觉?倒是她坐在炕上一边做针线活一边和人聊天时,却动辄打起了响亮的呼噜。
纺好线,又经历了多道程序,就又开始了织布。织布一点也不比纺线轻松,它自然是一件艰苦的体力活。饿着肚子的母亲坐在织布机前,没黑没明,一坐就是一两个月。布织成,经过浸染,然后就成了成品的布。辛苦数月,成品布却十分有限,根本不够分配。母亲最先考虑的是我舅舅一家人的穿着,哪怕我们穿得再破烂,也要给舅舅家每人从头到脚截取一身新衣裳――舅母早早病故,留下舅舅和三个孩子,母亲说什么也不能短了他们的精神――我们穿的都是舅舅家里人从身上退下来的旧衣服,母亲把它们拆开,重新搭配缝合,又放进染缸里浸泡,拎出来晒干,旧衣服就看起来和新衣裳没有了区别。周而复始地轮回,年年如此。
我记得父母吊在嘴边的话是:“富人过年哩,穷人过难哩。”过年没钱买肉,没面粉包饺子,但对我们来说,穿“新衣服”却不可或缺。父亲再难,也要买一些零散的鞭炮供我们玩。母亲呢,早早地就开始了给我们准备新年的衣服。她把旧衣服全部拆开,经过浆洗,浸染,又缝制成新衣,等待着大年初一让我们穿。说来也奇怪,穿着经过改装的旧衣服,我们心里也是乐滋滋的。
五
母亲的心有三分之一在我家,有三分之一在舅舅家,还有三分之一在邻居和亲戚家。不过,当面对任何一个具体的个人的时候,她又成了全身心的百分之百。舅舅是母亲的精神支柱,但却也是母亲的梦魇。
舅母病故时,我母亲大概只有三十五岁。那时候,我外公生活在我们家。外公晚年彻底失明,行动不便,每走一步路都要靠我们牵引。母亲对外公百般孝顺,我父亲对外公也是特别的好。我记得很清楚,就在某一天,母亲被一个骑自行车的人叫走,几天后归来,怀里抱着一个婴儿。母亲的眼泪默默地挂在眼角,她有时候忍不住,就跑到没人的地方痛哭一场。哭也不敢放开声音,惟恐外公和我们听见。
外公免不了唠叨,询问我舅家的情况,他的询问,总能唤起母亲的悲伤。但母亲一直把舅母病故的消息对外公进行了隐瞒,她回答外公的询问,总是以“好着呢”三个字搪塞。半年后,外公知道了真相,从此患上了食道癌。几个月后,他辞别人间,我父母操办了他的丧事。
被抱回的婴儿是我舅舅最小的儿子,他出世才四十天,体形有一只小猫那般大。父母抚养起了他,把他视为自己的孩子。小表弟比我妹妹小几个月,当他来到我们家时,我妹妹还在哺乳期。母亲本身就营养不良,粗茶淡饭也吃不饱,而今却要给两个孩子喂奶,显然是难以为继。但母亲念及小表弟幼小丧母的可怜,总是把有限的奶汁倾斜给小表弟。小表弟有了奶汁,妹妹就要挨饿。父亲挑着笼,四处购买柿子。为了便宜,父亲看中了一棵柿子树,谈好价钱,就将那棵树上的柿子全部购买。柿子变软后,妹妹就把柿子当乳房吮吸。
除了全方位地照顾表弟的一切,舅舅一家人的穿衣也由我母亲承包。母亲宁愿让我们穿旧衣服,也要让他们穿得崭新;母亲宁愿让我们的衣服上打满补丁,也不让他们的衣服有丁点的破绽。舅舅家的女儿和大儿子,年龄也不大,都是母亲痛在心头的牵挂。表妹和大表弟一年有数个月都是在我们家度过的。我们家本来就缺粮食,他们的到来自然是雪上加霜。
母亲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四处打听,希望给舅舅重新娶到一个女人。一个一个女人来我家和舅舅相亲,母亲都是赔着笑脸,好话尽说,好吃好喝招待,但却都是只开花不结果。我记得有一年,村子里来了一群讨饭的。那些讨饭的是一家人,老老少少六个人,像一个团队,他们来自于遥远的安徽。讨饭者中最核心的是一位妇女,三十多岁,另外的五个人,是她的父亲和她的孩子。孩子最大的十一二岁,最小的三四岁。
村里有人了解到这个女人年轻丧夫,就鼓动母亲留下这家人,看能不能让他们和我舅舅一家合二为一,组合成一个新的家庭。母亲便与那家人沟通,没想到他们欣然答应。自此,那群讨饭的就入住我们家。我家里仅有两孔土窑洞,母亲让我们腾出一孔来,让他们居住,而我们十多个人就拥挤在一孔窑洞的一个土炕上。
没有吃的,父母就四处借。不管我们吃得怎样,母亲都要让他们吃饱吃好。那些人什么都不干,他们把自己的行囊铺展在我家的院子里,白天就坐在那些行囊之上。所谓的行囊,其实就是一堆破烂,很脏,散发着异味。他们和陕西人的生活习惯很不相同,似乎不怎么讲究卫生,个个的脸上都污渍斑斑。
这些人在我家整整吃住了一个多月。就在某一天,父母都去生产队劳动,我们也都去上学,家里恰好没人。父母从田间归来,却发现院子里空空如也,窑洞里也空空如也。这时,他们才恍然明白,那些讨饭的已经不辞而别;留给母亲的,则是深深地怅惘和长长的叹息。
