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峰 历史学博士,西北大学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学术兼职: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陕西省历史学会副会长等。已出版《北宋武将群体与相关问题研究》等专著多部,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并在《光明日报》副刊、《美文》等发表散文多篇。
为了打消天子的紧张与顾虑,他便发挥自己的特长,多次在营帐里与下属饮酒作乐,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真宗私下里派人探视到此情此景,便放松了紧张的心情,自我安慰道:寇准如此,我又何忧?
另有宋人笔记描写道:天子在澶州城期间,每天都派人暗中了解寇准的动静,得到的报告或称寇丞相白昼间沉睡,“鼻息如雷”,或称他刚令庖人下厨宰鱼。看到他起居如常,天子遂为之心安。据说,真宗还曾当面对寇准戏说道:“相公饮酒矣,唱曲子矣,掷骰子矣,鼾睡矣。”
但已成惊弓之鸟的真宗,早已惧战厌兵,急于求和,遂对寇准说:数十年后的事哪里管得了,到那时自有抵御者,还是先考虑眼下停战议和之事。……不过,寇准还是尽可能利用了剩余下的机会,他将天子派出的使臣曹利用召入帐中,告诫他道:陛下虽允诺每年可支付百万银绢,但你去谈判时却不得超过三十万,如果过了此数,我就要杀你的头。
宋人笔记称:寇故相在地方州郡期间,生活豪奢,尤喜大摆宴席,以此声名远扬,世人却并不以此非之。以后,有位执政大臣夏竦亦好奢靡,曾不解地问门客:寇公自奉奢侈,而未遭非议,轮到了我为何就议论纷纷?门客回答道:曾经听说寇公在地方时,闲暇之日与下属到郊外聚饮,席间偶然听到驮铃声,就遣人去查看,当得知是一个卸任的县官途经此地后,寇公当即招呼此人来一同饮酒。而大人您对待出入京城的士大夫,很在意官阶地位的差异,以分别礼数高低,何况其他事情呢!因此世间的品评自然有别。
入主中书
从至道二年(996)七月出贬之日算起,寇准有五年多时光徘徊于外地,先任邓州(今河南邓州市)知州,随后又调任河阳军(今河南孟县)、同州(今陕西大荔县)和凤翔府(今陕西凤翔县)等地方长官。最初的艰难形势,随着皇位的更迭逐渐发生了有利的变化。有道是:旷世奇才,上苍终究不会埋没。
至道三年三月份,太宗驾崩,因为宰相吕端的有力保护,太子登基称帝,是为真宗皇帝。与此同时,反对太子派一班人马顷刻遭到清算,而这些人正是昔日处心积虑报复寇准的幕后势力。
新天子入主大位后,当然会想到昔日寇准在确立自己太子之位上的贡献,于是即位不久便升迁其官衔,由给事中提拔为工部侍郎。不过,这只是官阶头衔的提升,其实际的职务差遣却未变动。
话说回来,在真宗心目中,本朝“魏征”寇准的忠诚和才干都不成问题,还对自己曾经有恩,应该重用。但此时朝中的形势和人际关系却相当微妙,唯一的丞相吕端对自己登基立下汗马功劳,自当感激不尽,眼下还要倚重其稳定局面,因此必须考虑他的感受。遗憾的是,吕相公虽与寇准的私人关系尚可,两人却性格迥异,一个老成内向,另一个则锋芒毕露;另外两人年龄相差悬殊,前者已年过六旬,后者还不到四十,彼此做朋友恐怕没有问题,但若要合作起来不免存在?牾。而其他多位执政大臣,包括寇准的同年李沆和向敏中,往日也领教过寇参政的专断,未必热衷欢迎他回朝。如此这般,只能先优待这位爱卿,重用的事仍需留待时日再说。
咸平三年(1000)初,因辽军南下,天子亲赴河北大名坐镇指挥,其间曾召见寇准于行营。此次会面,想必君臣间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寇准的坦诚果决也给年轻的君王留下了更深的印象。
两年之后,寇准终于结束外任生活,被召回京师出任权知开封府,也就是代理首都开封的长官。经过几年的地方磨炼,寇知府算是想通了几许门道,言行举止稍微收敛了一些,如上朝时主动要求排序在官阶低于自己的三司使陈恕名下之类。这自然引起天子的好感,觉得能识大体,于是不久便提拔他接替三司使之职,以负责全国的财经要务。
当此之时,辽朝铁骑频频南犯,北部边防形势日益严峻,致使真宗皇帝忧心忡忡,宵衣旰食。环顾左右,老臣吕端已亡故多时,先后接任相位的李沆、吕蒙正和向敏中三位,虽都属君子一类大臣,颇得众望,处理朝廷日常政务也得心应手,但却皆非谋勇兼备之人,应对边防大政时,往往束手无措。显然,这属于太平宰相班子,难以担当战时内阁的重任。因而,天子还是相中了寇准,打算启用他辅政。为此,先罢免了向敏中的相位,随后又接受老臣吕蒙正的辞呈,在中书仅保留李沆一位宰相,以便为寇准踏入庙堂铺垫道路。
