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角色扮演得好，当然首先要热爱它。国企高管、著名作家、金牌编剧、顶尖室内设计师、大学教授……这些都是海岩的角色，从商业到设计，从文学到文艺……每一样他都做得风生水起、游刃有余。这些角色给他带来了令人称羡的名利与成就，当然也少不了些许烦恼和疲惫。
然而，对于海岩来说，内心却是属于另外一个世界：一个黄花梨的世界，一个让他真正宁静和快乐的世界。
设计师爱上黄花梨
海岩究竟有多爱黄花梨呢？“至少，其他工作赚来的钱差不多全买了黄花梨。”他半开玩笑地说。
海岩，本名海岩，1954年生于北京，父亲朋是我国著名剧作家、导演。海岩15岁参军，退伍后当了多年的警察，之后长期担任“国企干部”。
不过，他最被人津津乐道的身份还是作家和编剧。1985年，海岩的银屏处女作《便衣警察》播出，让他变得街知巷闻。不过，那只是他的“课余”作品，当时，他还在公安部任职，级别是处长。
之后，海岩逐渐成为中国最成功，也最高产的作家和编剧之一，不仅每年保持80万字左右的产量，小说作品也本本畅销，其作品改编的电视剧更是屡屡获得超高的收视率，几乎从未“失手”。《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永不瞑目》、《玉观音》、《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曾经有一度，几乎全国各个卫视每天都有“海岩剧”在播放。
但二十多年来，作家和编剧一直都是海岩的副业，他真正的身份是管理着上万人的“侣总”，尽管“侣”是“”的误读，但海岩也一直欣然接受。目前，海岩的身份是锦江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高级副总裁，锦江（北方）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北京昆仑饭店有限公司董事长。
同时，海岩也是一位著名设计师。昆仑饭店的阳光酒廊、锦园餐厅、上海餐厅、日本餐厅、健康俱乐部、雪茄吧；亚洲大酒店的老船坞餐厅、锦江府餐厅、樱桃园咖啡厅……都出自他的设计。
对自己的跨界，海岩给自己的定位是：“一流的室内设计师、二流的酒店管理者、三流的小说家和四流的编剧。”
身为设计师，海岩对中国古典家具一直很有兴趣，尤其喜爱最能代表中国古典家具精髓和巅峰的明清家具，其中，明式文人家具是他的最爱，而明式文人家具最主要的用材就是黄花梨。
“中国传统家具到明中晚期发展到了一个最完善、最巅峰的状态，形成了明式家具的独有体系和艺术境界。由于在明之前，中国并没有硬木家具，也就几乎没有存世。”海岩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遗产中，瓷器和家具是最具世界影响力和知晓度的门类，因为对于其他民族和其他文化背景的人，这两种东西也很容易被理解。”
“从未想过以黄花梨谋利”
第一次接触黄花梨，海岩便感觉“心瘾如钩”，像中毒一般欲罢不能。在多年好友马未都的“蛊惑”之下，海岩买下了自己的第一件黄花梨家具――“明式黄花梨独板平头案”，之后便一发不可收。
出于文人的感性，海岩对黄花梨几乎是一见钟情的。而决定收藏黄花梨，他又展现出企业家和精明商人的一面，进行了一番周密的策略分析。
“我的收藏起步晚、财力薄，做不到面面俱到。不如把收藏限定在一个比较窄的范围内，深耕细作，或许能有一番成就。”海岩说，之所以选择黄花梨，他主要考虑三个方面的因素：“首先，在中国古典家具的用材中，黄花梨是最为稀缺的；其次，黄花梨并非今天才被推崇，在中国黄花梨有四五百年的收藏历史，在全世界也有160年，收藏价值毋庸置疑；更为重要的是，较之书画、瓷器，家具的真伪更容易判别。”
十几年间，海岩已经收藏了400多件黄花梨精品，桌案、椅凳、床榻、柜架、杂项……一应俱全。“历史最久的一件已经有400多年了。”他说。