六
母亲在村子里没有任何权势,但却是最有威望的人。她有几个特点是一般的农村妇女学不来的。母亲尽管没读过书,但脑子极其好使,懂得大道理,绝不出口伤人。她是一个外向型性格的人,善于和人交流沟通,但绝对不婆婆妈妈,更不会东家长西家短地搬弄是非。在她眼里,世界上全是好人,没有坏人;都是可以相处的人,没有性格怪异的孤家寡人。母亲也许从来没有听说过“心理学”三个字,但她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心理学专家。她说出的每一句话,仿佛是出口成章,又仿佛是经过深思熟虑。邻居也好,亲戚也好,都喜欢听她的话,而且个个都夸赞她说话在理。即使面对一个和她没有任何关系的小孩子,她都知道怎么和他们交流,怎么博得他们的信任。她总能发现每个人身上的长处,并且似乎摸透了每个人脾气,言语之间非常有分寸。她并不是板着面孔和人说话,更多的时候好像是和人在调侃,但若仔细听,她在调侃时的语调总是让对方感到舒服。
村子里大部分人早已忘记了母亲的性别,也忘记了母亲的年龄。母亲在村庄里没有一个敌人,没有一个与她抽鼻子咧嘴的人,甚至可以肯定地说,背后没有一个对她说三道四的人。全村人似乎都是她的朋友,全村人都宛若她的亲戚。母亲来往的人,小到两三岁的懵懂少年,老到年迈的蹒跚之躯,女人熙熙攘攘,男人也是络绎不绝。村子里最富有的人是母亲的好朋友,村子里最被人看不起的贫贱之人也是母亲的好朋友;村子里性格随和的人和母亲打得火热,村子里性格最孤僻和谁都老死不相往来的人也紧紧地贴在母亲的身旁;最爱干净的人和她来往密切,最邋遢的人也与她密切往来。残疾人、流浪汉、精神病患者等等,更是在我家出出进进,吃吃喝喝。我家的大门总是敞开着,不论是谁,只要去我家,母亲总是一副热忱的笑脸,又是递板凳让座,又是提壶倒水,动辄还要死死拽着人家胳膊挽留他们吃饭。平日里,我家里总是人满为患,总是没地方坐。到了闲暇的节日,整个院子都是人山人海。母亲在世时,每个春节,似乎已经约定俗成,村里人都会纷纷朝我家奔来,滚滚笑声总是在我家的院子里传出。
我们家是村庄里倒数第二的贫困户,倒数第一的是一个叫老笨的人家。老笨是个半傻子,老婆是个傻子,孩子中也有傻子。依我们家的境遇,母亲之所以在村子里有这样的威信,自然和她的处事方式有关:第一,她不势利,眼睛里没有高低贵贱。第二,她对任何人都一腔真诚。第三,别人有困难,她会拼命地付出,却不求丝毫的回报。
不管谁家过事,母亲总是冲在前头,而且总能在最辛苦的岗位上发现她的身影。很多人给人帮忙只是出人不出力,应付差事,可母亲不是那样,她会拼出全身的气力,汗湿几层衣服。母亲经常被人三更半夜叫走,不是谁病重,就是有人难产。母亲简直就成了他们贴心的侍从,喂吃喂喝,端屎端尿。有人来给母亲借东西,母亲翻箱倒柜,不满足人家誓不罢休。粮仓里有一升粮,母亲不管我们下一顿有没有吃的,只要有人来借,她都会把它借出,哪怕到下一顿我们断了炊,她又跑着满村子去借。有人来借耕种的农具,我家里没有,母亲就跑好几里路,到我姑姑家,把我姑姑家的农具气喘吁吁地扛回来,交给借的人。
有两三个妇女吧,和村子里的任何人都不往来,但却和我母亲如胶似漆。她们都喜欢占便宜,我母亲就让她尽情地占,从没有抱怨过她们一句。她们最拿手的就是向母亲借菜油或食盐。她们的借法很特别,端个搪瓷缸,让母亲给她的缸子里挖几勺盐,或倒些许的菜油,但却从来不让母亲把搪瓷缸盛满。为什么?因为盛满是要归还的,而盛不满则不需要偿还。她们这种借法可不是一次两次,隔些天就会来一回,但母亲总是能满足她们。
对邻居如此,对亲戚更是如此。我们家的亲戚特别多,近亲有一些,更多的是远亲。有一些人,本来和别人家是亲戚,可就因为母亲的热情,因为母亲拉住他(她)就给他(她)管吃住,久而久之,他们也和我家成了亲戚,相互走动起来。
我母亲对我舅舅家的付出自然没有说的,她对我两个姑姑也是情同手足。姑姑无论什么时候来我家,她都是竭尽全力做好吃的。表哥表姐们也都喜欢来我家,来了没有拘束感,而我母亲则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孩子,言语极亲切。有三四个远亲,甚至远到了没有了血缘联系。这些远亲在我们村有直系亲属,但他们来我们村,顶多在他们直系亲戚那儿进行礼仪性地拜访,却把我家当成了落脚的根据地。我母亲的热情程度,招待的至诚程度,都远远超过了他们的直系亲戚。他们到我家来很随便,想吃就吃,想住就住。