不曾想,景德元年(1004)七月,唯一的宰相李沆突然病逝,中书一时无人支撑,而原来用李沆与寇准配合的设想也被打乱。在国难当头之际,天子考虑到非启用有胆有识者不能替自己分忧,遂决定将寇准从三司使直接升任宰相。为了避免臣僚们的非议,真宗便先将自己藩邸旧臣出身的翰林侍读学士、兵部侍郎毕士安先迁为参知政事,时隔一个月,就同时任命毕士安与寇准为宰相。
据说,天子事先曾就使用寇准的想法征求过毕士安的意见,这位老部属对陛下说:寇准天资忠义,能断大事,为臣我不如他。真宗反问道:听说寇准性格刚强,又好使性子,这怎么办?毕士安答道:寇准忘身徇殉国,故不为流俗所喜。当今北有强敌,“跳梁未服”,正是使用寇准之时。听罢如此肯定意见,天子方才打消了所有顾虑,下决心重用寇爱卿。
这一年,寇准刚43岁,终于入主中书,成为本朝操持国政的新一代宰臣。当命运将他推向政治舞台最前列之际,国运亦将随之而起舞。
力主亲征
景德元年是宋朝历史上的多事之秋,更是风云激荡而具重大影响的一年。
就在同年八月寇准拜相之时,河北前线已不断传来辽军频繁调动的情报,根据以往的经验分析,辽朝必有大举南侵的意图。
到闰九月间,辽朝萧太后携未成年的辽圣宗一同率铁骑南下,兵力超过二十万,可谓倾全国之力。与以往不同的是,辽军此次行动采取快速推进的战术,凡遇到坚守城池,便绕道而行。显而易见,其志在夺取中原,而非掠夺子女玉帛,实乃前所未有之举。
战报传至京师开封,朝堂上顿时一派哗然,多位朝臣请求天子南渡避祸。眼见众多臣僚慌乱不堪,真宗皇帝一时也六神无主,信心随之动摇。
真正是“天下皆醉我独醒”。对于某些臣僚发起的避祸议论,寇准深不以为然,因为他秉性从来不服输,并且早已深思熟虑过对策。
在寇准看来,昔日历史上无数先例已验证了这样一个铁的事实:在出现北方强敌威胁的形势下,如果皇帝带头南逃,必然造成军心涣散、防线崩溃乃至于丧失北方的后果,最终君臣只能偏安江左。以本朝幅员之辽阔,人口之众多,财力之雄厚以及军队之庞大,虽不至于北伐灭亡辽朝,但进行一场全国性的持久抗战,尚不成问题。五代后晋末年,辽朝国主耶律德光曾兵洗开封,似乎已控制了中原,最终却在内地军民的反抗下被迫撤退。有鉴于此,寇丞相决心说服天子亲征,以鼓舞前方将士的斗志,将来犯者驱逐出境。
于是,当天子向寇准征求南迁意见时,他明知参知政事王钦若和签书枢密院事陈尧叟两位大臣,一个是江南人,一位是四川人,所以提议避难金陵或成都,却佯装不知。他故意大声回答道:谁为陛下出此下策?其罪可杀!今陛下神武,文武齐心,如若御驾亲征,敌军自当逃遁。纵然不能马上败敌,也可出奇兵以乱对方阵势,坚工事以老其师,彼劳我逸,最终我必胜算。怎么能弃太庙、社稷不顾而去南边远方,到那时人心崩溃,敌兵乘势追击,天下还能再保吗?听了寇准这样透彻犀利的分析,又受到他大义豪气的感染,真宗终于被打动了,遂下决心亲征。
不过,寇准无所顾忌的言辞,却得罪了心机颇深的王参政,为日后遭到的报复埋下了伏笔。
据记载,真宗皇帝于十一月向天下颁布亲征诏书后,在百官和军队的陪护下抵达澶州(今河南濮阳市)南城时,又犹豫起来,因为辽军先锋已在北岸展开了猛烈的攻势,羯鼓声声入耳。
澶州城古称澶渊,夹黄河南北岸修筑两座城池,为京师以北重镇。真宗毕竟没有先皇太祖、太宗那样的沙场经历,难免紧张心虚,所以只答应驻跸南城,不愿再渡河踏入北城,随行的大多数文臣因恐惧也都反对渡河。寇相公只得反复劝说天子道:不渡黄河不足以鼓舞士气,也不足以震慑敌军气焰,况且各路大军不断赶来,陛下大可不必疑虑。然而,诸臣都心存畏惧,因此真宗无论如何不愿再向前迈出一步,亲征行动眼看就要半途而废。
此时,支持寇丞相的人相当有限,并主要是随行的军队将领。寇准就是寇准,认准了路子绝不回头,他要施展自己的毅力与胆魄化解僵局。
寇准在天子面前碰壁后,从临时议事厅出来碰见殿前都指挥使高琼,他对这位果毅的禁军统帅说:太尉受国厚恩,今日怎么报答?高将军毫不犹豫地回答道:我是武人,愿意效死。得到明确的支持意见后,寇丞相偕高琼再次去见天子。他来到堂上,竟厉声对皇帝说道:陛下不以臣下意见为准,还可试问高琼等人。高琼立即上奏道:寇相公所言极是。接着又对天子说:陛下不赴北城,北城的百姓如丧考妣。闻听此言,陪在皇帝身边的另一位枢密院长官冯拯立即喝道:高琼休得无礼!高将军再也压抑不住心中的愤懑,当即反唇相讥道:你以文章起家做了二府大臣,如今敌军出没如此,你还在责备我无礼,君何不赋一诗咏退虏骑?受到这样的嘲讽,这位自视甚高、又与寇准素来不和的大臣,一时语塞,竟羞愧得无言以对。
据说,真宗一度不想再听寇准讲道理,准备抽身回到内室,寇准大呼:陛下不可入内,进去就出不来了!