如今，海岩已经是国内黄花梨收藏圈里最著名的藏家之一，不少黄花梨商人如果有了“好东西”，都会先让“海岩老师”过过目。当然，这对于海岩来说，既是好事也是坏事，“我一去看家具，儿子就给我发短信，说：一定要冷静！”他说。
尽管最近几年，黄花梨的行情已经涨了不知道多少倍，但是海岩压根没想过要将藏品出手。
“以藏养藏的事有过，但是很少，而且多是以物易物。比如我会拿几件我早期收的、可能并不是顶级但也不错的东西，去换一件价位比较高的好东西。但总的来说，我基本上只进不出的。其实，我对钱的兴趣并不大，我从未想过以黄花梨来谋利。”他说。
重现古人晨昏起居之图景
400多件黄花梨如果只是堆在不见天日的库房中，收藏的意义似乎要减去大半。于是，海岩筹划找个地方，把它们陈列出来。“这样可以让更多的人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黄花梨之美，也算是我对社会的一点贡献。”他说。
“我们5个同事一起在顺义租了一个院子，那个院本来是养猪的，后来破产了改成养兔子，再后来兔子也养不下去，就租给了我们。我们一共5家，一家盖了一个小院，我就把我的黄花梨都搬过去了。”海岩说。
海岩本来给自己的“藏馆”取了个名字叫“黄花梨养习馆”，“养习馆是我造出来的词，养是指修养，习当是学习。可是老是被人叫成‘养生馆’，好多朋友一见我就说，听说你弄了一个养生馆，是全身按摩的还是只能捏脚呀？怎么掰都掰不过来。后来，我想做博物馆，但是审批手续很麻烦，而且万一哪件弄坏了，我还得被判刑。最后，就干脆叫艺术馆吧。”
海岩透露，他的黄花梨艺术馆整体建筑面积近13000平方米，预计今年年底完工。“这个项目应该是我最大的创作了。”他说。
海岩透露，自己的这座黄花梨艺术馆与其他的艺术馆有很大的不同。
“王世襄先生是很多收藏古典家具人的偶像，我看到王先生有这样一个遗愿：希望有这样一个博物馆，就是在明清样式的建筑里，按照古人的生活常态来陈设家具，这样不仅可以让人感受家具之美，也能展现一个古人晨昏起居、日常生活完整的画面，让今人去体味中国文化的品位和古人堂厦厅轩间的情趣。我希望能帮王先生实现这个愿望。”海岩说。
海岩：我的黄花梨会留给社会
《中国经济周刊》：最近几年，黄花梨的价格一路飞涨，价格的变化对您的收藏产生了什么影响？
海岩：影响很大，我有那么两三年没怎么收了，除了偶尔有漏儿就捡一个。
有人问我，你没有欲罢不能吗？我说我欲罢而能，因为不罢不行，太贵啦！比如比尔?盖茨也搞收藏，委托人问他：这个东西您多少钱能拿呀？比尔?盖茨会说：拿到为止。现在中国艺术品市场也“亿元时代”了，资本在收藏圈开始掌握更大的话语权。尽管资本家也可以是收藏家，但目前他们大部分人并不是。
《中国经济周刊》：听拍卖公司的人讲，每季拍卖您都会去看，您觉得拍卖会上“不真”的东西多吗？
海岩：（笑）很多。材质造假和历史造假都有，比如，越南黄花梨标海南的；明明是新仿的，却标清代、明代；白酸枝和花梨木的都说是黄花梨……我曾经在一家一线拍卖公司看到一件清“梓檀”的多宝格，我搞不清这个“梓檀”到底是什么，于是找了专家朋友一起去看，后来发现就是科檀，产自科威特。原料价格不贵，在红酸枝之下，但是沾了紫檀的光，就定价在红酸枝之上了。我就问拍卖公司的人，为什么叫“梓檀”呢？他们说：哎，工作人员乱写嘛！
还有一些拍品不能说是假，但也比较可笑：明明是个装碗的橱柜，非说是书柜；明明是个上床用的脚踏，就叫磨床、笔床；我买过一个一米八的长脚踏，但是拍卖公司不叫脚踏，叫琴台；一个小柜，说是文具柜，但其实就是放被子的寝具，变成文房家具会比较好卖。
《中国经济周刊》：古董黄花梨家具和新作黄花梨家具您都收，但现在老黄花梨家具和新作黄花梨家具的价格已经差不多了，甚至新的反而更贵，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海岩：十几年前，新作家具是非常便宜的，到现在为止，老家具的升值并不是特别大，而新家具的升值却特别快，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材质的稀缺。当一个东西材质稀缺，几乎没有了市场供应，就不分新老了。比如羊脂玉籽料、田黄、钻石、精品翡翠这些都已经几乎不分新老了，人们买的就是材质。