七
母亲的脾气性格,连村里七八岁的孩子都知道。这些孩子饿了,就跑来给我母亲要吃的;渴了,就给我母亲要喝的。我家里时不时就像一个幼儿园,滚动着一群大大小小的孩子。我母亲特别喜欢孩子,见哪个孩子都要亲一口。她在路上走,如果手里拿着一个馒头,没等自己咬一口,却是见一个孩子就掰一角,见一个孩子就掰一角,一路散去,没走多远,手里的馒头就消失得没了踪影。拿一个苹果也是那样,你永远别指望她把一样好吃的东西填进自己的嘴里。
我工作后极少给她买东西吃,这与我对她身体的误判有关。村里人都认为她身体好,我也认为她身体不错,活个七八十岁没问题,我自信等我手头宽裕,孝敬她有的是时间。我记忆中只给她买过两次油糕。一次是她到城里来,我陪她在街上走,买了六个油糕,在她的推辞下,强行塞给她。她把油糕捧在手里,却没有吃,声称回去时绕道去我姐姐家,把油糕给她的外孙子吃。不曾想,就在我不留意当中,母亲却朝一个衣着褴褛的男人追去。追了六七十米,她把油糕塞到了那个人的手中。母亲招手叫我,我走近他们,母亲向我介绍说眼前的这个男人是她的叔叔。这个叔叔并非母亲的亲叔叔,和我家也没有来往,但母亲曾经向我谈起过她这位本家叔叔,言语之间充满了怜惜:她本家叔叔做了上门女婿,但妻子儿子对他很不好,经常打他,导致他精神失常。
还有一次我买了十几个油糕带回家里。家里外人满屋,我知道油糕取出来一星也吃不到母亲嘴里,她会把它全部散发掉。等那些人都回了家,我才打开自己的包,取出了油糕。我希望母亲和父亲将油糕吃了,别再老想着接济他人。母亲把油糕给儿女们一人一个散发完毕,还剩下四个。我强迫母亲吃一个,母亲嘴里答应着,可就是不吃。她用言语哄骗着我,说自己晚上吃了油糕牙疼,明天一早一定吃了它云云。说着,她就用一片纸包住油糕,把它放入木柜里。
第二天,我起床比较晚。我起来后,母亲早已做好了早餐。吃完早餐,我外出,却在邻居家的门口,发现邻居的小孩手举一个油糕在吃。我问小孩哪里来的油糕?小孩回答我是五妈(他称呼我母亲为五妈)给的。我气不搭一处来,立刻回去诘问母亲,母亲好言好语安抚我,轻描淡写地说谁吃了还不一样?
我们村子离县城二十华里。村子居于一个高塬之上,而县城坐落于低洼的河川里。就是说,要从村庄去县城,或从县城返村庄,来往都要上下一条长约十华里的坡路。连自行车都不普及的年代,一般的人只要没有特别的事情,都不去县城,因为靠着双脚下坡上坡,太累太累。可我母亲不一样,许多次,她来县城,没有任何私人的事,却是为了满足一群孩子逛县城的欲望。村里的孩子,想让自己的父母带他们来县城,会遭到断然拒绝。于是他们就一个个跑去找我母亲,央求我母亲带他们去城里。我母亲心软,经不起孩子叫几声“五妈”或“五婶”,她总是放下手中的活计,安顿了家里,就准备出发。临行前还要在村里吆喝几声,聚集了一帮孩子,组成一个儿童团,而她则像是这个儿童团的团长。她领着他们从村里跑到城里,转遍四条大街,甚至把孩子领到我教书的学校来喝水。等孩子们尽兴之后,她又把他们领回村庄。孩子的安全她得留意小心,个别孩子拉肚子她得去买药;那些孩子出门不带一分钱,我母亲念及孩子来一趟县城不容易,就自掏腰包,给他们买冰棍之类。
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以至于在村民之间产生了依赖性:有孩子想去城里,就会跑来纠缠我母亲;有时甚至是家长跑来,号称自己忙,请求我母亲带他们的孩子去县城玩,我母亲即使身体不适,也是来者不拒。
夫妻间闹矛盾不可避免。闹了矛盾,互不相让,妻子最拿手的就是一走了之。有娘家的回娘家,没娘家或不想让娘家知道的人该何去何从呢?那些人第一个选择就是来我家吃住。有时候一日两日即宣告结束,有时候五天六天才撕扯完毕。我母亲既要给他们管吃住,还要调解他们的矛盾,整天把自己搞得晕头转向。我有一个远房叔叔,称他为八叔。他脑子不是很灵光,挨了八婶一辈子的骂。八婶和村里谁都合不拢,但天天却守在我家里。八婶小气得要命,可以为八叔多吃了两口莲花白而叫骂八叔好几天。八婶骂起人来嘴无遮拦,粗话脏话喷涌而出。不知从何时起,八婶动辄就把八叔赶出家门,不给他吃饭。没饭吃的八叔一点儿也不着急,他甚至还暗自窃喜。他来到我家,大模大样地坐在饭桌前,馒头一吃就四五个,直至站立不稳。八叔经常自言自语:同样的粮食,我母亲怎么会把饭做得那么好吃呢?
