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认为太武灭佛不是单一因素引起的。太武帝傲慢自负、飞扬跋扈、缺乏包容之心、好暴怒；做事野蛮、冲动，一意孤行，变本加厉，好杀掠；事后又多反悔，充满矛盾。从太武的性格、精神来分析这场灭佛事件，不仅是合乎史实的，而且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结论。
关键词：魏太武帝；灭佛；性格；疯癫，
中图分类号：K23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12)02－0134－06
关于北魏太武灭佛事件，史学界目前研究大多围绕在国家政策上的拓跋贵族的封建汉化，宗教上的佛道之争，思想上的佛儒之辩，经济上的寺院与游牧间的人口争夺，文化上的崔浩为代表的儒家士族与鲜卑贵族间的矛盾，军事上的盖吴为代表的各族人民的反抗起义，民族上的卢水胡人与鲜卑人信仰传统的差异。但在这里需要特别提出来的是魏太武帝灭佛并不是单一因素引起来的，以上学者从各个方面的探讨，无疑为接近事件的真相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证据。我想说明的是除了这些因素、证据之外，从太武的性格、精神这一视角去考量这个问题，无啻为另一种新的尝试。证明如下：
在佛教的曲折发展过程中，佛教徒也认识到，要让佛法长存，永不湮灭，就必须得到世俗势力的强有力的护法，特别是封建帝王的支持。在《大方等大集经宝幢分》中就有世尊把“护持正法”的希望寄托在频婆娑罗王等诸大国王身上：“曼陀罗华微妙香佛语释迦牟尼佛……今日十方无量诸佛，悉来集会婆娑世界，谁可付嘱释迦佛法?释迦如来言：我之正法可以付嘱频婆娑罗王等诸大国王、四王、帝释、梵天王等。如是等众，能护我法。”后来费长房把这句话解读得更为清楚：“所以世界成坏，要因诸佛，圣法兴毁，必在帝王。”因此封建帝王的性格、精神对佛法世界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我看把它用在魏太武帝身上，也不为过。
《魏书世祖记》史臣评日：“世祖聪明雄断，威灵杰立，藉二世之资，奋征伐之气，遂戎轩四出，周旋险夷。扫统万，平秦陇，翦辽海，荡河源，南夷荷担，北蠕削迹，廓定四表，混一戎华，其为功也大矣。遂使有魏之业，光迈百王，岂非神睿经纶，事当命世。”太武不仅是北魏诸帝中在位时间最长，在位28年，占整个北魏王朝时间的六分之一强，而且武功最大，开疆辟土，平定叛乱，功勋卓著的一位皇帝，同时他还是一位性格鲜明、疯癫狂躁的君主。我们可以从史书记载上看，从情理上推，都不难看出魏太武帝这个历史人物给人们的印象是个强壮武勇又粗暴专断的人，其生平行事多充满着矛盾与猜忌。史实亦如此。
《魏书世祖记》记载“世祖太武皇帝，讳焘，太宗明元皇帝之长子也”，“天赐五年生于东宫，体貌瑰异，太祖奇而悦之，曰：‘成吾业者，必此子也。’”“每以财者军国之本，无所轻费，至赏赐，皆是死事勋绩之家，亲戚爱宠未曾横有所及。临敌常与士卒同在矢石之间，左右死伤者相继，而帝神色自若。是以人思效命，所向无前。命将出师，指授节度，从命者无不制胜，违爽者率多败失。性又知人，拔士于卒伍之中，惟其才效所长，不论本末。兼甚严断，明于刑赏。功者赏不遗贼，罪者刑不避亲，虽宠爱之，终不亏法。常日‘法者，朕与天下共之，何敢轻也。’故大臣犯法，无所宽假。雅长听察，瞬息之间，下人无以措其奸隐。然果于诛戮，后多悔之。”
《魏书世祖记》记载太武帝“及有所识，言则悲恸，哀感傍人”“暨太宗不豫，衣不释带”，故“太宗闻而嘉叹。”“性清俭率素，服御饮膳，取给而已，不好珍丽，食不二味；所幸昭仪、贵人，衣无兼彩。”尽管从表面上看来，他不好丽珍、性情俭率，让人感觉他聪明大度、恭顺孝敬，但我们也有充足的理由来怀疑他的用心良苦，仅仅是他还未登上帝位，或者刚刚上台，立足未稳，想以此在臣属面前树立形象与威信而已，后来的史实也证明了这只是他安抚臣属的一种权益之举。作为中国中世纪的一位才华出众、见识过人的大政治家，他本身也是一位情欲物欲非常强烈的病人。当他考虑政权需要时，他认识到节俭的重要，而当他受物欲情欲左右时，他自己带头违背自己的决定，放纵起来。《魏书世祖纪》记载，始光四年(427)，北魏军队击败赫连昌，俘虏“昌群弟及其诸母、姊妹、妻妾、宫人万数”。太武帝自取赫连昌的三个姊妹作为贵人。同书同传又载太武帝于太延三年(437)“破白龙余党于五原”，并“虏其妻子班赉将士各有差。”虽然记载没有明言太武帝自取，但也无法排除存在他自己强掳其中汉族女子的可能性。史无更多的记载，大概也是史家为君者讳的缘故吧!
