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纲 1932年出生,1956年到中国作协,1986年调文化部。参编的报刊:《文艺报》《人民文学》《小说选刊》《当代文学研究丛刊》《评论选刊》《中国文化报》等。文艺评论集:《文坛徜徉录》《文学八年》《阎纲短评集》《神?鬼?人》《余在古园》等。散文随笔杂文集:《冷落了牡丹》《笑比哭好》《惊叫与诉说》《座右鸣》《我吻女儿的前额》《三十八朵荷花》等,评论家自传:《五十年评坛人渐瘦》。
邓小平警告说:“主要是防‘左’”
我预感到一种发难正逐渐地公开化。1990年起,北京的大报上登出《评资产阶级自由化》《谁说社会主义“讲不清”》等不少文章,叫板说:“‘社会主义讲不清论’是嘲弄马克思主义,糟蹋共产主义政党。”很明显,是对着干的,因为从1980年到1991年,邓小平多次提出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重大问题,马克思主义如何中国化,如何建立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得摸着石头过河,又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文里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后来,中央正式提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已经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作出比较合乎实际的解释。
时势有变,文学迟疑,众声喧哗又噤若寒蝉。
1992年1-2月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对来势凶猛的“左”潮既准又狠地予以还击。
邓小平关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之间关系的精辟论述;关于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新精神;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和三个“有利于”的是非标准等等,紧紧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展开论述,是我国改革开放在理论上的重大突破。
邓小平发表“谈话”不在北京而是远下“南方”,人们私下里议论很多。
自此之后,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了过去的“政治挂帅”,构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新的社会主义观,改革开放势如破竹,中国面目为之一新。
党的十四大刚刚闭幕,10月26日,我和刘锡诚提议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举行座谈会,从文学一翼配合党的十四大的宣传。我们的建议获得另一副会长顾骧的支持,常务副会长张炯外出,我们报请会长冯牧同意,紧急通知,于次日假首都师范学院简陋的师生大食堂召开“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学习党的十四大精神座谈会”,顾骧主持,出席者:冯牧、陈荒煤、王蒙、许觉民、唐达成、谢永旺、张洁、张抗抗、凌力、张胜友、汪曾祺、林斤澜、邵燕祥、蓝翎、张炯、缪俊杰、何启治……大食堂座无虚席。
座谈会认为党的十四大坚持“南方谈话”的精神,具有极其重大的指导意义,完全适用于当前文艺的实际情况。
邓小平反击了“拿大帽子吓人”的假马克思主义者的“左”的思潮,指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解释说:“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
座谈会准确地指出:如果说1978年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报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是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开端的一篇解放思想的宣言书的话,那么,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就是为中国历史进入改革开放新阶段的解放思想的宣言书,“南方谈话”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走向成熟的集大成者。
“改革开放”和三中全会“解放思想”一脉相承,改革开放的文学,也就是思想解放的文学。“拿大帽子吓人”的人所固守的“社会主义”就是“用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所以,动不动把根本不属于资产阶级反动思想范畴的探索性的作品判定为资产阶级毒草大加讨伐,为此,邓小平斩钉截铁地宣告:“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
近年来,空气相当紧张,说什么的都有。有人说,柏林墙倒了,齐奥塞斯库让人杀了,70年的社会主义前苏联转瞬之间崩溃了;深圳变色,一夜退到解放前;文艺界唯恐天下不乱,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必须大加防范,斗斗斗,斗他个“未有穷期”,有的领导甚至说:我们不怕信封里装子弹,我准备被人吊到电线杆子上,有的领导随意性强,动不动宣布某某作品反动,“甚至比《苦恋》还反动”,下令禁演或者当毒草立即除掉。
会上还提出《邓小平论文艺》编选中“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的问题以及《中国文化报》1990年突发的“6?24”语录、社论事件,认为是另搞一套,与党的十三大确定的,邓小平当时明确肯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背道而驰。对于“6?24”语录、社论事件,中央当天即进行干预,可是,始作俑者被“评”为文化部优秀党员,该报被评为“十佳报纸”之一,去年又被宣传部“评”为优秀报刊,获两万元的奖金,奖金得主假和平门烤鸭店酬谢友好。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旗帜鲜明地反击“左”倾思潮,尤其强调:“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样就不会犯大错误,出现问题也容易纠正和改正”。所以,文艺家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左”的思潮其所以夸大文坛和平演变的危险性,目的在于追究经济领域“和平演变”的政治责任,干扰党的十三大路线和改革开放的大局。
小平同志说得好,“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
发展文艺,必须遵循党的十四大的总路线、总政策,也就是江泽民讲话所指出的:“中央和地方的重要任务,就是落实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精神。就是贯彻党的基本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放开手脚,大胆试验,排除各种干扰,抓住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把经济搞上去。”
历史不会忘记:1992――改革开放年,豪气如虹,山河变色!