八叔差不多每月都有八九天在我家吃饭。有时候,他号称八婶外出了,家里没人做饭;有时候他不做任何解释,从田里归来就直奔我家而来。他在自家田里耕种,却在我家吃饭。我母亲习惯了这样,我没听到她一句怨言,倒听到她老说我八叔可怜之类的话。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一件往事。我在耀县中学教书期间的某个下午,我正趴在桌子上备课,房门突然被推开,门里闪进来的人是八婶。八婶面色枯槁,腰弯腿颤,看起来虚弱不堪。我忙问她是不是病了?八婶气息奄奄地告诉我,她并不是病了,而是饿了;她说她和我母亲一块儿来上街的,但却和我母亲走散了,怎么也找不到我母亲;她来我这里,就是来寻找我母亲的。我问我母亲和她的饥饿有什么关系呢?八婶解释说,她嫌麻烦,只要和我母亲一块儿来县城,都不携带馒头,饿了就吃我母亲的;可我母亲却找不到了,找不到她只有挨饿,这不,她可要饿得昏过去了。
我心里窃想:你嫌带着馒头麻烦,我母亲就不嫌麻烦吗?嫌麻烦不过是你的借口,根本的是你吝啬自己的粮食;我母亲和你逛街,不但要带上自己吃的馒头,还得给你背上干粮?心里虽然有隐隐的不快,但我还是从口袋里掏出两元钱――我那时候的工资才五十多元――给了八婶,劝她赶快到街上买点吃的。
八婶拿着钱离去。但依据我对八婶的了解,她会揣着那两元钱回家。即使饿死,她也绝对舍不得拿钱去买吃的。
八
母亲给无数的人管过饭。卖豆腐的,收黄豆的,弹棉花的等等,只要让她碰到,都会邀请人家到我家吃饭。一顿饭做熟,等人家吃完,锅里已经空空如也。母亲则啃几口干馍草草了事。
我们村家境最差的那户人家叫老笨。老笨一家被村里人瞧不起,几乎没有多少人正眼看他们。老笨母亲和我母亲关系不错,但老笨母亲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就已撒手人寰。老笨脑子缺斤少两,又娶了个傻子妻子。老笨妻子生育五个孩子。每一次生育,老笨都跑来叫我母亲,我母亲则火速前往。母亲帮着接生婆让孩子顺利落地,然后接生婆离去,母亲则要守在老笨妻子身旁,熬米汤,端屎尿,呵护婴儿,惟恐孩子因为老笨妻子的不当处置而夭折。母亲至少要在老笨家坚守半月以上,而她每天回家睡觉,都要到深夜。聊起老笨家的事,母亲说老笨一家人真是傻彻底了,他们不知道到厕所方便,就在他们居住的窑洞里随意大小便。地上这儿一泡尿,那儿一堆屎,窑洞里臭烘烘的,让人窒息。母亲呵斥了老笨夫妇,让他们记着去厕所方便,然后自己动手,将那些屎尿铲除打扫干净。
老笨母亲去世后,母亲经常叹息老笨一家吃的是猪狗食。冬天到春天,老笨就领着孩子走巷串户,挨门乞讨。即使讨回来粮食,老笨妻子也把饭做得不生不熟。老笨的父亲已经七十多岁了,他是母亲最为惦记的人。隔那么三天两天,母亲就要去叫一回老笨父亲,让他到我家吃饭。习惯成自然,时间一长,不用母亲去叫,老笨父亲就会踩着开饭的钟点,自己找上门来。有时候整整一星期两星期,老笨父亲都守在我们家吃饭。老笨父亲吃了,还要给他的孙子携带。他忘记了携带,母亲就会亲自送去。
母亲的这种行为令我不悦。我经常抱怨家里的粮食本身不够吃,自己的孩子在挨饿,父母辛苦换来粮食,却让那些八秆子打不着的人吃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我们连自己的生计都成了难题,为何要管那么多?老笨有的是兄弟,有的是本家,他们为什么不念及老笨一家人的可怜?而我们与老笨不沾亲,不带故,何以如此慷慨?更可怕的是,这样的关照何时是个尽头?
其实,我如此抱怨还是心疼母亲。母亲日渐憔悴的面容让我心如刀绞。别说没米下炊,即使粮食满仓,但要把生米做成熟饭,烟熏火燎,容易吗?