无独有偶。昙曜五窟之一的即现在云冈石窟群中的第十八窟主佛像，经多方考证，已普遍认为其对应的世俗形象就是世祖太武皇帝拓跋焘。主佛像高15.5米，为立佛式。据日本学者小野玄妙调查为阿朗佛。此佛像气势雄伟、神态刚毅，面部表情充满自负与傲慢。身材魁梧并且肥胖丰腴、仪态雍容华贵，巍然直立。此像与其他四窟的佛像不同，佛相人感强烈，在神态与神情上有明显的反悔与服膺表情，是一尊交织着矛盾感的造像。以此来对应现实生活中的这位既有显赫武功又野蛮猜疑的世俗君主，再合适不过了。《魏书?释老志》也可证明确有此事，“兴光元年秋，敕有司于五缎大寺内，为太祖已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各长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万五千斤。”从当时的情况看，太武的“武功”不可谓不盛。神?元年(428)攻破赫连夏国的都城统万；神?二年(429)大破柔然；神?四年(431)又灭了夏国；太延二年(436)灭北燕；太延五年(439)灭北凉。此时北魏基本上完成了对北中国的统一，只剩下一个南方的刘宋政权了。
身材的魁梧、神态的雍容华贵，武功的强盛，都掩饰不了他精神上的缺陷。傲慢自负、飞扬跋扈、好暴怒；做事野蛮、冲动，一意孤行，变本加厉，好杀掠；事后又多反悔，充满矛盾。如果说其祖父拓跋?残忍好杀属精神病确切无疑的话，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太武帝性情上的暴虐、野蛮、冲动、歇斯底里也是事实上的一种精神疾病，而且在太武帝身上，这种典型的家族遗传性疾病特征，尤为明显。这个结论，堪称板上钉钉，不容置疑。下举几例，以证此见。
崔浩，这样一位天才人物，曾辅佐太武帝祖孙三代统一北中国，立下汗马功劳，在拓跋焘的暴怒下，惨遭杀害，其状惨不忍睹，死前受尽凌辱，被装到木笼里，送到城南，由十几个卫士轮流把尿撒到他头上、脸上、身上，史书曰：“呼声嗷嗷，闻于行路，自宰辅之被戮，未有如浩者”，备五刑惨报(额面刺字，割鼻，断足，首级悬于木柱，骨肉分割成块于市)。与此同时，原在崔浩下面工作的中秘书郎以下128人亦被处死，“清河崔氏无远近，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我想如果没有太武的默许与支持，执行者未必敢如此肆无忌惮。太平真君十一年六月(450)崔浩被杀后的第三天，拓跋焘即“北巡阴山”，次年七月、十月又两度“行幸阴山”。《魏书世祖纪》载：“司徒崔浩既死之后，帝北伐，时宣城公李孝伯疾笃，传者以为卒也。帝闻而 悼之，谓左右曰：‘李宣城可惜。’又曰：‘朕向失言。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褒贬雅意，皆此类也。”我们现在已经无法判断这是太武帝在哪一次“北伐”时说的这番话了，但至少从中可以体会到他又后悔了。
《魏书》中还可以找到其他几条相关的材料：
《魏书刘洁传》太平真君四年九月(443)“洁与南康公狄邻及嵩等，皆夷五族，死者百余人。”《魏书世祖纪》太平真君五年二月(444)“中山王辰等八将以北伐后期，斩于都南。”同年《魏书明元六王传》“丕坐刘洁事，以忧薨”，“范刘洁之谋，闻而不告，事发，因疾暴薨”。《魏书世祖纪》正平元年六月(451)“略阳王羯儿、仪同三司高凉王那有罪赐死”。接下来就是“皇太子薨”。
另《资治通鉴宋纪六》中的记载与《魏书刘洁传》大同小异：
帝之北行也，洁私谓所亲曰：若车驾不返，吾当立乐平王。洁闻尚书右丞张嵩家有图谶，问日：刘氏应王，继国家后，我有姓名否?嵩曰：有姓无名。帝闻之，命有司穷治，索嵩家得谶书。事连南康公狄邻。洁、嵩、邻皆夷三族。死者百余人。洁在势要，好作威福。诸将破敌所得财物、皆与洁分之。既死，籍其家财，巨万。帝每言之则切齿。