学习会上群情振奋,颇得醍醐灌顶之快。到会的全体作家热烈拥护党的十四大的决议,表示: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
会议开得很成功,但是媒体拿不定主意,为求稳妥计,恕不报道,因而,鲜为人知。
深圳15周年庆典前后
1994年春开始(一直延续到1996年),又有人著文强烈反对特区政策;1995年6月深圳建特区15周年纪念,市长厉有为讲话介绍深圳经济上的飞跃; 8月7日厉有为在《深圳特区报》发表题为《深圳的实践说明了什么》的文章对反对者严加驳斥,争论完全公开化。
6月2日,深圳特区成立15周年的庆典活动在银湖宾馆拉开帷幕,厉有为向我们介绍深圳经济突飞猛进的情况,一串串珍珠般的数字,都是历史的闪光。会上,我提问:“惩治经济犯罪的情况和政府的决心到底如何?”厉有为的回答使我们在座的曾敏之、邵燕祥、蒋子龙、陈建功、周明、吴泰昌、王一桃、犁青、刘湛秋一行十分满意。随后,大家四处参观,跨进深圳证券交易所,演示如何拉响开盘的铃声,登上国贸大厦,在旋转餐厅寻找邓小平的座位,想象他“南方谈话”时的音容笑貌,又乘兴登上正在施工的东南亚的最高――102层的帝国大厦。事实站出来说话,证明厉有为的“汇报”信而不诬。深圳创造的价值成几十倍地增长,它的双脚仍然牢固地站在社会主义的大地上,红旗映日,大权在握。
会议期间,周明和我看望正在深圳休养的习仲勋。习老是创建深圳特区的关键人物,功勋卓著,曾破釜沉舟地表示“要杀出一条血路!”他现在病了,是精神类的疾病,传说很多。很快,同习老约好了见面的时间。
回想起1988年,文艺界人士在东交民巷聚会,习仲勋来了,大家围了上去。知道我是陕西礼泉乡党以后,他随便聊了起来。我问:“你在书记处主持工作,管文艺吧?我们常常听到你的声音。”他说:“处理过几件事,你们文艺界是非不少”,顺便举了几个例子,他自己先笑了。一年以后,陕西合阳民俗展在民族文化宫举行,我和周明出席,不一会儿,习仲勋来了,兴冲冲地。我们同坐在沙发上闲聊,欢天喜地,难得零距离地接触。进来一个人,衣着平常,说话随便,一见习老就挖苦地说:“习老,你现在官做大了,桩子深了,不理老朋友了……”话没说完,习老狠狠地拍了一下茶几,站起来,大声甩了一句:“岂有此理!”大步走向门外,愤然离去。这位朋友大惊失色。他是习老的战友,后来的将军,绝没料到好脾气的习老这回大动肝火。我们心里明白,这时的习老,刚从书记处下来调往全国人大任副委员长,为什么下来,传说也很多。
……我和周明七拐八拐,好容易找到×号院,层层向里禀报后,习夫人挡架,说你们来晚了,习老已经卧床。我们晚饭磨蹭,路上瞎闯,晚了点,悄然而返,一步三回头,神情沮丧。我对周明说,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西安市在新城广场临时搭台开大会庆祝,我是西安一中队伍的旗手,正好站在主席台的紧下方,习仲勋、彭德怀主持大会,掌声四起,欢声震天,那时的习老,不过三十多岁,已经立下不朽的战功,白白净净地站在那里,英气勃勃,有些文气,开口讲话亲切自然,如今,他病了,不得不离开指挥台。在台上时,他不畏艰险,登高一呼,华南先行,然后将改革开放推向全国,此刻,特意回到深圳养病,意味深长……我们看习老,并不打算跟他议政,只想亲见他的健康和心态,作家们对他的病情特别感伤。他可能受到刺激,历史的,现实的,多少心事萦绕于怀!