在我的一再抗议下,母亲显然有了某种程度的收敛。所谓的收敛,也只是变换了形式,变换了策略,知道了怎么回避我,知道了让他们吃饭不能那么明目张胆,而是需要进行某些掩饰和隐藏。我如果不在家,老笨一家人完全可以肆无忌惮地放开肚皮吃;我如果在家,母亲就想尽办法阻拦我进灶房,因为灶房里有她隐蔽的秘密。
记不清有多少次,母亲把饭端到屋子让我们吃。她呢,则上了灶房的门闩,自己像一个卫兵一般,把持在灶房的门口。我们第一碗吃完,如果还想吃第二碗,母亲无论如何都不会让我们进灶房。她夺下我们的饭碗,进灶房舀饭,但刚一跨进灶房的门,转身就把门迅速关上。我开始并没有觉察她这种行为有奇异之处,但一而再,再而三,不由得我起了疑心。某一回母亲不让我进灶房,但我偏强行闯入。母亲的秘密一下子暴露在了我的眼前:就在灶房的烧火凳上,坐着老笨的父亲,他正在埋头吃饭。
我的暴怒并没有制止住母亲。她送走老笨的父亲,然后声称出去借个东西。我发现她的围裙里鼓鼓的,就追了出去,强行拉扯开她的围裙,结果好几个馒头掉落在了地上。馒头里夹着菜,菜随馒头的滚动而洒落了一地。母亲苦笑,但却如实告诉我,老笨家断炊好几天了,不送吃的给他们,那些可怜的孩子会被饿死。
时间一长我也疲惫了,尽管也发发牢骚,但基本上听之任之。这下好了,老笨一家人经常成群结队地来我家吃饭,把我家的灶房挤得水泄不通。
与老笨家类似的还有一个食客,叫杨虎,临村人。杨虎早年死了爹娘,他自己则成了一个浪子。如果说我对老笨家有所同情的话,但对杨虎滋生的只有厌恶。杨虎身强力壮,但却好吃懒做,一辈子靠蹭饭活着。杨虎终生未娶,他独自一人蜷缩在我们生产队废弃的仓库里,时不时地装疯卖傻,还经常偷人家的羊和鸡。杨虎是我家的常客,自然也经常在我家吃饭。时间一长,他就有了依赖性,一到开饭时间,他准时到场。母亲做饭时早已把他计算在内,一口巨大的铁锅里,饭满得常常往外流淌。
我对杨虎实在不能忍受,就当着母亲的面斥责他,让他以后远离我家,不要再来蹭吃蹭喝。那时我已参加工作,在县城教书,一个月在家里呆不了几天。回到家听弟弟妹妹说我的斥责并没有效果,我不在家的日子里,杨虎依然如故地按时来吃饭。某一天我回到家里,大门敞开着,我坐在院子里与人聊天。临近吃饭时间,杨虎来了。他脚一跨进我家大门,看到我坐在院子里,愣了一下,然后退了出去。但他没有真正地离去,而是在大门外走来走去。我知道他的意图,那就是让母亲发现他的存在。果然母亲瞥见了他,于是在安排好我们就餐后,母亲怀揣吃的东西,溜出大门,偷偷塞给了杨虎。
母亲听到我的责怪声,解释说杨虎也是条命呀,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饿死呀。
九
我有一位堂姐,从血缘上与我们已离得好远。堂姐年幼丧母,与父亲以及成家的姐姐姐夫一起生活。堂姐在十四五岁时,在地处盆地的某国防单位给一户人家当保姆。迎着暮色归来,她无端地精神错乱,整日胡言乱语。堂姐后来嫁于一户人家,不久就被扫地出门;后来又嫁给我一个中学同学,但因为病症时时发作,也遭到我同学一家的嫌弃。
堂姐被送回我们村,不知何故,她并没有在自己姐姐那里居住,却整天守在我家里。母亲简直把堂姐当成了自己的女儿,她领着堂姐四处求医问药,回来后就给她煎药熬药,并好言相劝着给她喂饭。晚上她就和堂姐睡在一起,起床后则给堂姐梳头洗脸。堂姐有时候有点理智,有时候就疯得一塌糊涂。堂姐把我们家的不少东西砸烂,还动辄将母亲的脸抓伤。
堂姐一直在我家居住了两三个月,搞得我们的生活一团糟。她的危害甚至扩散到了我所供职的学校。某一天,我讲完课,在回办公室的路上,发现一群学生围在一起看热闹。我还没弄明白他们在看什么,却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怪声怪气地呼喊我的名字。我仔细一瞧,学生们围在一起观看的对象正是堂姐。堂姐又是唱又是叫又骂人,惹得学生哈哈哈地笑;堂姐还特意把我列出来,一副得意炫耀的神情,歇斯底里地呼叫我是她的弟弟。
堂姐的举动很快就在学校里产生了轰动,老师也好,学生也罢,都知道了我有一个疯子姐姐。
另有一次,母亲带着堂姐到教堂里祷告,完毕后领着堂姐到学校找我。我的办公室兼卧室和校长家紧挨着。校长家门口有块菜园,里面种植着各种植物。堂姐站在我门口的台阶上,自言自语,在我没留意之际,她竟然把校长菜园里的两棵向日葵的头扭断。校长老婆大呼小叫,抱怨不休,我除了向人家赔礼道歉,还能怎么样。
与堂姐类似的还有我的一位老姑。老姑是母亲的远房姑姑,从血缘上讲并不亲近。老姑不知道天生弱智,还是后天遭受了什么挫折,总之,她脑子有问题,是一个傻子。老姑嫁到贫穷的深山里,我母亲从来没有提起过她,我当然也就不知道有这么一个老姑存在。可有一天,这个老姑不知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跨进了我家的大门。