向来论述这些史料时，多从政治危机、夺取皇位方面考虑，这话是对的。但实情与问题的重点仍有探讨的余地。显然皇太子晃、乐平王拓跋丕、东道主帅拓跋范、略阳王羯儿都是非正常死亡。高凉王更是新近战功而忽被赐死，这就不能不让人怀疑太武帝的神经方面是否出了问题。要知道这些人的身份都不一般，不是太子就是自己的兄弟，都是皇亲贵戚太武帝说杀就杀时，“然果于诛戮”，连眼睛都不眨一下。可是事后，太武帝又“多悔之”。
史料里还有一件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多次出现有关太武帝做梦与情绪暴怒的记载。现兹录其文，以兹佐证。
《高僧传宋伪平城释玄高传》：(玄高)既达平城，大流法化。伪太子拓跋晃事高为师。晃一时被谗，为父所疑，乃告高日：空罹枉苦，何由得脱?高令作《金光明斋》，七日恳忏，焘乃梦见其祖及父，皆执剑烈威，问汝何故信谗言，枉疑太子?焘惊觉，大集群臣，告以所梦。诸臣成言：太子无过，实如皇灵降诰。焘于太子无复疑焉，盖高诚感之力也。
其令皇太子副理万机，总统百揆。更举良贤，以备列职，择人受任而黜陟之。故孔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于是朝士庶民皆称臣于太子，上书如表，以白纸为别。
这段颇为离奇的记载，乍看很是荒诞，似是佛教徒为了夸扬其法力而编造出来的，其实并不完全是这样。魏太武帝梦见父祖之事，不但见于《高僧传》，亦见于《魏书?世祖纪》、《宋书?索虏传》，还略见于《南齐书?魏虏传》。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此事并非虚构，而是当时北魏确有这种传说；甚至太武帝确曾做过这样的梦，亦非无可能。焘惊觉，大集群臣，告之所梦，群臣皆言，太子无过，实如皇灵降诰。魏太武帝下诏命皇太子参与国政、处理政务。可见，此梦深深地影响着太武帝梦醒后的行事。
好怒的例证更是随处可见，这里仅举二例：《北史崔浩传》“浩书国事，备而不典，而石铭显在衢路”，“帝大怒，使有司按浩”，“太平真君十一年六月诛浩”。《魏书?王慧龙传》初，崔浩夸王慧龙为“贵种”，“司徒长孙嵩闻之，不悦，言于世祖”，“世祖怒，召浩责之。浩免冠陈谢得释”。
根据清代乾隆年间著名医学家王清任对梦的生理病理原因的分析，我们就不难对拓跋焘梦见其父祖的原因作出比较合理的解释了。当然，这和玄高的“法力”无关，即使当时拓跋晃真作了七天“金光明斋”，也不过是个巧合。《医林改错》说：“人脑有病时神志不清、模模糊糊，自己不能支配自己”，“梦完全是一种特殊的病理现象，有病人就会做梦，同样健康人也会做梦”，“只是健康人的梦，常常醒后即忘，而病人所致的梦是噩梦、怪梦，往往印象很深”。
另据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一种新的特殊症候的精神并发症，包括头痛、神经痛及循环、呼吸、消化等内脏器官的扰乱，这种神经病症反映为厌恶、焦虑、狂怒、潜意识的自虐、虐他甚至自杀。”所以我们从另一个侧面分析，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那就是太武帝神经方面确实存在着问题。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魏书明元六王传》太平真君五年，董道秀替乐平王拓跋丕解梦，太武帝闻之怒，以“道秀反之，宜其死也”，杀道秀。其后，高允著《筮论》日“昔明元末起白台，其高二十余丈，乐平王曾梦登其上，四望无所见。王以闻日者董道秀，筮之日大吉。王默而有喜色。后事发，王遂薨死，而道秀弃市……”。高允是直臣，死在临头，也不改口委罪于人，所以他的话是可信的。《魏书崔浩传》初，崔浩构恶李顺，“基萌已成，夜梦秉火?顺寝室，火作而顺死。浩与室家群立而观之。俄而顺弟息号哭而出，曰‘此辈，吾贼也’，以戈击之，悉投于河。”