关于深圳特区的争论日趋白热化、严重化,已经被敏感的思想界、文艺界捕捉到而且密切地注视着。既然“不争论”的争论已经挑起,特区到底姓‘社’还是姓‘资’,姓‘公’还是姓‘私’的明争暗斗变得异常激烈。正是在银湖宾馆,陈国凯对我咬耳朵,很为特区受到几个大人物的打压愤愤不平,为此,他要拿作品出来说话:你刮风,我也刮风,大风起兮云飞扬,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陈国凯尽管瘦弱,却不乏艺术家的勇气,时过不久,他的长篇小说《大风起兮》出版,我们热情推荐。
1995年岁末朱?基观看《商鞅》,凄然泪下。
1996年12月18日,朱?基在第六次文代大会上作经济形势报告,坦陈宏观调控的成果和苦衷,我们热烈鼓掌。
社会主义会不会变?
“写好了,我给你们评大奖”
1979年11月召开第四次文代会, 1988年11月召开第五次文代会(即第四次作代会)――相隔9年之久!1996年12月召开第六次文代会――与上届相隔8年之久!很明显,风云时起,文坛并不平静。
1996年12月16日,第六次文代会召开,老友重逢,相执无语,不禁沧桑之感。
巴金在贺词中说道:“我因病不能来北京参加这次盛会,感到非常遗憾。”“希望与会代表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遵循‘民主、团结、鼓劲、繁荣’的方针,开好文代会和作代会,绘蓝图、商大计、谋良策,团结和动员起浩浩荡荡的文艺大军,向着新的世纪,向着新的繁荣,向着新的高峰进发!”讲话是他人代笔的,代表们仍然热烈鼓掌,祝祷巴老健康长寿。
1996年12月18日,在中宣部部长丁关根的陪同下,朱?基作国内经济形势的报告。朱总理一上场就声明:“今天只讲经济,不讲政治。”说完后赶快回头看了看身边主持大会的丁关根,笑着说:“呀,我又犯个错误!还是要‘讲政治’嘛!”朱?基首先对代表们说,祝贺你们,你们是人类灵魂工程师,我是搞经济的,你们是形象,我是枯燥的数字;我是机电工程师,你们是人类灵魂工程师,我是读你们的进步作品走向革命的。
朱?基畅谈经济形势,回顾多年来国家如何实施宏观调控的经济政策,如何运用政府集权扩大内需,压住投资膨胀和通货膨胀,如何度过亚洲经济危机,取得国民经济较高程度的发展。也讲到重复建设造成的巨大亏损。说:“过去有一个计划经济,要我批,我不批,银行不给钱。”“现在不要我批了,他搞他的,上的时候不找你,亏损了就来找你救救他”。“他产品卖不出去,还要生产,还要吃饭。谁给他饭吃?银行。银行的钱从哪里来?是你们的钱,是储蓄。把你们的钱拿去都补贴亏损企业,实在不行”。他主张“一刀切,一个项目也不上。对国家来说,你上一个都是浪费”。他也时常违心,曾经对“长虹”总裁说,你如果在资本主义国家,好,优胜劣汰,你生产越多,成本越低,可是我们社会主义就头痛了。市场都给你了,我其他的企业都不行了,都找我来要工资,我怎么办?“我们是优胜劣不汰,最后还是优不胜劣不汰”。
朱总理说,他面临的最大难题,也是全党面临的最大考验,就是国有企业亏损问题,还有国有银行巨大的呆账坏账问题。政府手里的钱本该从企业来,国企靠借钱过日子,政府就只好靠借钱度日,只好一年比一年多地发行国债,拿了新债还旧债。
难怪朱?基去年年底观看话剧《商鞅》车裂而死时,怆然而涕下。
他有针对性地说,有人说比重下降,“私营”比重上升,会不会把社会主义变了?他回答说,我们以公有制为主体,不是以国有制为主体,但国有制要掌握国家经济命脉,关键在于经济命脉。至于那些汉堡包、头发夹子,你搞几个外资,有什么关系呢?――我心里嘀咕,这不是明显地针对“万言书”吗!