母亲把老姑当贵客相待,给她想着法子弄好吃的,看到她穿着破烂,就给她缝制像样的衣服。那时候我们村子里缺水,水要到一道深沟里去挑。母亲领着老姑,跑了三四公里,专程去给老姑洗头。
老姑很少和旁人说话,但她的嘴却蠕动个不停,自言自语,声音很小,宛若蚊蝇的叫声,谁也听不明白她在念叨什么。老姑吃饱穿暖之后,就呆呆痴痴地坐在炕上,一坐就是三个多月,全然没有离开的意思。
老姑对我们的正常生活形成了很大的干扰。住宿本来就紧张,有了老姑,就更加拥挤。在我们的再三抱怨下,母亲才和颜悦色地请求老姑回去。老姑对母亲的请求根本不理,她似乎觉得她就是我家的一分子了,吃住在我家,理所当然。她不愿意离开,母亲也就不强迫她,默认她继续住下去。
到了腊月,眼看春节将至,母亲才说服老姑回去过年。老姑的家很远,大概有三十多公里,基本上是山路。母亲坚决要亲自送老姑回家,一则她怕路上有人欺负老姑,二则她怕老姑迷路走失,三则她还要去劝劝老姑的儿女,要善待自己的母亲。
后来,老姑几乎年年都要来我家,而且一住就是两月三月。母亲依旧好吃好喝相待,临走还一定要送行。
母亲的来者不拒,让我家简直变成了一个难民营,变成了一个收容站:村里谁家的女主人走亲戚或上街,没有人做饭,她家里的其他人就会来我家就餐;村里某个妇女生了病,不能做饭,母亲要么跑去给人家烧火揉面,要么直接把那些没饭吃的人领到我家来吃饭;某户人家全体外出,只留下上学的孩子,那孩子听从父母的吩咐,一放学就挎着书包来我家吃喝;亲戚不论亲疏,不管婆媳闹了别扭或是夫妻打了架,其中的某一方就会来我家躲避。他们的吃住都是免费的,我母亲对每一个人都热情似火。我一个表姐,和表姐夫闹离婚,在我家过年。我一个远亲表姐,被她的丈夫打伤。表姐的亲姐姐就在我们村,但她不去自己的姐姐家,却一日到晚坐在我家哭;她一哭起来就打嗝,而且打嗝的声音既拖沓又响亮,让人现在想起来都很不舒服。
十
弟弟生病,母亲领着弟弟奔走了一个春天,但均没有效果。在无奈之际,她听从了一个基督教徒的劝告,把弟弟领进了教堂。也怪,自从母亲信仰基督之后,弟弟的病情日渐好转,直至彻底痊愈。
母亲信教后,她对教义的忠诚无以复加。如果说她过去的所作所为出自于她善良的天性,那么她信教后的言行则有了相当程度的自觉。母亲相信天堂和地狱的存在,也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都逃不过“我主”基督无处不在的目光。她每做一件事,都要问自己做得对不对,是不是冒犯了上帝的旨意。她对帮助别人更加热心真诚,不会做一丝一毫损人利己的事情。
母亲每个礼拜天都要来回步行四十余华里的路程,去县城的教堂祷告,风雨无阻。她从教堂里买回两本《圣经》,自己不识字,让我或者弟妹读给她听。
母亲成为教徒,我家里更是人来人往。除了原有的亲戚邻居,还有一拨一拨的教徒在我家出出进进。这些教徒以中老年妇女为主,偶尔也能发现个别男性的身影。教徒们以姐妹相称,她们来自于不同的村庄。她们走到哪里,就聚集在哪里祷告。祷告完毕,还要成群结队地去外地,赶场子一般,东村完了去西村,有时候为某个生病的人祷告,有时候则为某头一蹶不振的牲口祈祷。
教徒们来我家,母亲自然是好吃好喝相待;教徒们邀请母亲去邻村祷告,母亲把它看作是耶稣的旨意,违抗不得,那是一定要去的。在母亲看来,她有着自己的工作,那就是传道和救赎,而她做起工作来,则是一丝不苟。
不久,村里就有三四个妇女被母亲发展成了教徒。这些妇女都是村里最可怜的人,她们贫寒,落寞,甚至有各种各样的不幸遭遇。她们成为教徒,就成了母亲的亲人。除了整天守在我们家,或跟随母亲去教堂之外,然后就是不论遇到什么大大小小的事情,都依靠我母亲来解决。母亲总是有求必应,连一点犹豫都没有。
十一
母亲在村子里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她的聪慧在村子里颇有名气,她的利索为众多人称道,她的老实厚道更是众口一词,有口皆碑。
母亲在村子里没有一个敌人,相反,全村人都是她的朋友。同性之间,有着不同个性,有着贫富的差异,有着地位的悬殊,但相同的是,只要问谁和她们的关系最好,她们都会不约而同地说出我母亲的名字。同性这样,异性也是这样。村里的好多男性喜欢和母亲来往,用他们的话说,母亲虽然是个女的,但为人的大度与宽厚,没有几个男人能赶得上。我弟弟订婚前夕,女方托人到村里打探我家的情况。来人自然道出女方的忧虑:父亲去世,母亲当家,女人易变,且难打交道,她说的话算数吗?靠谱吗?来人遇到了不同的人,但这些不同的人的答案却是相同的:别看人家是女人,做事特别讲理,也特别守信用。
