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塞，边疆地区的要塞，也用以泛指边疆。边疆，是伴随着国家的出现而产生的。在共产主义到来之前，在国家消亡之前，边疆是客观存在的。历代王朝的版图不尽相同，边疆的概念也就不一样。边塞诗论者，有广义的边塞诗和狭义的边塞诗两种意见：前者把凡是写边疆的诗都叫作边塞诗，后者则以唐代边塞诗为基准，多指西北地区的诗歌。“新边塞诗”论者，也有相应的广义和狭义的区别。从空间上看，笔者行文取广义的边塞诗概念。从时间上看，边塞诗论者也有两种意见：一说边塞诗初步发展于汉魏六朝时代，隋代开始兴盛，唐代进入发展的黄金时代；一说边塞诗最早起源于西周，《诗经》中已有完整的边塞诗篇；下至清代，都可以叫作边塞诗。笔者同意后一种说法。
《唐诗别裁集》卷4，沈德潜在讲到李益的诗时，道是“君虞边塞诗最佳”，这是最早出现的“边塞诗”的说法。边塞诗派是指盛唐以高适、岑参为代表的诗派。高岑并称，始见于杜甫《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长史参三十韵》：“高岑殊缓步，沈鲍得同行。”诗论家宋末严羽《沧浪诗话一诗评》；“高岑之诗悲壮，读之使人感慨。”最早道出二人诗歌风格的共性。明清诗论家多从其说，都是从其诗作艺术风格着眼的。
文学流派的形成有多种原因，形成后有多种类型。唐代的“边塞诗派”，是由于一定时期内的一些作家创作内容和表现方法相近、作品风格类似，而被后人从实践和理论上加以总结，冠以这个流派的名称。诗歌的艺术风格总是和题材内容相关联。在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史出现后，研究高岑时将艺术风格转向题材内容。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1941年的初版本，正式将高岑称为一个诗派，并认为其“善于描写边塞风光和战争生活，善于表现征人离妇的思想感情”。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作为大学教材的各种文学史，即把“高岑诗派”转化为“边塞诗派”；影响极大的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在实际操作上便以题材划分出“边塞诗派”。作为高校教材，2005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在行文中论及边塞诗时，仍将高岑列为
“以边塞诗著称的盛唐诗人”，但在章节和行文中不再提起“边塞诗派”。
我们不妨可以这样说，“边塞诗”是早于“边塞诗人”、“边塞诗派”的客观存在。“边塞诗人”指创作个体，“边塞诗派”指创作群体。根据不同的认识、不同的需要，对一个文学流派可以这样称呼，也可以那样称呼；可以继续这个称呼，也可以终止这个称呼。
在当代诗坛上，新诗和古体诗词都有“新边塞诗”的提法。夏冠洲等主编的《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史?诗歌卷》(2006年，新疆人民出版社)第三章第二节《新边塞诗的兴起与新边塞诗派的形成》谓：“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著名诗人郭小川来新疆时就提出过新边塞诗的主张。”其后，诗评家李元洛发表《评郭小川的边塞新诗》一文，“明确提到了边塞新诗的命题”，而闻捷、田间、张志民、贺敬之、郭小川、艾青、李瑛、袁鹰等人，他们
“都曾先后涉足河西走廊和新疆，写下了一些反应西北边疆生活的边塞诗”。1982年2月7日，周涛在《新疆日报》发表了《对形成“新边塞诗”的设想》一文，“正式提出了‘新边塞诗’主张”。1982年3月，在新疆大学雷茂奎的倡导下，在新疆大学举办了“边塞新诗”的研讨会，会后由雷茂奎等人编选了《边塞新诗选》。与理论研究同步，在诗歌创作上，出现了周涛、杨牧、章德益等一批数量可观的作者，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新边塞诗派”。从所论可知，夏冠洲等人所用为狭义的“新边塞诗”概念。
我们后头看看周涛《对形成“新边塞诗”的设想》一文，其中有这样的话：“既然是一支队伍，那就应该有自己的旗帜。……对这支队伍，它的旗帜应该是：新边塞诗。”“新边塞诗并不是要固守陈旧的传统，一味去描摹边地的山水风情画。固守传统只能成为前人脚下的香客，决不可能是伟大前辈当之无愧的伟大后人。新边塞诗的‘新’，不仅仅在于与‘边塞诗’相比它是用白话写成，它还应该有一切前人所不同的新的时代气息，新的社会节奏，新的思想意象，新的艺术手法。唯其如此，才可能对边塞诗有所创新和发展。”周涛和周涛的同道们，说到了，也做到了。在20世纪80年代初，“新边塞诗”出现了空前的兴盛和繁荣的景象。