真宗毕竟身披神圣的天子外衣,面对两种对立的意见,也要考虑龙颜体面,到底是寇丞相、高将军站在道义一边,退缩举动不管说到哪都易遭人指责。年轻的天子思前想后,觉得不能让臣子们小看了自己,因此虽不情愿也得勉强答应渡河。
不过,当御辇来到两城之间的浮桥前时,天子又再度犹豫下来。见此情景,高琼冲上前用手杖敲打辇夫的后背,一边敲打,一边对辇夫们喝道:为何不快走!事已至此,还疑惧什么?无可奈何之下,真宗只得命令踏上浮桥。此时,贵为九五之尊的帝王也只得委屈自己,听由寇准的安排。
正如寇准所料,当天子的黄龙大旗在澶州北城上竖起后,黄河北岸的守军顿时高呼万岁,“声闻数十里,气势百倍”。广大宋军将士看到皇帝不顾御体安危来到前线,抗敌的斗志立即高涨,于是与辽军展开了殊死的搏斗。
在澶州城的那些日子,寇准受命全权调度军队作战,有效地挫败了辽军的攻势。为了打消天子的紧张与顾虑,他便发挥自己的特长,多次在营帐里与下属饮酒作乐,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真宗私下里派人探视到此情此景,便放松了紧张的心情,自我安慰道:寇准如此,我又何忧?
另有宋人笔记描写道:天子在澶州城期间,每天都派人暗中了解寇准的动静,得到的报告或称寇丞相白昼间沉睡,“鼻息如雷”,或称他刚令庖人下厨宰鱼。看到他起居如常,天子遂为之心安。据说,真宗还曾当面对寇准戏说道:“相公饮酒矣,唱曲子矣,掷骰子矣,鼾睡矣。”
外人眼里的这些举止,大有昔日东晋宰相谢安超然坐镇淝水之战的风采,其实不过是寇准有意安抚天子的一种方式。而他所付出的各般操劳,却未必为天子所知。
如此一来,辽朝君臣便陷于进退维谷的境地。经过两三个月的行军作战,辽军虽然取得预期的一些进展目标,却已成强弩之末,而宋朝天子既未仓皇出逃,宋军也没有涣散瓦解,反而摆出拼死大对决的态势。再说,孤军深入宋朝境内,远离自己的后方,大有退路被切断的危险,加上先锋大将萧挞览在澶州城下中连发弩而死,士气受挫,还能坚持多久完全没有把握,进攻的前景可谓一片暗淡。
在此局面下,辽萧太后与近臣们商议后决定议和,以便体面撤军,并借机攫取必要的经济利益。
澶渊之盟
景德元年十二月中,前线将领突然给澶州城行营报送来辽方的一封信件,负责的官员打开一看,竟然是以往被俘的本朝将领王继忠所写的信函,主要意思是辽朝有议和的愿望,希望天子体察其诚意,予以接受。王继忠乃是真宗称帝前藩邸的亲信,于咸平六年(1003)一次与辽军的交战中下落不明。战后,真宗悼伤不已,特追赠其节度使官衔,并对其家属予以超等优抚。不曾想他现在还活着,不用说是当了俘虏,但关键时刻却发挥了信使的作用。
真宗获悉辽方有休战议和的意图后,异常兴奋,身边的大多数朝臣也顿时安然,都希望见好就收,以此释去心头的千钧重负,换得一片安宁。
据记载,力主抗战的寇准最初坚决反对议和,指出议和仅能维持数十年光景,以后则难保对方不变卦,因此向天子提出了应敌对策,认为实施该策可保朝廷百年无边患。寇准所献对策内容,因史书记载阙如不得而知,推测起来可能是一种积极的打击措施,也就是一面拖住疲惫的辽军,另一面调集各地军队实施合围,利用地利人和的优势打持久战,即使最终无法歼灭对手,也可迫使其狼狈逃窜,再乘胜收复幽云十六州,从而根本扭转被动的北部边防形势。
但已成惊弓之鸟的真宗,早已惧战厌兵,急于求和,遂对寇准说:数十年后的事哪里管得了,到那时自有抵御者,还是先考虑眼下停战议和之事。
此时,又有朝官向真宗暗奏谗言,称寇准企图借助用兵来垄断朝政。毫无疑问,这种话出自寇相公政敌之口,很有可能就是王钦若或枢密院的官僚冯拯之流所为。自古以来,无端的流言飞语常可混淆视听,致人于尴尬境地,政坛尤其如此,甚至可置人于死地。因此,寇准最终不得不做出让步,同意与辽方会盟。
不过,寇准还是尽可能利用了剩余下的机会,他将天子派出的使臣曹利用召入帐中,告诫他道:陛下虽允诺每年可支付百万银绢,但你去谈判时却不得超过三十万,如果过了此数,我就要杀你的头。