母亲给予人,帮助人,没有任何私心掺杂其中。她有一桶水,绝对不会给人半桶水,而是会拎起水桶,将桶里的水一股脑地倒入人家的水缸。除了这些,她还有不自觉形成的独特的为人方式。即使关了屋子的门,坚信窗外没有耳朵偷听,她也绝对不说任何人的一句坏话。她从来不东家长西家短地议论他人,从她嘴里听到的,都是对别人发自肺腑的欣赏和赞美。她性格随和,喜欢和人开玩笑,嘻嘻哈哈,打情骂俏,但若仔细听,就会发现她的玩笑绝对有边有际,言语颇有分寸,说话也很有技巧。别人和她斗嘴,她反应极快,立即会有合适的词句从口里射出,但话语却从不伤及人的面子和自尊。
母亲不识字,但却懂得大道理,做事极其有章法和条理,当然,记忆力也强于常人,算账也堪称一流。母亲的衣柜里乱糟糟的,但若有人动了她衣柜里的一根线头,她立刻就能知道;母亲到街上购买种子,或者在我家门口出售黄豆,多少斤多少两,每斤几毛几,算盘还没打出价钱,她一眨眼,就准确地报出了钱的数目。村里许多人家有买卖,惟恐上当受骗,都喊母亲去给他们算账。
母亲劳动舍得出力,做饭也极其快速。田里也好,家里也罢,她都是一把好手。我在家时,母亲常常一天要做四顿饭。早上还没起来,母亲的早点已经做好;等我下床洗脸,家里却没有了母亲的踪影,她扛着工具已经下地去了,只有调好的凉菜放置在案板上,只有熬好的稀饭浓缩在锅里。中午饭和下午饭自不待言,与一般村民不同的是,傍晚时分,母亲还要熬一锅红豆粥,切几盘小菜,供我们进晚餐。
母亲做饭不但快速,而且精细。家里本来就缺粮少菜,但有限的资源,她却总是变换着花样。即使是野菜,她也会把它切得又细又长。家里几乎每天都有外人吃饭,除了母亲的热情慷慨,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母亲做的饭菜非常可口。我八叔毫不掩饰他来我家频频吃饭的原因,他说在我家吃饭是“改善生活”。八叔的话深究起来当然有点好笑,他所说的“改善”,不过是吃一些萝卜白菜之类。
我一位同学在我家居住数日,他感慨于我母亲做饭的快捷,宣称他母亲做一顿饭的时间,我母亲足以做完三顿饭。同学为此专门窥探我母亲的做饭方式,最后得出结论,说我母亲懂得“系统论”,懂得“统筹学”。同学其实是在表达这样一个意思:合理的计划和安排,才是母亲做事和做饭快于常人的法宝。
十二
母亲身体刚强为众人所公认。人们看到她风风火火,不知疲倦,得出她身体刚强的结论一点儿也不奇怪。母亲很少得病,有小病小痛也不看医生,挺一挺,扛一扛也就过去了。但正因为这样的假象,让我对母亲身体的真实状况有所忽略,从而酿成永远的遗憾。
父亲去世不久,母亲就病倒了。我以为和过去一样,她休息几日就会恢复正常,因此并没有特别留心。当村里有人传话给我的时候,我才意识到需要认真对待了。我把母亲接到我供职的县城学校,叫来一个年轻的医生,给她检查身体。母亲没有住院,就躺在我宿舍的床上打吊针。但自始至终,医生都没有搞清楚她究竟患了什么病。我那时候手头极其紧张,更没有意识到病痛会从我手里夺走母亲,因此在母亲病情有所缓解且她要求回家之际,我就把她送回了村庄。岂不知,她的病症并没有得到解除,病菌潜伏在她的体内,正在一点点地蚕食着她的身躯。
母亲身体的每况愈下最明显地反映在夏收之中。平时收割麦子,母亲总是冲锋在前,但这年收麦之际,有几次她都喊头晕,中途退场,回到家在炕上昏睡。看着焦黄的麦子,母亲如何不着急,但她显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八九年春节刚过,正月初六,我从县城步行回家。此时我三姐还在县医院住院,有可能面临手术。那天早上也挺奇怪,我和新婚不久的妻子因为小事而闹了别扭,妻子回了娘家,我也想着回去陪陪母亲――因为新婚要走众多亲戚的缘故,过年我并没有时间和机会单独与母亲呆一会儿――我路过大姐家,听到了有关我舅舅家的事情:我小表弟前天结婚,但婚礼却闹得鸡飞蛋打。母亲把小表弟从一个婴儿管成了一个小伙子,她对小表弟情深似海。不相干的人结婚,她能去都要去的,何况小表弟终身大事呢?但小表弟的婚期恰逢过年,家里来的客人需要招待,母亲被拴住去不了。去不了,母亲的惦念却不会减弱,惦念之中还夹杂着隐隐的愧疚。
我回到村子,远远看见一群人围在一起玩花花牌,母亲就在那些人当中。母亲是围观者,但她却抢着给人家出牌。母亲发现了我,就朝我一路小跑过来。我随母亲回到家里,家里还有亲戚。母亲没和我多说话,就下了厨房。
亲戚们吃完饭,大多数人已告辞,只有个别人还留在屋里和母亲拉家常。怪我嘴长,我说出了舅舅家打架的事情。母亲听了后,脸色变得灰青,叹息一声“都要把人亏死哩”。后来话题转移,说起了我三姐住院的事情。母亲说她已经洗净了身上的衣服,准备明天到医院伺候我三姐。三姐住院已有好些天了,但因为春节,母亲却一直没有去探望,她心里自然有些许的抱憾。当然,母亲也表现出了某种畏难情绪,说一提起动手术她就有点儿怕。
