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我就喜欢他的诗。那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他是个刚从学校出来的年轻人，瘦高、整洁、安静，还有点羞怯。记得第一次在《诗歌报》上读他的诗，就觉得他是我们山西最好的诗人之一。平心而论。我写不了他那么好。好诗人都是有禀赋的，他诗歌中透出的气质，天生就是写诗的。
写诗是我们这代人很早的理想。我们认识的时候，他是小青年，我是老青年，不知不觉，过去了二十年，我已届中年。他也是准中年了。没人能胜过时间，时间改变了许多。其间，他很长时间没写，我也一样。他忙什么，我没问过。人得生存，不写诗可以活，没有柴米油盐不行。除了诗歌的真理，还有生活的真理。想必这些年他过得忙碌和辛苦，而精神上又经过怎样的游历。有什么愉悦、悲伤和人生经验?2007年他寄给我十几首诗，去年又看到他新出的诗集《大地歌谣》，其中一首诗写道：“我在学校里讲过语文/我在很多小酒馆醉过/街巷花园 青春和荣誉/这些物质和精神的过早获得/使我必须返回最初出发的地点”。
诗歌中自传式的流露，对青春期亦真亦幻的追悔，经历世事之后哲人般的感悟。这些诗句，很容易把人带回遥远的出发点。初写诗时，我们很受“朦胧诗”影响，当然现在看未必“朦胧”。八十年代后期，“口语诗”的说法盛行。雷霆的诗既不太“朦胧”，又不很“口语”，他不赶时髦，也少有诗歌“理论”之类。这大概是山两诗人共同的特点，不会给自己的写作找“说法”。实际上他们有自己的“说法”，不过全在诗里面，包括写作态度和立场。早些年有“寻根文学”一说，一些诗人四处寻觅。其实不用苦苦找。所谓“根”就在自己屁股上。这么多年过去，绕了一大圈，雷霆说他又回到最初的出发点。这表明，一个诗人必定要受诗歌的引领。
“说出生活的原色，陷落在命运的河谷。/久居乡下。我写下的有言无语。”在我看来，这就是雷霆诗歌的出发点。当年他出发的时候却没在意，因为他的志向在很远的地方，他早慧。像所有青年人那样充满激情，为此他借助了诗的翅膀。他以为他掠过了熟悉的家园。黄土高坡上的村落和庭院，羊群以及摇曳在秋风中的高粱。他甚至以为自己不再回来，梦幻的感觉全然吸引了他。然而，他乘坐的翅膀如此有神性，会自动带他飞向诗歌。飞啊飞啊，在他已经疲惫或许有些失望的时候，他看到了曾经熟悉的风景。那正是他儿时匍匐的土地。于是，他写下了我们看到的这些诗篇，是的，他所要寻觅的就在这里，他出发的地方也是他归来的地方。诗就在这里，此时他已经|深信不疑。
当然，我不想给人这样的误会，一个人只要转一大圈回来。就能在他的故乡找到诗歌。对于每个诗人而言，也许始终存在这样的问题：“诗在何处?”如果是一个纪实作家，他可以通过采访。把要写的人和事搞清楚，有一定的语言能力和结构能力，就可以写了。小说要复杂些，但往往有了一个故事后也可以写了。诗不是报告、游记、小说。即使有了具体的对象、事件，也不是最重要的，诗人的任务不是描摹和记述。有人说，靠想象力呀。以我的经验，光靠这个不行，而且想象力不会凭空而来。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小孩问雕塑家：“你怎么知道石头里藏着一匹马?”雕塑家的回答是：“不是石头里藏着一匹马，是我心里有一匹马。”雷霆的诗印证了这个故事。他的寻觅过程，从一开始就没有丢下生养他的家园，而是一次精神漫游和成长；他的寻觅看似是向外的，那只是寻求更广阔的视野，从而为了深刻地触动内心，正是这种向着心灵世界的努力，使他找到一直藏在心里的“马”。
雷霆的诗歌似乎很写实。比如《乡村戏台》、《刨土豆》、《官道梁的谷子熟了》等等，如果仅仅如此，就没有什么新奇之处。如果只是用语言啊、节奏啊，以及一切表面的诗歌形式去装饰它，也只能说明作者是一个粉刷匠。写诗难就难在这里。安徒生说，在一个童话作家那里，“桌子会旋转，马铃薯会唱歌”。客观存在物无疑是诗人写作的对象，但只会还原客观恐怕还算不上诗人。在雷霆的诗里。“刨土豆”――“像启封陈年的老酒”、“像迎接失散多年回家的兄弟”、“像发起一场革命”，所有读者都看得出来，这已经不是生活中的劳动现象了，它经过了心灵的发酵和催化，花非花，土豆非土豆，这就是诗歌创作的奥秘。
雷霆娴熟的诗艺给人深刻印象，更让人感动的是其中蕴含着道德的力量。看似单一的创作题材，偏远而狭窄的土地，更意味着坚守和深掘。家乡、故土、祖宗、父母，这些词语无一不饱含着文化和血缘的传递。山西诗人对自己家园的热爱，不离不弃的情愫，既构成了诗歌特有的厚重和道德感，是否也在无形中成为制约?在这个喧嚣的时代。在诗歌和诗人几近成为笑柄的处境中，以“乡下生活”划出一条界线，表示一个诗人的姿态和自重，使人不由得生出肃然和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