但是，任何一个文学流派都不可能永远地存在下去。《文学评论》2000年第4期载姜耕玉《“西部”诗意――八九十年代中国诗歌勘探》一文，道是：“80年代‘新边塞诗’的提法，愈来愈显得捉襟见肘。因为唐代边塞诗是以抒写卫国保家的戍边生活而得名，而今西部诗是为开拓精神家园而歌，二者不属于同一概念层面。只要改变审视角度，把目光投向广阔的变化中的西部诗歌，就不难发现富有‘西部’诗意的‘新大陆’。”《新疆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载高波《“新边塞诗”的历史经验》一文，道是：“‘新边塞诗’的景观和情思呈现出明显的单一性，制约着后来诗人的跟进和发挥；‘新边塞诗’的书写内涵和书写方式，又与后起的诗歌潮流相悖，最终也就后继无人。这是‘新边塞诗’淡出诗坛的根源，也是应该记取的历史经验。”姜耕玉和高波的文章，对新诗“新边塞诗”，的创作进行了总结和反思，值得后来古体诗词“新边塞诗”的论者对这一提法认真思考。
1995年，全国第八届中华诗词研讨会在银川召开，在古体诗词领域首次出现了“新边塞诗”的提法。会上，回顾、总结了过去“新边塞诗”创作，对“新边塞诗”的未来进行了积极探索。会后，宁夏诗词学会编选了《重振边塞诗风――全国第八届中华诗词研讨会论文集》，1996年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收论文43篇，其中28篇是讨论古今边塞诗的论文。1998年，全国第十一届中华诗词研讨会在石河子召开，“这次会议的第一个议题是关于如何继承和发展边塞诗的问题”(霍松林《开幕词》)。会后，由周笃文、星汉编选了《春风早度玉关外――全国第十一届中华诗词研讨会论文集》，1999年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收论文49篇，其中19篇是讨论当代边塞诗创作的论文。
时2005年，当时的《中华诗词》主编杨金亭先生谈到“新边塞诗”的创作时说：“1995年，中华诗词第八届研讨会在银川召开，作为会议研讨的主题，提出了在继承古典边塞诗传统的基础上，发展新边塞诗，并进而形成‘边塞诗派’的设想。以此为契机，新边塞诗的栏目，开始在全国和地方诗词报刊上出现，历时十年，创作渐成风气。相继涌现出了王亚平、星汉、唐世政、周毓峰、凌朝祥、魏新河、秦中吟、赵京战等名家，他们陆续发表的不同风格的有关军旅、军垦、边塞诗和理论批评文章，已引起诗词界的广泛关注。”(王子江《牧边歌?序》)对于“新边塞诗派”，杨金亭认为“尚在形成”中。以上，杨金亭先生列举的人名(包括王子江)所处地点为云南、新疆、宁夏、陕西、北京、辽宁等地。从所列人 名来看，杨金亭先生使用的是广义的“新边塞诗”的概念。’
应该说，无论当代新诗还是当代古体诗词的边塞诗创作，在诗坛上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在诗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
边塞诗内容广泛，但主要是边塞战争和边塞风隋两种。
战争是人类社会没法避免的现象。“净洗甲兵长不用”(杜甫《洗兵马》)，“千古万古无战争”(萨都刺《过居庸关》)，只是人们一种良好的愿望。边塞诗人对于战争，并不都是在抒发誓死报国的豪情壮志和必胜的坚定信念，也并不都是从旁观者的角度控诉战争的罪恶。“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王翰《凉州词》，“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李益《夜上受降城闻笛》)，悲壮中含有凄怆，豪放中透出无奈。边塞诗中的战争，特别是西北边塞的战争，今天看来多为国内民族之间的战争。自古以来，我国就是多民族的国家，在历史演进的长河中，民族之间曾经不断地进行过攻伐、掠夺、奴役，同时民族之间也曾互相依附、吸收、融合。通过这两种关系的演进，锻炼成了我们统一的中华民族。“匈奴未灭，何以家为”，霍去病撂下这句狠话，一直在影响着后世的边塞诗人。“不破楼兰终不还”(王昌龄《从军行》)，“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弯伯《塞下曲》)，“前年斩楼兰，去岁平月支”(岑参《北庭西郊候封大夫受降回军献上》)，“誓扫匈奴不顾身”(陈陶《陇西行》)等诗句，可以看出诗人们的用词是“破”、“斩”、“平”、“扫”，“因为只有大量地消灭敌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在战场上要把敌人“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敌我双方都会这样做。诗人们有时把战争写得还很血腥：“泉喷诸戎血，风驱死虏魂。头飞攒万戟，面缚聚辕门。”(高适《同李员外贺哥舒大夫破九曲之作》)这在当时无可厚非，作为研究者也是必须提及。但是我们今天作诗再用“斩楼兰”、“入汉家”之类词汇，就大为不当。虽然诗歌是艺术，不能作为战争史来读；不能通过某人的某首边塞诗来判定慕次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但是在今天的少数民族地区，假如有演员还在舞台上高声朗诵“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岳飞语)，你本人又是少数民族一员的话，听到之后又作何感想呢?
