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与国之间的外交由精英层向草根延伸，这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在今天的世界触手可及。中国当然也不例外。对于成熟的国家外交而言，民间外交可以为官方的正式外交行为做很好的铺垫，民间的各种争辩和情绪表达可能给对方带来意想不到的牵制效果。随着中国官方外交透明度的增加，长期游离于外交领域的公众正在释放出巨大的热情。民众有能力成为一支让中国外交更有厚度，在外部压力下更有弹性的力量。
世界外交的“草根时代”
在外交层面上，草根的力量同样活跃空前……
2011年9月11日，是9?11十周年纪念日。美国牧师特里?琼斯宣布要在这一天焚烧《古兰经》。整个伊斯兰世界的敌对情绪急剧上升。美国政府高官被迫出面谴责该牧师，连驻阿富汗美军都公开表示担心，焚经行为将危及美军士兵的安全。
这是个体行为绑架国家外交的一起典型事例，但它不是孤例。2003年，一名泰国女星对吴哥窟进行错误描述，称其属于泰国领土，上千名柬埔寨学生怒烧金边的泰国使馆，泰国宣布召回驻柬大使，两国几乎要发生边界冲突。2005年，丹麦销量最大的报纸《日德兰邮报》刊出穆罕默德的漫画，北欧国家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骤然降至冰点。
随着互联网的出现，个体能量得到空前释放，个人言行以光速在全世界扩散。上述几例都是极端事例，但各国外交的主体由精英向草根位移，却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在世界史的塑造进程中，草根可能正占据着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中国，由于以往外交操作的透明度低，草根的参与程度非常有限。近年来每次发生涉外摩擦，几乎都是民间舆论打头阵，民间的反应先于官方表态。民间活跃力量的加入让中国外交行为变得丰富，有活力。但与此同时，平民外交的分散性和随意性，容易让外界产生误判，这是政府不得不面对的挑战。
民族主义绑架中国?
一段时间以来，外界习惯于用“浓烈的民族主义”来笼统地描述中国民间对外交事务的态度。很多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民间泛滥的民族主义情绪将把鹰派抬向高位。拿2011年的南海摩擦来说，“民族主义”成了外界谈论中国民间情绪的一个高频形容词。中国政府在南海问题上的态度，一度被认为处于“国外嫌硬，国内嫌软”的尴尬状态。“民族主义绑架中国外交”，是外界对中国民间舆论挥之不去的刻板印象之一。
围绕领土争端问题，亚洲社会，包括中国社会表现出民族主义情绪，这是事实，但并不是全景。中国的民间舆论并非像外界所说的，被民族主义席卷包裹。随着社会的多元化，对同一事件的社会意见正趋于多元，多重意见的合力结果是整体舆论变得比原来中和、理性。
比如今年1月初的刘恕恩事件。据韩媒报道，1月8日，中国公民刘恕恩向日本驻韩使馆投掷4枚燃烧弹，被警方拘捕。刘在微博上称，此举为了纪念他的外婆，“这位1925年生于平壤，成长于大邱，1986年逝世于上海的慰安妇”。刘同时宣称对2011年12月底日本靖国神社纵火案负责。他在微博上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日本侵华行为的刻骨仇恨，并认为国人对此事的冷漠将是“亡国倒计时”的开始。
微博上转引外电的消息迅速扩散。网友对此有各种各样的评论。很多人认为刘的做法是极端个案。尽管历史的阴影远未消散，整个东亚尚没有历史和解的空间，但是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正趋向于理性地铭记历史，用发展来赢取平等和尊重。对于有庞大人口的中国来说，普通人对于对外事务的看法有各种各样的差异，其中有主流思想，也有极端看法，很难用一两个词去形容。总体而言，社会正在形成一些共识，比如中国需要告别弱国心态，告别“受难者心态”，告别20世纪的历史悲情。
更有弹性和深度的民间外交
当然，民众不是外交家，对于外交的诸多议题并不专业，对于涉外事件的内情和背景也未必有充分了解。拿中国对外援助来说。每次新闻报出中国对外援助的消息，互联网上都会有一个疑问：有这些钱能拿去援助，为什么不能用于国内民生?
2011年，全球观察人士就一个问题进行了反复辩论――“中国会不会救欧洲”。在中国经济学者中间，应不应该买欧债同样是个炙手可热的话题。然而纵观大众舆论，尤其是网络舆论，民众的质问几乎是压倒性的：中国为什么不拿这些钱去改善国内民生?为啥非要去买国债?普通民众不了解外汇储备的性质，也谈不上辩论怎么让缺少充分辩论，整个社会对一些外交议题的主流看法显得模糊不清，这给是外界产生误判的原因之一。
这一情况的改善应该得到乐观估计。随着国家崛起，大国心态的生长，舆论会变得更加理性与包容。另一方面，中国意见领袖的成长，也驱动着中国社会寻求理性共识。
2011年末的“韩三篇”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韩寒在博客上连发三篇文章，《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并且梳理了自己的思想转变。中国版茉莉花革命会不会发生?中国要不要实行“一人一票”的民主制?这些是外界长期关注的中国话题。在很多观察家看来，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影界大量关注。在这些背景下，韩寒的自我反思对外界是一个很大的震动。
西方不少观察人士并不承认韩寒转变的实质意义，甚至认为韩寒将被一些“民主斗士”抛弃，他们一时间无法脱离“中国民主就是对抗政府”的陈旧思维。但无可否认，韩寒的变化在国内掀起了大范围的讨论，也让外界听到了更为复杂的声音。这对于民间外交的意义不言而喻。
随着中国重返世界舞台中心，中国民意的份量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尊重。2010年的谷歌事件，让外国政府和在华企业意识到真切厘清和把握中国民意的极端重要性，他们意识到对中国民意要做到不误读、不冲撞。中国人究外汇储备的收益最大化。这些问题在国内舆论场上被反复政治化，不断升高的质问已经触及政府决策的合法性。
这种情况跟国内舆论的现状一致。民众有参与的热情，但在一些问题上，互联网成了一言堂。网络舆论的意见未必代表主流社会的价值观，但网络上发出的声音往往最响，传播得也最快。很多时候，民间舆论内部缺少博弈，响整个世界的秩序和前景。外媒长期以来，选择性地呈现中国民间舆论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即犬儒主义垄断中国社会情绪。
2010年，《时代》杂志提名韩寒为年度人物候选人。在不长不短的推荐语中，《时代》杂志勾勒了一个叛逆、辍学的“中国文坛坏小子”形象。这种形象也是他们想要的，在过去10多年来，韩寒因他愤世嫉俗的批评，受到外竟是怎么想的，是他们与中国打交道时必须认真面对的问题。
对于中国民众而言，中国的民间声音在世界上是否真正具有号召力，不仅涉及中国对自身利益的直接维护，也决定了中国能否游刃有余地迎接外部的各种挑战。中国的民间舆论必须变得更加主动。一方面，民间外交要有自己的节奏，不能被别人牵着走；另一方面，民间舆论需要在更大程度上抛开情绪性的争论，变得更有弹性，更加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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