宋代正式文献有这样的记述:曹利用代表朝廷赴辽营谈判,经过讨价还价签署了协议,当他返回澶州行营时,天子正在吃饭。为了马上知道所付出的代价,真宗便派宦官出来询问岁币数额。此时,这位使臣尚不知天子态度如何,就要求当面上奏。宦官随后又出来传达皇上询问大致数字的意思,曹某不愿细说,仅以三指加于面颊上。宦官入内对天子说:三指加颊,岂不是三百万吗?真宗听罢失声道:太多了!既而一想,又表示能了却此事,三百万也罢。之后,当曹利用当面上奏岁币额为三十万时,真宗大喜过望,对其大加奖赏。
最终的结果自然是双方博弈妥协的产物,就此签订澶渊之盟。其主要条款有以下几项内容:
其一,双方维持原有边界线,相互约为兄弟之国,年长的宋真宗为兄,年幼的辽圣宗为弟,辽朝的萧太后则成为宋家天子的叔母;其二,宋朝每年向辽输送十万两白银和二十万匹绢,称“岁币”;其三,彼此各守自己一方领土,只能对现有边境城镇修整完葺,不得增修城堡及开挖河道,不得向对方疆界动武,并禁止收留对方逃亡人员等等。此外,还约定在辽军北撤之日,宋军不得乘势拦击。
当日,前线的许多将领都反对签订和议,以故抗辽名将杨业之子杨延昭等人还曾乘虚率军攻入辽境。当辽军裹挟大量财物撤退之际,一些将帅建议利用对手行动迟缓的机会,派兵实施打击,以削弱其实力,并夺回被掠夺的资财,但都遭到天子的拒绝。
若窥视分析当时双方当政者的心理活动,不难发现彼此有如下考虑:
就辽朝而言,既然武力占据中原的目标无力完成,只能退而求其次,通过和约彻底结束与宋朝的敌对状态,从此消弥来自南部的军事威胁,这便是以战促和的一种可接受的结果;同时,每年可以坐收数十万的收入,而不必以后再兴师动众南下抢掠。
在宋朝看来,借助和约首先能让对方大军撤走,以解眼前之围;其次,以此可换得北部边境的长期安宁;最终,则能卸去太宗北伐失败以来一直压在君臣心头的恐惧之感,使朝廷可以在祥和、太平的环境中从事内部建设。至于幽云十六州,既然无力或者说无心收复,也就只能公开表示放弃。而每年那笔三十万的负担不过是区区小数,何足挂齿,就偌大的帝国而言仅仅在每个百姓身上加一点,就可轻松解决问题。
真宗皇帝与大多数朝臣也许想的就是这些,即不惜代价,以“化干戈为玉帛”。此后倒是,百余年间辽朝也大体遵守了盟书条款,双方之间剧烈的武装冲突基本消失,彼此无论是逢年过节,还是皇室婚丧嫁娶,都互派使团庆贺吊唁。这当然都是后话。
功高震主
澶渊之盟订立后,天子回銮,百官朝贺,一时庙堂充满喜庆气氛,寇相公自然成为朝野瞩目的对象。
在深宫内,平静下来的天子回想此前的一幕幕惊天动地的场景,仍不免心有余悸,幸亏有寇爱卿力排众议,自己才避免了南逃的尴尬境地,朝廷也躲过了一场浩劫。看到辽军北撤,江山依旧,一纸盟书换来太平气象,真宗不能不对寇准心存感激。因此,除了厚加赏赐外,中书大政更愿听取他的意见。
以寇准一贯的风格来看,他想必颇为自负得意,史称“颇矜其功”。他内心一定有这样的念头:若非自己的坚持与调度,君王还能否回到京师?群臣又不知身处何方?天子理所当然要感谢自己!在这样的心态下,刚直的习性又开始故态复萌。
至此,因为有澶渊之盟前后的赫赫功业,加上天子的特别眷顾,寇准一时威望无人可比。而毕士安在相位上不过一年多时间,便因病去世,中书遂仅由寇准一位宰臣当家,他愈加不把朝中那些奸猾的政客放在眼里。然而,他还是忽略了权术在官场中的重要性,更不该以功臣自居。他为人刚毅率直,固然令人景仰,但任性使气,却难免遭人嫉恨。据说,好友张?曾劝他读《汉书》中的《霍光传》,暗示须谨防居功自傲,并提醒老友若“不学无术”,必将倒运。但也许是天性使然,寇准并没有醉心于纵横捭阖的政治权谋,反而恢复了原来爱憎分明的处世风格,对天子大胆直言,对同僚和下属更不客气,以至于专断中书。就此,他便犯下了“功高震主”的致命错误,既给政敌以攻击口实,又终将遭到君王的猜忌。
常言道风起于青萍之末,而日渐吹向寇准的这股邪风,源头乃是当初力主南逃的参知政事王钦若。正是这位以柔媚见长的江南文士王钦若,最终却扳倒了强硬无比的北方豪杰寇准。
事情的原委还得从此前说起。当真宗终于采纳亲征的意见不久,寇准乘势奏请将王钦若调离中书,派往河北驻守天雄军(今河北大名县)。在大名城里,远离天子的王参政满怀怨气,也无可奈何,只能眼巴巴地瞅着寇准呼风唤雨、大显身手,并最终迫使辽朝议和退兵。
