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杨：说说你是怎么开始写作的吧。 李子悦：我进入写作很晚，大约高中二年级的时候才人的门，当时我就读的那所学校是管理严格的私立学校，我很不适应，就连饭菜都是集体吃，一周的菜谱静规定好了，学校让你吃什么你就吃什么，导致我对那些体制很不满意，所以不经意中我总是写些批驳学校的文章，整个人开始愤青起来，总之一句话，愤青情绪带我走上了写作不归路。
高杨：哈，从写战斗檄文开始啊!后来呢?
李子悦：后来认识了同样愤青的一位校领导，我们一块办了当时山东第一本校园杂志《校园先锋》，不过都是卖给我们学校自己的人，不发行。再后来我就上大学了，出于大学生活的极度无聊我又开始了写作。这时写作开始有意识地写，正好上了大学，压力没有上高中时那么大，我也决定拼一拼。开始找来各种书籍没日没夜地看。不过都是看国外的，我怕语言的近亲繁殖，所以起点一定要高，但后来我失望了。我看来看去发现我和国内大部分青年作家的文字还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我们都被西洋化给害了。现在想极力地回归，什么都可以国际化，唯独语言和文字，这是文化的精髓。
我现在基本上不再追求所谓语言特色，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你可以看看国内一线作家的文字，然后再找找卡尔维诺和博尔赫斯的看看，你会发现，再这样下去肯定会完蛋，你永远只是他们的另一个翻版而已。
我个人觉得，凡是写作的人肯定都在憋着一口气，想去诉说，至于这口气你到底怎么呼出来，这就靠个人的综合运用了，你是细水长流式的，还是一气呵成，这些都直接决定了你感染力的强弱，决定了你的风格。举个例子来说，写作就像跨栏运动，跨栏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节奏，在大家实力都相当的时候，谁的节奏把握得好谁才能取胜，因此在语言功力都相当的时候，除了想象力，作家拼得还是释放情绪的节奏。
高杨：你会不会一直有话说呢?未来想当作家吗?
李子悦：其实，我还是比较向往的。我挺现实，一直有份工作，先是影视广告，现在做动画编剧。希望以后可以成为被大家认可的作家。
高杨：大学学什么专业啊?
李子悦：法律。我被系主任给骗了，刚开学时系主任口口声声说中国律师缺2000万，后来才知道中国唯一不缺的就是律师。你是学中文的吗?
高杨：嘘，小点声，我是学会计的。呵!
李子悦：嘿嘿，那你的稿费算得精准吧。
高杨：那是，那叫一个清，谁叫咱们有底子。(齐声大笑)中文系也挺不好找工作的，有没有想过?
李子悦：其实，我没有考虑那么多，只是怕转到中文从此不喜欢中文了。远距离接触不会生厌。结果被系主任拉回来了，呵呵，还是继续读了法律。
高杨：这么悲壮啊!说说那本让你成了名的《我该找谁去告别》。李子悦这个名字一下子跳入读者视线。成了名之后你的生活有什么改变吗?
李子悦：《我该找谁去告别》写于湖南的株洲。我在那里上大学，那几年，我青春焕发，喜欢吃湘菜，认识了很多朋友，也谈过恋爱，学会了坐火车不买票以及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那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光。我决定记录下这一切，所以提笔写了起来。前半部分写的时候极度兴奋，到后来有点难过，因为我的写作进度和毕业进度是按1：1的比例进行的，差不多写完的时候也就毕业了。
高杨：听起来，有点类似一个纪录片，怎么想到出版呢?
李子悦：起初，我是给长江文艺的何性松编辑发过一篇小说，他给我回复说不错，问我有没有长点的，可以出版的，于是我就想拿出来出版了。他也打算出，但哪知道当时青春文学一下子冒出来太多了，他一直压着，怕有风险，最后我就拿到了别处。
高杨：哦，风波不断啊。这本书被称为2007年最畅销的青春小说。
李子悦：是的。出版是作家的第二次创作。两个方面，首先确实改善了一下我的生活状态，至少不老是为房租发愁了。但就写作而言还是没有什么改变，还是要沉默地写下去。
高杨：有人说，写作是他们的生命，是他们活下去的理由，是他们所有的乐趣，写作在你的生活里，是什么角色?
李子悦：是最好的朋友，而且是不会背叛我的朋友，当我不理所有的人的时候，所有人也不理我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在一起，互不嫌弃。
高杨：呵，有点意思。说说，你喜欢的书或者作家吧。
李子悦：以前喜欢，亨利?米勒、贝克特、毛姆、凯鲁亚克。现在喜欢的作家塞林格和卡尔维诺。可以看出来以前我很推崇跨掉的一代，现在觉得没意思了，现在我喜欢一切简洁的。叙述简洁、幽默简洁、忧伤不要太浓，不能绝望。比如凯鲁亚克，我看过他三部作品，除了第一部《在路上》我觉得比较好点以外，其它的全是喝回锅汤，基本上还是描述他见过什么什么遇到过什么什么。和《在路上》大同小异，太自我了，这会让读者产生隔阂感和厌倦，而且故事情节越来越罗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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