西域距内地之遥远，进入西域要花费大量时日。道光间，林则徐谪戍伊犁，从西安到惠远就走了122天。《钦定大清会典》卷51谓，晚清时自京师皇华驿至新疆省城，通过塘站传递文报须时82日。清代之前，行路之艰难可想而知。且看岑参《碛中作》：“走马西来欲到天，辞家见月两回圆。今夜未知何处宿，平沙莽莽绝人烟。”再看《过碛》：“黄沙碛里客行迷，四望云天直下低。为言地尽天还尽，行到安西更向西。”孤独寂寞，无过于此。正因为如此，古代人对于离别倍加珍惜。因为生离，说不定就是死别。“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王维《送元二使安西》)，在交通、通讯现代化之前，这种诗句自然会打动离别的亲友。
今天交通、通讯的方便，拉近了人们感情的距离。已经不存在“在那遥远的地方”了。以北京到乌鲁木齐而论，飞机只用3个多小时，火车也就是30几个小时，不只是像岑参一样做官的“边塞诗人”来去方便，就是普通百姓都付得起路费，用不着“辞家见月两回圆”了。今天的戈壁上通有火车、汽车，就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也有“沙漠公路”两条，全程不过几个小时。诗人们也用不着抒发“莽莽绝人烟”、“地尽天还尽”的哀叹了。限于交通，在古代亲历西域委实不易，纵然不是“西出阳关无故人”，也是“西出阳关少故人”。但是随着时代的前进，到了清代，就已经“驿骑送迎多旧雨”(惠龄《果子沟》)了。今天的新疆，到处都是五湖四海的“故人”，在送别时也用不着“劝君更尽一杯酒”了。
古代到达西域的内地人不一定是文人，是文人不一定能写诗，能写诗者不一定能流传。所以清代以前的西域诗人数量颇少。除却周穆王周姬满、汉朝公主刘细君，唐朝武人来济外，“躬践斯土”而又有诗集传世者，唐朝有骆宾王和岑参，蒙元时期有耶律楚材和丘处机，明代有陈诚，清代却是汗牛充栋。凡有诗集传世者，几乎没有不写边西域风情的。时代在前进，一切都在变化。刘细君那种“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黄鹄歌》)的生活方式，只是当代生活的一种点缀，有些只是旅游景区的装点。当代“躬践斯土”者，切不可戴着汉唐的“有色眼镜”来看待今天新疆的风情风物。当今新疆的各少数民族，和时代潮流同步，服饰非常时髦。牧区、农村的房舍大都宽广时亮，冬天再无人人住“穹庐”，南疆再也见不到“密室无窗别有天”的民居。清代乾隆间的乌鲁木齐已经是“游牧昔善地，水云今江乡”(国梁《轮台八景?北湾稻畦》)了。今天的乌鲁木齐和内地大城市一样，到处高楼林立，街道上的汽车也多有堵塞。有些当代古体诗词的作者，为了满足自己的猎奇心态，对于现代化的城市、现代化的农村却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动辄“羌笛”，动辄“胡旋舞”，动辄“大漠风烟”，食古不化，颇显滑稽。因为缺少周涛说的“新的时代气息，新的社会节奏，新的思想意象，新的艺术手法”，所以在形成诗歌流派过程中，诗多而无益。
边塞诗是一种以题材划分的诗歌类别，如同怀古诗、咏史诗、游仙诗、悼亡诗、艳情诗、题画诗、应制诗、科举诗一样。这类划分，有些名称可以延续，如咏史诗、题画诗等；有些名称却不能延续，如应制诗、科举诗等。以题材划分的诗歌类别的前面冠一“新”字，笔者于前人尚未之见。
从“高岑殊缓步”演化为“边塞诗派”，再从“边塞诗派”延伸到“新边塞诗派”，这期间有1200年的时间间隔。以边塞诗而言“派”者，仅此两处。“新边塞诗”这个词组中，“边塞诗”，意在说明对古代边塞诗的继承；“新”，意味着对古代边塞诗的发展。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新边塞诗”在题材内容上的继承有限。新诗“新边塞诗派”的创作渐趋式微，古体诗词的创作亦难形成“新边塞诗派”。故而笔者以为，“新边塞诗”的提法不宜继续下去。
当代著名诗人熊盛元在《戊子版序》中说，当今吟坛，就地域而言，有四派引人瞩目，即关东诗派、岭南诗派、津沽词派、天山诗派。笔者对天山诗派曾有《天山诗派初探》(载《新疆社科论坛》2010年第1期)一文予以论述。与其借尸还魂，不如脱胎换骨。杨金亭先生《牧边歌?序》列举的人名，可根据其题材、地域等特点，不妨用“关东诗派”、“天山诗派”、“军旅诗派”、“军垦诗派”等名称呼之。不知读者以为然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