在这样一个好怒、好杀、疯癫躁狂的君主统治下，灭佛之事的真正原因便不难理解，而且灭佛之事只不过是一个时间早晚、规模的大小的问题。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此时历史只再需要一个导火索，而盖吴反叛恰恰成为这场灾难的引爆点。太平真君七年春，太武帝亲征盖吴。其随从无意中发现在长安一所寺院中兵器，“大有弓矢矛盾”，导致太武帝猜疑寺院僧人与盖吴通谋，“帝怒日：此非沙门所用，当与盖吴通谋，规害人耳!”此事又一下子激起太武帝对往事的不满，太延五年，太武亲自攻打北凉都城姑臧时，就曾有三千名僧人帮助北凉抵抗北魏军队。因此，在魏军攻下姑臧城后，太武曾一度下令处死这三千僧人，幸亏道士寇谦之与太武帝之弟赤坚王的求情，太武帝饶这些僧人不死，但仍然将他们“虏掠散配徒役。”事实上，沙门僧侣有时也会犯统治者的大忌，在这次法难中，有两条被人忽略的史料。一是“有道人射杀虏三郎将斛浴真，佛狸大怒，悉毁浮图，杀到人将尽”。可见在当时的寺院里也的确存在着弓箭等武器，可能是用来武装僧人，护法护寺的，但已经对北魏军队的安全构成了实质性的威胁。二是“又为屈室，与贵室女私行淫乱”。这件事又深深刺痛了太武帝那根脆弱、敏感、病态的神经。我们知道鲜卑贵族既是统治民族，又是少数民族，而以汉民族居多的沙门僧侣竟然敢与北魏王室出家的后妃私通，这让太武帝感到蒙羞与怒不可遏，为了维护鲜卑贵族高贵的尊严、特权与血统的纯洁，太武帝自然会对汉族的沙门僧侣痛下杀手。至于有的学者说他灭佛扩大化、严厉化，未知是否属实。而恰在此时崔浩随行，又劝帝灭佛，太武帝遂下令诛杀全长安沙门，毁坏佛像，全面禁佛，史称“太武灭佛”。《魏书?释老志》载：
会盖吴反杏城，关中骚动，帝乃西伐，至于长安。先是，长安沙门种麦寺内，御驺牧马于麦中，帝人观马。沙门饮从官酒，从官入其便室，见大有弓矢矛盾，出以奏闻。帝怒日：此非沙门所用，当与盖吴通谋，规害人耳!命有司案诛一寺，阅其财产，大得酿酒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盖以万计。又为屈室，与贵室女私行淫乱。帝既忿沙门非法，浩时从行，因进其说。诏诛长安沙门，焚破佛像，敕留台下四方，令一依长安行事。
其后又诏日：彼沙门者，假西戎虚诞，妄生妖孽，非所以一齐政化，布淳德于天下也。自王公已下，有私养沙门者，皆送官曹，不得隐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过期不出，沙门身死，容止者诛一门。
自今以后，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铜人者，门诛。
有司宣告征镇诸军、刺史，诸有佛图形像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
从上述记载来看，灭佛锋芒直指时弊而非针对佛教本身，这也说明这一事件背后的确存在着偶然性因素，在外部具体事件的作用影响下，太武帝内在的精神问题暴露无遗，并铸成大错。事实上，到了太武帝晚年，矛盾缓和了，他也有悔意了。按照佛教的“因缘观”理论，佛教徒也原谅了太武帝的过失，昙曜五窟的开凿便是明证。另外，《续高僧传?昙曜传》也记有“至庚寅年，太武感致痢疾，方始开悟，兼有白足禅师来相启发，帝既心悔”。
历史喜欢开玩笑，有时候表现得很叛逆，并不按照社会的发展规律来。太武帝确实也是一个精神病者，他的疯癫精神疾病就如同一剂猛药让历史与他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使他成为中国佛教史上的第一个罪人，也开启了中国古代史上的“三武一宗”灭佛的第一次，也是过程最长；结果最严厉、最残酷、最血腥的一次法难。总之，太武帝灭佛是一件偶然的事件，归结为他疯癫精神疾病的暴发。当然这偶然的背后有其必然的因素，介于其亦超出本文所探讨的范围，故不再赘述。但从太武的性格、精神来分析这场灭佛事件，是合乎史实的，而且在我看来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