澶渊之盟签署后,王钦若返回京师,不久即被免去参知政事的要职,仅挂名刑部侍郎和资政殿学士的空头官衔。当然,朝廷还是给他安排了适合的工作,就是负责整理典籍图书。于是,他有一年多时间花在主持编修大型类书《册府元龟》上。寇准因素来反感王钦若,还有意将资政殿学士排序在翰林学士之下,王学士便向天子诉说不公,结果真宗特降旨升迁其为资政殿大学士,以提高位序。
自命不凡的王大学士,工于心计,善于取悦君主,哪里甘心遭到压制。他思前想后,摸透了当朝君主的脾性,遂决定利用天子珍惜名誉的心态,展开一场巧妙的反攻。
自从回銮以后,天子一直视寇准为大功臣,既敬佩又信任,给予了很大的礼遇。景德三年(1006)初,一次百官朝会结束时,寇相公先离开大殿,真宗目送着功臣的身影,直到消失在视野之外。这时,心怀叵测、蓄谋已久的王钦若乘机对天子说:陛下如此敬畏寇准,是否因为他有功于社稷?真宗给予了肯定的回答。王某进一步说:为臣我没想到陛下说出此言。澶渊之役,陛下竟不以为耻,反以为寇准有功于社稷。听他发出如此话语,天子感到愕然,便要他把话说清楚。看到天子满脸狐疑,王钦若便将早已深思熟虑过的话说了出来:城下之盟,虽春秋时的小国犹以为耻,如今以我万乘大国之尊而签订澶渊之盟,其实不过是做了一件城下之盟的事,何其耻辱啊!他才说罢,但见真宗皇帝脸色顿时不悦,无话可说。眼见收到预期效果,王钦若又不失时机地接着说:陛下听说过赌博的事吗?赌徒即将输尽钱时,便豁出老本一博,即所谓“孤注”,陛下正是当日澶渊之役时寇准的孤注,这也太危险了!听罢此言,真宗马上想到当初讨论亲征时寇准曾说过只有以“热血相泼”的话,又回想到寇准硬逼自己渡河赴澶州北城的情景。随着王某的诱导,联想到当时寇准强硬的态度以及口气,许多淡忘的委屈不快都被唤醒。看来,正像眼前这位臣下所说,寇准竟然将天子作为自己建功立业的赌注,这哪里还有什么“爱君之心”可言?由此,真宗开始对寇准产生了怨气,疏远了与他的关系。
与王钦若谈话之后,又在事过境迁的情况下重新审视澶渊之盟,天子的自尊心受到很大的刺伤,进而想到当日抗战派臣子逼迫自己冒险亲征的举止,又顿生怨恨。于是,真宗改变了对寇准的看法,而一旦抱有了成见,率直的性格和为政作风也引起了真宗的不快。
据记载,寇准主政期间,打破论资排辈的用人旧规矩,大胆用人,一旦发现有为的官员,就超等拔擢任用,御史出现空缺,又以直言敢谏者填补。有一次,中书安排官员任命事宜,同僚屡次指使吏人持有关人事升迁的资历簿给寇准看,他则对诸位说:宰相的职责便是进贤能抑庸才,如若全按资历办事,只需一个吏人就足矣。至于在其他事项上,他也多自作主张,从而引起了同列的不满。
还得承认,寇准在用人上既有打破陈规陋习的勇气,同时也不免夹杂一些偏见。像他固执地认为江南人轻巧,不如北方人厚道,因此在科举考试中故意压制南方举子。一次殿试结束,论成绩头名应归来自南方的萧贯,寇准却对天子说:南方属下国,不宜取状元以冠多士。结果将北方考生蔡齐拔为状元,不仅如此,他从贡院出来后,竟得意地对同僚炫耀道:今天又为中原夺得一个状元!他的这种做法,实在是对考试基本规则的干扰,给人以意气用事甚至孩子气的感觉。凡此种种,自然招致不少官员的积怨,树敌过多,引得朝野风言风语。
类似的事情自然不断反映到天子耳里,再附加上一些杂七杂八的议论,寇准遂成为独断专权的典型。
景德三年初春,天子终于厌烦了昔日信赖过的宰臣,解除了寇准的宰相职务,令他到陕州(今河南三门峡西)做地方官。从罢免寇准的制词内容看,皇帝还算客气,如“蔚有壮图,出逢昌运,器干标于国栋,符采冠于时髦”“缉熙帝载,眷言机务,不欲重烦,解黄?之剧权”等语句,一方面赞颂这位前宰相的功德风采,另一方面则表达了不便再继续辛劳他的意思。这当然都是冠冕堂皇的官话,说到底就是请寇准下台。
这一年,寇准44岁多,主政不过一年半时光。
再起再落
寇准离朝之后,真宗钦定性情温和、待人谦逊的王旦接替相职,与此同时,则提拔王钦若为知枢密院事,也就是最高军政机关的长官。可以说,天子受够了直臣硬汉那一套,转而选择一批善于体察上意的臣子,以辅佐自己理政。好在此时国家不再面临危难,也就用不着寇准了。
本朝政坛的习惯,倒是大臣能上能下,从宰辅之位上降为州郡地方官,以后再重返庙堂的情况,并不少见。如昔日元老重臣赵普、状元宰相吕蒙正等人都无不如此,即使是寇准、王钦若两个对头,也有过类似的经历。