黄花梨、紫檀的明清家具传世的大概在一万件左右，其中70%在国外。改革开放之后，很多人开始用紫檀、黄花梨做新家具。由于黄花梨的野生林已经不存在了，只能拆老房，但这个资源也很快就没有了。
但是，有几类老家具还是会比新的贵，一是有著录的，比如出现在王世襄的书里；二是经典的文人款型；三是修配不大的家具。
《中国经济周刊》：就整个古典家具市场而言，似乎是比较混乱的。您对其他收藏者有什么建议？
海岩：将来可能会越来越乱。过去一直有这样的市场定价规则，即海南黄花梨最贵，其次是越南黄花梨，第三是紫檀，第四是红酸枝。但是，现在快没有规则了。经常出来一种新的木材，价格就被炒得老高，这个一定要特别注意。
家具都有使用价值，但并不都有收藏价值。什么样的家具才值得收藏呢？一定要是有历史文化价值的。中国人对家具的概念自古就不是实用器，而是传家器，是财富的象征。到家里一看，两个紫檀大柜，那就是祖上财富和地位的象征。
现在网络上的信息真伪并存，收藏这件事，必须善于学习并独立判断，否则是一定要上当交学费的。
《中国经济周刊》：哪些人和事对您的收藏产生过重大影响？
海岩：王世襄是收藏界很多人的偶像，他对世人重新认识明清家具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他生前的生活其实很困苦，并不富裕，但他把他价值连城的家具捐给了上海博物馆。现代人听起来，会很难理解，这是一个大境界。
《中国经济周刊》：家人支持您的收藏吗？
海岩：儿子一开始还很喜欢的，但后来因为我买黄花梨有点影响到他的生活了，他就有些不同意见了。他喜欢摄影，但是器材很贵，我不给他买，理由是咱家没钱。结果没两天我又抱回去一件黄花梨，黄花梨很贵他也是知道的。于是，我就安抚他：我们都这么大岁数了，将来也都是留给你的。
可是有一天，我们俩一起看电视，正好我在电视上讲：我的黄花梨不传子女，会留给社会，只是方式还没想好。他就问我：不是说留给我的吗？我就跟他讲：这些东西都是历史上很珍贵的东西，我们家不能留，我们用会折寿的。如果我们留给社会，不仅可以给社会作一些贡献，也是在为自己积德。
不过，让现在的年轻人去理解很难，为什么王世襄自己住的差、吃的差，却把好东西捐给国家。
《中国经济周刊》：您这么爱收藏，为什么没有写一部关于收藏的小说？或者在小说中写写黄花梨的故事？收藏圈各色人等的互相较量甚至尔虞我诈应该都蛮有故事性的。
海岩：我的写作，几乎没有太写我生活阅历积累最丰富的官场和商场的故事，我写的都是小孩儿谈恋爱的事儿，而且是男女纯爱。我一提笔写字，就不太愿意写丑恶的东西，而是喜欢写很干净的、生活中见不到或者很难见到的那些人和情感。
在写作中，我很想离开现实，跳到另外一个世界，结交另外一批朋友。我们这些人虽然在社会打磨了很多年，但是骨子里是非心和正义感还是很强的，对美丑的喜爱和厌恶是很鲜明的。
《中国经济周刊》：您有这么多重身份，可能会结交不同圈子的朋友，您比较喜欢哪一个圈子？
海岩：就像你问我是喜欢川菜、粤菜还是杭帮菜，光吃哪一门都不行。设计、写作、收藏我都热爱，工作很难说有多热爱，但是我们这一代人对工作是有责任感的，我有很信任我的组织和上级，有很支持我的团队和客户。
每个职业都有一些圈子和朋友，但其实我95%的时间都是和企业里的同事在一起，收藏界可能是第二的。我和艺术界、娱乐界、文学界其实联系都不多。但面对黄花梨的时候，可能是我为数不多的真正快乐的时刻。
《中国经济周刊》：您的黄花梨艺术馆建成后，会对普通人开放吗？
海岩：我最初的想法只是让朋友们过去看看，但如果大家愿意去我也非常欢迎。不过，我那儿可比马老师（马未都）那儿远多了，在顺义，不好找。一次，姜文去我那儿，过了好久都没到，我打电话问他：你到底在哪儿呢？他说，在一牌子底下，上面写着：河北人民欢迎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