剩余的亲戚走了。母亲就解开亲戚拜年带来的一包点心,分发给我们吃。我要她也吃一个,她搪塞说她不喜欢吃。在我的再三强迫下,母亲才掰了半个点心。可就在她将要把点心送到嘴边之时,突然门口出现了几个教徒。母亲一转身,点心就转送到了一个教徒的手里。母亲再次打开一包点心,一个教徒发一个,但她自己却始终没有尝一口。
教徒有四五个人,全是女性。教徒说临村的某个人病了,她们要叫上母亲,一起去为那个生病的人祷告。我当时就表示了不悦,阻止母亲前往。我说我是专门回来看你的,可你却要远行,这是为什么呢?母亲显得颇为为难,但她还是决定要随教徒而去。
我一边叹息一边离开了家,心想母亲不在家,我还呆在家里干吗?我到同村的一个同学家里,同学妻子端上了酒菜,我与同学喝起了酒。
夜幕降临,村子里极度安静。我突然听到喊叫声,那喊声在冰冷的天气里,透射出一股股的寒意。再仔细一听,竟然是有人在呼叫着我的名字。我忙跳下同学家的炕,从他家的大门跑了出去。呼喊我的是我小弟弟,他平时叫我哥,今天却叫着我的名字,而且声音怪异。我问怎么啦怎么啦?小弟弟拖着哭腔说我母亲病重。我问母亲人在哪儿?小弟弟说在一个邻居家里。
我赶到那户与母亲同样信仰耶稣的人家时,只见她家屋子里有很多人。那些人有男有女,都是教徒。我母亲瘫倒在她家炕的角落,我大弟弟正在抱着母亲的头,在给母亲做着人工呼吸。我跳上炕,抓过母亲的手一摸,就已经彻底绝望:母亲没有了体温,她的身体浸骨冰凉。
母亲,你就这样和我们诀别了吗?
十三
母亲去世时五十六岁。
父亲去世时,因为他病了一阵子了,我心里多多少少有所准备。可母亲突然而轻率地撒手人寰,无论如何我都不能接受。母亲是我生命中的天,天塌了,年纪尚轻的我,如何承受得了这样的悲痛,又如何能担当起她未竟的责任呢?
母亲是在祷告期间突然发病,至今我都不知道是什么病夺走了她的生命。我猜测她有可能是冠心病,但冠心病只能平躺着等待医生,不能乱动。但那些教徒看母亲病危,都抱着她摇晃,又是扼她的脖子,又是掐她的人中。也许本来还有救,但经过他们的折腾,母亲彻底失去了重回人间的希望。
可怜的是,母亲去世当天,还在为一户人家看门并照顾他们的孩子。那户人家男主人祖籍河南,过完年,夫妻同去河南拜年,临走时把他们的孩子托付给我母亲。三个孩子白天在我家吃饭,晚上母亲则陪孩子在他们家睡觉且替他们照看门户。母亲已经替他们免费服务了三天,她随教徒外出时,还不忘专程去叮咛孩子,让他们早早地关了门,让他们不要害怕,她会早早地回来陪他们的。
我至今都在自我谴责:我为什么要把舅舅家发生的事情告诉母亲呢?母亲一辈子有半个心都在我舅舅家,她听了舅舅家的打闹,是不是滋生闷气而导致疾病猖獗,以至于命丧黄泉呢?
没有棺木,没有殓衣,更没有钱。看着一群孤儿在哭嚎,作为长子的我悲痛欲绝。母亲最让我伤心的是,她活着时,竟然没有照过一张照片。祭奠她时,没有一张照片在灵堂前摆放。后来经过妹妹的回忆,才想起来她的一个同学曾经手拿傻瓜照相机,给母亲拍过一张照片。就是这一张模糊的黑白照片,成为母亲留给我们,也留给这个世界唯一的图影。
母亲是累死的。这是我的看法,也是村里众多人的看法。田野里,她是个壮劳力;家庭里,她是个顶梁柱;她和父亲养育了八个孩子,还要加上舅舅一家人以及众多相干不相干的人的吃喝,让她的生命车轮,老处于一种高速运转的状态,没有片刻的休息与宁静。一架机器,也需要休养维护,何况母亲是个血肉之躯呢?
母亲去世后,村子里有多一半的人都哭红了眼睛。这些抑制不住流淌的泪水,就是写给母亲最好的悼词,也是献给母亲最晶莹的赞美诗。
母亲当然也有自己最自豪的事情。母亲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村里谁家的钱我都能借到。在那个贫穷而又四分五裂的山村里,对于一般人而言,借钱有着“蜀道之难”,但对于母亲,却易如反掌。母亲到谁家借钱都不会空手而归,不正是从一个侧面映现出母亲人格的伟岸和信誉的卓著吗?
母亲已经去世将近二十年了。从没有见过母亲的弟媳来城里看我,聊起我的母亲,她也是感慨连连。她不明白母亲究竟是如何为人处世的,十九年过去了,村里人还在谈论着我母亲,还在赞美着我母亲,还在为母亲的早早离去而惋惜不已。
我的父亲母亲活着时是贫穷的,甚至是屈辱的,但他们用他们的老实、善良、宽厚、仁义、慈悲、博爱等品质,为我们留下了丰厚的精神财富。父母是茫茫人海里的小人物,但在我的心中,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和最灿烂的人。如果说父亲的弯腰驼背,是我站立并行走的一座桥梁,那么母亲的所作所为,则是净化我灵魂的一座神圣的教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