但大起大落之下,寇准还是心情郁闷,心有不甘,大好年华难道就此了却?好在他自有解脱之道,一面寻找复出的机会,一面吟诗畅饮,正好过几天舒坦日子。
从黯然调离京师之日起,他先后在京西的陕州、河北的天雄军两地做了7年左右的地方官。在这几年里,他将本署衙门的事交给僚属办理,自己时常纵酒取乐与浇愁。
宋人笔记称:寇故相在地方州郡期间,生活豪奢,尤喜大摆宴席,以此声名远扬,世人却并不以此非之。以后,有位执政大臣夏竦亦好奢靡,曾不解地问门客:寇公自奉奢侈,而未遭非议,轮到了我为何就议论纷纷?门客回答道:曾经听说寇公在地方时,闲暇之日与下属到郊外聚饮,席间偶然听到驮铃声,就遣人去查看,当得知是一个卸任的县官途经此地后,寇公当即招呼此人来一同饮酒。而大人您对待出入京城的士大夫,很在意官阶地位的差异,以分别礼数高低,何况其他事情呢!因此世间的品评自然有别。这段非正式的记载,恰好说明了寇准直率坦诚的品性,也折射出他在地方衙门排遣时日的一个侧面。
需要指出的是,从大中祥符元年(1008)初开始,天子为洗刷澶渊之盟的耻辱,听信王钦若的建议,搞了一场持续多年的迎天书、东封西祀祭天地以及名山大川之类的迷信祥瑞运动,以转移国人的视线,意在证明本朝天子的神圣合法。
大中祥符元年十月,在封禅泰山的巡幸活动中,天子特召寇准随行。此事颇值得玩味,或许是真宗略感过意不去,有意借此抚慰昔日的功臣。而通过这次随扈过程中的所见所闻,特别是王钦若一伙装神弄鬼的闹剧,寇准洞悉了君臣愚弄天下背后所暗藏的动机,也多少体察到天子的难言之隐。
大中祥符六年(1013),寇准奉诏返回京师,出任以往做过的开封府临时知府。时隔一年,他升任枢密使,主掌最高军务,老对头王钦若则被逐出枢密院,暂时赋闲。当日的宰相王旦、向敏中都是他的科举同年,相互都属同道中人,形势似乎一下子好转了。
不过,寇枢密疾恶如仇、褊狭的本性终究难改,他不仅揭露和打压王钦若的同党、三司使林特等人,并当着天子的面与林特发生争吵,引得真宗十分厌烦。至于枢密副使曹利用,澶渊之盟中受他指派完成使命,本对他充满敬意,寇准亦因此人出身行伍而不放在眼里,就此结怨。更重要的是,他未能处理好与丞相王旦的关系。
按照本朝最高权力机关“两府”的运行规矩,宰相负责的中书与枢密使掌管的枢密院,既分别向皇帝上奏汇报,彼此也须依照制度往来公文。一次,中书发给枢密院的公文略有不符手续之处,寇准竟公事公办地反映给天子,结果王旦遭到真宗的批评,下属吏员受到处罚。不久,枢密院给中书的公函也犯了类似的失误,属吏一看可抓到对方的把柄,便报告给王相公,岂料王旦并不计较,只是令人送还而已。
还有,王相公在天子面前经常夸赞寇准的才能,寇枢密却多次向皇帝揭王旦的短处。时间久了,真宗不仅不怪罪王旦,反而觉得王旦厚道稳重,倒是对寇准有些反感。其实,王丞相因熟知自己这位老同年的毛病,故常多加宽容,但内心未必愉快。当天子为寇准与林特争吵之事生气,对王旦说出“寇准刚忿如昔”的话时,王相公也只能如实说道:寇准喜好他人记住给过的恩惠,又要人们畏惧他,此皆非大臣所应该。可想而知,连最好的盟友都疏远了他,他又如何能久居高位。
大中祥符八年(1015)四月,也就是又过了一年,天子便降诏罢去寇准的枢密使职务,给予其武胜军节度使头衔,并加授同平章事官衔,打发他到西京河南府任知府,并兼西京留守。也就是说,他是以“使相”的极高待遇离朝,输了里子得了面子。若算上其他官衔,他还有兵部尚书、检校太尉及上柱国诸衔,爵位则是上谷郡开国公。值得一提的是,寇准的冤家王钦若接替了空缺下的枢密使位置。
据说,寇准得知自己要外放,就事先私下里找王旦要求使相之位。王旦一听便对他说:官爵乃国家名器,岂能自己索取?何况我也不敢私相授受。他碰了一鼻子灰,衔恨告辞。之后,天子询问以何官位安排这位下台的枢密使,还是王相公给天子说情:寇准不到三十就进入二府,深蒙先帝器重,且素有才能威望,还是授予使相之衔为妥,以此出守地方,其风采亦可光耀朝廷。这才得到天子的恩准。当委任诏书宣布后,寇准感动得向真宗涕泣道:非陛下知遇,为臣如何能获此殊荣!真宗如实告诉实情,他方如梦初醒,自然惭愧难耐。出宫之后,他不得不对人感叹道:王同年器识,非我所能测也!