他大胆而有成效地控制住股市,说,有人认为:“现在中国,既无‘牛市’,也无‘熊市’,是‘朱(猪)市’。”他笑了,说这是“骂人不带脏字嘛!”对于这样的股市,本来不想完全干预,但想到晚跌不如早跌,所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果然,股市全线下跌。此后股市,“牛”“熊”你来我往,涨涨跌跌,总的走势,不离大谱。他鼓励作家写股市,说:“写好了,我给你们评大奖。”
讲话结束时朱?基指出,我国税收形势很好,今年的税收情况非常好,到本年年底已经完成税收……他激情满怀,神情盎然,兴致勃勃地接着说,现在,我兜里有的是钱!兜里有钱、心里不慌!兜里有钱,说话腰杆就硬!兜里有钱,就能办一切有益于人民的事业!兜里有钱,就给你们涨工资!……
掌声鼎沸。朱总理和千多名文艺家一起混声合笑,大家把忙碌多时作纪录用的笔杆儿放下,双手被解放出来,使劲地鼓掌,全体起立,目不转睛,牢牢地盯住主席台。
小组开会讨论首长们的讲话,会散,奔饭厅,大家边走边议,说了些会上不便说的话。几位作家走过,遇王蒙,他迎面就问:“你现在的文字也调侃了?”我说:“咱也‘玩’它一回文学,但不是八卦!咱不空谈文学,也不空谈政治。江总书记要人们‘讲政治’,对呀,作家应该讲政治,但是有多少人好好思考过政治、思考过‘社会主义’?自己没弄清楚,便唱起高调,徒托空言,空谈误国,让大伙当‘托儿’,谁干啊?”王蒙笑着避开了,大家仍在议论,肚子也不饿了。
公开的抵制止于党的十五大
12月27日,《文艺报》开会讨论江泽民在第六次文代会上的报告,发言热烈。我说,报告肯定了文艺的成绩,回答了重大的时代命题――文艺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号召文艺工作者处理好政治与文艺、政治与经济、文艺与生活诸关系,达到团结的目的。我还说,目前的文艺队伍在思想上已经分裂,要讲团结,就要分析不团结的原因,鲁迅说“阵线的不统一,说明目标的不一致”,非常深刻。江泽民的讲话,就是为大家指明团结的目标,不能“左”,也不能右。
会上,有的人很冲动,一位研究丁玲的评家点了王蒙的名,一位原中宣部理论家愤愤地质问:“他们这批人表态说拥护江总书记的报告,请问,你们是真拥护还是假拥护?”
会完下来,一位颇有名望的理论家特意告诉我3件事:一、1959年批人性论、人道主义,南开大学批判李何林,你代表《文艺报》出席,让人多羡慕啊!但是,批错了;二、到京工作后依然尊重你,1984年,我们二人到《小说选刊》给你赠送新书《毛泽东文艺思想新论》时,见你房门口贴了4个大字:“谈话请短”,等于给人吃闭门羹;三、《中国文化报》“6?24”事件,是报社社长胡来,他知道我们起草的关于“传统文化”的稿子李瑞环做了改动,便私自搞了这期中央领导同志的关于意识形态的语录摘编并配发《全党服从中央》的社论,报纸是归文化部管的,但是他背着老贺把这一期捅了出去,说实在的,他害了老贺!
他介绍的第三点,信而有据,重要。
会下我还了解到,文代会期间,在刘白羽支持下,朱子奇、曾克、魏巍等四十余人签名上书,要求张光年、王蒙作检讨(签名者没有贺敬之的名字)。
时过几日,刚刚进入1997年,第四份“万言书”抛出(1995年初――1997年初,“北京某些理论界人士”一连抛出四份“万言书”);同年,《中流》第一期发表公开点名的长文《王蒙其人其事》,作者龚一舟(共一舟)揭露王蒙这个“党内的不同政见者”从来不提“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王蒙说的“旧的价值体系的失败”,“难道不正是指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大公无私、舍己为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些我们党一贯倡导的价值体系的‘失败’吗?”王蒙极力鼓吹文艺的“边缘化”,用“多元主义”“多元互补”“躲避崇高”“拒绝壮烈”来取代消解“主流意识形态”……可见,王蒙去职后并未改变“厕身于庙堂”的地位,“刘宾雁办不到的,王蒙却‘得心应手’轻而易举地办到了。”
王蒙表示要状告诬陷者。
第四份“万言书”接着出现,题为《1992年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动态和特点(供批判用)》。
我明显地感到经济论战的激烈,政治交锋的尖锐,意识形态领域之复杂,文艺形势之严峻。
我也明显地感到政出多门,文艺界已经分裂。我自己被时局所左右,陷入痛苦的思考。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
1997年早春(都在早春!)又一份“万言书”出来,还是批厉有为,批他在中央党校的毕业论文,事态进一步扩大。然而结局却是:厉有为不但当选十五大代表,而且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1997年,江泽民“五?二九”讲话,锋芒直指万言书。9月12日,党的十五大召开,江泽民作政治报告,重申“五?二九”的讲话精神:“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建议将“邓小平理论”写入党章。
忽如一夜春风,破冰之势敢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