从老不知退到流放至死
寇准带着一堆隆重的头衔来到洛阳就职时,年已54岁,过了知天命之年。要说天子的本意,是请他就此养闲,西京城又是地位仅次于开封的大都市,园林名扬天下,特别适合从宰执大位上退下来的重臣生活。
次年,寇准调到关中腹地的永兴军任长官,此地乃是隋唐故都长安,也是其桑梓之地,可谓衣锦还乡。在家乡任职的三年多里,他保持了一贯在地方的工作特点和生活习惯,不问细事,纵酒长歌。
据说,在酒宴上,寇准不论官品高低,只问酒量大小,以此排出座次。有一个小吏大概酒量不小,颇得他青眼相加,经常陪酒。但时间久了,便苦不堪言,即使生病了也逃不过。小吏的妻子只得当庭向寇大人喊冤,这才被免去陪酒。一天,一位道人来拜访他,自称能饮,要求以罐对饮,寇准一见大喜。结果道人举起一罐酒一饮而尽,他算碰到了高人,只好服输。这位道士便劝说他以后不要强迫人喝酒,从此他才有所节制。
还有宋人笔记称:寇准的一次生日宴会,排场摆设几近皇帝生辰。散席后,他还身穿黄色道服,头顶花朵,纵马行走。因其举止颇有僭越之嫌,遂被驻防长安的监督官奏报给天子。真宗一听寇准有反叛之举,顿感惊异,当即将奏报出示给宰执大臣。好在宰相王旦了解寇准为人,看着报告笑道:寇准挺大的年龄,还痴迷骑马,可劝诫他以后注意。几句笑话,才轻松打消了天子的疑虑。
但说到底寇准还是寇准,逍遥只是幌子,纵酒也仅是他生活的一面,其志根本不在于赋闲地方,最打动他的依然是念念不忘的权与势。
照常理说,寇准少年得意,年纪不太大便已出入二府,先后做过宰相和枢密使的高位,位极人臣。尤其是在景德元年,独领风骚,立下盖世功业,又经历过几次大起大落,宦海的酸甜苦辣皆已尝尽,若换作旁人早该知足了。但他却并未知天命,依旧不甘寂寞,时刻关注朝政动向,不知所进退。
为了再度返回朝堂,重掌大权,寇准仔细观察分析了朝廷的状况与走向。从大势来看,此时朝廷与辽朝通好,又招抚了西陲的党项势力,周边环境大致平稳;就内部而言,虽因土地兼并、政府赋税加重,引起下层百姓不满,社会矛盾日积月累,不过局面总体还算稳定。不用说,已近晚年的天子满足现状,不思进取,乐见太平景象,因而臣僚们都投其所好,以图进用。当然,像王钦若及后起的丁谓一类人,更因善于迎合,不断制造祥瑞景象,满足了君王的虚荣心,都分居要津。
揆诸朝政现状,再回想起以往随天子封禅泰山的情景,寇准意识到若要复出,自己也必须投身到这场热闹的潮流中去,以引起朝廷的注意,并打动皇帝。正是在此心态下,他竟糊涂地做出追随天书祥瑞活动的决定。
天禧三年(1019)三月间,负责永兴军治安的巡检使朱能向长官寇准报告特大喜讯:天书降临终南山!此事原委十分蹊跷,背后自有隐情。据文献记载可知,朱能本是天子亲信宦官周怀政荐举之人,以旁门左道做官。朱能到长安后,纠集一批人于终南山修筑道观,制造神符咒命,无非是借此讨好当权者。寇准作为本地大员,应当也了解其人其事,天书降临很可能就是得到寇准的默许甚至指使而来,只是史书为尊者讳为贤者讳,将寇准参与其间的事隐去。
寇准得到喜讯后,立即向朝廷汇报。真宗皇帝接到来自寇准的奏书,颇感疑惑,怎么搞的?这位以刚直出名的大臣也相信这一套?便询问亲近大臣,估计是王钦若对天子说:最早不信天书的人是寇准,现在天书降临他的辖区,不如就令寇准公开献于陛下,如此天下百姓必将信服天书确有其事。真宗觉得有理,不久便下诏宣寇准赴朝。
五月中,寇准接到入朝的诏命,便收拾行装准备启程。他的门生闻听后深感不妥,给他献了上中下三策:东行到河阳(今河南孟州市)时,可称病坚决请求外任,此为上策;中策是入宫觐见陛下时,揭发终南山天书实乃虚妄之事,尚可保全一世清名;下策则是重返中书拜相。
寇准并未采纳弟子的好意,于本月底抵达京师。于是,时隔数年,君臣再次相见。此时,身体多病的真宗皇帝也在思考未来的国政。两年前,王旦病重之际,天子曾询问相位可托付给何人,王相公回答说:以臣愚见,莫若寇准。真宗不情愿接受,又问道:寇准刚褊,可推荐另外人选。王旦答道:至于其他人,为臣就不知了。随后,王旦病逝,王钦若进入中书,与向敏中同为宰相。
说起来,寇准的能力魄力与品行,真宗都很清楚,所不满的是不善解人意。但这次主动献天书,表明他明白了事理,懂得顺从君主。而王钦若一伙长期的溜须奉迎,已了无新意,也逐渐厌倦。因此,天子决定换人,传诏寇准回到中书,同时罢免王钦若相职。政治就是如此反复无常,两个冤家一喜一悲。
这一年,寇丞相58岁,年岁不算很老,但心态却已老矣。
这一回复相,是寇准的最后一次,并且仅做了一年有余。此时,朝中的新贵已经崛起,尤其是以理财见长又心机极深的丁谓,深得天子赏识,与寇准拜相的同月获任参知政事,半年后再升迁为枢密使。而旧臣中的枢密院首脑曹利用以及冯拯等许多人,都与他关系不睦。与这些新老官僚打交道,他还是不够老辣,时常故态复萌。岂知世事变迁,他这位刚直有功的宰相,在政敌看来已是过气老派之人。
寇准不善于处理和同僚下属的关系属老问题,这时又与副职丁谓搞僵了关系。据记载,最初丁谓对寇相公十分尊敬,但寇准倚老卖老,不把丁参政放在眼里。其他的事不说,仅一件事便得罪了丁谓。一次,中书里大臣会餐,寇准的大胡子上粘了些汤汁,丁谓立即站起身用手替他仔细抹掉,这本是示好讨好之举,他却不领情,竟当着多人面取笑道:你也是大臣,如何能干为长官擦胡须的事!搞得丁参政十分尴尬。可想而知,深受天子宠信的丁谓哪能受如此之气,遂就此忌恨在心。
翌年,因真宗患病日深,经常晕厥,权力欲极强的刘皇后遂于宫中操持权柄,并与两位枢密使丁谓、曹利用及翰林学士钱惟演等人结成同盟,形成控制朝政的强大势力,一时宫廷朝堂形势诡谲多变。寇准看不惯,便向天子建议传位太子,由可靠大臣辅政,还特别指出丁谓和钱惟演皆为佞人,不可辅佐未成年的少主。
得到真宗同意后,寇丞相就秘密指派另一位翰林学士杨亿草拟诏书,内容主要是由太子监国和寇准辅政。他还许诺杨亿,事成后予以提拔。结果这一密谋很快外泄,刘皇后与丁谓合谋以天子的名义罢黜寇准相位,授予其太子太傅的虚衔和莱国公的爵位。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的话,寇准的下场还不算惨。当时,大宦官周怀政也不甘寂寞,同样试图终结刘皇后的参政权,并筹划谋杀其同党大臣,随之奉真宗为太上皇,由太子登基,再恢复寇准的相权。周宦官的计划是否得到寇准的支持与参与,已不得而知。后世所知道的结果,是再次败露。
刘皇后一干人不愿束手就擒,遂发起反击,将周怀政处死,又将寇准贬为太常卿,驱逐出朝。当寇准以知州身份抵达安州(今湖北安陆县)不久,再被贬为道州(今湖南道县)司马,可谓连贬十几级,也就是遭到流放处罚。这时,寇准年已六旬。不久,真宗驾崩,这位君王至死都不清楚寇准遭贬的事。
乾兴元年(1022),年幼的仁宗即位,刘太后垂帘听政,宰相丁谓一时大权在握,寇准只能是继续遭殃,被流放到更偏远的雷州(今广东海康县),隔海便是天涯海角。据说,丁丞相还数次派人企图谋害寇准,幸赖有对方忠实的门客保护才未能得手。
要说还是因缘轮回,因果报应。不久,丁谓也失宠倒台,同样被流放到岭南。当他途经雷州时,寇准派人送去一只蒸羊,这位昔日的宿敌感动地请求相见,但遭到拒绝。寇准的家仆气愤不过,打算刺杀报仇,也被主人制止。由此可见,品格有高下,境界有分别,寇准当然不会行小人暗算之举。
来年,朝廷降诏宽待寇准,将其北迁到衡州(今湖南衡阳市)。他搬迁到新流放地不久,便溘然长逝,时年62岁。
综观寇准一生,可评说之处甚多。他勇担天下大任,不惧艰险,性格鲜明,豪爽坦诚,爱憎分明,都令人难忘;同时,他身上的弱项也不少,诸如性情偏激,甚至意气用事,不拘小节,不善于处理上下关系。这些毛病,在知己者眼里十分可爱,在政敌心中却难以容忍。若作总结的话,寇准具有治国的大智慧,缺乏权谋的小聪明,大是大非上清醒,而小事上糊涂。但政界最讲细节,再大的才能功业也会因小节被当时人忽略。如他的同僚毕士安所说:“寇准忘身殉国,故不为流俗所喜。” 他的最后败笔,还在于不该恋权,不知见好就收。以后,欧阳修即指出:寇公之遭到流放,“由老不知退尔”!
不管怎么说,寇准都是古代政坛上的一位奇才伟人,功绩赫赫,因而赢得身后英名长存。不用说,他死后不久就被平反,位列当朝名臣。而由宋至今,流传甚广的戏曲、评话以及小说,更赋予其高大伟岸的英雄形象。至于那些平庸、奸巧的帝王与显贵,则早已被世人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